六四31年，纪念烛光熄灭时？专访澳门民联会区锦新、吴国昌

今晚，澳门议事亭前地荧荧不灭的六四烛光不再复见，集会改至室内及网上举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将在警方反对下进行，吉凶未卜。

4个月前，疫情冷却了香港持续近大半年的街头抗争，防止人群聚集的限聚令一直延长至今。6月1日，支联会收到警方发出的反对通知书，表示活动会增加参与者的感染风险，首度中断已举办超过30年的维园六四集会。

在澳门，事出更加突然。5月初，澳门市政署先批准、后驳回民主发展联委会（民联会）的六四图片展览场地申请。半个月后，警方以“集会不利政府防疫工作”为由，不准民联举办六四晚会。惟澳门经已连续40天没有新增个案，政府又从未颁布“限聚令”，市面更是如常。

狠招来得快，把吴国昌和区锦新杀个措手不及。同为62岁和民联会标竿的两人，伙拍超过30年，语速一快一慢，一同议事、搞活动。这些年来，当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仍然是最敏感的话题黑洞，港澳两地仍有谈论的自由。吴国昌形容，就算澳门纪念活动多多少少曾受到官方留难，但全面禁制却是首次；在旁的区锦新笑笑的搭上一句，“兵来将挡啦！”

每年举行烛光集会的议事亭前地，是澳门六四议题的最后一片记忆属地，吴国昌和区锦新过去守了三十年，在未来，二人笑言“做多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但再之后呢？年轻一代对六四事件的重新定性与情感脱轨，历史开始与新一代的遗忘作抗争，这片属地最终该由谁来守住？还能守到多久？

“救命、救国、救中华”

80年代，中国各大城市的思想启蒙浪潮涌动，澳门也有一群新兴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集结。吴国昌受朋友邀请，工余时间为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的《活流》杂志进行编采工作，认识了任教青洲小学的区锦新。

那是1988年。吴国昌当时是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经理，一直做下去的话，现在大概已经以高姿态退休享福，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条路。

当时决定香港前程的《中英联合声明》经已签订，回归前途谈判的镁光灯也开始打在澳门身上。另一边，1986年末于大陆爆发的学潮，也促使澳门的年青一代开始关注自身，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吴国昌和区锦新在内，20多个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每个月开始聚在一起，把炙手可热时事话题都拿出来讨论，组成论政团体“民主沙龙”。

“临近1989年的时候，发现事情有很大的转变，甚至好像有危机。”吴国昌回忆。八六学潮的发生，导致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中共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宣告开始，与当时学生要求国家自由民主变革的诉求相牴。紧张气氛一直积压，最终于1989年4月15日爆发。

胡耀邦去世，学运一触即发。一群来自东亚大学（澳门大学前身）的学生率先组成“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五四当天发起图片展览及签名运动，并举办游行声援。“民主沙龙”成员当晚即借用望厦牧民中心的场地，举办了第一次“五四反思夜”，讨论北京情势。

在信息流通困难的年代，仅通过口耳相传，竟也促成人潮如涌，数百人把中心都挤满了；来晚了的人就站在门口听，大家轮流自由发言。成员后来见市民反应不错，感到激励，顺势将“民主沙龙”改组成“声援中国学运联委会”（民联会前身），进一步发起活动声援。

5月20日凌晨，李鹏宣布戒严令。吴国昌早上赶至澳门电台录音，呼吁市民参加声援大游行。联委会成员在车的引擎盖铺上一张红布，写上“救命、救国、救中华”七字，停在大三巴前。当日九号风球高悬，狂风暴雨，吴国昌和区锦新与一众成员伞也没撑，就一手拿着横额出发，后来人群陆续加入，游行至中国新华社澳门分社。当时澳门总人口33万人，但这一天，最终近两万市民甫现街头。

之后每隔数日，便有一场声援游行。区锦新回忆，当时大家希望北京能在舆论压力下，对学生从善如流，“大家都系谂住（镇压）‘唔会挂、唔会挂’，”一直去到六四凌晨，北京响起密集的枪鸣声，人们才知道政府“真的下毒手”。

澳门人一下子涌了出来。天一亮，黑压压的20万人聚满大三巴，抗议当局武力镇压学生。顷时，澳门声援北京学运的气氛与行动达到了高潮——亲北京社团刊出严正声明，谴责中央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区代表马万祺、后来成为首任特首的何厚铧等人致电中央，促北京迅速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翌日，澳门所有报章均以黑色油墨印刷，密麻麻地记着当晚北京发生的事，当中《澳门日报》头版大标题为“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来最黑暗一天”。

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干部，将事件以“动乱”、“反革命暴乱”定性。此后，一波波的打压，在澳门接踵而来。

六四的澳门时刻

第一波“白色恐怖”，在曾经积极发声的亲北京社团中展开。

转瞬间，社团减少为北京镇压学生发声，显得低调、沉寂。在风暴眼中的吴国昌和区锦新知道、每个澳门人都知道——他们暗地里在归边。

“肯定知道的，澳门这么小。”吴国昌说。

接下来，轮到发声的喉舌。由6月12日开始，有关天安门的报导从各主流报章的头版中褪去，内文相应的篇幅开始减少，刊登的抗议声明越发少见。区锦新理解，澳门为立锥之地，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组织，大多与内地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没有很多的人像《文汇报》李子诵那样，‘开天窗’，然后你动我我就去办《当代》......这些重大利益他不舍得放弃，”区锦新形容报章因此噤声“很正常”。

（注：1989年5月21日，香港《文汇报》社论开天窗，刊出“痛心疾首”4 字，批评中国共产党宣布北京戒严，部署镇压学生；李子诵后被辞任社长，创办以促进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当代》杂志。）

不过，当时联委会渴求中国民主的情绪还是相当高涨，“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于6月15日成立，亮出“回应中国民主运动、推动澳门民主发展”的旗号，一边希望继续为伤亡学生讨公道，另一边开辟澳门民主的空间。

第二波的“白色恐怖”也就瞄准了他们。

同年7月1日，马万祺赴京出席人大会议。马受众人所望，认为他会向北京反映澳人忧虑。但他最终在会议上，表示同意“港澳同胞不完全了解整个事件的真实情况”的说法，又对北京所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

众人哗然，但澳门谈论六四事件的主调也一锤定音，社会间炽热的声援浪潮逐渐湮没。民联会及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不忿，连番要求马万祺出席会议解释，马万祺回拒。两个组织不停进攻，终引来了“关注”。8月底，东大学生小组组长聂国瑞遭人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小组也随即宣布解散。

10月1日清晨，区锦新在集会后被人用木棍袭击，头破血流。他意识到，事件是一个警告，也是因为东大学生关注组解散，让“他们”觉得这一招很有效。他们是谁？区锦新没有说明。学生受压退了下来，民联会成员仍坚持发声谴责，促请澳葡当局缉凶。

武力不屈，经济封锁随即而来。1990年5月，《澳门日报》刊出报导，称吴国昌已退出民联会，不再参与活动。吴国昌表示事件实为银行所安排，因为总经理室不愿意当面谈判，不想“做得太难睇”，但公司诚然已挑明来意，要他做出抉择，“如果跟着这条路真的离开了民联会，大家就安安乐乐啰。”

最后吴国昌主动向银行请辞。如今，当年的某些银行同事当上了立法会议员，报导采访的记者也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重提旧事，吴国昌看得豁然，“你可以说是一个批评也好，但其实是一个善意的安排，比一条路我行。”但他最终还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基于公义我是否要走这一条路呢？还是尤其是在家里人都支持的情况之下，要不要坚持一下呢？”

区锦新曾经也面临同样处境。六四后两年，在他经已任教十年半的小学，校长以一句“大家心知肚明”，拒绝续约；区锦新当时坚决直言不怕压力——“因为民主是我的信念，我相信中国仍有希望”。不过，民联会成员之后陆续四散，而吴区二人，则从此背起六四包袱，踏上政治舞台。

六四“嘉年华”

一踏便是20余年。吴国昌和区锦新相继成为立法会议员，每年持续以民联会名义举办“五四反思夜”、“八九民运图片资料展览”及“六四烛光晚会”。但在澳门，民主派的政治能量低下，回归之后政经又相对保守，市民为避免招致麻烦，对民主集会敬而远之。

回看过去三十年，参与澳门六四烛光晚会的人数一向寥落，只于300人左右浮沉，与香港动辄过万人的集会不可相较。近年民情较汹涌的可算是2014年5月，澳门政府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触发两万市民上街、7000名群众包围立法会，澳门人的六四热情也突然被重新唤起，那年晚会人数达至历年最高，有近3000人出席。

在吴国昌看来，参与人数大跃进是当年港澳台社运高涨催生的现象。他理解，当年网络传媒已兴起，年轻人在外界的信息往来间获得共感，而当社运的发展情况“去到高潮的时候”，“澳门这些关注公共事务、公共议题（的人）就出来了。”

区锦新认为，“反离补”运动同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澳门人一向（对政治议题）是觉得很无力的，但反离补能够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人出来之后，令到政府真的撤回法案，有些人觉得‘原来我出来是有用的’。”

“反离补”运动

在香港，去年的30周年维园烛光悼念集会也许能印证吴区的说法。2019年香港正值反修例风波之中，人们担忧草案一旦通过，港人将承受随时被移交回内地的风险，而宗教、言论等自由也面临被压；加上中国大陆近年人权状况转差，事件激起人们反弹。铭记当年中共残暴镇压的烛光晚会，成为港人坚守自由的注脚；当晚集会人数高达18万，创下5年来新高。

不料在澳门，民众的热情比想像中消退得更快。“反离补”过后的2015年，参与烛光晚会的人数急坠至500人。

“嘉年华式。”吴国昌冒出这个词，总结澳门社运的瓶颈，也直指澳门六四记忆面临的断层问题。

年轻一代的六四“重量”

2014年雨伞运动结束，香港年轻人开始对和平抗争方式感到失望，对中国体制内改革的希望亦因而破灭。

伞后数年，香港本土论述冒起，青年一代开始反问，既然“建设民主中国梦”难于登天，纪念带有“爱国”意味的六四事件似已不合时宜。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秘书袁德智曾指，新一代年轻人的身份认同是由反国教、雨伞运动等经历所建构，已非六四事件。

但在区锦新看来，将两地年轻人相比或许不尽公平，因为围绕着澳门年轻人的社会气氛截然不同，对六四情感消褪的原因更多出自于社会稳健的政经结构。

“澳门的大学本身历史较短、学生会自主性都比较低。在这个情况下，（校方）偶然松一松的时候，他们可能做多少少野。到大学方面不是很想他们动的时候，或者给一些暗示、明示叫他们不要搞这些事，他自不然就停手。”

区锦新举例，澳门三间主要大专院校：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及澳门旅游学院，每年均获政府拨发数以亿元计的公费营运，学校的政治态度自然要与政府保持一致。“当这个政府很强调爱国爱澳，这些政治观点就必然直接影响各间大学。”

这句“爱国爱澳”，实际执行上的敏感度或可从各校学生会体现出来。端传媒记者曾向上述三间大学学生会查询“今年会否举办纪念六四系列活动，及认为六四在澳门仍有否被纪念的价值”，均不获正面回复；当中澳门理工学院学生会理事长表示：“我们回复不到。”

端传媒翻查资料，发现2014年澳大学生会曾参与校外组织举办的“六四放映会”。其在社交媒体分享时写道：“若然我们不行动、不争取，真理和自由的味道，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尝到。”当届学生会的鲜明表态受到外界赞赏，有人言“很有学生代表的承担”；但后来，学生会曾受压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现任澳大学生会干事向端传媒表示，自当年开始，无论只是学生的猜想或是学生会的“传说”，但事实上确实没有任何以“民主派”自称的候选组别能成功当选。除此之外，在澳门微型社会环境下，“大家都好担心自己前途”，故面对敏感的政治议题，“同学们会害怕因为被认为‘搞事’而选择沉默。”

“过去很多人读大学是希望做公务员，所以当你入大学就自不然‘大家唔好搞咁多嘢啦！搞咁多嘢就肯定做不到了’。”大学生在大学不要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不要做一些别人不喜欢的事。”区锦新表示。

回归20年来，在校的学生小心翼翼不谈论时政议题，但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亦对社会运动冷感。

区锦新认为，在澳门“年轻人都是最大得益者”。按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数据显示，2017/2018学年澳门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的比率为89%；加上自赌权开放后，澳门经济跃飞，本地就业居民月入中位数已从1999年的4900元（澳门元，下同）升至2019年的20000元。当生存需求能好好满足，生活的条件也开始有序建立时，区锦新指出澳门年轻人没有很大的压力需要社会作出改变。

因素叠加，一种澳门式的“快乐抗争”应运而生——偶然出来“玩”一下；到要参与社会事件时，亦会选择投入到一些抗争性较少的事件当中。

“没有需要抗争，但嘉年华就可以参加。”在旁的吴国昌插进一句，大家哄堂而笑，笑中带出无奈。

层层建构的政治角力

但最无奈敌不过今年。

每年六四前一个月，民联会均会向政府借用公众场地，于各区摆放“八九民运图片资料展览”。十个地点、每个四天，紧密的一个巡回下来，时间上正好衔接第二天的六四烛光晚会。今年4月底，区锦新如常申请场地，但市政署先后以职能改动及疫情为由驳回批准。

区锦新力证自己多年来一直循规蹈矩：“我们30年来都是做足申请、每年都去申请，申请之后你（政府）批准、我们就摆，所以我们做足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什么理由会再找我们麻烦。”但直面市政署飘忽的决定，他也摸不着头脑。

回看覆函，市政署第一次撤销申请的理由是：场地审批准则作出修正，审视后认为申请“不符合”。区锦新驳斥，称市政署“修正”后的准则从未对外公开，加上市政署人员曾透过电话向其解释，图片展倾向于“政治性活动”，无权批准。

数日后，市政署再加以职能改动及展览不利防疫为由驳回异议。虽然，两名葡籍大律师先后批评当局决定的合法性，但吴区二人考虑到诉讼申请期或超出展览期限，决定不作上诉。有人批评传统反对派甘愿放弃权利，无法彰显公义。吴国昌则解释，他曾与法律界人士研究，发现政府“不断建构不批准的理由”，他强调，“是不断增建的、不是一下子的”。

由文件最初所述的“职权所限”，再到疫情缘故，当局的理由层层更迭，而法律人士推测当局的“终极手段”，是各展板中列出的一句“请参加六四烛光集会－6月4日晚上八时议事亭前地”——因展览宣传集会，间接呼吁市民“聚众”，与当局一直强调的防疫工作相牴，借此推翻上诉。

吴国昌解释，正是如此，当局经已准备好材料，“层层建构，作好准备在你司法上诉时将你打败。”

去年5月，吴区二人以及民主派议员苏嘉豪向立法会联合提交六四“表达心意动议”，要求尽快平反六四。有关动议后被时任立法会主席贺一诚拒绝，指出事件超出特区的自治范围，无权处理。

种种事件堆叠，意味回归20年来，六四议题无论在公共空间还是政治层面上，民间与政府角力的拉扯一直恒久存在，且不容挑战。

民主还会战胜归来？

六四改变了吴国昌和区锦新一生的生命轨迹，澳门的发展进程则收窄了六四在这城的生存空间。30年的时间已使一代人老去，历史的遗忘却开始加速。问到传承，吴国昌瞬即接过话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答得很清楚，我是尊重每一代人自己的历史感受。”

他们理解，每一代人有自己本身的历史感受，下一代亦然；二人明白历史的可贵与价值，但时代转折，始终遗憾的是，留在过去的历史与年青一代间的隙缝只会越拉越阔。现在的吴区明言，不再强求新一代与六四历史共鸣，而是盼望下一代依着自己时代的感受，去做他们觉得值得坚持的事。

不过吴国昌说，六四事件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历史经历，将所知道的真相带给下一代，由此至终是一种责任。所以30年来，议事亭前地的六四烛光风雨不改，参与人数的多寡，他们却毫不在意。

天安门事件过去31年，歌词传唱“会战胜归来”的民主，还没看得见影踪，却已变得难以辨识——人们所盼望的民主，到底是当年六四渴求的中国民主？抑或是年青一代所追求自决前程的民主？而在回应六四事件上，纪念活动的存在，最后真的能影响中国政局、平反六四吗？

区锦新给出否定的答案，但至今仍坚持认为，在整个世界关注六四事件的声音里头，澳门“不可以缺席”。

今年，政府以疫情为由禁止集会，谈起未来，吴区二人仍然乐观，说到集会受法律保障，来年只要按规定去申请，“它是阻不到我们的，我们不会做不到”。如果真的以后都做不到呢？“可以改形式嫁姐！我地印下图册、派下书仔”，目标都是一样——和遗忘作斗争。

“我不会觉得（当局）可以完全将这一个六四悼念活动完全消灭，这个没有可能。”区锦新说道。

漫长斗争中，韧性很重要

回到问题的根本，面对社团噤声、年轻人的情感断层，再加上集会自由面临收窄，澳门是否仍需要六四的存在？

“需要，当然需要啦！”区锦新不假思索，“正是因为澳门和香港是一国两制，所以才仍然能够悼念六四，这是在中国神州大陆做不到的事，这是体现一国两制。”

吴国昌也认同，更要著眼当下。港澳处于急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之中，一国两制究竟会变成怎么样？在哪一个阶段变成怎样？“我们是参与其中，我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访谈当日，民联会尙在等待警方对六四集会预告的回复。问及集会若然被拒，会否担忧日后谈论六四的自由从此收窄，吴国昌回答道：“我觉得我们面对现实，绝不担心，这个是现实来的；现实就要面对，担心有什么用？”

话毕。5月20日，警方即通知民联会集会将对澳门“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危害”，不准举办。这一次，二人准备好与当局对簿公堂，但不令人意外的，终审法院29日颁出32页判词，详以公共卫生为由驳回上诉。理据充分与否遂引发社会舆论，但无疑的是，在去年“反香港警暴集会”被拒之后，澳门当局再为具政治性质的集会自由打出重重一拳。

那么，香港呢？

人大高票通过“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全港风声鹤泪，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反问，日后若然高喊“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等六四口号，是否已属颠覆国家政权罪？

谈话间一直豁然的区锦新突然也不感到乐观，重复了很多次：“香港情况远远比澳门恶劣得多，而且情况肯定越来越恶劣。”

区锦新认为中央对港撕破面皮，对互相羁绊的条约不再尊重，直言为香港和香港人担心，但正如吴国昌所言，“现实就要面对”，“面对现实并非妥协，而是面对现实时，我们兵来将挡。”问区锦新，这队令香港高度自治急速下坠的“兵”究竟能如何的“挡”？

“老实讲，香港人比我们聪明，香港人亦都争取咗好多年。”区锦新认为自己无资格“指手划脚”，不过，30年来的经验却告诉他，韧性相当重要——

“争取民主是一个漫长的斗争，在过程中如何‘襟玩’（耐玩）是件很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