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金都》導演黃綺琳:人說我的主角性格很討厭,但那是生活

「我喜歡電影,無論裏面多麼殘酷,它都是美好的。」
《金都》導演黃綺琳。
金像獎 香港 影視 風物

黃綺琳17歲時,出版過一本小說。

那是一個愛情故事,男主角在中學校園遇到不同的女性,和她們發展出不同的戀愛關係。她中學看了很多流行小說,覺得喜歡文字創作的人應該要嘗試寫小說。有些不好意思地介紹完,黃綺琳說那本小說不太值得看。「那個故事太幼稚了!重點都很奇怪,比如誰和誰小休的時候沒有坐在一起之類的。」其中男女主角的名字她後來放進了《金都》,和多年前一樣,女主角也是叫張莉芳。

《金都》不只是張莉芳的故事,它有清晰易記的前設。金都商場在太子站的聯合廣場對面,整個商場的大部分商戶都以婚慶活動的各種服務營生。太子曾經並不是香港的一個正式地名,1975年修整地鐵線路時,港鐵開始以太子稱呼位於旺角北的這一站。黃綺琳巧用了太子站的英文名,將戲中男主角命名為 Edward,是她的「金都」,也是男主角的王子。可是,這不是一個王子公主的童話故事,甚至不是假扮王子公主的都市愛情故事。

張莉芳在婚紗舖工作,與婚禮攝影工作室的東家殷俊榮同居,工作、生活、戀愛均在這裏發生。電影從女主角莉芳的視角出發,講人與地糾纏不清的日常。她有一個控制慾強的男友,有幾位曾一起同住但現已關係尷尬的同學,有一個假結婚的內地丈夫,莉芳在這三者之間不斷尋找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金都》劇照。
《金都》劇照。

黃綺琳從小在聯合廣場長大,對面就是金都商場。人長大,文字創作與她日漸不可分割。久而久之,要寫一個關於金都的故事成為她日程表內很渴望做的事。還沒有想好情節之前,她就認定所要寫的這個故事必須在金都商場發生,「寫的時候我也在對面天天望着它寫。」

2017年3月,她開始動筆,8月31日就是「首部劇情片」計劃的截稿日。12月的時候,她收到通知,《金都》這個劇本入選了。

「首部劇情片」計劃自開辦以來,不少得獎作品都叫好叫座,不少年輕導演藉此獲得金馬與金像獎的肯定,票房也大收。《金都》的製作也因此順利完成,「無論是向演員講劇本,跟商戶協調拍攝,還是跟電影公司介紹的時候,提到『首部劇情片』,大家都有認知,也讓事情容易了起來。」

計畫提供的資金對電影製作來說並不多。此前成功的得獎電影大多都只能選擇在很有限的空間和人物上講故事,精打細算。《金都》同樣,「拍這部電影沒有人收足錢。」黃綺琳帶着歉意地說。

不少業內的前輩和演員希望幫新導演有好的起點,很樂意幫忙,黃綺琳很不好意思,「我也很有壓力,錢很少,因為這幾年是低潮,大家沒有計較,長遠來說這樣其實不健康。而且好像也很容易產生妥協,我有時候會想,大家收這麼少報酬,是不是有些地方不滿意也就算了,一想到我們劇組很窮,覺得不能太執著。」工作夥伴們反過來特別提醒她,不滿意的地方一定要講,這不是錢的事。拍攝時她最介意的部分,都堅持了下來。

在電影裏,張莉芳和福州的假結婚丈夫互動戲份很吃重。她甚至要去到福州,和對方交涉。黃綺琳原本想真的去福州拍這一段戲,預算不允許,她也沒申請到拍攝許可。最後只能轉往沙頭角。為求逼真,劇組製作了一條簡體字橫幅掛在路邊,黃綺琳大笑,「有一個字寫錯了,我們想了一些辦法遮起來,不能穿幫。」

「真的沒錢,除了在金都商場裏面拍攝,我們還要租其他景,男女主角的住處和巴士的戲支出都很貴,我們選的演員也都有知名度,加上妝髮,再友情價也不能太誇張,所以必須要用簡單的做法去完成它。電影本身就很貴,如果你是畫畫,大概沒人會要求你一定要用這樣的畫筆,這樣的畫布。」《金都》整個拍攝期用了17天。

《金都》電影劇照。
《金都》電影劇照。

「為電視劇寫劇本是一段很好的經歷,很能鍛鍊你對劇本的執行能力。很多沒有做過電視劇的創作者在執行劇本的時候可能會很異想天開,但很難做到,我對劇本的執行能力都得益於這段經歷。」

黃綺琳修讀電影,也打過不同的工,「我以前做過連鎖咖啡店的咖啡師,又做過電視台的PA,甚至還做過外事部聽電話的員工。」過去有一段時間,她做過各種拍攝工作。「有時候會幫電視台拍一些訓練用的短片,或者比較功能化的東西,但那個不算創作。只是很技巧化的東西,我覺得少了些什麼,還是想再做回創作。」在《金都》問世之前,她主要以寫劇本為生。

她幫其他導演寫過劇本,也寫電視劇和短片,還寫過音樂錄影帶腳本。她很偶爾才會拍自己的劇本,「我一直覺得自己比較擅長劇本,跨出這一步當導演事因為這個故事真的很想自己來拍,如果給我一個其它劇本,我可能未必想做導演。我想講故事的動力大於想做導演的動力。」

其他導演朋友與黃綺琳合作的時候,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改動,「他們會將我的劇本昇華也好,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也好,很難呈現我自己本來構思的畫面和我想要的情感。有的劇本我是真的想自己拍。」她打算接下來的工作也不是特別要做導演,只會導演自己特別想拍的戲,「給我的劇本,除非我很相信裏面的價值觀,相信裏面的人物,也讚同裏面的價值觀,否則我不懂怎麼拍。如果是一位編劇寫了劇本想要我去實現,我也並不適合,我並不是那種執行能力很強的導演啊。」

讀電影時,她選擇修讀製作,沒有選編劇,覺得編劇靠學是學不來的。拍完畢業作之後,她就想明白了,其實自己不是很喜歡做導演,「性格問題,我怕醜,很少可以和陌生人聊這麼久。除了這幾天工作之外,我也很不習慣集中在訪問和拍照上。」在現場的時候,她往往需要副導演幫忙執行,跟人溝通,「我很慢熱,不太適應面對陌生人,不適應交談。」電影入圍金馬獎之後,大家對她的關注令她感到受寵若驚,有些不習慣。

「我是一個喜歡躲起來寫東西的人。」

在生活中,她躲起來觀察,「我很喜歡聽人說話。」無論走到哪裏,她會試着聽旁邊的人在說什麼,「這是學習如何寫對白的好方法,因為我太喜歡對白了。」她樂意用對白去推演戲劇情節,遇到很長時間不說話的戲還會有些乏。「其實我們的生活大部分時間都是靠對話行進的。」

《金都》導演黃綺琳。
《金都》導演黃綺琳。

她明白編劇是一個常常妥協的位置,有時候很像《金都》中的莉芳,「她常常妥協,忍耐很多,但其實心底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我學習到的事情是,要很清楚表達你到底想要什麼,你妥協的地方是基於什麼理由要妥協。這個妥協底下除了你的方法,是不是還有其他方法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呢?」黃綺琳遇到限制時,會仔細解釋給對方聽,劇本裏這個地方為什麼很重要,去了解對方不喜歡這樣拍,或者覺得這樣不可行是什麼原因,「溝通之後我覺得很好,雖然出來的結果不是100%我想用的方法,可是那個核心不會變。」

面對監製和投資者,她坦承自己想拍的不是一部商業電影,也不是一部劇情比較濃縮的作品,「我不想拍一部很『正常』的戲,希望它誠實。」有前輩擔心她的電影不夠商業,也不夠藝術性。「大家的意見確實也沒錯。我確實希望做一部兩者中間的電影。」黃綺琳覺得無所謂,藝術是由人定義的,觀眾看一部戲其實並不是看它商業還是藝術。「不過對監製說那些話,我可能顯得太過誠實了。」

黃綺琳不斷提到誠實,那是她觀察生活,用文字和影像呈現生活的重點。莉芳的性格來自她生活中的細心觀察,男女主角爭吵之後男方走入客廳開始打電玩是她的真實經歷,她相信這樣反映生活是自己創作的重要指標。

「我喜歡電影的一點,無論裏面多麼殘酷,它都是美好的。」因為你知道它是假的,她這樣解釋。

莉芳在電影裏有兩位同學,曾經三人一起合住過,後來關係逐漸淡了。黃綺琳用細水長流式的觸感描寫三人的關係,雖然只是莉芳處理假結婚事件的小插曲,用的手法卻很漂亮,三人的關係合乎情理,又是意料之外。

「我是讀女校的,雖然並沒有要特意去講述性別議題。我只是將我看到的,比如我很多同學對性別的看法和傳統的方式不一樣,很多細節放進了這個故事裏面,邊界是開放的。大家對性別的看法會比很多香港電影對性別的闡述要廣闊,我也並不是要拍一部LGBT電影,不過電影裏的三個女生曾經住在一起,她們之間會發生什麼,我覺得這樣的呈現是 OK,應該真實呈現這些人物之間的關係和可能性。」

「有人看了劇本之後,對我說兩個主角的性格都很討人厭,但很多細節完全來自我的生活。」黃綺琳不喜歡寫一邊倒的人物,那些無死角無破綻,特別理想型的人物不是她想要創作的東西,「我想寫的是我們身邊的人,有的人不是不好,但你一想到她就會想到一些很明顯的缺點。」這大概也道出了《金都》讓人耳目一新的原因,黃綺琳並不按照電影製作的某些「公式」設計人物和橋段,她連繫人物和事件的方法都是反映一種真實,「我就是那種自我為中心的電影人,拍電影不是想教導什麼,也不是要改變什麼,無關什麼意義,就是反映我觀察到的生活。」

《金都》電影劇照。
《金都》電影劇照。

太子區的面貌在2019年夏天之後已經完全改變,於是我們談到拍《金都》時候的情緒,「電影拍攝期間,我有很崩潰的時候,覺得自己拍得不好,處理不到那樣的情緒。剛拍完的時候我有點賭氣,說自己再也不做導演了,你們以後需要劇本就找我,導演就算了。」但她說,拍完戲舒舒服服的時候,又開始計畫下一部電影的題材,「現在再看,裏面的很多場面可能沒法再拍到了。」

她和媽媽一起在大阪學日文,發現日文班上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她對於人口流動這個話題也很有興趣,「打算寫一個香港人移民去大阪的故事。不過只是很初步的構想。」

「但《金都》之後我有成長,能夠比較坦然地面對自己的缺點,面對自己不完美的作品。」拍畢業作品的時候,黃綺琳也和拍完《金都》一樣,很不好意思,覺得拍得很差,不想面對它。電影一旦拍完,作者就要學習如何與它共處,尤其是一個希望真實呈現感受和生活的作者。

黃綺琳講話微微有些停頓,「我拍電影的時候,爸爸身體不好。我是在醫院給他看的《金都》初剪。後來成品出來,他沒能看到。我去公立醫院感謝他的主治醫師,他的第一反應也是,我爸爸看不到這部電影了。」爸爸住院期間,不停跟醫生和護士說起《金都》的拍攝消息。

「《金都》為我保留了這個時空,我爸爸在拍攝期間有來探班。我覺得,那個瞬間,他還停留在其中。我們用鏡頭,用戲劇儲存了我們對生活,對感情的提煉。它好像一個時光膠囊,紀錄了一切。以後我要長期面對這部電影,我也是開心的,它保存了一部分的我。」

電影紀錄下了這一切。除了街景面貌改變公共的記憶,還有她個人的記憶。

「香港發生的事影響了創作人的命題,我們現在想表達的命題與之前我們想表達的命題,已經不一樣了。」現在黃綺琳想表達的會是迷茫,掙扎這樣的情緒,她說。

讀者評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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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希望香港電影絕處逢生。

  2. 她幫其他導演“謝”過劇本

    1. 感謝您的指正,錯字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