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太平洋島國：大國的角力破口與公衛風險

4月28日，全球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總病例數，剛剛突破三百萬例大關——從世界屋脊上的不丹，到平均海拔高度最低的馬爾地夫，從人均生產毛額最高的列支敦士登，到最低的南蘇丹，世界各國無論貧富，幾乎無一倖免。

在這樣的脈絡下，仍未出現病例的國家反而成了異數。細看名單，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幸運」的國家，都有某些共通點——它們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特別封閉（譬如北韓），就是在地理上格外閉鎖（比如賴索托、塔吉克這類內陸國），或者乾脆就是兩種特色兼備（比如土庫曼）。

然而若以區域論，今日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地區，能比太平洋地區更能稱得上「淨土」——今日尚未出現病例的16個國家裡，就有11個國家位於太平洋地區。

這個現象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這些太平洋地區的島國位置偏遠，本就經常被視為在全球化浪潮中「落隊」的國際成員。諸如紐埃（Niue）、諾魯（Nauru）、吐瓦魯（Tuvalu）、吉里巴斯（Kiribati）這些國家，都曾將「世界上最少外國人到訪的地方」當作觀光噱頭，把無奈的自嘲轉變成了獵奇的賣點。

即使是在疫情爆發之前，紐埃一週也只有兩個對外航班，而諾魯和吉里巴斯，則都各只有班次稀落的四條國際航線可以選擇——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封關措施本就不是太過艱難的決定，而封關對於經濟的衝擊，也不如多數國家來得大。除此之外，由於飲食習慣和物資來源單一，糖尿病、心血管等慢性疾病在太平洋地區也相當普遍，再加上醫療水準滯後，一旦爆發肺炎疫情，死亡率很可能會比其他地區來得高，因而增加了太平洋島國對外封關的誘因。

換言之，太平洋地區交通不便這個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劣勢，反倒在防疫時成了優勢，也讓這些島國做到了真正的「怡然遺世」、「與世隔絕」。

然而儘管太平洋地區在全球疫情中堪稱「最後一片淨土」，卻也在疫情當前之際，成了強權之間進行角力的新戰線。究竟，防疫議題是如何在太平洋地區拉出了新的輿論戰場呢？

巴布亞紐幾內亞：夾在太平洋島鏈之間大發利市的航空樞紐

2019年9月底，台灣與索羅門群島斷交後五天，我搭乘紐幾內亞航空（Air Niugini）在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下稱巴紐）首都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轉機，準備前往索羅門群島進行採訪。

班機在摩爾斯比港降落時，天還未亮。我跟著其他乘客魚貫走入空蕩蕩的航廈，在轉機櫃檯前排隊。航廈牆上到處都掛著中文燈箱廣告，除了中國建設銀行的藍色標誌之外，面向中國客人的房地產廣告也很醒目。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中人均生產毛額最低的成員國，才剛在中國的協助之下，於2018年風光主辦了亞太經合高峰會。

排在我前頭的是四個操北方口音的中國人，他們的目的地是位於西太平洋上的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我們是海洋科考團團員，昨天從北京出發，要去波納佩（Pohnpei，密克羅尼西亞聯邦最大島）和科考船會合。」原來科考團的研究員一般不隨船航行，而會直接飛抵目的地再行上船。

從地圖上看，北京到密克羅尼西亞更快更短的路線，其實應該是在關島轉機，來巴紐轉機反而繞了遠路。然而關島畢竟是美國屬地，中國人轉機必須申請美簽，「時間和金錢成本不說，還不一定簽得下來；從巴紐轉機，就沒有簽證問題。」

科學家對於簽證的抱怨，我在世界各地都聽過：不論是科考團或觀光客，中國人移動的路線，經常都是由各國簽證政策所「擠壓」出來的。

由於巴紐坐擁西太平洋地區的樞紐位置，國營的紐幾內亞航空公司又經過多年整頓，今日已經發展成為東亞、紐澳和西太平洋地區之間的航空樞紐——讓中國旅客傷腦筋的美國簽證，反倒讓巴紐航空大發利市。其中，中國－巴紐－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航線，便是因此獲得不少客源的例子，因為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雖然對中國護照免簽，卻沒有直航中國的定期航班，聯外交通也幾乎被美國聯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跳島航線」所壟斷。

事實上，簽證政策也反映出了一個事實：在傳統上被視為「澳洲後院」、「美澳紐勢力範圍」的西太平洋地區之中，巴紐就是對中國最為友善的國家之一。

候機時，我和一位丹麥觀光客聊了起來，他對於中國人在巴紐經濟中的地位，自有一套幽默的理論。「我完全不覺得有什麼好意外的。巴紐的貨幣叫什麼你知道嗎？基那（Kina）。我們丹麥語的『中國』，就是 Kina 這個字。」

還未進入建交蜜月期，便遇上肺炎疫情的索羅門群島

為期一週的採訪行程結束之後，我帶著幾位記者的名片、一共三十多個小時的訪談錄音，以及深了三個色階的膚色離開索羅門群島，但中索建交的餘波並沒有就此止歇。

索國總理蘇嘉瓦瑞接連開除了幾位「挺台」閣員的職位（他們都是在決定台索斷交的內閣會議中投下「棄權票」的閣員），試圖鞏固中索建交的決策，而反對中索建交的個別地方省份，則仍有反對聲浪方興未艾。

或許是為了降低索國人民對中國的疑慮，前來籌設大使館的中方代表團發表了聲明，指出中國將會接手2023年太平洋運動會（Pacific Games）在索國的主場館工程，並對台灣過去的捐款模式進行改革——在過去，台灣對索國的捐款一般都是直接撥入「選區發展基金」（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 CDF）的常態性年度預算之中，再由各選區議員自行分配運用，卻也因而成為議員貪腐的溫床，為人詬病已久。因此，中方宣布此後捐款將以「專案專用」的模式挹注，而不再經手各選區的議員，的確讓不少索國人民都感到耳目一新。

不過中方援助資金還未到位，索國政府便流出了幾份極具爭議的信件，導致索羅門群島舉國譁然。根據外流信件，索國財政部長庫瑪（Harry Kuma）曾在中索建交後的2019年11月底，和一位名為 Terry Wong 的中國商人通信，洽談一筆來自中國、源頭不明的貸款，總金額高達一千億美元，而居中牽線的 Terry Wong，則可以獲得 11% 的仲介費。

細看收件人欄，Terry Wong 在北京登記的地址為「6-201 Baoli Villadom Li Tang Road, Chang Ping District, Beijing」，可能即為北京市昌平區立湯路的「保利壟上」小區。根據網路資料，該小區是一個北美別墅風格的高檔社區，住戶據說皆為「企業高管、老總、演員，總體都是高素質人群」。

此外，Terry Wong 也在信件中提及自己在索羅門群島的全權代表——Stephan Wong。長期觀察澳洲與亞洲互動的學者韋傑夫（Geoff Wade）認為這名 Stephan Wong，很有可能就是索羅門群島木材公司「太平洋出口聯盟集團」（Pacific Export Alliance Group）的總經理。如果實情真為如此，這起事件似乎也再次證實了華人木商在中索兩國互動過程中的活躍角色。

信件引起輿論和反對黨撻伐之後，庫瑪連忙出面澄清，指出自己身為財政部長，職責本就是「勉力和潛在資金來源洽詢，並找出不致危害公共財政的資金來源」，而該貸款計畫，也早已在1月7日於債務管理諮議委員會（Debt 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評估之後遭到擱置，後來並未實現。

中國駐索國的外交人員則稱，中方並不清楚這筆貸款詳情，也不知道 Terry Wong 是誰，並認為整起貸款風波荒謬至極，「像索羅門這麼小的國家，接受如此巨額的貸款只會造成經濟災難而已。」雖然貸款計畫最後並未實現，但這份外流的信件，卻也的確加深了索國民眾對於中索建交可能帶來「債務陷阱」的威脅感。

貸款風波並不是唯一一起不利於中國形象的報導。3月18日，監督組織「透明索羅門群島」（Transparency Solomon Islands）的執行長莉蘿庫拉（Ruth Liloqula）指控，中國至今仍未履行對選區發展基金提供援助的承諾，並反對透過個別商人居中牽線、提供貸款的作法。

4月1日，索國政府則宣布中國政府將捐贈三十萬美元，提供索國政府用來購買檢驗肺炎所需的試劑盒，但指定試劑盒的供應商為中國華大基因。此外，中方也採購了125,000只醫療手套，預備送往索國。然而去年強烈反對中索建交的馬萊塔省省長蘇達尼（Daniel Suidani），卻引用歐洲國家不滿中國醫療器材品質的新聞，呼籲中央政府不應接受中方的援助，並和曾任國會議員的親中記者薩薩科（Alfred Sasako）隔空對罵。

有意思的是，蘇達尼和馬萊塔省對中國的敵意，雖然導致該省若干選區無法獲得中國資助的選區發展基金，但也的確為馬萊塔省爭取到了不少政治籌碼。2019年底，澳洲政府便繞過中央政府，直接啟動對馬萊塔省的大型港口計畫的援助計畫。此外，索國的中央政府也已將該港口旁的鮪魚罐頭工廠列為優先項目，並將新建道路和醫院——外界認為，這很可能便是中央政府在安撫蘇達尼的反抗情緒。

除了這些地緣政治上的角力之外，中國於一月爆發的肺炎疫情，也讓還未來得及進入蜜月期的中索關係，跟著蒙上了一層陰影。由於索羅門群島華人、華商人口眾多，反對黨在疫情爆發之後，也呼籲政府暫緩讓返鄉過年的華人、華商返回索國。

到了1月31日，索國政府決定禁止中國旅客入境，成為太平洋地區第四個對中國「封關」的國家，也連帶導致中國大使無法到任。這個舉動，在當時引起了中方的不滿和微詞。中方同時指出，「放寬旅行禁令符合索國利益，因為如果禁令持續下去，索國經濟將會受到嚴重影響。」

然而索國政府不但沒有改變政策，甚至還在3月22日擴大禁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索國。

曾在我去年採訪期間接待我的蘿拉，儘管經營的超市事業因為封關而在物流上受到了一些影響，卻依然非常贊成封關措施。「為什麼索羅門群島要緊守邊界呢？這是因為我們不可能像富裕的國家那樣實施封城措施。這裡很多人都沒什麼存款，萬一真的封城，人們根本沒錢可以囤積一個月、甚至是一週的伙食。很多窮人每天工作的所得，都得用來買隔天的食物，不可能不天天出門。」

島鏈上的地緣政治破口、傳染病進入的公衛破口？

現在回看，肺炎疫情的確讓索國人民對境內華人、以及和中國的邦交萌生了新的疑慮，但中索建交於去年為西太平洋地區撬開的地緣政治破口，是否真有在這波疫情之中，也成為傳染病得以進入的一道公衛破口呢？從數據來看，實情並非如此。

截至目前為止，索羅門群島依然沒有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病例，而索國所處的整個太平洋地區，即使算上疫情最嚴峻的澳洲和紐西蘭，也依然比歐美國家平緩許多。

但這並不代表「中國因素」和太平洋地區的疫情便毫無關係。事實上，該地區最早出現病例的澳洲，的確就是和中國往來最為頻繁、中國旅客入境人數最多的國家，而澳洲首起病例，也是來自中國的境外移入案例。

然而其他太平洋國家的第一起確診案例，則一直要到二月底之後才開始出現，而且也都和中國沒有直接關係。比如，紐西蘭的首例感染者，是在前往伊朗、印尼等地之後才確診，而接下來的確診案例，也幾乎都有歐美旅遊史；法屬玻里尼西亞（大溪地）的首起病例，來自法國本土；該地區最早對中國封關的巴紐，首起病例是一名義大利籍遊客；而在對中國護照免簽的斐濟，首起病例則是一名曾在紐西蘭和美國航線上服務過的斐濟航空空服員。

外界一般認為，這些和中國往來相對頻繁的太平洋國家，初期之所以能將病毒拒於門外，便是因為對中國果斷封關。就此而言，太平洋地區各國對中國旅客封關的時間點，似乎也和它們各自的簽證政策有關。

舉例來說，塞班島（北馬利安納群島）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對中國觀光客實行免簽政策的美國領地，而或許也正因如此，塞班島早在1月30日便果斷決定禁止中國旅客入境；相較之下，同為美國領地、就在塞班島附近的關島，則一直要到2月3日，才跟進對中國旅客發布聯邦禁令，箇中原因，很可能便是因為關島對中國旅客並沒有免簽政策，境內的中國籍旅客數也遠遠不如塞班。除了塞班之外，同樣在1月30日對中國旅客封關的還有巴紐，正好也是簽證政策對中國相對友善，有不少中國旅客進出、轉機的國家。

在疫情中升溫的中美、中澳角力和論述戰場

國際上在此次疫情中對太平洋地區的援助行動，也經常反映出中美澳之間不斷加劇的角力動態——尤其2019年中國先後和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建交，已經被一些評論家視為中國對美國的太平洋第二島鏈的一次重大突破。

傳統上自詡為南太區域霸主的澳洲，對中國伸入自家勢力範圍的戒心，則可以從一則花邊新聞中看出。

4月12日，一架澳洲軍機奉命執行任務，將援助物資運往在熱帶氣旋中受災嚴重的萬那杜。然而軍機準備降落萬那杜機場時，卻發現停機坪上已經停著一架中國籍飛機，於是在空中盤旋之後，便決定放棄降落、掉頭飛回澳洲。

事後澳洲軍方稱，軍機之所以決定掉頭，是因為中國包機的卸貨時程有些延誤，導致澳方軍機無法安全降落。中方則回應，該架中國包機當時正在執行任務，而機上運載的是對抗肺炎疫情的醫療物資，並未影響到其他航機的降落，而機場塔台也對澳洲軍機發出了降落許可。

除了雙方的發言人隔空回應之外，中共的英文版報紙《中國日報》亦針對該起事件刊登了一篇評論，明指澳洲不該將中澳兩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貿易、投資和援助行為視為零和遊戲，而太平洋國家之所以自願接受中國援助，也是因為澳洲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因此與其說是中國侵入了南太地區，不如說是南太國家向中國發出了求援的訊號。

事實上，萬那杜正是太平洋地區第一個承認中國在南海「九段線」主權主張的國家，也因此獲得過不少中國的援助資金。2018年，萬那杜亦和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的合作框架，而中國則承諾將在貿易、投資、漁業、觀光業和基礎設施上進一步對萬那杜提供協助。此外，萬那杜也對中國人開放投資移民計劃，以低廉門檻、和擁有129國免簽資格的萬那杜護照作為誘因。

不過《中國日報》的論調，也不禁令人想起索羅門記者薩薩科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曾經使用過的生動比喻：索羅門群島和其他太平洋島國就像「一顆漂在海上的椰子」，被西方人冷落無視，只能自生自滅。

這種「遭到西方冷落」的說法，澳洲人並非毫無知悉。2019年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與台灣斷交之後，澳洲新聞專題節目《60分鐘》便曾分別前往這兩個地方，以及巴紐當時正要進行獨立公投的布干維爾島（Bougainville Island）進行採訪。

在吉里巴斯，《60分鐘》的澳洲記者被政府人員跟蹤、軟禁，最後遭到遣返。在索羅門群島，他們前往於台索斷交前四天被中國中鐵買下的「金嶺礦坑」（Gold Ridge Mine），卻發現礦坑警衛早在半年前，就已經換上了中國保安穿的制服。在布干維爾，他們拜訪了曾在內戰中扮演關鍵因素的礦坑，討論萬一布干維爾真的獨立，是否也會投向中國懷抱，卻發現中國是目前唯一在當地完整提出基礎設施興建計畫的外資來源國。

《60分鐘》的報導，除了讓人看清台灣與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的斷交，幾乎是無可抵擋的狂瀾之外，也傳達出了幾個重點。

首先，《60分鐘》認為中國政府正在世界各地以提供貸款的方式，興建當地人「根本用不到」的基礎設施；一但借款國無法還債，便可能必須將中國援建的基礎設施使用權抵押給中國，作為補償——最廣為人知的案例，就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

透過這種方式，中國得以在外國領土上，巧妙地取得戰略據點和基礎設施的掌控權，而這種做法之所以能夠奏效，依靠的依然是基礎設施帶有的經濟價值和無害形象，以及「幫助經濟發展」這種論述能帶來的正當性。

順著這個邏輯談，對於中國而言，如何維持「中國模式」在經濟上的可行性、讓發展中國家相信中國人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是有用的，便會是一個必須維持的關鍵。就此而言，美國自從2018年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目的或許便不只是讓中國失去爭霸所需的力量，也是希望讓「中國模式」的經濟發展策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會在論述上失去吸引力——而這次疫情會為中國的論述帶來哪些影響，目前仍有待觀察。

事實上，報導中出現的「金嶺礦坑」，其實也就是太平洋地區均勢消長的一個很好的寫照：原本經營礦坑的澳洲人因為居民抗議、不堪虧損，於是用象徵性的一百塊澳幣將礦坑賤賣掉；現在礦坑輾轉落入了中國人的手中，澳洲人才開始緊張跳腳。

終究，西方國家必須體認到，正是因為這種被西方人「冷落」的感覺，和該地區原本就存在的「反西方」、「反殖民」情緒匯流，最後才會在太平洋地區衝撞出一個個破口，讓中國得以趁虛而入。

然而即便是和台灣仍有邦交的國家，也都能在這次疫情中見得到中國勢力的撬動。4月22日，在帛琉本地始終沒有確診記錄的情形下，柬埔寨的天際控股集團（Horizon Holding Co. Ltd.）透過一架瀾湄航空（Lanmei Airlines）的包機，對帛琉運送了四公噸的醫療設備，內容包括用來檢測冠狀病毒的聚合酶反應機、檢測試劑盒、呼吸器、醫療用口罩、眼罩和防護衣等。

這起由柬埔寨公司對帛琉的援助，乍看之下頗為突兀，然而若在網路上進行搜尋，似乎也不難發現某些端倪。成立於2018年的天際控股集團（公司網站目前無法進入，連結為網路封存頁面），在房地產、酒店管理、金融服務和國際貿易等領域都有涉足，而公司高層董事也都是中國籍。

至於瀾湄航空，則是一間中資的柬埔寨航空公司，曾在中國於2018年將帛琉定為「非法旅遊目的地」之前，經營過澳門至帛琉的定期航線。實際上，「瀾湄」一名，便是取自中國的「瀾滄江」和柬埔寨的「湄公河」，兩條河名字不同，但實為同一條河川的上下游，讓人有中柬一家的聯想。

由於台灣才剛在四月下旬爆發軍艦群聚感染事件，而該軍艦在爆發疫情之前，才剛執行完「敦睦行程」、從帛琉返國，因而引起帛琉當地民情一陣騷動。儘管帛琉當地目前仍未傳出疫情，但中資柬埔寨企業在這個時間點對帛琉捐贈援救物資，依然顯得十分耐人尋味。

對此，台灣立法委員王定宇接受端傳媒訪問表示，「中資企業捐贈這種事情，這在我們所有現存的邦交國裡，（中共）時時刻刻都在發動（類似的）金錢攻勢與政治攻勢。」王定宇透露，根據他向台灣外交部詢問的結果，台灣與帛琉的邦誼「是沒有問題的。」

帛琉與台灣在前幾年一度傳出斷交風聲，但當地台商曾信心滿滿地向端傳媒表示，「即便全世界都與台灣斷交、帛琉也會是最後一個」，確實被認為是台灣邦交國中情誼較為穩固的一個，因此天際控股集團對帛琉的援助，格外令人側目。

肺炎疫情爆發初期，有些評論曾認為，疫情將會重創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形象。

然而隨著歐美各國也相繼「淪陷」，中國亦加大了對各國的援助力道——在輿論戰場上，中國似乎扳回了一城，至今勝負尚未落定。在這一回合的地緣政治角力中，肺炎疫情究竟會成為中國的包袱還是助力，依然有待時間驗證，而於2019年因為台索斷交而均勢大變的太平洋地區，儘管是疫情中的「最後一片淨土」，卻也可能是接下來最值得關注的輿論戰場之一。

時間回到2019年9月底。當時我從索羅門群島返台，同樣是在紐幾內亞航空的班機上，又遇上了中國來的旅客。這次在島鏈破口上來回穿梭的不是科學家，而是五位漁工——確切來說，是一位船長、兩位大副、一位隨船廚師，以及一位機械動力人員。

座位緊挨著我的漁工李衛國（化名），在漁船上負責掌管動力設備。看我能用英語和空服員溝通，他從兜里拿出一張摺痕整齊的紙遞給我，上頭用英文印著他們的航班行程表，想請我幫他確認無誤。

他們的行程和科考團的科學家一樣，為了規避美簽，同樣繞了一大圈，只是方向顛倒了過來。李衛國一行人的啟程地是波納佩，先在巴紐轉機前往馬尼拉，接著再轉乘中國南方航空飛往廣州，最後才轉搭國內線前往大連。其他同行的漁工都是大連人，只有李衛國的老家在黑龍江的齊齊哈爾，飛到大連之後，他還得自己掏錢坐動車回家。

空服員送餐後，李衛國沒勁地扒了兩口便停手，於是我把自己餐盤上的義大利麵遞給了他。李衛國一邊收下義大利麵，一邊不好意思地笑說，「唉呀，我東北大米吃慣了，這個米飯我實在吃不下。」

西太平洋讓他無法習慣的除了米飯，還有悶熱黏膩的氣候。「我其實是提前解約，自己花機票錢回國的。」這次出海，李衛國在密克羅尼西亞的海面上只待了四個月，每天和另一位師傅輪班，一班長達六個小時，下了班就是鑽進被窩大睡。最近他感覺身體不堪負荷，決定跟著幾位已經約滿的船長、大副提前回國。

雖然嘴上說不能適應，但李衛國倒也不是第一次出海。2017年他透過同鄉介紹，就曾經從西印度洋上的塞昔爾（Seychelles）上過一艘台灣漁船，主要做大型鮪釣（亦即大型金槍魚海釣），「好多台灣老闆來大陸註冊漁船，聽說能領五、六百萬的油料補貼。」兩年的合同期間，他繞過好望角兩次，最西去過塞內加爾，最東邊則在韓國釜山登陸過。

「現在整個太平洋上，最多的就是我們中國漁船；上次在波納佩靠岸，都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中國。」

雖然上次苦撐待滿了兩年，但這次他上的是「玻璃底」的小船，一艘船只能載十六位漁工，航行起來特別顛簸，「我就感覺自己年紀大了，再幹不了這個。」再說，一個月九千人民幣的工資，雖然已經比他在國內的收入高出不少，但算上健康成本、離鄉背井的心理煎熬，還是讓他越來越覺不值。
說著說著，他拿出手機給我看他剛上大學的女兒。「再過幾年她參加工作，我也用不著這麼辛苦了。」

講起女兒，李衛國順道向我交代了他的身世。一九八九年高中還沒畢業，李衛國就透過親屬介紹進入國營單位，在齊齊哈爾龍江縣一個水泥廠當保安，然而水泥廠當時在改革開放的浪潮裡早已不堪虧損，最後在一九九五年結業，被迫下崗的李衛國只能轉行。

在朋友介紹之下，李衛國先是在山東菏澤一個飯館幫廚，後來又參加一個糕點培訓課程，因而得以在某個超市找到工作，一做就是六年，終於在菏澤買房，還認識了現在的老婆。

問他以後不上漁船了有何打算。「重操舊業吧，回老家開餐館，至少餓不死。」於是我聊起了自己在索羅門群島吃過的華人餐館，又提到索羅門群島已經滿街都是中國商店了。沒想到他聽了之後居然眼睛一亮。「是嘛？波納佩那兒也有幾家。如果以後真不上船，沒準兒我也去波納佩開餐館了。」

現在，不管李衛國是否真有打算在波納佩開餐館，疫情當前，恐怕他也得先將計畫緩一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