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索羅門群島和台灣斷交後,我們與當地華人再次「漫步唐人街」

自60年代起,一曲〈漫步唐人街〉(Walkabout Long Chinatown)便被稱為索羅門群島的「地下國歌」,長年以來,索國與各種「中國」的互動亦從未中斷過。自辛亥革命時期開始,來自廣州的工程師、原籍福清的華僑、逃離97的香港人,都在這富有傳統部落宗族色彩的小島上落地生根,也深深影響當地的政經結構,乃至間接改變了南太平洋的局勢。


荷尼亞拉大飯店裡,陳國強與政要和影視明星的合照。 圖 : 作者提供
荷尼亞拉大飯店裡,陳國強與政要和影視明星的合照。 圖 : 作者提供

飛機停妥之後並沒有連接空橋,所有乘客都必須走階梯離機;從停機坪步向航廈時,還能見到來接機的親友在航廈的頂樓平台上,正和剛下機的乘客興奮揮手。和其他南太平洋的島國不同,索羅門群島的觀光產業並不發達,從巴紐首都搭飛機過來的乘客不是西裝筆挺的商務客,就是從海外返鄉的索羅門人,觀光客的身影十分少見。

以一個人口有六十萬的島國來說,這個索羅門群島最大的國際機場航廈還是稍嫌簡陋了些:入境審查、行李轉盤、海關、迎客大廳,基本上都在同一個房間裡,只是由幾塊夾板隔開而已。

航廈裡最醒目的文字不是歡迎標語,而是「嚴禁攜帶任何動植物和食品入境」幾個大字,但在幾乎所有副食品和民生物資都必須從國外進口的索羅門群島,這句禁令卻顯得無比諷刺。我突然想起背包裡的台灣鳳梨酥和茶葉,擔心入不了境,於是主動和海關人員申報,沒想到對方只看了一眼,便一派輕鬆地揮了揮手,示意我通過。

蘿拉依約在航廈出口等我。她的樣貌完全沒變,還是十年前我在台灣大學認識的那個女孩,身邊卻多了兩個孩子。索羅門群島過去作為台灣的邦交國,每年都會遴選學生來台留學,並由台灣外交部或教育部提供全額獎學金,但多年以來,蘿拉仍是極少數能進入台大的索國學生之一。

從機場到市區的公路,正好也是索國最大島瓜達康納爾島唯一的一條主要公路。蘿拉在駕駛座上逐一向我介紹:這個是馬來西亞華人蓋的新樓盤、那個是台灣的農技團和大使館。不到二十分鐘的路程,就能把索國一切重要機關和大型建築細數覽畢。

索羅門群島中央醫院,亦為台灣駐索羅門群島衛生中心駐在地。

索羅門群島中央醫院,亦為台灣駐索羅門群島衛生中心駐在地。圖 : 作者提供

一路上,「依賴」是最常從她嘴裡吐出的字眼:車子行駛的公路是日本援建的,醫療中心是台灣人蓋的,興建國際會議廳的資金來源則是紐西蘭,「沒有外國人的幫助,我們根本什麼都做不了。」

蘿拉的父親來自索國的馬萊塔島,母親則是紐西蘭人,因此她的五官更像白人,但膚色卻是美拉尼西亞人的古銅色。離開台灣後,她又在紐西蘭念了一年的碩士課程,拿到學位之後才返回索國,在一個NGO裡負責青年培訓計畫。「這裡的教育水準低落,有能力的家庭都會將孩子送往國外,年輕人留在這裡幾乎沒有機會。政治人物也只顧著自己發財,不顧人民死活。」她的語氣實在太過淡然,聽不出有任何抱怨之意。

結婚之後,蘿拉決定回到家族經營的連鎖超市幫忙。他們家的超市聲譽頗佳,主要販賣澳洲貨,但中國貨的比例亦逐年提升,今年便從中國進口了二十個貨櫃的商品。她的母親為了採購,每年都得到廣州兩趟;懂中文的蘿拉理應要跟著過去幫忙翻譯,「但我實在不喜歡中國,又有小孩要照顧,到現在一次都沒去過。」

週六上午的市區道路非常繁忙,人們從島上各地湧入中央市場採買食材。我們困在車陣裡許久,不斷閃躲在路上竄動的人車,才找到空隙彎進市場邊的小巷裡,還沒駛到盡頭,海畔邊的一個鐵柵門便已緩緩開啟。

下車後,我逐漸明白蘿拉在數落自己的國家時,語氣為何能夠如此平淡——因為那些種種慘澹,都被擋在她小小的堡壘圍牆之外。蘿拉一家人的房子是一幢兩層樓的木屋,二樓的半戶外露台和屋頂茅草充滿熱帶風情,但內裝設備卻十分現代化,和圍牆外的市場、充滿遊手好閒的路人和扒手的街道形成了強烈對比。

蘿拉讓我住進一樓的客房,又將我介紹給家裡的三個傭人。索國的本地富商不多,經商成功的大部分都是馬萊塔人,蘿拉的家族便是一例。「馬島人比較勤奮精明,我家裡的傭人也都來自馬島。」

蘿拉的丈夫安東尼也來自馬島望族。安東尼的表哥里克・侯(Rick Hou)曾擔任索國總理,在這次外交風波中是支持台灣的政治人物。這個曾在台大領獎學金的女孩,和前總理有親戚關係、家裡經營索國最大的連鎖超市,且住在如此舒適的豪宅裡,令我有點驚奇。但仔細想想也不足為奇,在制度不完善、資訊不夠透明的發展中國家裡,能夠掌握獎學金門路的學生,通常不是家境頗為富裕,就是政商關係通達。

放下行李後,我在廚房找到了正在為孩子準備午餐的蘿拉。很自然地,我們的話題回到了她在台灣的留學生活。蘿拉對於台灣人的工作能力和勤奮程度,印象十分深刻,「一個台灣人的生產力可以抵得過四個索羅門人。我很想聘請台灣人來這裡工作,可惜就算我開出台灣平均薪資的雙倍價碼,大概也很少有台灣人會願意離鄉背井到這樣的國家來。」

談到外交轉向,蘿拉直白地說,台灣既沒有要在南太平洋地區進行爭霸,也沒有開發索國天然資源的意圖,「索羅門群島除了偶爾可以在聯合國大會上幫台灣舉手發言之外,對台灣來說實在沒有太多用處。」

但這並不代表她認為索國應該跟中國建交。相反地,她認為台灣曾經創造經濟奇蹟、歷經過民主化轉型,在人權、環保和醫療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端,是故台灣可以為同樣是小國的索羅門群島提供非常多寶貴的經驗。反之,索羅門群島和中國這樣的超級大國相比,量級相差實在太過懸殊,所謂的中國經驗對索國人來說根本難以借鑑。

「真要說索羅門群島對台灣能有什麼幫助的話,我倒覺得是我們給了台灣人一個空間,讓你們能夠思考,自己究竟希望擁有一個怎麼樣的國家。」蘿拉說,「我個人認為,中國或許會帶來不少資金,但在索國現有的貪腐結構和孱弱制度之下,我不認為這對現狀會是個明智的決定。」

2019年10月12日清晨,攤販在霍尼亞拉中央市場準備農產品。

2019年10月12日清晨,攤販在霍尼亞拉中央市場準備農產品。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漫步唐人街〉:索羅門群島的「地下國歌」

對於索羅門群島而言,無論選擇與兩岸哪一個政權建交,廣義的「中國」(China)早已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來自索羅門群島的歌手弗瑞德・馬耶多拉(Fred Maedola),曾於一九六〇年代唱紅了一首名為〈漫步唐人街〉(Walkabout Long Chinatown)的歌曲,在太平洋地區家喻戶曉。〈漫步唐人街〉後來被譽為索羅門的「地下國歌」,但外人總難理解,為何最能代表索羅門群島的一首歌曲,內容竟然和 China 有關。

那個在甜軟旋律之中,用索羅門皮欽語唱出的「唐人街」,指的就是荷尼亞拉市區邊上的華人社區;地圖上,唐人街的正式路名,還是粵語發音的「中華路」(Chung Wah Road)。〈漫步唐人街〉其實是首情歌,講述的是單身男性途經唐人街,前往中央醫院宿舍會面女護士的情景,而中央醫院其實也就是台灣駐索羅門衛生中心的現址。

放眼當今世界各個角落,中國城不足為奇,然而荷尼亞拉的唐人街,卻和一般刻板印象的中國城不太一樣:這裡中國城沒有牌樓、建築物難以看出中式特色,在街上走動的也幾乎都是本地人。索羅門群島的華人社群和唐人街一樣低調,以致於經常遭到學者的忽略,與汗樑充棟的美國華人、東南亞華人研究相比,「索羅門華人」在學術文獻中的身影,幾乎可說是接近一片空白。

今日索國境內的老華僑,可以上溯至索羅門群島成為英國領地的初期。雖然殖民政府起初並不歡迎華人移民,但從一九一〇年代開始,索羅門群島境內便開始出現零星華商,他們一般來自當時由德國統治、容許華人移民的拉堡爾(Rabaul,今日為巴紐領土)。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索羅門群島境內的華人社群已達一百八十人,其中多數都是廣東籍的四邑人,在香港和澳洲雪梨之間進行貿易,經商網路基本上就是大英帝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版圖。

二戰結束之後,華人社群持續掌控當地零售業,並在技術人員和管理階層中佔有重要地位,和統治索羅門群島的英國政府也維持良好關係。到了一九五〇年代,索羅門的華人社群約在三百人上下,其中許多人都已取得英國國籍,並受洗為基督徒。

一九六五年,華人成立了英屬索羅門群島華人總會,亦即今日「中華總會」的前身。老華僑社群的巔峰出現在一九七〇年代,當時華人人數多達近六百人,也早已融入當地社會。儘管索羅門本地社群對於老華僑在零售業和土地上的優勢有些微詞,但和華人的關係仍算融洽。在索羅門皮欽語之中,華人和亞裔人口皆被稱為「Waku」,最早即源自廣東移民的自稱——「華僑」(Wah Kiu)。

然而到了索羅門群島獨立前夕,許多華人擔心自己在英國統治期間的社經優勢無法維續,於是紛紛移民紐澳兩國。到了一九八六年,華人在人口普查之中只剩下三百多人。

荷尼亞拉大飯店。

荷尼亞拉大飯店。圖 : 作者提供

經營荷尼亞拉大飯店(Honiara Hotel)的陳國強(Sir Tommy Chan),便是少數留下來的老華僑之一。

我在飯店的游泳池畔找到陳國強時,他正在進行晨間的例行散步。今年已經七十六歲、見過英國女皇四次的他,照理說應該是全索國最見多識廣的華人,卻直說自己沒有興趣談歷史,只想向我介紹他最近搭建的溫室和蝴蝶棚,「索羅門群島於一九七八年獨立後,我的家人就都去了澳洲,但那裡太冷,我受不了」,陳國強說。

荷尼亞拉大飯店像一條龍一般,蟠踞在唐人街尾段的山坡上;這裡開張於一九六八年,是索羅門群島的老字號旅館,還擁有索羅門唯一一間正統法式餐廳。旅遊指南《寂寞星球》收錄了他經營的飯店和餐廳,卻無法苟同飯店裡隨處可見的大型熱帶魚、貝殼和人魚卡通灌模雕塑。

陳國強講的英語,帶有標準的英式口音,舉手投足都更像個英國的老紳士,然而他其實是索羅門群島的第二代華人,爸爸則是來自廣州的工程師,過去曾是索國最大的空調設備代理商。除了飯店事業,陳國強也擔任過國會議員和聯合民主黨(United Democratic Party)的黨魁。

政商關係通達的他,刻意在飯店的櫃檯和酒吧都放置了看板,上面全是他與政界名人和影視明星的合影,其中一張捐給英國皇室的支票影本特別顯眼。「我的人生哲學,就是廣結善緣莫樹敵(Make friends, no enemies)。」

從表面來看,陳國強和台灣的關係十分密切。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台灣人,兒子陳學仕(Laurie Chan)曾於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一四年期間擔任駐台大使,台灣大使館舉辦的餐會也不時會選在他的飯店舉辦。二〇〇九年重創台灣南部莫拉克風災過後,陳國強還發起募款大會,最後為台灣募得了六十萬索幣(約八萬美元)的善款。

陳國強是個業餘的藝術家,飯店裡風格奇異的灌泥雕塑,也都是他親手設計的。聽我從台灣來,他特地帶我繞去宴會廳看他畫的「八駒圖」。當年馬英九來訪索羅門,也在他的飯店吃過飯,「我特地畫了八匹馬,就是要等他蒞臨之後湊齊九匹馬,這樣就是馬英『九』了」,他對這個點子,似乎依然深感得意。

然而陳國強也是個極富爭議的人。二〇〇六年國會大選結束後,一位當時派駐在索國的澳洲財政官員香農(Mick Shannon),在自己的私人信件中提及陳國強為了拿到賭場執照,在選舉中對新任總理斯奈德・里尼(Snyder Rini)提供了競選經費。這封信件外流之後,不只在政壇引起軒然大波,還觸動了索國本地人對於華人資金(以及背後的中國和台灣資金)介入政治的敏感神經,最後引爆了幾乎讓唐人街群毀的暴動。

台海兩岸在外交上的競爭,對於老華僑來說並非壞事,左右逢源的大有人在,而陳國強便是其中之一。陳國強作為聯合民主黨主席,曾於二〇一六年揚言開除當時第三度擔任總理的蘇嘉瓦瑞的黨籍;一般認為,陳國強當時正在暗地推動索羅門群島和中國建交,而蘇嘉瓦瑞則被他視為絆腳石。

當天晚上,我應陳國強的邀請,再次回到荷尼亞拉大飯店參加他的家庭聚會。我抵達時,陳國強已經在和一位本地人交談;他介紹自己是總理辦公室的秘書,也是陳國強的老朋友。酒足飯飽之後,陳國強塞了一瓶紅酒給總理秘書,又拿了一瓶椰子油要送我;看我想要婉拒,他彎下腰來再次耳提面命,「廣結善緣莫樹敵。」

Wontok:「美拉尼西亞式社會主義」與當代世界體系

索國嚴重的貪腐現象,也是傳統社會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過渡時出現的問題。索羅門群島今日仍有類似於傳統宗族概念的「Wontok」體系,而「Wontok」裡的頭人本就有照顧族人的責任。

因為採訪行程忙碌,我一直沒有機會遇上蘿拉的丈夫安東尼。直到有天傍晚,蘿拉敲了敲我的房門,邀我和他們夫妻倆一起到日本人經營的門答那飯店(Mendana Hotel)參加家庭聚餐,我才終於有機會和安東尼聊聊。

坐在蘿拉家的第二輛SUV裡,我們的對話不時被他們小女兒的尖叫聲打斷。轉進飯店停車場時,蘿拉和我說:「這間飯店歷史很久,但設備一直維持得很好,台灣大使館也經常在此設宴款待華僑」,在索羅門群島,「設備維持得很好」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種盛讚。

當天雖然不是週末假日,但餐廳外已經排起了人龍;仔細一看,隊伍裡除了少數幾個本地家庭之外,幾乎都是亞洲和西方面孔——如果單論談吐和舉止,安東尼和蘿拉夫妻倆其實也更像澳洲人或紐西蘭人,而這也是索國本地菁英的典型樣貌。

我們坐定後,蘿拉用手肘輕碰了一下我,低聲告訴我餐廳中央和幾位中國商人同桌的,正是某位國會議員。在索羅門群島,政治人物和外國商人可以在公共場所餐敘,並不是什麼需要避嫌的事情。

雖然坐在餐廳裡就能聽到海浪聲,但自助餐盤裡供應的海鮮卻不怎麼新鮮,安東尼只動了幾口,便和我聊了起來。曾在澳洲留學的他,學的是電影製作,原本打算回來建立索國第一家電視台,卻因為二〇〇六年的暴亂而不得不中止計劃;直到今日,索國依然沒有自己的電視台。

幾年前,安東尼決定接手家族事業,現在專營酒精飲料的進口代理。和大部份華人商店相比,安東尼很驕傲自己做的是「正規生意」,不像華人會低報貨物價值,甚至直接塞錢給海關人員。「那些華人賣的威士忌就是比我的便宜,但我有繳稅,政府當然會站在我這邊,保護我的利益。」

索國嚴重的貪腐現象,也是傳統社會制度,向現代政治制度過渡時出現的問題。索羅門群島今日仍有類似於傳統宗族概念的「Wontok」體系,而「Wontok」裡的頭人本就有照顧族人的責任。安東尼說,「鄉下人帶著行李到首都來攀親帶故是很常見的事情,有些人一借住就是好幾年,有錢人甚至可能隨時都有十幾個人在家裡投靠」。

雖然索國獨立之後沿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民選出來的國會議員,卻經常被人們依據「Wontok」體系想像成傳統部落裡的頭人,因此買票貪污的行為,在很多人眼裡不過就是在「照顧族人」,天經地義,安東尼將族人的這種心態,稱為「美拉尼西亞式的社會主義」,在自給自足、物質並不豐腴的傳統社會裡,這種「社會主義」心態具有重要的社會調節功能,但在索羅門群島踏入「現代」生活、外來資本大舉壓境之後,這種心態卻會讓裙帶政治、貪腐問題與貧富差距變得更加嚴重而已。

這個現象並非任何一個國家的過錯,也並非與中國建交的鍋。在當今世界體系下,各式「外援」與小島當地社會之間的和扞格,要走出這個困境,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索羅門群島唐人街街景。

索羅門群島唐人街街景。圖 : 作者提供

從辛亥革命時期到「逃離97」的香港人

「你也要辦中國簽證啊?」站在櫃台後面的黃千偉(Shilling Wong),臉上堆滿笑容地用粵語問我。黃千偉是黃彪百貨商行(Wong Pew Store)的第二代傳人,也是索羅門老華僑的第二代;他的皮膚黝黑、五孔深邃,除了眼尾帶有華人面孔韻味之外,氣質舉止都與本地人無異,十分有親和力。

他除了已經擔任中華總會副會長多年,接手經營的黃彪商行,也一直都是索國人民申請中國簽證的代辦中心;有些華人不諳中文,他也會幫他們用漢字填寫申請表格,再寄到巴紐的中國大使館——不過隨著索羅門中國大使館即將落戶,黃千偉的代辦生意可能也要走入歷史。

因為白蟻蛀蝕嚴重,黃彪商行早在二〇〇〇年就經過改建,也是少數在二〇〇六年暴亂中倖存的建築物,「我跟本地人關係很好,好多朋友聽到唐人街發生暴亂,都主動趕來保護我。」時至今日,黃彪商行依然保留著「前店後家」的空間型態。

黃千偉對於中國並不陌生。上個世紀的海外華僑為了讓後代接受中文教育,經常選擇將孩子送回中國,黃千偉就曾在香港唸中學,和妻子也是在香港認識的。「我不喜歡香港,太擠了,走路都得這樣」,他一邊說著,一邊縮起身體,滿臉委屈。

黃彪商行賣的東西大部份都來自中國,幾乎什麼都能找到——連淘金用的淘盤都有。索國的金礦開採曾經非常蓬勃;就在台索斷交前夕,中國中鐵也才剛和索國政府簽了合約,預計將投入八億美元重啟澳洲公司留下的金嶺礦區(Gold Ridge Mine)。

黃千偉對於中索建交充滿期待,但對於經歷過暴亂的他而言,他最希望中國人帶來的既不是資金、也不是基礎建設,而是就業機會。「索羅門人一旦遊手好閒,就開始偷東西、搶劫。」相較之下,台灣的農技團和衛生中心能為當地人製造的就業機會就十分有限。

就索國老華僑的民心轉向而言,二〇〇六年唐人街發生的暴亂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當年台索雖有邦交,卻是中共政府撤僑最力,當地華僑都看在眼裡。「當年台灣大使館根本無能為力,連在農技團、醫療中心和大使館工作的台灣人都自身難保,反而是中國派出了專機撤僑。有些台灣漁船的人員當時也被中國接走,最後才轉赴台灣。」黃千偉回憶。

就意識形態而言,索羅門群島和西方國家一直較為親近,也因此老華僑過去對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更有好感。此外,台灣早期派出的外交官多半是外省籍,對於海外華僑也通常會懷抱更多情感。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台灣迎來本土化浪潮的高峰,對於海外華人的僑務政策也作出不少調整。二〇〇六年,台灣僑委會的官方英文名稱由「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uncils」(字面涵義為「海外華人事務委員會」),改為「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s」,目的除了是為了在海外和中國政府作出區隔,也是希望淡化台灣政府的「中國色彩」、擴展海外社群工作的定義。

在這個背景之下,兩岸的均勢持續傾斜: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讓華人的歸屬感有了新的攀附處,另一方面,中華民國的「台灣化」,也勢難避免將這些華僑往外推。

新華僑經營的商舖。

新華僑經營的商舖。圖 : 作者提供

想看兩岸政權在索羅門群島的角力,黃彪商行牆上的照片就是很好的縮影。

一九九八年,黃千偉在台灣總統府和李登輝合照;到了二〇〇七年,照片尺寸變得更大,背景也換成了北京的國務院,合影人物則是胡錦濤;最新的一張攝於二〇一三年,上頭寫著「全國政協副主席接見第九屆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中國那邊對我們十分優待,食宿全包了,不像台灣只提供住宿。最近巴紐的中國大使館和僑辦也才發出邀請,我下週還要去北京呢。」

黃千偉沒有騙我。十月九日,索國總理蘇嘉瓦瑞率團前往北京,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會晤,黃千偉的確就是代表團的成員。

再翻開代表團名單,十一名「商界代表」之中,除了三名國營企業和商貿協會代表是索羅門本地人之外,其餘八名都是華人,其中包括一名經營汽車零件進口的新華僑,一名大馬華人木商,一名華人漁業大亨,以及其他在索國經商許久的老華僑,而太平洋賭場的梁家大少,自然也沒有缺席。反對黨主席威爾(Mathew Wale)則抨擊,商界名單竟完全沒有本地公司代表,華商和中索建交之間的關聯昭然若揭。

和其他華僑一樣,黃千偉也向我推薦了唐人街裡的東方茶餐廳。東方茶餐廳外觀十分簡約,內裝卻頗為體面,氣氛也和福清人經營的「Kai Bar」非常不同。東方餐廳的周老闆是香港人,至今仍堅持手工打製石斑魚丸,在當地華人圈內頗為馳名。

「香港人本來就是因為逃難才到香港嘛,我當年也可以說是逃來這裡的。真的有個萬一,再逃就是了。」

雖然在香港出生,但周老闆其實是潮州人;之所以會來索羅門,還是多虧了英國人當年已屆西山的日不落帝國。時間回到一九九五年,回歸前夕的香港人心惶惶、工作難找,周老闆又剛和來自廣東恩平的妻子結婚。然而當時正值政權過渡期,港英政府收緊入籍政策,將大陸妻子接回香港的手續繁複,周老闆為了妻子的身份問題十分苦惱。

「正好我妹妹已經嫁來索羅門群島,她的老公就是索羅門的老華僑,也是我老婆的舅舅。有天我妹妹告訴我這裡屬於大英國協(Commonwealth of Nations),有英國「高專」(High Commission,亦即英國在大英國協國家設立的外交代表處,相當於大使館),申請英國BNO(英國海外國民)護照比較快,於是我就決定帶老婆過來生小孩了。」

雖然是為了英國護照而來,但周老闆一家人早已改拿索羅門護照,「畢竟BNO實在沒什麼用,而且就算換了索羅門護照,也還是可以繼續保有香港身分證」。

剛到索羅門群島時,周老闆先在華人的商店裡收銀,直到二〇一一年才終於開了東方餐廳。「我在香港本來就是廚師,開這家店可以說是重操舊業。」回憶開店初期,周老闆連連叫苦,因為當時從潮州請來的師傅不會炒廣東菜,也不會用港式的炒鑊。

「如果我在香港,也是繼續做廚師,說不定早就被淘汰了。九七前夕很多廚師都在往外跑,我不過是比較特別,跑到索羅門群島來而已。一九八八年有個朋友急著找廚師去台灣,還問我能不能明天就走,結果我身上沒有護照。如果我當時有護照,現在應該就在台灣了。」

周老闆的國語雖不流利,但已經比同年齡的香港人好很多,因為他年輕時愛聽台灣流行音樂,也時常北上旅遊。「我第一次去大陸是一九八五年,當時吃的飯都是黑的,帶一千塊港幣回去都用不完。我最遠還去過漠河的北極村!」

唐人街裡的舊建築。

唐人街裡的舊建築。圖 : 作者提供

如果說索羅門群島於一九七八年的正式獨立,引發了老華僑的第一次逃難潮,那麼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三年間的族裔衝突,則是讓索羅門華人族群結構出現了決定性的變化:已經所剩不多的老華僑,終於決定向外移民;而從福清來的新華僑,眼看局勢逐漸穩定下來,則是從中國拉了更多老鄉過來。時至今日,索羅門像他這樣能夠講廣東話的華人,反而已經越來越少。

談起索國的兩次動亂,周老闆的語氣稀鬆平淡。「香港人本來就是因為逃難才到香港嘛,我當年也可以說是逃來這裡的。真的有個萬一,再逃就是了。」

當時餐廳裡的電視機,正好在播放香港警民衝突的新聞。「我在香港還有家,在荃灣。上個月回香港,我家樓下就有催淚彈,坐在家裡都聞得到。」周老闆眼睛盯著電視螢幕裡的拉扯對峙,語氣依然平淡。

東方茶餐廳開業至今八年,座上賓不只有當地華人。大馬華人的馬來菜味道太重,不少嗜淡的東亞味蕾,都得靠他撫慰——台灣大使總會光顧,幾位日本外交官也稱讚他的魚丸好吃,還有些外派到索國的澳洲人或西方人,偶爾也會到東方茶餐廳換換口味。這或許也是周老闆淡定的原因之一:不論膚色認同,人總歸是要吃飯,食物也總是能夠跨越國界、聚攏各路人馬,身為廚師的他不愁生計。

「不管誰建交、誰斷交,明天我都會一樣開門。」周老闆說完,便向其他客人收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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