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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門群島發生「反對與台灣斷交」遊行後,我們飛去與當地人聊了聊

位居南太平洋群島戰略要衝的索羅門群島,在上月與台灣斷交,引發當地Malaita省揚言「宣布獨立」抗議。為何兩岸的外交競逐竟引起如此波瀾?當地華人如何成為索國關鍵因素,讓索不顧美、澳反對,也要與台斷交?


2019年10月12日清晨,攤主和購物者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中央市場。 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12日清晨,攤主和購物者在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中央市場。 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9月16日,索羅門群島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投票通過調整外交方向,中斷和台灣長達36年的邦交,轉向和中國建交。乍看之下,台索斷交只是台灣在金援角力之中再次落敗、又或只是中美兩強在國際版圖中的此消彼長,對於外交失利已經司空見慣的台灣人,或者憤慨地將矛頭指向中國政府,或者額手稱慶「不用再被邦交國當成提款機」。

然而仔細一看,這次斷交似乎不太一樣。斷交隔天,台灣駐索羅門大使館外舉行降旗,許多當地人自發前來致敬,甚至還有曾在台灣留學的本地醫生淚灑現場,依依不捨地和台灣外交官道別。此外,索羅門人在社群媒體上的聲音也幾乎一面倒地批評政府決策,馬萊塔省(Malaita Province,位於馬萊塔島,當地華人一般簡稱為「馬島」)甚至出現了反對斷交的示威遊行,揚言若中央政府不願和台灣恢復邦交,便要宣布獨立。

當然,除了對台灣眷戀不捨、對政府憤慨不平之外,有些索羅門人對於和中國建交也滿懷期待,然而這樣的人終究只是少數。為何索羅門人民如此反對與台灣斷交?為何外交上的決策,會在索國內部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和對立?帶著這些疑問,我在台索斷交三天之後出發前往索羅門群島。

荷尼亞拉市區的神聖十字教會。
荷尼亞拉市區的神聖十字教會。圖 : 作者提供

身為「國際孤兒」、國族認同至今未明的台灣人,少有機會可以在索羅門群島以外的異地感受到如此強烈的「存在感」。從機場到首都荷尼亞拉(Honiara)市區的一路上,先後會經過台灣的農技團、大使館、醫療中心,以及由台灣援建的體育場預定地。

即使已經斷交,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紅旗依然是首都市區最常見的外國旗幟。為當地人提供交通服務的小巴裡,廣播新聞節目也不斷播送著外交和政局動態,而台灣也經常是貫串其中的關鍵字。

或許是為了安慰我,當地人在知道我來自台灣之後的反應,通常不外乎「對不起」和「我們愛台灣」這兩句話,但更多時候,被他們拉著手不放的我,反而更覺得是自己在安慰他們。抵達索羅門隔天,我在神聖十字大教堂(Holy Cross Cathedral)參加禮拜,便接連遇上幾次這樣「相互安慰」的場景;其中一個信徒甚至激動地和我說,「我每天都在和上帝禱告,祈禱蘇嘉瓦瑞(Sogavare,索羅門群島現任總理)下台,和台灣恢復邦交,」說著說著,她的眼眶居然泛淚。

聽我問起為何希望索羅門群島和台灣維持邦交時,當地人的回答也經常和宗教有關。這類宗教論述版本各異,但共通點都是:「台灣在這裡做了很多事,我們身為虔誠的基督徒應該知恩圖報,不應該和台灣斷交。」

然而,光是宗教因素、台灣在農業和醫療上的付出以及民主制度,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索羅門人為何會對斷交抱持如此鮮明的反對態度。

的確,索羅門群島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基督徒,素以虔誠著稱,而基督教在索羅門群島的社會和政治場域中也經常扮演關鍵因素;蘇嘉瓦瑞之所以能夠四度回鍋擔任總理,除了因為過人的斡旋能力和人際網絡之外,他在安息日教派中的崇高地位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台索斷交之後,網路上流傳許多索羅門網民製作的迷因(Meme)圖,其中有些便引用聖經典故,將蘇嘉瓦瑞比喻為惡魔撒旦或背叛耶穌的猶大。索國當地的公民組織則於10月2日提出了公民請願,要求蘇嘉瓦瑞在七日之內下台,主要也是透過教會網絡來動員連署。此外,來自台灣的傳道者,和官方的農技團、醫療團等非營利組織,也共同為台灣在當地打造出了相對溫和而友善的形象,十分貼近當地人的日常生活。

索羅門的社會運動分子羅倫斯・馬基爾(Lawrence Makill)則認為,索國之所以應該和台灣維持邦交,是因為兩國面臨的國際處境非常類似,都希望擺脫強權掌控、獨立自主,並以民主的方式決定自己的未來。這種以「民主小國」為號召的「價值觀同盟」論述,在索羅門群島的民主派知識分子之中頗具代表性。

然而,光是宗教因素、台灣在農業和醫療上的付出以及民主制度,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索羅門人為何會對斷交抱持如此鮮明的反對態度。畢竟,台灣自1990年代以來便已將農技團和醫療團視為外交側翼,但其他邦交國在斷交後即使感激或緬懷台灣,反應卻往往不如索羅門人強烈。此外,知識分子的民主論述固然動聽,但在經濟發展滯後、政治環境混亂的索羅門社會中卻難免顯得離地。

實際在索羅門群島待上幾天後,我發現,與其問為何索羅門人反對和台灣斷交,倒不如問索羅門人為何如此反對和中國建交,而其中的關鍵之一,就藏在荷尼亞拉市區街道的日常風景之中。

 所羅門群島上掛有中華民國國旗的小巴。

所羅門群島上掛有中華民國國旗的小巴。圖 : 作者提供

索羅門群島的華人

緊挨海邊的中央市場,今日仍是荷尼亞拉人心目中的市中心,也是市區少數的「觀光景點」之一:在大型頂蓋下,當地人來此買賣漁獲和本地農產品,而稀疏的觀光客則在此流連凝視;在物資仰賴進口、物價奇高的索羅門群島,中央市場是少數可以低價取得地方食材的去處。

然而只要離開市場,再遲鈍的人都能發現,剛剛那個充滿在地風情的中央市場反倒是個「異數」,因為街道上絕大多數商店和餐館其實都由華人經營。這些店舖千篇一律:通風採光不甚理想,店門口也總有中年華人女性像網球比賽的裁判那樣,坐在高腳椅上環顧四周,既防範顧客偷竊,也監視本地員工收銀。稍稍走近,混合塑料、泡綿和紙箱的氣味便會撲鼻而來——那是全世界任何一個華人商店裡都有的獨特風味。

實際上,今日的索羅門群島不只是零售產業受華人掌控,甚至也有歷史悠久的華僑社群和唐人街。台索斷交後出現的相關新聞,或聚焦台灣對索羅門群島提供的援助,或探討索羅門群島在太平洋中的戰略位置,卻都忽略了當地的華人社群。然而若要理解台索關係的變化,以及當地人對於斷交的激烈反應,這些華人絕對是無法繞過的因素。

今日索羅門群島境內的華人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二戰之前便已在索羅門落腳的廣東籍移民,今日一般稱為「老華僑」;第二類是1980年代之後逐年遞增的中國移民,初期仍以廣東四邑人為主,近十年來則以福建福清人居多,通稱為「新華僑」;第三類同樣是從1980年代開始跟隨木材商陸續抵達的大馬華人,他們大多來自馬來西亞東部的沙勞越,祖籍則多為福州;最後一類才是台灣人,他們於1983年台索建交之後跟著各種援建計畫而來,後來又因為與當地人結婚或其他個人因素而留下定居,也有些是因為教授華語、或受跨國公司外派而零星前來,但台籍華人一直都是四類華人之中人數最少的。

華人在索羅門群島的經濟層面固然舉足輕重,但在人口統計數字上卻猶如幽靈一般飄忽不定,有時甚至沒有獨立選項,而和其他族群歸類在一起。箇中原因,除了和華人內部組成複雜、國籍不一有關,有時也是因為一部分華人總是來來去去,並沒有真正定居。

根據2009年的人口普查資料(索羅門群島每十年舉行一次人口普查),索羅門總數達515,870的人口之中,只有654人的族裔身份為「華人」(Chinese),還有672人被歸類為「其他族裔」之中,但我們無法確認馬來西亞籍的華人被歸類在哪個項目之中。

若從出生地來看,2009年索羅門境內有71人的出生地為香港、32人為日本,但出生於中國和台灣的人數卻未單獨列出,只被歸類在「亞洲其他地區」的576人之中,而從索羅門目前的人口概況來看,所謂的「亞洲其他地區」應該主要包括中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地(其中馬來西亞籍大多都是華人)。

由於老華僑一般都是廣東四邑人,早年離鄉出國多以香港為啟程地,加上二戰後中國鎖國,而香港和索羅門群島又同為英國屬地,因此索羅門舊華僑和香港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也因此才會在普查中將香港單獨列出;而中國有時仍未單獨成項的現象,則可以推斷是索羅門群島於獨立之後沿用殖民體系、遲未跟上現狀脈動的結果。

雖然2019年的普查資料尚未公布,但不論從入境訪客數據來看,或是從本地人的日常感受而言,目前居住在索羅門的華人人數和十年前相比,增長恐怕早有數倍。

翻出2015年的統計資料,當年抵達索羅門群島的訪客之中,有742人的「原居留地」為中國,而原本居留在「亞洲其他國家」的訪客則有2,426人(其中應有相當大的比例為馬來西亞華人);到了2018年,中國籍訪客已經成長到了1,284人,而「亞洲其他國籍」也成長至3,369人。由於索羅門群島觀光產業並不發達,僅有的觀光客多半來自紐澳地區,因此這些來自亞洲的「訪客」應有極大比例是因為經商或伐木而頻繁往來的華人。

索羅門群島唐人街。

索羅門群島唐人街。圖 : 作者提供

華人掌控經濟命脈:伐木業

今日華人掌控零售和伐木業的現象,其實不難理解。

索羅門群島民生工業孱弱,大部分日用品和主食以外的副食品都須由國外進口,然而本地人缺乏資本,早期往來的對象又以澳洲為主,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後,本地商店便幾乎無法與夾帶資本和原鄉商業連結而來的華人移民競爭。

至於大馬華人,則是仰仗多年來在馬來西亞經營木業的經驗,以及兼通華語、英語和馬來語的語言能力,一向就是不諳英語的台灣木商(以及後來的中國木商)和南洋木材產地之間的中介;自從馬來西亞於1980年代逐步限縮原木出口之後,許多大馬華人木商也開始將經營版圖,移轉至鄰近的巴布亞紐幾內亞(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陸譯巴布亞新幾內亞;下稱巴紐)和索羅門群島,導致索國的伐木產業落入大馬華人的掌控之中。

「我跟你保證,做木山的,絕對沒有人做得贏我們馬來西亞華人,」約翰得意說著這句話時,服務生正把我們點的「Kopi Ais」(冰咖啡)和「Teh C」(加糖和煉乳的茶)送上桌。

我是在「首都公園」(Capital Park)的大馬式咖啡店「阿羅哈」,遇上約翰和小英的。所謂的「首都公園」,其實是大馬華人在荷尼亞拉市郊新建的住商兩用樓盤,儘管目前只完工了一半,卻已逐漸成市,一些木商辦公室、中式餐廳和大馬咖啡店都已陸續進駐。在這裡,大馬特色十足的不只是活像從吉隆坡或檳城照搬而來的樓盤名稱,還有咖啡店擺在「五腳基」(台灣稱為騎樓,亦即建築沿街面的覆頂走廊,常見於華南和東南亞)的塑膠桌椅。

約翰和小英都來自馬來西亞沙勞越的詩巫(Sibu),祖籍也都是中國福州。約翰第一次來索羅門群島是在一九九四年,算是第一批在此落戶的大馬華人,一直都在推土機集團(Earthmovers Logging Company)工作,負責伐木機具的保養和維修。

小英則是2002年才跟著在馬來西亞木業界相當有名的常青集團(Rimbunan Hijau)而來,當時正值索國族裔衝突的尾聲,「一聽到老闆要我過來,我立刻就哭得跟什麼一樣啊。」小英現在做的是會計工作,平時都在荷尼亞拉的辦公室,只有發工資的時候才需要坐飛機到外島,親自將現金送上「木山」。後來小英在這裡和本地人結婚,小孩現在也在中華學校上學。

小英和約翰在索羅門群島的生活其實頗為閒適,幾乎每天下午都會到阿羅哈喝茶吃麵,日常的生活節奏和在故鄉無異,「你看這邊這麼多家馬來西亞咖啡店,就知道有多少大馬華人在這裡。」剛說完,約翰又轉頭過去用福州話和隔壁桌的同行閒談。

目前在索國營運的馬來西亞木商大約有四、五十家,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小英和約翰分別所屬的常青集團和推土機集團。索國政府目前允許出口的木種達五十多種,其中包括第倫桃(Dilinia)、番龍眼(Pometia)、阿摩楝(Amoora)、欖仁樹(Terminalia Calamansanai),這些木色暗紅的樹種尤其適合製成高檔的原木家具和地板,十分受中國家具廠商的歡迎。

儘管木材是索國今日最重要的出口貿易品項,但和周邊國家相比,索國的伐木產業起步其實相對較晚,一直要到1970年代獨立前夕,產量才有顯著增長。在此之前,於索羅門群島經營的木商皆為英國和澳洲公司,而且主要都在政府持有的林地中作業,規模不大,其中以列佛木業(Levers Pacific Timber Ltd)為最大宗,產量佔英屬索羅門群島木材產額的六到七成。

1978年索羅門群島獨立之後,希望擺脫西方強權控制的總理瑪瑪羅尼(Solomon Mamaloni)發動了一系列改革,不但將權力下放地方政府,也對外國木商開放位於傳統領域的私人林地。在這個背景之下,西方木商逐漸式微,列佛木業最後也於1986年因為林區居民抗議而撤出,導致木材出口的市場正式轉向亞洲。

事實上,最早進入索國的亞洲木材商是韓國人,而非馬來西亞華人。早在1980年代,韓國的大型木業伊光(Eagon)和現代木業(Hyundai Timber Company)便已進駐索國,出產的木材則主要銷往日本。

與此同時,原本作為木材出口大國的馬來西亞,則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逐步限縮木材出口,導致許多原本在馬來西亞掌控伐木產業的華人木商,不得不開始將目光轉向鄰近的巴紐和索羅門群島。到了1990年代,馬來西亞木商後來居上,很快便超越了韓國木商在索國的地位。

小英回憶,她剛到索國工作的前幾年裡,主要買家仍是日本客戶,「每天都要跟日本人說『阿里嘎多』,但我會的日語只有這句,其他都雞同鴨講;幸好2005年之後,客戶主要都是台灣買家和中國買家,我只要說華語就行了。」時至今日,索國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二大熱帶木材來源國,僅次於巴紐。

為了經商便利,早期不論韓國商人或馬來西亞華人都有低報出口價值、賄賂海關和公務員的習慣,改變了英國統治期間相對清廉的政治環境,而木商砍伐的範圍也逐漸擴散至全國各島,並開始延伸到私人土地之上,不再只限於政府林地。

今日索國對於林木砍伐的法規相對過時,權責機關也有多頭馬車的現象,比如原木出口許可和免稅證明由財政部負責開立,伐木投資許可卻得向外國投資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Board)申請,而伐木盈利的稅收,則由內陸歲入部(Division of Inland Revenue)徵收,為檯面下的利益交換提供更多曖昧空間。

就連瑪瑪羅尼也曾與大馬華人木商合作,成立了自己的伐木公司,並於1994年第四度擔任總理之後,進一步鬆綁伐木限制、提高免稅額度,因而被譏為「木商政府」;直到今日,許多政治人物的競選經費,也都仍來自馬來西亞華人木商的資助。久而久之,每當索國人民抱怨官員貪污腐敗時,華人木商也都會連帶成為矛頭所指的對象。

提到本地人對大馬華人木商的負面看法,約翰感到有些不平,「我們華人當然是來賺錢的,但也是在幫他們發展經濟。如果二十年前我們沒來,這些『土人』到現在都還住在茅草屋裡。」

2019年9月21日,所羅門群島外交大使Jeremiah Manele(左)以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毅發表聯合講話。

2019年9月21日,所羅門群島外交大使Jeremiah Manele(左)以及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毅發表聯合講話。 攝:Naohiko Hatta/Getty Images

索羅門群島「斷台友中」選擇的關鍵角色:華人木材商

「這裡的木頭都賣去中國,我們大馬華人又會華語,可以和中國官員、中國客戶溝通,關係本來就很密切,你不用想也知道,這些木商老闆對於中索建交的態度是什麼。」

由於巴紐治安敗壞,許多大馬木商老闆和員工寧願以索羅門為居住地,再搭飛機來往兩地,連帶推高了索國的房地產市場。有些木商看好房價後勢,認為中索建交後會迎來新一波熱錢,於是紛紛投入房產建設。這類由大馬華人興建的樓盤非常容易辨識——市區裡只要是帶有「五腳基」的新樓,十之八九都是馬來西亞人修建的。

以「首都公園」為例,這裡的二樓單位可兼作住商使用,不到一百平方米的空間卻要價380萬索幣(約50萬美元),而一樓店面的月租則高達18,000索幣(約2,300美元)。相較之下,本地人的法定最低時薪只有八索幣(約一美元),一般工薪階級的月薪也很少超過2,000索幣(約250美元),買得起這些新樓盤的,絕大多數都是外地人。

儘管木材出口對索國經濟非常重要,但這種產業模式卻潛藏不少問題。

首先,索國政府缺乏監督伐木所需的機制和資金,而索國獨立之後,原本屬於政府的土地又已逐漸依據傳統領域被歸還給各部族,政府卻沒有立法對土地使用進行規範,導致持有林地的所有權人或部族不斷將土地提供給外國木商使用,進而導致索國林地以驚人速度消失。

其次,由於索國政府並未強制規定伐木商必須與本地資本合資,加上索國工業水準滯後、配套基礎設施不足,若想在此成立木材加工廠,往往需要額外投資許多周邊設備,因此索國木材主要以原木為形式出口,極少在索羅門境內加工,可以帶來的就業機會和附加價值相對有限,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木商的「過客心態」。

除此之外,木商在索國一般都以繳納權利金的方式向地主承租砍伐權,而不像在巴紐經營的木商會以購買的方式取得林地所有權,因此也難有永續經營的誘因。

國際非政府組織「全球證人」(Global Witness)估計,索國境內的林區道路總長已達中國長江的兩倍,每年砍伐的原木數量,則是「可持續」伐木量的19倍之多;如果索國政府沒有提出因應措施,索羅門群島的林地很可能會在2036年之前被砍伐殆盡。

然而林地消失的速度並未放緩:2015年,索國出口的木材總值高達22億3600萬索羅門幣(約2.8億美元);到了2018年,這個數字卻已經來到33億索羅門幣(約4.3億美元),在短短三年之內便成長了百分之五十。

除了前景堪慮之外,伐木業也已經為索國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木商養成了本地人依靠權利金暴富、不事生產的習慣,酗酒問題也時有所聞。最常被外界提及的,則是單親兒童問題──有些外來的木商員工會和當地女子生下孩子,卻在木商撤出之後跟著一走了之。

「其實我們賺的都是辛苦錢。為什麼我們做得贏澳洲人?因為那些白人老闆進木山是要享受的,宿舍要空調,還要網球場和游泳池。我們華人不用這些,」彷彿為了證明木業不如外人想像的風光,約翰繼續算給我聽:木商的營收必須上繳百分之二十的稅金給政府,地主則分得百分之十五的權利金,如果再加上其他規費,各種租稅成本就佔了營收的百分之四十,「常常還會有人跑來,說自己和木山地主是同個『Wontok』,伸手就是要錢,有夠莫名其妙。」

尤其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中國家具生產商今年已經失去不少美國訂單,連帶導致中國市場對原木需求放緩,幾乎每個木商都在哀嘆,中國最大的木材進口門戶張家港,今年碼頭上已經堆積了不知多少木頭賣不掉。

約翰指出,由於索國林區規模較小,都是未經砍伐的處女林、樹種較雜,出口時無法讓買家指定購買「單一木種」,也因此往往只有需求量夠大、任何木種都能消化的市場才能一口吃下,而這也正是索國木材出口非常仰賴中國市場的原因之一。

今日索國對中國的依賴,以及木商在中索關係中的關鍵角色,也可以在貿易數據之中略窺一二。翻開2018年索國的貿易收支帳,木材正是索羅門群島最大宗的出口品項,佔出口總額達七至八成,而且八成都銷往中國。如果不分貿易品項,中國也是索羅門群島最重要的出口貿易夥伴,佔索國整體出口總值近七成,是索國第二大的貿易夥伴義大利的九倍之多。由此看來,索羅門群島與中國這個最大的貿易夥伴竟然沒有邦交,反倒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現任總理蘇嘉瓦瑞就任之後,隨即便於2019年6月以「木業考察團」的名義派出參訪團前往中國,團隊中除了森林部長之外,還有礦業部長和幾名木商老闆,傳言正是中國木商透過大馬華人居中牽線,在在顯示出政府官員和華人木商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華人木商在中索建交幕後可能扮演的角色。

「這裡的木頭都賣去中國,我們大馬華人又會華語,可以和中國官員、中國客戶溝通,關係本來就很密切,你不用想也知道,這些木商老闆對於中索建交的態度是什麼。」約翰用吸管喝完最後一口咖啡,準備起身離去。我趕忙追問:馬來西亞華人木商難道不擔心中資帶來的競爭嗎?

「我們這些等出糧的(出糧即發薪之意,意指領薪水的員工),沒什麼好擔心的。再說,中國木商早就已經開始進駐,還不是得仰賴我們這些大馬華人擔任管理階層?畢竟技術、經驗都掌握在我們手裡——就算只用挖溝機,我們都能把樹弄倒。其實不只木商,很多中資企業早就在巴紐耕耘許久,想把生產設備就近搬來也是輕而易舉,其他國家根本沒得比,擔心也沒有用。」

所有人都認為索羅門群島的森林資源很快就要枯竭,之後還待得下去嗎?等馬來西亞華人走掉之後,像「首都公園」這樣的新樓盤,還會有人要嗎?為了接小孩放學而先離開的小英,大概有更多的家庭羈絆能讓他留步,還是王老五的約翰倒是聳了聳肩。「不知道。我們是為了木山而來的,哪裡有木山,我們就哪裡去。」

2019年10月12日,一個人走過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中央市場。

2019年10月12日,一個人走過所羅門群島霍尼亞拉中央市場。攝:Lisa Maree Williams/Getty Images

在時代變革之中,有些新華僑除了來此賺錢,著眼的也是在索國定居十年之後便可以申請入籍的政策,然而他們卻不見得有融入本地社群、學習索羅門皮欽語的意願,行為舉止也和老華僑相去甚遠。

今日的索羅門人不只能大致分辨老華僑、新華僑、大馬華人和台灣人,也清楚知道中國和台灣之間的差別。這些差別,起初體現於在索國活動的中國人和台灣人身上:扣除外交人員、農業和醫療技術人員,長期住在索國的台灣人不超過20人,而且只有少數經商,既沒有像其他華人那樣買下市區大片土地,在索國土地上和人心中留下的痕跡,也不如大馬華人木商那樣顯著。

真要說的話,台灣在索羅門群島較具規模的經濟活動僅有遠洋漁業。然而漁船大部分時間都在海上作業,岸上只需要少量人力和小規模據點提供漁船補給,對索羅門人在日常觀感上造成的威脅較少,而且台灣漁船雇用的也多是外籍漁工。除此之外,中國近年來在其他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債務陷阱」傳聞,也在索羅門人民心中強化了中國對索羅門土地、森林、礦藏蠶食鯨吞的形象。

索羅門人對中國資本的戒慎,台灣方面也顯然知情——曾在斷交前夕奔赴索國「挽救邦交」的台灣外交部次長徐斯儉,在斷交之後對索羅門人民發表的談話裡,便直白地要索羅門人對「中國可能帶來的債務陷阱」提高警覺,呼應的正是索羅門人民的擔憂。

畢竟,索羅門人民對中國的排拒並非憑空想像,而是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切身體驗。然而除了複雜的華人群體之外,和外交決策、社會輿論交纏在一起的,還有索羅門群島的歷史問題和政治環境。

從空中俯瞰荷尼亞拉機場。

從空中俯瞰荷尼亞拉機場。圖 : 作者提供

索國內部爭議:殖民時期遺留的土地問題

傳聞當年歐洲人初抵索羅門群島時,曾在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索國最大島,當地華人一般簡稱為「瓜島」)某個河口撿到金塊,不禁驚嘆這個南太小島就像「聖經裡所羅門王的王國一樣富庶」,索羅門群島由此得名。

然而西方人早期在此經營不多,只將索羅門群島視為捕鯨船補給糧食飲水的中繼站,以及斐濟、澳洲熱帶栽培業的勞動力來源。直到1893年,索羅門群島才正式被英國納為領地。英國統治期間,殖民政府透過佔有「無主地」、不平等貿易等方式,取得了索羅門群島的大量土地,也種下了土地爭議的惡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索羅門群島首次捲入強權爭霸的衝突之中,成為美日兩國激戰的前線。然而除了加入海岸守望隊的島民之外,大部分索羅門人對於美軍和日軍之間的廝殺只是漠然旁觀。

二戰結束之後,英國政府持續在瓜島發展熱帶栽培業,並頒布了《索羅門群島閒置土地規定》(Solomon Islands Wasteland Regulation),讓使用土地的人可以在現代產權的概念之下,以「開發」之名取得「無主地」的使用權,導致大量土地流入栽培業業主和商人手中,並吸引勞動力從其他島嶼(尤其是人口稠密的馬島)遷往瓜島尋找工作機會。素以勤奮著稱的馬島人,很快就佔據了瓜島上的大部分土地,從而引起瓜島原住民的不滿情緒。

索國獨立之後,原本由政府控制的土地則依據「傳統領域」原則,陸續被歸還給各個部族的原住民,並將傳統上充滿彈性的土地所有權概念,寫進成文法典之中,逐漸固化為父系繼承的原則。然而這種作法非但沒有辦法解決土地問題,反而使得更多土地落入私人或部族手中,並以極低廉的價格租給外國木商和礦業公司。

就建國歷史而言,索國仍是個年輕的國家,國土又由許多島嶼組成,文化和語言十分多樣,因此人民的國家認同仍不穩固。在今日的索羅門社會之中,各島的地域認同以及所屬部族的血緣認同,都仍比跨地域的國族認同還要重要。

此外,索國今日沿用了英國的西敏制議會體制(Westminster system),理論上由國會最大黨組閣執政。然而索國的政黨政治相對薄弱、黨數眾多,不論是哪個政黨,都難以取得國會多數,因此經常必須以協商的方式聯合組閣,加劇了政治酬庸的現象。且由於競選人數過多,各選區當選的國會議員得票率往往不高,以協商產生的內閣,也難有執政正當性,稍有醜聞便能引起動蕩,輕則在國內發動不信任投票,重則引起民眾抗議。這種政治制度內蘊的不穩,形塑了今日的索國政壇。

上述種種,都加劇了馬島人和瓜島人之間的對立,最後於1998年到2003年間爆發為大規模的族裔衝突。這場衝突後來成為索國當代歷史的轉捩點,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索國人民的精神層面,也讓土地問題持續成為索國社會中的爭議根源;馬島居民在台索斷交之後,發動遊行聲援台灣、甚至要求獨立的現象,其實也與他們和瓜島之間的緊張關係高度相關,對於他們而言,斷交形同「馬島決定」結果,恩怨一齊湧上,造就了台灣新聞看見的「索國人民聲援台灣、不願斷交」畫面。

在經濟中佔有一席之地、「有土斯有財」的華人,當然沒有自外於索國的土地爭議。2006年國會選舉結束後,新任首相遭對手指控收受華人資金,爭議快速演變成為大規模暴動,最後導致唐人街半數以上房屋遭到燒毀;而當時在政治指控背後隱隱醞釀反華情緒的,也是華人在經濟和土地上對本地人造成的威脅感。由於華人對於暴亂的記憶猶新,台索斷交的訊息一出,索羅門中華總會也在華人的微信群組裡散布訊息,提醒華人提高警覺。一名經常和馬島人頻繁接觸的台灣人則告訴我,馬島甚至出現了針對新華僑的「排華情緒」,導致「一些大陸人必須佯裝成台灣人,才能避免遭到攻擊或驅逐」。

所羅門群島的市場。

所羅門群島的市場。攝:Prisma Bildagentur/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親西方?反西方?索國的後殖民難題

索國轉向中國建交,除了有經濟上的誘因,其實也可以看作索國長期以來在「親西方/反西方」這個議題框架之中拉鋸的延伸

這起外交轉向背後的另一個因素,則和索國於獨立之後依然帶有「後殖民色彩」的政治語境有關。如果說台灣人的主流政治課題是「統獨之爭」,那麼索羅門群島的政壇則有「親西方與反西方」的二元對立現象,而所謂的「反西方」,多數時候針對的就是南太區域霸主澳洲。

索國獨立初期在政壇活躍長達二十多年的瑪瑪羅尼(Solomon Mamaloni),便是因為反西方立場鮮明,而不受國際援助機構青睞,因此只能藉由對亞洲企業開放天然資源來獲取利益,也造成了今日索國產業受亞洲企業和華商掌控的現象。

然而知情人士也直指,索國目前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其實絕大多數都沒有明確的核心價值或立場,只要用錢就能收買;現任總理蘇嘉瓦瑞,反倒是其中唯一的例外,也是少數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只不過蘇嘉瓦瑞一直以來追求的,都是擺脫西方強權(尤其是澳洲)的支配與干預,因此也早就有和中國建交的意圖。

尤其族裔衝突期間,以澳洲為首的大洋洲各國為了恢復索國秩序,曾對索國派遣「索羅門群島區域援助團」(Regional Assistance Mission to Solomon Islands, RAMSI),進駐索國長達十年之久,而蘇嘉瓦瑞當時便曾多次批評援助團,指控澳洲以維和為由、對索國行干預介入之實,嚴重破壞了索國的主權和獨立。

一些支持和中國建交的索國知識份子,也把中國看作對抗西方強權的領頭羊。有天下午,我在《島嶼太陽報》(Island Sun)的辦公室裡,和立場親中的資深記者薩薩科(Alfred Sasako)會面。曾在哈佛大學留學的他英語流利、談吐風雅,語氣卻滿是對西方勢力的不滿情緒,「西方人只把我們當作『漂在海上的椰子』。但中國人不一樣,他們有明確的區域發展計畫,還會提供資金興建基礎設施,卻沒有控制我們的意圖。」

由此來看,索國轉向中國建交,除了有經濟上的誘因,其實也可以看作索國長期以來在「親西方/反西方」這個議題框架之中拉鋸的延伸,而中國則被視為索國反抗西方、維持自主的強勁後盾。

於是,索羅門群島社會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現象:政治人物為了擺脫西方勢力而轉向中國,人民卻每天目睹華人對土地和經濟的掌控,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巨大的貧富差距。

華人長期以來掌控地方產業、影響政局的強勢形象,都形塑了索國人民對中國的想像;許多索國的華商社群和政治人物,也都是和中索建交的潛在受益者。這些動態,都鑲嵌在索國貪腐不穩的政治制度、仍未穩固的國族認同,以及極為敏感的土地爭議之中,並在這次的外交風波之中展露無遺。

一位熟悉台灣外交運作前線的人士則指出,台灣這次在外交危機之中的操作方式,的確也有值得檢討之處。斷交前夕,台灣大使館曾在索羅門報章媒體上刊登「內閣挺台十五人名單」,「反倒讓北京知道應該對哪些議員行賄,方便各個擊破」。另一位長期觀察索羅門政局的人士則分析,台索在這個時間點斷交,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一方面台灣總統大選將屆、中美衝突持續升溫,另一方面親中、反西方的蘇嘉瓦瑞也剛好上台執政。

除此之外,台灣對索國的援助也一直都存在很大的爭議,因為大部分的捐款都不是專案式的撥款,而是常態性地編入「選區發展基金」(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 RCDF)之中,直接分發給50個國會議員,由他們自行決定如何在選區裡分配運用。

「然而大部分議員拿到預算之後,只會把錢放到自己的口袋裡,很少會真的將錢用在自己的選區裡。最可惡的是,這些議員拿了錢不投入地方建設,有時還會回過頭來怪台灣沒有幫助索羅門發展基礎設施。」這名熟稔外交事務的人士表示。

事實上,索國人民對於「選區發展基金」被議員中飽私囊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而 澳洲學者伍德(Terence Wood)的研究 也顯示,索羅門選民對於「選區發展基金」使用方式的滿意程度,和國會議員的得票率本就沒有太大關聯,而且可能只有和議員關係較好的選民能夠真正獲益。這種對台灣捐款的詬病,在這次外交風波之中,也成為某些索國政治人物支持外交轉向的理由——然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索國政治制度沒有改善、貪腐風氣依舊,現存的問題在中索建交之後只會變得更加嚴重。

綜觀而言,不論是舊華僑或新華僑,華人長期以來掌控地方產業、影響政局的強勢形象,都形塑了索國人民對中國的想像,而中國政府在外交角力之中,也經常把這些背景各異的華人群體視為政治疏通和資金挹注的管道。除此之外,許多索國的華商社群和政治人物,也都是和中索建交的潛在受益者。這些動態,都鑲嵌在索國貪腐不穩的政治制度、仍未穩固的國族認同,以及極為敏感的土地爭議之中,並在這次的外交風波之中展露無遺。

在聖經裡,所羅門王是世上最明智的國王,而以他為名的索羅門群島,今日則再次捲入了太平洋兩岸強權的交鋒之中。究竟,深陷貪污腐敗、夾在區域霸主之間的這個島國,能不能迎來他們的所羅門王呢?

(應受訪者意願,小英、約翰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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