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太平洋岛国：大国的角力破口与公卫风险

4月28日，全球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总病例数，刚刚突破三百万例大关——从世界屋脊上的不丹，到平均海拔高度最低的马尔地夫，从人均生产毛额最高的列支敦斯登，到最低的南苏丹，世界各国无论贫富，几乎无一幸免。

在这样的脉络下，仍未出现病例的国家反而成了异数。细看名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幸运”的国家，都有某些共通点——它们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特别封闭（譬如北韩），就是在地理上格外闭锁（比如赖索托、塔吉克斯坦这类内陆国），或者干脆就是两种特色兼备（比如土库曼斯坦）。

然而若以区域论，今日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比太平洋地区更能称得上“净土”——今日尚未出现病例的16个国家里，就有11个国家位于太平洋地区。

这个现象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这些太平洋地区的岛国位置偏远，本就经常被视为在全球化浪潮中“落队”的国际成员。诸如纽埃（Niue）、瑙鲁（Nauru）、吐瓦鲁（Tuvalu）、基里巴斯（Kiribati）这些国家，都曾将“世界上最少外国人到访的地方”当作观光噱头，把无奈的自嘲转变成了猎奇的卖点。

即使是在疫情爆发之前，纽埃一周也只有两个对外航班，而诺鲁和基里巴斯，则都各只有班次稀落的四条国际航线可以选择——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封关措施本就不是太过艰难的决定，而封关对于经济的冲击，也不如多数国家来得大。除此之外，由于饮食习惯和物资来源单一，糖尿病、心血管等慢性疾病在太平洋地区也相当普遍，再加上医疗水准滞后，一旦爆发肺炎疫情，死亡率很可能会比其他地区来得高，因而增加了太平洋岛国对外封关的诱因。

换言之，太平洋地区交通不便这个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反倒在防疫时成了优势，也让这些岛国做到了真正的“怡然遗世”、“与世隔绝”。

然而尽管太平洋地区在全球疫情中堪称“最后一片净土”，却也在疫情当前之际，成了强权之间进行角力的新战线。究竟，防疫议题是如何在太平洋地区拉出了新的舆论战场呢？

巴布亚纽几内亚：夹在太平洋岛链之间大发利市的航空枢纽

2019年9月底，台湾与所罗门群岛断交后五天，我搭乘纽几内航空（Air Niugini）在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下称巴新）首都摩尔斯比港（Port Moresby）转机，准备前往所罗门群岛进行采访。

班机在摩尔斯比港降落时，天还未亮。我跟着其他乘客鱼贯走入空荡荡的航厦，在转机柜台前排队。航厦墙上到处都挂着中文灯箱广告，除了中国建设银行的蓝色标志之外，面向中国客人的房地产广告也很醒目。这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人均生产毛额最低的成员国，才刚在中国的协助之下，于2018年风光主办了亚太经合高峰会。

排在我前头的是四个操北方口音的中国人，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西太平洋上的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我们是海洋科考团团员，昨天从北京出发，要去波纳佩（Pohnpei，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最大岛）和科考船会合。”原来科考团的研究员一般不随船航行，而会直接飞抵目的地再行上船。

从地图上看，北京到密克罗尼西亚更快更短的路线，其实应该是在关岛转机，来巴新转机反而绕了远路。然而关岛毕竟是美国属地，中国人转机必须申请美签，“时间和金钱成本不说，还不一定签得下来；从巴新转机，就没有签证问题。”

科学家对于签证的抱怨，我在世界各地都听过：不论是科考团或观光客，中国人移动的路线，经常都是由各国签证政策所“挤压”出来的。

由于巴新坐拥西太平洋地区的枢纽位置，国营的纽几内航空公司又经过多年整顿，今日已经发展成为东亚、纽澳和西太平洋地区之间的航空枢纽——让中国旅客伤脑筋的美国签证，反倒让巴新的国营航空大发利市。其中，中国－巴新－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航线，便是因此获得不少客源的例子，因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虽然对中国护照免签，却没有直航中国的定期航班，联外交通也几乎被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的“跳岛航线”所垄断。

事实上，签证政策也反映出了一个事实：在传统上被视为“澳洲后院”、“美澳纽势力范围”的西太平洋地区之中，巴新就是对中国最为友善的国家之一。

候机时，我和一位丹麦观光客聊了起来，他对于中国人在巴新经济中的地位，自有一套幽默的理论。“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好意外的。巴新的货币叫什么你知道吗？基那（Kina）。我们丹麦语的『中国』，就是 Kina 这个字。”

还未进入建交蜜月期，便遇上肺炎疫情的所罗门群岛

为期一周的采访行程结束之后，我带着几位记者的名片、一共三十多个小时的访谈录音，以及深了三个色阶的肤色离开所罗门群岛，但中所建交的余波并没有就此止歇。

所国总理苏嘉瓦瑞接连开除了几位“挺台”阁员的职位（他们都是在决定台所断交的内阁会议中投下“弃权票”的阁员），试图巩固中所建交的决策，而反对中所建交的个别地方省份，则仍有反对声浪方兴未艾。

或许是为了降低所国人民对中国的疑虑，前来筹设大使馆的中方代表团发表了声明，指出中国将会接手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Pacific Games）在所国的主场馆工程，并对台湾过去的捐款模式进行改革——在过去，台湾对所国的捐款一般都是直接拨入“选区发展基金”（Constituency Development Fund, CDF）的常态性年度预算之中，再由各选区议员自行分配运用，却也因而成为议员贪腐的温床，为人诟病已久。因此，中方宣布此后捐款将以“专案专用”的模式挹注，而不再经手各选区的议员，的确让不少所国人民都感到耳目一新。

不过中方援助资金还未到位，所国政府便流出了几份极具争议的信件，导致所罗门群岛举国哗然。根据外流信件，所国财政部长库玛（Harry Kuma）曾在中所建交后的2019年11月底，和一位名为 Terry Wong 的中国商人通信，洽谈一笔来自中国、源头不明的贷款，总金额高达一千亿美元，而居中牵线的 Terry Wong，则可以获得 11% 的仲介费。

细看收件人栏，Terry Wong 在北京登记的地址为“6-201 Baoli Villadom Li Tang Road, Chang Ping District, Beijing”，可能即为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的“保利垄上”小区。根据网路资料，该小区是一个北美别墅风格的高档社区，住户据说皆为“企业高管、老总、演员，总体都是高素质人群”。

此外，Terry Wong 也在信件中提及自己在所罗门群岛的全权代表——Stephan Wong。长期观察澳洲与亚洲互动的学者韦杰夫（Geoff Wade）认为这名 Stephan Wong，很有可能就是所罗门群岛木材公司“太平洋出口联盟集团”（Pacific Export Alliance Group）的总经理。如果实情真为如此，这起事件似乎也再次证实了华人木商在中所两国互动过程中的活跃角色。

信件引起舆论和反对党挞伐之后，库玛连忙出面澄清，指出自己身为财政部长，职责本就是“勉力和潜在资金来源洽询，并找出不致危害公共财政的资金来源”，而该贷款计划，也早已在1月7日于债务管理谘议委员会（Debt Management Advisory Committee）评估之后遭到搁置，后来并未实现。

中国驻所国的外交人员则称，中方并不清楚这笔贷款详情，也不知道 Terry Wong 是谁，并认为整起贷款风波荒谬至极，“像所罗门这么小的国家，接受如此巨额的贷款只会造成经济灾难而已。”虽然贷款计划最后并未实现，但这份外流的信件，却也的确加深了所国民众对于中所建交可能带来“债务陷阱”的威胁感。

贷款风波并不是唯一一起不利于中国形象的报导。3月18日，监督组织“透明所罗门群岛”（Transparency Solomon Islands）的执行长莉萝库拉（Ruth Liloqula）指控，中国至今仍未履行对选区发展基金提供援助的承诺，并反对透过个别商人居中牵线、提供贷款的作法。

4月1日，所国政府则宣布中国政府将捐赠三十万美元，提供所国政府用来购买检验肺炎所需的试剂盒，但指定试剂盒的供应商为中国的华大基因。此外，中方也采购了125,000只医疗手套，预备送往所国。然而去年强烈反对中所建交的马莱塔省省长苏达尼（Daniel Suidani），却引用欧洲国家不满中国医疗器材品质的新闻，呼吁中央政府不应接受中方的援助，并和曾任国会议员的亲中记者萨萨科（Alfred Sasako）隔空对骂。

有意思的是，苏达尼和马莱塔省对中国的敌意，虽然导致该省若干选区无法获得中国资助的选区发展基金，但也的确为马莱塔省争取到了不少政治筹码。2019年底，澳洲政府便绕过中央政府，直接启动对马莱塔省的大型港口计划的援助计划。此外，所国的中央政府也已将该港口旁的鲔鱼罐头工厂列为优先项目，并将新建道路和医院——外界认为，这很可能便是中央政府在安抚苏达尼的反抗情绪。

除了这些地缘政治上的角力之外，中国于一月爆发的肺炎疫情，也让还未来得及进入蜜月期的中所关系，跟着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所罗门群岛华人、华商人口众多，反对党在疫情爆发之后，也呼吁政府暂缓让返乡过年的华人、华商返回所国。

到了1月31日，所国政府决定禁止中国旅客入境，成为太平洋地区第四个对中国“封关”的国家，也连带导致中国大使无法到任。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和微词。中方同时指出，“放宽旅行禁令符合所国利益，因为如果禁令持续下去，所国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所国政府不但没有改变政策，甚至还在3月22日扩大禁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所国。

曾在我去年采访期间接待我的萝拉，尽管经营的超市事业因为封关而在物流上受到了一些影响，却依然非常赞成封关措施。“为什么所罗门群岛要紧守边界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富裕的国家那样实施封城措施。这里很多人都没什么存款，万一真的封城，人们根本没钱可以囤积一个月、甚至是一周的伙食。很多穷人每天工作的所得，都得用来买隔天的食物，不可能不天天出门。”

岛链上的地缘政治破口、传染病进入的公卫破口？

现在回看，肺炎疫情的确让所国人民对境内华人、以及和中国的邦交萌生了新的疑虑，但中所建交于去年为西太平洋地区撬开的地缘政治破口，是否真有在这波疫情之中，也成为传染病得以进入的一道公卫破口呢？从数据来看，实情并非如此。

截至目前为止，所罗门群岛依然没有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而所国所处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即使算上疫情最严峻的澳洲和新西兰，也依然比欧美国家平缓许多。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因素”和太平洋地区的疫情便毫无关系。事实上，该地区最早出现病例的澳洲，的确就是和中国往来最为频繁、中国旅客入境人数最多的国家，而澳洲首起病例，也是来自中国的境外移入案例。

然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第一起确诊案例，则一直要到二月底之后才开始出现，而且也都和中国没有直接关系。比如，新西兰的首例感染者，是在前往伊朗、印尼等地之后才确诊，而接下来的确诊案例，也几乎都有欧美旅游史；法属玻里尼西亚（大溪地）的首起病例，来自法国本土；最早对中国封关的巴新，首起病例是一名义大利籍游客；而在对中国护照免签的斐济，首起病例则是一名曾在新西兰和美国航线上服务过的斐济航空空服员。

外界一般认为，这些和中国往来相对频繁的太平洋国家，初期之所以能将病毒拒于门外，便是因为对中国果断封关。就此而言，太平洋地区各国对中国旅客封关的时间点，似乎也和它们各自的签证政策有关。

举例来说，塞班岛（北马利安纳群岛）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中国观光客实行免签政策的美国领地，而或许也正因如此，塞班岛早在1月30日便果断决定禁止中国旅客入境；相较之下，同为美国领地、就在塞班岛附近的关岛，则一直要到2月3日，才跟进对中国旅客发布联邦禁令，个中原因，很可能便是因为关岛对中国旅客并没有免签政策，境内的中国籍旅客数也远远不如塞班。除了塞班之外，同样在1月30日对中国旅客封关的还有巴新，正好也是签证政策对中国相对友善，有不少中国旅客进出、转机的国家。

在疫情中升温的中美、中澳角力和论述战场

国际上在此次疫情中对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行动，也经常反映出中美澳之间不断加剧的角力动态——尤其2019年中国先后和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建交，已经被一些评论家视为中国对美国的太平洋第二岛链的一次重大突破。

传统上自诩为南太区域霸主的澳洲，对中国伸入自家势力范围的戒心，则可以从一则花边新闻中看出。

4月12日，一架澳洲军机奉命执行任务，将援助物资运往在热带气旋中受灾严重的瓦努阿图。然而军机准备降落瓦努阿图机场时，却发现停机坪上已经停着一架中国籍飞机，于是在空中盘旋之后，便决定放弃降落、掉头飞回澳洲。

事后澳洲军方称，军机之所以决定掉头，是因为中国包机的卸货时程有些延误，导致澳方军机无法安全降落。中方则回应，该架中国包机当时正在执行任务，而机上运载的是对抗肺炎疫情的医疗物资，并未影响到其他航机的降落，而机场塔台也对澳洲军机发出了降落许可。

除了双方的发言人隔空回应之外，中共的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亦针对该起事件刊登了一篇评论，明指澳洲不该将中澳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投资和援助行为视为零和游戏，而太平洋国家之所以自愿接受中国援助，也是因为澳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与其说是中国侵入了南太地区，不如说是南太国家向中国发出了求援的讯号。

事实上，瓦努阿图正是太平洋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国在南海“九段线”主权主张的国家，也因此获得过不少中国的援助资金。2018年，瓦努阿图亦和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而中国则承诺将在贸易、投资、渔业、观光业和基础设施上进一步对瓦努阿图提供协助。此外，瓦努阿图也对中国人开放投资移民计划，以低廉门槛、和拥有129国免签资格的瓦努阿图护照作为诱因。

不过《中国日报》的论调，也不禁令人想起所罗门记者萨萨科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曾经使用过的生动比喻：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太平洋岛国就像“一颗漂在海上的椰子”，被西方人冷落无视，只能自生自灭。

这种“遭到西方冷落”的说法，澳洲人并非毫无知悉。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与台湾断交之后，澳洲新闻专题节目《60分钟》便曾分别前往这两个地方，以及巴新当时正要进行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岛（Bougainville Island）进行采访。

在基里巴斯，《60分钟》的澳洲记者被政府人员跟踪、软禁，最后遭到遣返。在所罗门群岛，他们前往于台所断交前四天被中国中铁买下的“金岭矿坑”（Gold Ridge Mine），却发现矿坑警卫早在半年前，就已经换上了中国保安穿的制服。在布干维尔，他们拜访了曾在内战中扮演关键因素的矿坑，讨论万一布干维尔真的独立，是否也会投向中国怀抱，却发现中国是目前唯一在当地完整提出基础设施兴建计划的外资来源国。

《60分钟》的报导，除了让人看清台湾与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的断交，几乎是无可抵挡的狂澜之外，也传达出了几个重点。

首先，《60分钟》认为中国政府正在世界各地以提供贷款的方式，兴建当地人“根本用不到”的基础设施；一但借款国无法还债，便可能必须将中国援建的基础设施使用权抵押给中国，作为补偿——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Hambantota port）。

透过这种方式，中国得以在外国领土上，巧妙地取得战略据点和基础设施的掌控权，而这种做法之所以能够奏效，依靠的依然是基础设施带有的经济价值和无害形象，以及“帮助经济发展”这种论述能带来的正当性。

顺着这个逻辑谈，对于中国而言，如何维持“中国模式”在经济上的可行性、让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国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有用的，便会是一个必须维持的关键。就此而言，美国自从2018年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目的或许便不只是让中国失去争霸所需的力量，也是希望让“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会在论述上失去吸引力——而这次疫情会为中国的论述带来哪些影响，目前仍有待观察。

事实上，报导中出现的“金岭矿坑”，其实也就是太平洋地区均势消长的一个很好的写照：原本经营矿坑的澳洲人因为居民抗议、不堪亏损，于是用象征性的一百块澳币将矿坑贱卖掉；现在矿坑辗转落入了中国人的手中，澳洲人才开始紧张跳脚。

终究，西方国家必须体认到，正是因为这种被西方人“冷落”的感觉，和该地区原本就存在的“反西方”、“反殖民”情绪汇流，最后才会在太平洋地区冲撞出一个个破口，让中国得以趁虚而入。

然而即便是和台湾仍有邦交的国家，也都能在这次疫情中见得到中国势力的撬动。4月22日，在帕劳本地始终没有确诊记录的情形下，柬埔寨的天际控股集团（Horizon Holding Co. Ltd.）透过一架澜湄航空（Lanmei Airlines）的包机，对帕劳运送了四公吨的医疗设备，内容包括用来检测冠状病毒的聚合酶反应机、检测试剂盒、呼吸器、医疗用口罩、眼罩和防护衣等。

这起由柬埔寨公司对帕劳的援助，乍看之下颇为突兀，然而若在网路上进行搜寻，似乎也不难发现某些端倪。成立于2018年的天际控股集团（公司网站目前无法进入，连结为网络封存页面），在房地产、酒店管理、金融服务和国际贸易等领域都有涉足，而公司高层董事也都是中国籍。

至于澜湄航空，则是一间中资的柬埔寨航空公司，曾在中国于2018年将帕劳定为“非法旅游目的地”之前，经营过澳门至帕劳的定期航线。实际上，“澜湄”一名，便是取自中国的“澜沧江”和柬埔寨的“湄公河”，两条河名字不同，但实为同一条河川的上下游，让人有中柬一家的联想。

由于台湾才刚在四月下旬爆发军舰群聚感染事件，而该军舰在爆发疫情之前，才刚执行完“敦睦行程”、从帕劳返国，因而引起帕劳当地民情一阵骚动。尽管帕劳当地目前仍未传出疫情，但中资柬埔寨企业在这个时间点对帕劳捐赠援救物资，依然显得十分耐人寻味。

对此，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接受端传媒访问表示，“中资企业捐赠这种事情，这在我们所有现存的邦交国里，（中共）时时刻刻都在发动（类似的）金钱攻势与政治攻势。”王定宇透露，根据他向台湾外交部询问的结果，台湾与帕劳的邦谊“是没有问题的。”

帕劳与台湾在前几年一度传出断交风声，但当地台商曾信心满满地向端传媒表示，“即便全世界都与台湾断交、帕劳也会是最后一个”，确实被认为是台湾邦交国中情谊较为稳固的一个，因此天际控股集团对帕劳的援助，也格外令人侧目。

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有些评论曾认为，疫情将会重创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形象。然而随着欧美各国相继“沦陷”，中国亦加大了对各国的援助力道——在舆论战场上，中国似乎扳回了一城，至今胜负尚未落定。在这一回合的地缘政治角力中，肺炎疫情究竟会成为中国的包袱还是助力，依然有待时间验证，而于2019年因为台所断交而均势大变的太平洋地区，尽管是疫情中的“最后一片净土”，却也可能是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舆论战场之一。

时间回到2019年9月底。当时我从所罗门群岛返台，同样是在纽几内亚航空的班机上，又遇上了中国来的旅客。这次在岛链破口上来回穿梭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五位渔工——确切来说，是一位船长、两位大副、一位随船厨师，以及一位机械动力人员。

座位紧挨着我的渔工李卫国（化名），在渔船上负责掌管动力设备。看我能用英语和空服员沟通，他从兜里拿出一张折痕整齐的纸递给我，上头用英文印着他们的航班行程表，想请我帮他确认无误。

他们的行程和科考团的科学家一样，为了规避美签，同样绕了一大圈，只是方向颠倒了过来。李卫国一行人的启程地是波纳佩，先在巴新转机前往马尼拉，接着再转乘中国南方航空飞往广州，最后才转搭国内线前往大连。其他同行的渔工都是大连人，只有李卫国的老家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飞到大连之后，他还得自己掏钱坐动车回家。

空服员送餐后，李卫国没劲地扒了两口便停手，于是我把自己餐盘上的义大利面递给了他。李卫国一边收下义大利面，一边不好意思地笑说，“唉呀，我东北大米吃惯了，这个米饭我实在吃不下。”

西太平洋让他无法习惯的除了米饭，还有闷热黏腻的气候。“我其实是提前解约，自己花机票钱回国的。”这次出海，李卫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海面上只待了四个月，每天和另一位师傅轮班，一班长达六个小时，下了班就是钻进被窝大睡。最近他感觉身体不堪负荷，决定跟着几位已经约满的船长、大副提前回国。

虽然嘴上说不能适应，但李卫国倒也不是第一次出海。2017年他透过同乡介绍，就曾经从西印度洋上的塞舌尔（Seychelles）上过一艘台湾渔船，主要做大型鲔钓（亦即大型金枪鱼海钓），“好多台湾老板来大陆注册渔船，听说能领五、六百万的油料补贴。”两年的合同期间，他绕过好望角两次，最西去过塞内加尔，最东边则在韩国釜山登陆过。

“现在整个太平洋上，最多的就是我们中国渔船；上次在波纳佩靠岸，都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回到了中国。”

虽然上次苦撑待满了两年，但这次他上的是“玻璃底”的小船，一艘船只能载十六位渔工，航行起来特别颠簸，“我就感觉自己年纪大了，再干不了这个。”再说，一个月九千人民币的工资，虽然已经比他在国内的收入高出不少，但算上健康成本、离乡背井的心理煎熬，还是让他越来越觉不值。

说着说着，他拿出手机给我看他刚上大学的女儿。“再过几年她参加工作，我也用不着这么辛苦了。”

讲起女儿，李卫国顺道向我交代了他的身世。一九八九年高中还没毕业，李卫国就透过亲属介绍进入国营单位，在齐齐哈尔龙江县一个水泥厂当保安，然而水泥厂当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早已不堪亏损，最后在一九九五年结业，被迫下岗的李卫国只能转行。

在朋友介绍之下，李卫国先是在山东菏泽一个饭馆帮厨，后来又参加了一个糕点培训课程，因而得以在某个超市找到工作，一做就是六年，终于在菏泽买房，还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问他以后不上渔船了有何打算。“重操旧业吧，回老家开餐馆，至少饿不死。”于是我聊起了自己在所罗门群岛吃过的华人餐馆，又提到所罗门群岛已经满街都是中国商店了。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居然眼睛一亮。“是嘛？波纳佩那儿也有几家。如果以后真不上船，没准儿我也去波纳佩开餐馆了。”

现在看来，不管李卫国是否真有打算在波纳佩开餐馆，疫情当前，恐怕他也得先将计划缓一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