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書店解題：日本疫期緊急事態宣言下的次文化生存

日本政府在4月7日向東京都、埼玉縣、大阪府等七個都府縣發出了緊急事態宣言，包括紀伊國屋書店、丸善淳久堂書店、三省堂書等大型連瑣書店的合共250家分店，便隨即休業了。而此前一個月，新型冠狀病毒一發不可收拾時之時，日本全國中小學停課，父母們急著為在家休學的孩子尋找課外讀物及補充練習，圖書館又剛巧正因抗疫而臨時關閉；那一陣子，大型書店的營業額突然急升，紀伊國屋書店的門外出現長長的人龍。想不到一個月後，一眾書店便得拉起大閘來。

根據日本最大的兩家書籍發行商Nippan及Tohan的紀錄，至4月14日，他們旗下的書店及合作書商，已有合共逾800家停業。新型冠狀病毒為大型連瑣書店的經營掀起波濤，而有少部分獨立書店，如京都的惠文社、名古屋的二手書店Lieb Books等，卻因素來倚重網上銷售，雖然疫期來店的顧客減少了，相較之下卻仍能泰然自處，靜觀其變，增加網店的書種，一邊應付突如其來的衝擊，一邊細想出路。不過，瘟疫對於大多數小書店來說，則仍然如迎面而來的洪水猛獸，隨時將其淹沒。

小書店之難

日本書店歷史可以推至江戶時代，當時的書店，除了賣書以外還兼作書籍的出版與製作。書店的高速成長期發生於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市民的求知慾望急湧，書店亦在城市內綻放。彼時書店往往門外陳列著新出版的雜誌，當眼處擺放著暢銷書，書架上排滿了百科全書、漫畫等等。城市社區裡，常常散落著類型相近的小書店。

就像其他任何零售店一樣，日本小書店在時代洪流裡，曾遇到協助力的波瀾，也遇過大大小小的阻礙。先是石油危機、紙張不足，牽連至整個出版業的不景氣。在1980年代經濟泡沫來到頂峰時，連瑣書店開始如雨後春筍散佈全國。其中業內規模最大的蔦屋，在1994年時開始了書店特許經營權Tsutaya Books Network，至今國內有873家分店之多。

在1992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大規模小賣店舖法。這條例原是為保護地域的生活環境、經濟運作，以及小型零售店的經營而訂立的，向百貨店、商舖設營商面積的上限，以免過於大型的商店的成立，影響交通系統、鄰近商店街的小店業務等。條例修改過後，佔地面數千平方米的書店逐一落成，現時全國最大的書店是蔦屋的仙台分店，佔地近一萬平方米。東京都最大的則是淳久堂的池袋分店，約6,600平方米。其中由蔦屋書店主理，在2011年開幕的代官山T-Site，揚起了「生活品味提案型商業設施」的旗號，以書店為中心，結合了咖啡店、精品雜貨零售、專門店等，而且裝潢時尚。蔦屋於京都岡崎、名古屋港區等多家分店，都以同作的方式運作。書店不再只是書籍的銷售管道，也是提供消閒娛樂、供遊人聚集的地方，這印象深深烙在普羅大眾的腦海裡。

根據書店調查公司All Media的報告，日本書店的數目於1990年代達至高峰，共23000多家，至2018年減少至12000家左右。去年雖有99家新開的書店，倒閉的書店卻有650家之多。連鎖書店的網絡密密麻麻，加上網路書店於2000年代興起，以及電子書的發展，普遍被認定為小書店沒落的主因。但All Media卻認為，小書店相繼倒閉，主要原因其實在於，現今的雜誌銷售額，只有最興盛時期的三分一。偏偏商店街、車站附近的小書店多以雜誌銷售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再者，書籍價格下調、售書的利潤減少，亦是小書店難以維持的原因。

這些獨立書店不再乖乖地等候Nippan及Tohan定期寄來的書籍清單，而是主動尋找在主流市場裡不被看見的書刊，與書籍出版者及製作者洽商。

小書店減少了，卻多彩了

不過，小書店的減少，聽來並不全是一首悲歌，那似乎只是暗示了書店再不能以「轉售書籍」作為其唯一的存在意義。

商店街及車站附近的小書店，多是採取統一配書的模式，發行商根據書店的規模及地點等，決定配給他們什麼書、多少量，店主無需對書籍有任何認識，也不需要決定書單，來了什麼書便賣什麼書。店裡看不出店主的個性以及對書的熱情，自然難以留住客人。事實上，在這類以統一配書的小書店一家一家倒閉的同時，在全國各地亦漸漸長出了富個性的獨立書店來，例如京都的惠文社、ホホホ座（Hohoho座）、惠文社前店長堀部篤史創辦的誠光社，還有位於名古屋的On Reading、福岡的Kubrick、松本市的栞日等。

店主的個人興趣濃厚地展現在書籍的選擇、排列方式上，他們化身為「書店編輯」，即使是在大型書店也能找到的書籍，將之與不同的書籍並列，就顯示出不同的魅力來。這些獨立書店都有著相同的特色——嘗試自主流書籍流通管道中另覓蹊徑。他們不再乖乖地等候Nippan及Tohan定期寄來的書籍清單，而是主動尋找在主流市場裡不被看見的書刊，與書籍出版者及製作者洽商。因此，在這些獨立書店內，能找到不少自資或獨立出版、個人經營的小出版社出版的書籍，這不單擴闊了書店的書種，同時也為自資出版者、獨立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發表及銷售平台，城市文化也更多姿多彩。

「書店內排列著多種多樣的書，正顯示了世界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共存。書店擁護意見及主張的多元化，說不定能令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彼此尊重，互相理解。」

東京的森岡書店於2015年5月開幕之時，打著「只賣一本書的書店」的旗號，於媒體及網路上引起廣泛注目。森岡書店完全脫離了傳統書店的經營方式，以舉辦書籍的出版紀念展覽活動為主，並只在活動期間出售該書籍。例如攝影師Ayumi Yamamoto的攝影集《Foam》出版時，森岡書店便為其舉行了攝影展；谷口智則的繪本《世界最長的象鼻子》出版時，則將其於巴黎旅行時畫的塗鴉、手作的動物雕塑、陶瓷碟等，都一同展出。森岡書店嘗試透過「只賣一本書」的方式，來深化讀者與作者的認識與交流，同時展示書籍構成前的各個面向。

獨立書店就像是繞離大路的小徑，有時大路與小徑都通往相同的目的地，有時不，不管如何，走在小徑裡定能看到截然不同的風景。栞日的店主菊地徹認為，書店展示出來的多樣化風景，還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城市內的書店常被認為是知性及文化的象徵，但我覺得，書店還呈現出『多樣』及『中立』的立場。書店內排列著多種多樣的書，正顯示了世界多種多樣的價值觀共存。書店擁護意見及主張的多元化，說不定能令擁有不同價值觀的人彼此尊重，互相理解。」菊地徹說。

疫症下的獨立書店

菊地徹由縣外遷居到松本市時，市內雖有著工藝、音樂、戲劇及美術等多姿多彩的文化，但書店方面卻竟只有連鎖店。他於2013年開設的栞日書店，除了為松本市注入了新的文化色彩，他移居者的身份，還向別縣的年青一代展示了松本市的可能性。他花了不少心思舉辦地域振興的活動，如每年七月舉行的ALPS Book Camp、於寒冬時為吸引人們出門而策劃的Matsumoto Winter Walker等等。在日本各個城市都面對著少子高齡化的時代，松本市近年來成為不少年青人嚮往移居的城市，跟栞日及菊地徹不無關係。

栞日的一樓是咖啡廳及雜貨店，二樓是書店與展覽空間，在書店裡，也零零散散地設了幾套供人喝茶的桌椅。他對選書很多自己的一套想法，比起書籍的設計是否精美，內容粗糙與否，他更重視書籍的作者的個性，是否坦率地表現出來。見書如見人，對他來說才是書的魅力所在。這「偏門」的選書方式，正好填補了松本市的文化缺口。栞日這幾年緩緩地發展著，於本店以外的地方設立了藝廊外，還正在策劃民宿旅館，想不到意料之外的疫情，將計劃都凍結了，而且更可能將原來奠定下來的一併推倒。

「若情況持續至夏季間的旅遊旺季的話，栞日很快便要面臨經營危機了吧。」栞日的店主菊地徹說。每年五月長野縣都會舉行松本工藝祭。自松本工藝祭開始至夏末，是松本的旅遊旺季，亦是栞日拼收益的重要時期。不過菊地徹認為疫情不會那麼快便退去，今年為他帶來客人的季節，相信會冷冷清清地掠過。「松本市是一個觀光城市，栞日有一定的營業額是依賴著旅客的。街道上已見不到旅客的踪影了，現在來店的顧客，幾乎全是市內的居民。不管平日或周末，營業額都只剩下一半左右。」因為書籍的成本高，書店的收入只佔三成，咖啡廳的收入則達七成，疫情難控，人們寧願待在家裡，咖啡廳收入大減，書店也難以維持。

「創作人若能認識彼此，便能互相刺激及切磋，創作相關的活動也會因此發展下去。書店不只是賣書而已，應該是將聚集在那裡的資訊重新包裝，進而產生創意。」

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是沒有法律約束力的，只是對市民及企業的呼籲，即使不遵守也不會遭受懲罰。獨立書店在人心惶惶的情況下，大都仍然小心翼翼地營業。栞日的書店如常開放，咖啡廳則多作外賣。京都惠文社縮短了營業時間，並計劃短期內的講座不設座位，改為網上直播。森岡書店取消了展覽活動，並開始了郵購書籍服務。岐阜惠那市郊區的古書店庭文庫，則改為預約制，每小時只接待一組顧客。

位於大阪的Blackbird Books，緊急事態宣言落下後仍堅持如常營業，書主吉川祥一郎在網站上發表了一篇短文，說明了箇中原因，是因為次女才不到一歲，原本經營花店的妻子得留在家裡照顧兩名孩子，賣書為其一家四口的唯一收入來源，開店與閉店，關乎著一家人的死活。理由如此真實，不只是小書店，大概還說到很多仍然營業的店家心裡去。

「不用擔心錢的事，你們交給我們稅金，我們會用來確保大家的健康及最低限度的文化生活，建立一個視書為必需品的人感到安心的社會。」吉川祥一郎說，他期望日本政府能說出此話，但也隨即放棄了這希望。日本政府這次對應新型冠狀病毒錯漏百出、反應遲緩，即使剛宣佈了會向每個家庭派發十萬日元，仍無法緩解民眾的絕望。

疫症裡要做的事

沒有人能預計疫情會持續多久，有多少間書店會在疫情中停業，菊地徹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設想栞日最終或會關門。日子安穩時便平穩過，對未來感不安，有時反成為推動力。這一個月日本不少零售店、餐廳都開始了網上商店，菊池徹也著手實踐一直只在構想階段的網上書店，但不純粹是一間網上書店。

「網店是栞日的大課題，因此原本希望在包括資金等資源都齊備後才進行的。」菊地徹希望網上的栞日，能成為串連香港、上海、台灣、首爾等亞洲地區的獨立書店及創作者的網絡。他認為要推動日本的次文化，絕對不能只放眼於本土。「聽說韓國的Art Book Fair比東京還熱鬧。另外，我到過台中，發現那裡聚集了不少次文化倡導者及場所。這些地區鄰近日本，在日本卻沒被充分介紹。創作人若能認識彼此，便能互相刺激及切磋，創作相關的活動也會因此發展下去。我希望栞日能以專營獨立出版的書店的身分，成為文化交流的樞紐。」

負責策劃Shibuya Publishing & Booksellers、麵包店的書店等獨立書店，也為伊勢丹及Tokyu Hands等大企業策劃書籍專賣區的幅允孝，在一次訪問中談到：「書店不只是賣書而已，應該是將聚集在那裡的資訊重新包裝，進而產生創意⋯⋯書本的相關環境如果不活化改變，是無法吸引新的人才進來，書的內容也不可能變得好玩有趣。」

正如菊地徹所言：「這種時候，我們更需要確保個人的時間，冷靜下來，透過書本得到的價值觀、見解、知識，正好助我們明確自己在這時代裡的位置。」小書店的發展，多年來經歷過很多陰晴不定，才來到今天個性紛陳、意義多重的形態。這次疫症，或許只是另一個風浪。風浪裡，人們的生活、思想與價值觀都在轉變，風浪過後，推動著文化生活的獨立書店，說不定也能描過出另一個貼合轉變的、更豐盛的「書本的相關環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