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境香港時，誰會被辨認為「危險」人物？黑衣？抗爭照片？台灣人？

隨著抗爭情勢升高，香港邊境亦開始大幅提高警戒。運動振幅跨越「七一」回歸與「十一」國慶日，邊境「紅線」也由深港邊境開始，漸往台港邊境移動，不但引發侵害隱私的辯論，也讓出入境香港的旅客人心惶惶。七月中開始，網上出現往返深港邊境的人分享「被查手機、被帶進小房間」的經驗，而在九月中之後，台灣旅客因高調運送戰略物資，也成為海關盤查重點。

回顧世界各國經驗，在短時間內提高安檢規格，恰恰能展現出該國目前認定「哪些人、事、物最可能對我國造成危險」。以近日而言，日本政府於9月13日正式公布，將加強機場安檢，防止在世界杯橄欖球賽與2020東京奧運會籌辦期間，出現恐怖攻擊事件。在公告中，日本政府明確表示，將對旅客進行「擦抹」試驗或進一步搜身，藉以檢查旅客是否攜帶炸彈。

除了深度搜身之外，「查手機」也非中國大陸獨創的國安措施。2018年10月3日，紐西蘭頒布一項新法令，《Customs and Excise Act 2018》，允許海關擁有「獲取訊息」的權力──比如提供手機密碼、PIN碼和加密密鑰──並對不合作的人罰以5000元紐西蘭元（約新台幣10萬元） 。不過，此法案一公佈，即受到人權團體的批評。紐西蘭公民自由委員會（New Zealand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主席托馬斯．比格爾（Thomas Beagle）表示，現在智慧型手機裡存有大量私人信息，包含醫療紀錄、電郵和信件，以及許多私人照片，「這是嚴重侵犯隱私。」

至於美國，如果旅客拒絕配合電子設備檢查，邊境官員也可以拒絕該名旅客入境，或是拘留、沒收設備。但美國政府與紐西蘭政府都面臨相同挑戰：電子前哨基金會（EFF）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已起訴美國政府，試圖迫使官員在進行邊境電子設備搜查前，應該提供搜查令。

近代以「反對恐怖主義」之名，進行邊境加強安檢的歷史，必須回溯至2001年的911事件。美國政府在911事件發生之後，在機場安檢上做了大幅度的調整。事件發生兩個月後，美國依據《航空安全法》成立「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簡稱 TSA）」，隸屬國土安全部。該法令讓聯邦政府得以直接負責機場安檢工作，而在此以前，安檢是由各機場外包給私人保安公司，國家介入程度較低。

美國運輸安全管理局研究員Michael P. C. Smith曾寫道，為了因應後911時代的安檢新局，機構當時雇用、培訓和部署將近六萬名員工，是「二戰以來聯邦政府最大的一次動員」，安檢過程因防恐行動而提升至最高層級。接下來數年之內，美國機場也不停提升安檢的流程與相關儀器，例如全身掃描儀，同時也針對部分國家的旅客進行盤查，或將一些可疑人士列在恐怖份子名單當中，不得入境。

隨著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實力的變化，亞洲邊境安檢也跟上美國腳步，日漸成為一門「好生意」。根據美國市場調查與咨詢公司Markets and Markets於2016年做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機場或海港等邊境的安全市場規模會有大幅度的提升，商業規模可能在十年內由 538 億美元提升至1105億美元。其中，亞太市場將有高幅度的增長。

以此而言，深港、台港邊境因香港抗爭局勢而加強邊境檢查，似乎並非奇事。但在檢查過程當中，過境前的公告程序、過境檢查的標準與方法、甚至檢查後會如何使用相關資料，都付之闕如，在人權與隱私方面引起莫大爭議。《端傳媒》訪問了數位曾在三個月內於深（珠）港邊境被查手機、在台港邊境遭盤查的民眾，試圖還原過去數月來香港邊境的檢查措施。

通關前沒有公告，直接攔人、拉進小房間

只有事前在網路上聽說（會查手機），現場完全沒有看到相關公告。

回想起通關經驗，幾位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地說，「只有事前在網路上聽說（會查手機），現場完全沒有看到相關公告。」大陸籍的許軍，是八月初從西九龍口岸搭高鐵入關深圳，「我過拍了通行證、通過大陸這邊的海關，準備到候車室，結果一名警察看到我，就把我攔住，接著把我帶到一個圍欄臨時搭建的屋子裡。」

在香港工作的余虹，曾在通關時被盤查過一次，對她來說，海關查驗的標準不明，甚至讓她懷疑只是自己的「眼神」出了問題。

余虹是在八月中旬由香港入境深圳，返鄉過中秋，在她入境深圳前，就已經看見人工安檢前方有一個黑色圍帳搭出的空間，佔地頗大，佔滿了人工檢前面的整個空地。「當時就有機場人員把看到的人都攔下，凡是從香港出來的人，基本都被攔。接著，會先過一個類似於海關的安檢，將行李箱先讓安檢，當時與我同一輛巴士的一批人都被攔下了，但我沒被攔，於是我強裝鎮定地往前走，順利入境深圳。」

幾天之後，返港的余虹終難避免「被攔下」的命運。「在我返回香港的那一天，發現跟入境的圍帳不太一樣，是設置在深圳灣出境前面，比我前幾天看到的小很多，沒有行李的安檢、攔人也非常隨機。當時我推著箱子，心想我這麼風塵僕僕地，一定不會攔我，但似乎是因為我看到了，就多看了一眼公安，有個眼神交流，他就把我攔下了，帶到一個臨時搭建的小空間。」

對於許軍、余虹來說，被攔下的標準簡直捉摸不定，余虹還一度推測，「是不是查男生比較多？女生好像只有我一個被查？」但在仔細觀察之後，余虹推翻了這個假設。不過，曾在七月多次出入深圳、珠海的紀文風，倒是曾經被海關明確警告：「以後不要隨便穿黑衣服。」

紀文風近期準備出國，為了搬家，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往返深圳帶一些行李。「這段期間，我總共被攔了三次，一次在福田口岸、一是在羅湖口岸，還有一次在經過港珠澳大橋去一趟珠海。第一次從福田口岸入境深圳，當時我穿一身黑衣服，被攔了下來。」查驗行李、書包之後，海關人員放紀文風走前，清楚地對他說了句「你以後不要隨便穿黑衣服」。

對此，紀文風雖叫屈：「我也不是參加抗爭什麼，我就只有黑衣服。」但在第二次從羅湖口岸通關時，仍乖乖地穿上了白衣服，然而並沒什麼用，他依然被海關人員攔下，檢查了行李、手機都，同時也被全面搜身。

到底在查什麼？可以刪手機照片嗎？

保證這些東西不會傳出去，但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一定要看。

對於紀文風來說，海關對他搜身，有點出乎他意料之外，也讓他的「備用手機」計畫失靈。由於已有在福田口岸被查的經驗，他與許多香港人一樣，準備了兩隻手機在身上備用，「我把已經處理過手機放進書包，另一個備用手機則是放在我的口袋。結果我沒想到他竟然會突然間搜身，當下我還挺擔心的，因為備用手機裡有一些遊行的照片。但因為我七月中的時候，剛好去了一個撐警的遊行，幫教授到現場做一些問卷調查。結果警察翻相冊的時候，正好翻到撐警遊行的照片，他就沒有再往上翻相冊了。」

雖然停止往上翻看相簿，但海關人員仍接著看微信聊天記錄，「沒有看Telegram和Facebook，我猜他可能看到我之前撐警的照片，就覺得我是比較靠譜的，後來翻了幾本英文書，問我是什麼，我說是小說，其實根本不是，他也放我走了。」

許軍被檢查行李時，就沒有紀文風這麼幸運。許軍的行李衣物、噴霧都被翻開，「他看到我的一件黑色上衣，上頭印著龍，以及男兒漢、天地志之類的字，還特地從旁找了另一個警察，一起看這件衣服。」

看完衣服後，海關人員表示要看許軍手機，請許軍親自打開並把六、七月的照片給他看。「其實我之前也已經聽說可能有查手機這件事，所以我也已經刪了一些七月份的照片，但像6月4日去維園參加六四紀念會的照片，這種因為比較久，我忘了刪掉，其中有不少『反對極權、反對獨裁政府』之類的標語照片。結果，可能因為照片比較多，比較嚴重，他把我另外帶進一個房間，同時間把我的手機拿走。」

許軍回憶，「然後，另一個警察走進小房間，先問我在香港的生活，接著就跟我說，香港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像是是愛國教育還不夠到位之類的，接著開始問我有沒有上街。這個時候我肯定是往好的方向說，像是反對上街、反對暴力之類的話。我盡量按照他們想聽到的話去說。」

許軍表示，自己當時曾經試圖主張隱私權利，「當時我跟警察說，你們查我的照片，這算是我的隱私。就保護我隱私方面來說，你們不能查看我的照片，就算是看照片，你們也不需要看我之前的照片。這位警察就回覆我，『保證這些東西不會傳出去，但以國家安全的名義，一定要看。』」

問完話後，公安當著許軍的面，把「不適合帶進內地」的照片全部刪掉，接著把他放走，並跟許軍說「不要有心理負擔」。但許軍已經隱約從隔牆聽到自己的信息被記錄了，「我擔心我的社交帳號或手機號可能已經被記下了，但具體他們做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余虹被查的經歷，與許軍相仿。她回憶，自己被檢查的空間不大，約十幾平米、擺著五張桌子，每張桌子後面都站著一位公安，穿著白色制服，戴口罩、戴白色手套，只有一位女性，其他四位都是男性。「我個人猜測他們可能會想檢查有沒有運物資，所以先看了我的行李箱，同時也問了一下裡頭都是些什麼，大概翻動了一下衣服，看看有沒有夾東西。」

查完「物資」，同樣進入檢查手機照片的階段。余虹描述，「他隔著一張桌子，微傾著身子，把手機放在我們兩個人之間，我是可以看到他看到什麼。他說想看相冊，接著開始翻照片，因為我之前已經刪了不少，他就一直翻，翻到大約五月下旬的照片。翻完之後，他突然問『你平時用微信多，還是他們的那個WhatsApp多？』我回微信多。接著，他跟我說要看一下微信介面，但不會點進聊天內容，接著就翻了整個聊天介面，包含每個對話的最後一句，群組名稱，聊天對象，翻到底。」

余虹也注意到，檢查似乎沒有嚴謹而一致的程序，不是每位公安都願意讓旅客同步看見手機螢幕，「有位公安就沒給旅客看一起看著手機，而是自己拿著手機翻。」

在十一前夕，查驗程序開始由深港邊境擴大到台港之間。9月29日下午，26歲的台灣旅客陶貞穎在通關時，清楚聽見海關人員以粵語向身後說了一句「這是台灣來的。」隨後便被領到一個臨時搭建出的半開放式空間，接受盤查、詢問將近三個小時。陶貞穎觀察，當天除了她之外，只要持台灣護照的人，大多都另外接受機場人員的詢問。

過往六年，陶貞穎平均三個月就會從台灣來到香港，每次入境香港都很順利，過程很少超過一個小時，多半是拜訪朋友而來。像陶貞穎這樣頻繁訪港的台灣旅客，是訪港旅客的大宗。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統計 ，在不包含中國與澳門的情況之下，訪港的台灣旅客人次居亞洲之冠，2019 上半年共有約 92.8 萬人次。而兩年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資料也指出，全世界最繁忙的國際／區域航線，是「香港—台北」段。

但在反修例運動中，香港機場不只一次成為抗爭場所， 部分台灣民眾也自主性發起支援香港物資的活動 ，使得香港機場接連頒布多項緊急通知。首先是針對場地的禁令。8 月 13 日香港民航局頒布「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士非法地及有意圖地故意阻礙或干擾香港國際機場的正常使用——8月23日持續延長此禁令。接著是針對特定旅客的管制。 根據《明報》報導 ，多名前線海關人員於九月底透露，香港機場在十一之前要求海關開始加強檢查來港的旅客，尤其會針對那些提供給示威者用的防護用具，如防毒面具、護目鏡等，都被特別列為「戰略物品」。

根據香港法例第60章《進出口條例》的規定，任何人如非按照規定進口或出口任何戰略物品，即屬犯罪。若經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萬港元及監禁兩年；經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處無限額的罰款及監禁七年；以及所有被搜獲的違法戰略物品都會被強制充公。

目前已經有幾名台灣民眾被香港海關收到「戰略物品」並且列入入境管制名單，但陶貞穎說，自己從來沒有協助運送過所謂的「戰略物品」，頂多是幫香港朋友帶一些藥品，「我本來9月29 日是有想帶護目鏡來，但看到新聞得知海關查很嚴，所以跟朋友討論後決定不要帶，果然是對的。」

通關後遺症：恐懼、「作假」與準備「乾淨」手機

這些未經公告、程序任意、效果模糊的檢查程序，帶給通關民眾深刻的恐懼和疑慮。幾乎每個人都曾經用「猜」來形容自己通關前的心情，也都曾經先準備一支「乾淨」的手機以備查驗。

許軍回憶，自己被查完後的半個小時內，心情都還是有點擔心和害怕。「但是我後面想，這其實也是內地的常態，所以我只能自己看開。如果在香港的話，任何人是沒權這樣子去查的。但是在內地沒辦法，所謂入鄉隨俗，你也幹不過人家國家機器，就只能這樣。」許軍最後採取了最簡單的措施應對：趕緊把手機資料移轉出來，備份了它。

余虹則回想起當初的擔憂，是包裡還有幾台「不乾淨」的設備，「查我的時間還挺快的，因為我沒有帶什麼東西，但我當時有點擔心的是，我的背包裡有電腦和 iPad ，這我都沒處理過，當時還挺擔心如果他要查我背包，看我電腦。」

另一名曾被查驗的台灣旅客陳心羽則回憶，機場人員當天僅是問她來到香港的目的、查隨身包包與行李箱。儘管相關流程都在海關檢查的正常權限範圍內，也沒有翻查她的手機，但在過程中，陳心羽始終保持高度警覺與不信任。她坦言，自己不太願意詳細回答機場人員的提問，尤其針對朋友的具體個資、來到香港的確切位置等問題，「其實我入境卡上面住的資訊是亂寫的，我不敢寫真的資訊。」

對法治國而言，「要檢查什麼、怎麼檢查、為何要檢查、是否已採取最不侵害隱私的方式檢查、檢查後的資料是否可以直接作為刑事偵查證據」，都是無可迴避、必須接受檢驗的問題。

面對不斷變化的香港局勢，陳心羽的恐懼其來有自。她說，自己確實是特別前來香港，支持反修例運動並參與遊行與抗爭，在台灣常參與社運的她，認為「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參與方式。」但在被盤查後的隔一天，陳心羽的朋友傳了一個名為「香港解密」的網站給她，她發現自己被標記為「暴徒幫凶」，被公開姓名、照片、八月份的行蹤與護照號碼。對陳心羽來說，這樣的作法只是強化了她支持香港抗爭的決心，「今天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

按照一般法理來說，各國邊境對旅客攜帶隨身物進行檢查，乃是國家保護自我利益的高權行政行為（指國家居於統治主體的地位行使公權力所從事的行政行為，通常帶有強制性），海關確實可以按照當下的目標與需求決定檢查程序與內容。但對於法治國而言，檢查範圍仍必須遵守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包括「要檢查什麼、怎麼檢查、為何要檢查、是否已採取最不侵害隱私的方式檢查、檢查後的資料是否可以直接作為刑事偵查證據」，都是國家無可迴避、必須接受檢驗的問題。

在明顯不符合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的查驗方式之下，民眾顯然只會以「欺騙」海關的方式試圖安全過關，事後也會懷疑國家會以相關資料對自己不利。長久而言，對於邊境安全制度的建立，反而更加不利。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許君、紀文風、余虹、陳心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