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境香港时，谁会被辨认为“危险”人物？黑衣？抗争照片？台湾人？

随著抗争情势升高，香港边境亦开始大幅提高警戒。运动振幅跨越“七一”回归与“十一”国庆日，边境“红线”也由深港边境开始，渐往台港边境移动，不但引发侵害隐私的辩论，也让出入境香港的旅客人心惶惶。七月中开始，网上出现往返深港边境的人分享“被查手机、被带进小房间”的经验，而在九月中之后，台湾旅客因高调运送战略物资，也成为海关盘查重点。

回顾世界各国经验，在短时间内提高安检规格，恰恰能展现出该国目前认定“哪些人、事、物最可能对我国造成危险”。以近日而言，日本政府于9月13日正式公布，将加强机场安检，防止在世界杯橄榄球赛与2020东京奥运会筹办期间，出现恐怖攻击事件。在公告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将对旅客进行“擦抹”试验或进一步搜身，借以检查旅客是否携带炸弹。

除了深度搜身之外，“查手机”也非中国大陆独创的国安措施。2018年10月3日，新西兰颁布一项新法令，《Customs and Excise Act 2018》，允许海关拥有“获取信息”的权力──比如提供手机密码、PIN码和加密密钥──并对不合作的人罚以5000元新西兰元（约新台币10万元） 。不过，此法案一公布，即受到人权团体的批评。新西兰公民自由委员会（New Zealand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主席托马斯．比格尔（Thomas Beagle）表示，现在智慧型手机里存有大量私人信息，包含医疗纪录、电邮和信件，以及许多私人照片，“这是严重侵犯隐私。”

至于美国，如果旅客拒绝配合电子设备检查，边境官员也可以拒绝该名旅客入境，或是拘留、没收设备。但美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都面临相同挑战：电子前哨基金会（EFF）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已起诉美国政府，试图迫使官员在进行边境电子设备搜查前，应该提供搜查令。

近代以“反对恐怖主义”之名，进行边境加强安检的历史，必须回溯至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在机场安检上做了大幅度的调整。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美国依据《航空安全法》成立“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简称 TSA）”，隶属国土安全部。该法令让联邦政府得以直接负责机场安检工作，而在此以前，安检是由各机场外包给私人保安公司，国家介入程度较低。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研究员Michael P. C. Smith曾写道，为了因应后911时代的安检新局，机构当时雇用、培训和部署将近六万名员工，是“二战以来联邦政府最大的一次动员”，安检过程因防恐行动而提升至最高层级。接下来数年之内，美国机场也不停提升安检的流程与相关仪器，例如全身扫描仪，同时也针对部分国家的旅客进行盘查，或将一些可疑人士列在恐怖份子名单当中，不得入境。

随著地缘政治与区域经济实力的变化，亚洲边境安检也跟上美国脚步，日渐成为一门“好生意”。根据美国市场调查与咨询公司Markets and Markets于2016年做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机场或海港等边境的安全市场规模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商业规模可能在十年内由 538 亿美元提升至1105亿美元。其中，亚太市场将有高幅度的增长。

以此而言，深港、台港边境因香港抗争局势而加强边境检查，似乎并非奇事。但在检查过程当中，过境前的公告程序、过境检查的标准与方法、甚至检查后会如何使用相关资料，都付之阙如，在人权与隐私方面引起莫大争议。《端传媒》访问了数位曾在三个月内于深（珠）港边境被查手机、在台港边境遭盘查的民众，试图还原过去数月来香港边境的检查措施。

通关前没有公告，直接拦人、拉进小房间

只有事前在网路上听说（会查手机），现场完全没有看到相关公告。

回想起通关经验，几位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说，“只有事前在网路上听说（会查手机），现场完全没有看到相关公告。”大陆籍的许军，是八月初从西九龙口岸搭高铁入关深圳，“我过拍了通行证、通过大陆这边的海关，准备到候车室，结果一名警察看到我，就把我拦住，接著把我带到一个围栏临时搭建的屋子里。”

在香港工作的余虹，曾在通关时被盘查过一次，对她来说，海关查验的标准不明，甚至让她怀疑只是自己的“眼神”出了问题。

余虹是在八月中旬由香港入境深圳，返乡过中秋，在她入境深圳前，就已经看见人工安检前方有一个黑色围帐搭出的空间，占地颇大，占满了人工检前面的整个空地。“当时就有机场人员把看到的人都拦下，凡是从香港出来的人，基本都被拦。接著，会先过一个类似于海关的安检，将行李箱先让安检，当时与我同一辆巴士的一批人都被拦下了，但我没被拦，于是我强装镇定地往前走，顺利入境深圳。”

几天之后，返港的余虹终难避免“被拦下”的命运。“在我返回香港的那一天，发现跟入境的围帐不太一样，是设置在深圳湾出境前面，比我前几天看到的小很多，没有行李的安检、拦人也非常随机。当时我推著箱子，心想我这么风尘仆仆地，一定不会拦我，但似乎是因为我看到了，就多看了一眼公安，有个眼神交流，他就把我拦下了，带到一个临时搭建的小空间。”

对于许军、余虹来说，被拦下的标准简直捉摸不定，余虹还一度推测，“是不是查男生比较多？女生好像只有我一个被查？”但在仔细观察之后，余虹推翻了这个假设。不过，曾在七月多次出入深圳、珠海的纪文风，倒是曾经被海关明确警告：“以后不要随便穿黑衣服。”

纪文风近期准备出国，为了搬家，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往返深圳带一些行李。“这段期间，我总共被拦了三次，一次在福田口岸、一是在罗湖口岸，还有一次在经过港珠澳大桥去一趟珠海。第一次从福田口岸入境深圳，当时我穿一身黑衣服，被拦了下来。”查验行李、书包之后，海关人员放纪文风走前，清楚地对他说了句“你以后不要随便穿黑衣服”。

对此，纪文风虽叫屈：“我也不是参加抗争什么，我就只有黑衣服。”但在第二次从罗湖口岸通关时，仍乖乖地穿上了白衣服，然而并没什么用，他依然被海关人员拦下，检查了行李、手机都，同时也被全面搜身。

到底在查什么？可以删手机照片吗？

保证这些东西不会传出去，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一定要看。

对于纪文风来说，海关对他搜身，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也让他的“备用手机”计划失灵。由于已有在福田口岸被查的经验，他与许多香港人一样，准备了两只手机在身上备用，“我把已经处理过手机放进书包，另一个备用手机则是放在我的口袋。结果我没想到他竟然会突然间搜身，当下我还挺担心的，因为备用手机里有一些游行的照片。但因为我七月中的时候，刚好去了一个撑警的游行，帮教授到现场做一些问卷调查。结果警察翻相册的时候，正好翻到撑警游行的照片，他就没有再往上翻相册了。”

虽然停止往上翻看相簿，但海关人员仍接著看微信聊天记录，“没有看Telegram和Facebook，我猜他可能看到我之前撑警的照片，就觉得我是比较靠谱的，后来翻了几本英文书，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小说，其实根本不是，他也放我走了。”

许军被检查行李时，就没有纪文风这么幸运。许军的行李衣物、喷雾都被翻开，“他看到我的一件黑色上衣，上头印著龙，以及男儿汉、天地志之类的字，还特地从旁找了另一个警察，一起看这件衣服。”

看完衣服后，海关人员表示要看许军手机，请许军亲自打开并把六、七月的照片给他看。“其实我之前也已经听说可能有查手机这件事，所以我也已经删了一些七月份的照片，但像6月4日去维园参加六四纪念会的照片，这种因为比较久，我忘了删掉，其中有不少‘反对极权、反对独裁政府’之类的标语照片。结果，可能因为照片比较多，比较严重，他把我另外带进一个房间，同时间把我的手机拿走。”

许军回忆，“然后，另一个警察走进小房间，先问我在香港的生活，接著就跟我说，香港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像是是爱国教育还不够到位之类的，接著开始问我有没有上街。这个时候我肯定是往好的方向说，像是反对上街、反对暴力之类的话。我尽量按照他们想听到的话去说。”

许军表示，自己当时曾经试图主张隐私权利，“当时我跟警察说，你们查我的照片，这算是我的隐私。就保护我隐私方面来说，你们不能查看我的照片，就算是看照片，你们也不需要看我之前的照片。这位警察就回复我，‘保证这些东西不会传出去，但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一定要看。’”

问完话后，公安当著许军的面，把“不适合带进内地”的照片全部删掉，接著把他放走，并跟许军说“不要有心理负担”。但许军已经隐约从隔墙听到自己的信息被记录了，“我担心我的社交帐号或手机号可能已经被记下了，但具体他们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余虹被查的经历，与许军相仿。她回忆，自己被检查的空间不大，约十几平米、摆著五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都站著一位公安，穿著白色制服，戴口罩、戴白色手套，只有一位女性，其他四位都是男性。“我个人猜测他们可能会想检查有没有运物资，所以先看了我的行李箱，同时也问了一下里头都是些什么，大概翻动了一下衣服，看看有没有夹东西。”

查完“物资”，同样进入检查手机照片的阶段。余虹描述，“他隔著一张桌子，微倾著身子，把手机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我是可以看到他看到什么。他说想看相册，接著开始翻照片，因为我之前已经删了不少，他就一直翻，翻到大约五月下旬的照片。翻完之后，他突然问‘你平时用微信多，还是他们的那个WhatsApp多？’我回微信多。接著，他跟我说要看一下微信介面，但不会点进聊天内容，接著就翻了整个聊天介面，包含每个对话的最后一句，群组名称，聊天对象，翻到底。”

余虹也注意到，检查似乎没有严谨而一致的程序，不是每位公安都愿意让旅客同步看见手机萤幕，“有位公安就没给旅客看一起看著手机，而是自己拿著手机翻。”

在十一前夕，查验程序开始由深港边境扩大到台港之间。9月29日下午，26岁的台湾旅客陶贞颖在通关时，清楚听见海关人员以粤语向身后说了一句“这是台湾来的。”随后便被领到一个临时搭建出的半开放式空间，接受盘查、询问将近三个小时。陶贞颖观察，当天除了她之外，只要持台湾护照的人，大多都另外接受机场人员的询问。

过往六年，陶贞颖平均三个月就会从台湾来到香港，每次入境香港都很顺利，过程很少超过一个小时，多半是拜访朋友而来。像陶贞颖这样频繁访港的台湾旅客，是访港旅客的大宗。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的统计 ，在不包含中国与澳门的情况之下，访港的台湾旅客人次居亚洲之冠，2019 上半年共有约 92.8 万人次。而两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资料也指出，全世界最繁忙的国际／区域航线，是“香港—台北”段。

但在反修例运动中，香港机场不只一次成为抗争场所， 部分台湾民众也自主性发起支援香港物资的活动 ，使得香港机场接连颁布多项紧急通知。首先是针对场地的禁令。8 月 13 日香港民航局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士非法地及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8月23日持续延长此禁令。接著是针对特定旅客的管制。 根据《明报》报导 ，多名前线海关人员于九月底透露，香港机场在十一之前要求海关开始加强检查来港的旅客，尤其会针对那些提供给示威者用的防护用具，如防毒面具、护目镜等，都被特别列为“战略物品”。

根据香港法例第60章《进出口条例》的规定，任何人如非按照规定进口或出口任何战略物品，即属犯罪。若经简易程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50万港元及监禁两年；经公诉程序定罪，最高可处无限额的罚款及监禁七年；以及所有被搜获的违法战略物品都会被强制充公。

目前已经有几名台湾民众被香港海关收到“战略物品”并且列入入境管制名单，但陶贞颖说，自己从来没有协助运送过所谓的“战略物品”，顶多是帮香港朋友带一些药品，“我本来9月29 日是有想带护目镜来，但看到新闻得知海关查很严，所以跟朋友讨论后决定不要带，果然是对的。”

通关后遗症：恐惧、“作假”与准备“干净”手机

这些未经公告、程序任意、效果模糊的检查程序，带给通关民众深刻的恐惧和疑虑。几乎每个人都曾经用“猜”来形容自己通关前的心情，也都曾经先准备一支“干净”的手机以备查验。

许军回忆，自己被查完后的半个小时内，心情都还是有点担心和害怕。“但是我后面想，这其实也是内地的常态，所以我只能自己看开。如果在香港的话，任何人是没权这样子去查的。但是在内地没办法，所谓入乡随俗，你也干不过人家国家机器，就只能这样。”许军最后采取了最简单的措施应对：赶紧把手机资料移转出来，备份了它。

余虹则回想起当初的担忧，是包里还有几台“不干净”的设备，“查我的时间还挺快的，因为我没有带什么东西，但我当时有点担心的是，我的背包里有电脑和 iPad ，这我都没处理过，当时还挺担心如果他要查我背包，看我电脑。”

另一名曾被查验的台湾旅客陈心羽则回忆，机场人员当天仅是问她来到香港的目的、查随身包包与行李箱。尽管相关流程都在海关检查的正常权限范围内，也没有翻查她的手机，但在过程中，陈心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与不信任。她坦言，自己不太愿意详细回答机场人员的提问，尤其针对朋友的具体个资、来到香港的确切位置等问题，“其实我入境卡上面住的信息是乱写的，我不敢写真的信息。”

对法治国而言，“要检查什么、怎么检查、为何要检查、是否已采取最不侵害隐私的方式检查、检查后的资料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刑事侦查证据”，都是无可回避、必须接受检验的问题。

面对不断变化的香港局势，陈心羽的恐惧其来有自。她说，自己确实是特别前来香港，支持反修例运动并参与游行与抗争，在台湾常参与社运的她，认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参与方式。”但在被盘查后的隔一天，陈心羽的朋友传了一个名为“香港解密”的网站给她，她发现自己被标记为“暴徒帮凶”，被公开姓名、照片、八月份的行踪与护照号码。对陈心羽来说，这样的作法只是强化了她支持香港抗争的决心，“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

按照一般法理来说，各国边境对旅客携带随身物进行检查，乃是国家保护自我利益的高权行政行为（指国家居于统治主体的地位行使公权力所从事的行政行为，通常带有强制性），海关确实可以按照当下的目标与需求决定检查程序与内容。但对于法治国而言，检查范围仍必须遵守明确性原则及比例原则，包括“要检查什么、怎么检查、为何要检查、是否已采取最不侵害隐私的方式检查、检查后的资料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刑事侦查证据”，都是国家无可回避、必须接受检验的问题。

在明显不符合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的查验方式之下，民众显然只会以“欺骗”海关的方式试图安全过关，事后也会怀疑国家会以相关资料对自己不利。长久而言，对于边境安全制度的建立，反而更加不利。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君、纪文风、余虹、陈心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