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民黨前政策總裁袁彌昌：建制派將面對「毀滅式打擊」

編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運動蔓延近三個月，單一的修例議題，觸發史無前例的管治危機，一國兩制這場制度實驗，面臨九七以來最大的挑戰。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問題，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麼，如何研判進退，局面將走向何方？「拆局」將帶來系列專訪，邀請政界中人、學者、時評人，與我們一起拆解局勢，理順脈絡，探尋出路。

今年41歲的袁彌昌是研究戰略理論的學者，自我定位為「中間派」，過去幾年在不同政治團體效力，過去兩年則半隻腳踏入香港建制派，先後在新民黨及其主席葉劉淑儀創立的匯賢智庫效力，另與黨副主席容海恩於去年成婚。與建制派關係密切，反修例運動浪潮至今近三個月，袁卻連番高唱反調，先是聯署聲明，促請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近日更在專欄直指，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和葉國謙在內的特區管治階層與時代脫節，不懂年輕人的科技使用。

昨日則爆出袁彌昌將離任匯賢智庫的新聞，雙方就離職原因和形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各執一詞。袁彌昌指，修例風波令智庫研究工作停頓，其立場與葉太不同，在研究上和政治上已「無乜嘢幫到葉太」，故決定辭職；但葉劉淑儀則指袁「幫唔到手」，「既然佢唔能夠作出貢獻，就辭咗佢。」袁彌昌回覆端傳媒時重申，「當日真是好平和地，大家同意中止合作關係」。

袁彌昌2007年在英國雷丁大學完成戰略研究博士後，在香港不同院校教授國際關係和政治相關課程，亦在報刊撰寫評論。雨傘運動後，社會沈浸在二元對立氣氛，與曾任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主席的胞妹袁彌明不同，他的立場是「中間派」，2015年先走出象牙塔，加入前公民黨成員湯家驊創立的智庫「民主思路」，擔任總幹事，一同開闢「第三條路」。

不到兩年，他加入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競選行政長官團隊，掀起令民主派支持者驚嘆不已的「薯片叔叔現象」，但中央並不屬意民望高企的曾俊華。袁彌昌再次出走，在選舉後加入新民黨擔任政策總裁，後因與容海恩成婚，為避嫌而轉至匯賢智庫當政策顧問。

在中間派與建制派之間游走，近日多番唱反調，袁彌昌是否不滿建制派在反修例運動的表現？他如何評價建制派的表現，又怎樣看待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的關係？中間派又應該如何自處？「那就是要我説些大逆不道的說話啦。」訪問甫開始，袁彌昌就笑著說。

建制派支持率跌破三成，將面對「毀滅性的打擊」

時間回到今年4月28日，民陣舉辦第二次反對《逃犯條例》遊行，人數由3月31日首次遊行的1.2萬人，在一個月內增加10倍至約13萬人。袁彌昌同日在社交媒體發帖形容「Hong Kong has reawakened（香港再覺醒）」，他向《端傳媒》表示當時是希望發出信號，民主派經歷幾年低迷後已重新聚集。但信號並未被建制派接收，他說，身邊的建制派對此無動於衷，認為夠票通過修例，「泛民叫到十幾萬人是濕濕碎（編：小意思）」。

「建制派的老闆是中聯辦，中聯辦才給到票他們，雖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聯辦可以動員到那些票。」

「原來建制派對這個量可以不理，這看到好深刻的問題，（就是）建制派的敏感度比較差。」

不過，敏感度不足只是表面，更深的是權力來源和政治對立的問題。「建制派好多工作都是中聯辦代辦的，他們對自己的選票數字、選民掌握都不是想像中咁好。」袁彌昌說。

「建制派的老闆是中聯辦，中聯辦才給到票他們，雖然票是市民的，但中聯辦可以動員到那些票」，因此令建制派在事件中可以無視民意，跟從中聯辦的意思。

而中聯辦在港府修訂《逃犯條例》這一役走到台前，表現高調，先在5月16日的領導班子會議，公開表明香港政府提出修法，既有法理依據又有現實迫切需要，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其後更少有地在原定的修例前夕兩次邀請港區全國人大、政協等人召開工作會議。林鄭在6月15日宣布暫緩「暫緩」，翌日又召集人大政協委員開會。8月7日，中聯辦亦連同港澳辦在深圳邀請550多名親中人士舉行香港局勢座談會。本周一（26日），多個親建制團體安排的「青年對話」閉門見面會，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亦與特首林鄭月娥、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及教育局長楊潤雄一同出席。

袁彌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內部民調顯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

袁彌昌補充，「國家一聽到外國勢力，又即刻變到那種（強硬）模式」，令建制派不可轉彎，只能死跟。

這種綑綁模式，令特區政府腹背受敵之際，建制派亦將面臨懲罰，首當其衝就是11月的區議會選舉。袁彌昌披露，建制派7月的內部民調顯示，建制派支持度由此前的接近五成，下滑至三成，甚至更低，「（這個下滑）是很恐怖的，對任何政黨和政團來說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建制陣營囊括431個議席中的299席，佔比近七成，但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則人人自危。袁彌昌強調，區議會若然脫離建制派的控制，將對建制派造成致命打擊。目前，1200名的行政長官選委當中，有近一成、即117席由當選的區議員互選，區議會的組成有機會左右特首人選的大局。

另外，袁彌昌指出，「建制派的利益分配很多都在區議會的層面進行」。近年傳媒及審計處曾揭露，獲得區議會地區工程及活動撥款者，與各區議員本身有密切關係，招來利益輸送的質疑。按袁理解，建制派政團「下面有人自己開公司，自己去『食返』選舉工程和地區工程的錢，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個結構被人打破，將來會是很不堪設想。」他說，儘管建制派可能有這個自覺，但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全面管治權下的綑綁和貌合神離

反修例風波令建制泛民力量此消彼長，建制派似乎敗選可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在局勢座談會，則定性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這一切究竟如何發生，根源為何？袁彌昌認為，這一切都與實質落實「全面管治權」有關。

「全面管治權」作為中央對港政策的論述首先於2014年6月、在「佔領中環」前夕提出，當時國務院頒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稱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到2017年「十九大」報告，習近平就香港的問題表述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

「誰知你原來（恃著）有北京背書，這個是自取滅亡！」

袁彌昌認為，林鄭月娥選舉時北京已令建制派歸邊，她上台後代表全面管治權正式生效，行事好像有習近平和中央領導層替她背書，意味著港府坐擁強大的行政力量，完全矮化建制派的角色。袁分析，林鄭性格常濫用此「尚方寶劍」，埋下與中聯辦和建制派關係不好的種子，而且把「煞車、眼和耳都整走曬」（編按：意指制衡機制和收集意見的渠道），提供了一個特殊機會造成這麼大的破壞。

他舉例，林鄭月娥一上任已把港府收集民意的官方研究組織「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政府在重大決策前不看重建制派的聲音，只視建制派為「撳掣機器」。

「我憤怒的是，她本來可以跟建制派和商界溝通得更好，之前三隧分流、明日大嶼都沒跟建制派討論，失敗了，你應該吸收最基本的教訓，誰知你原來（恃著）有北京背書，這個是自取滅亡！」

三隧分流和明日大嶼都是林鄭月娥第二份施政報告提出，前者計畫調整三條過海隧道的隧道費，紓緩紅隧及東隧的擠塞，但最後未獲足夠議員支持而收回草案，後者則提議填海面積達1700公頃，事件引起強烈爭議。

在這種全面管治權的政治處境下，袁彌昌認為「建制機器」就像完全猛衝直撞的火車，一直到上面的北京巨人才可煞停。而這樣的時刻，到6月12日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後才出現。《星島日報》、《南華早報》曾引述消息稱指，林鄭月娥曾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前到深圳與主理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面，但她以不會公開日程為由，沒回應下決定前有否與韓正見面。

袁彌昌認為，「全面管治權將建制重新結合在一起，中聯辦、政府和建制派會（幻想）很和諧地一齊處理目標，但事情令你看到完全相反，全面管治權模式下的管治和路線全面破產。」

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講清楚事情發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責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責任，牽涉警察的行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兩個概念（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是相矛盾的，他（北京）祭了全面管治權出來，又要說與高度自治權沒有抵觸，他（北京）沒想到怎樣沒抵觸，所以沒有人知道如何辯證統一，一齊work。」

不過，儘管這種管治模式和管治聯盟面臨巨大危機，中聯辦、建制派和政府三架馬車仍然緊緊地綑綁在一起，沒有實質的分裂。

袁彌昌認為，這看到中聯辦最厲害一點，就是令這麼大的群體可以始終綑綁在一起，即使貌合神離也不敢做些什麼，「你一切割，對他（建制派）就是一個核彈的選項，是一個被毀滅的選項。但我覺得不一定的。」袁彌昌說，這種綑綁對建制派本身也有很大損害，因為事件明顯是林鄭月娥和行政會議的責任比較大，而建制派即使不能完全割席，但可以講清楚事情發生至今，究竟哪些地方是自己的責任，哪些地方是政府的責任，牽涉警察的行為也不一定要全部支持。

當建制派淪為「撳掣機器」

這種令建制派面目複雜一些，不只是「死跟」的形象，曾是袁彌昌對建制派的寄望，也是他致力為新民黨改造的目標。他不是想把新民黨變成另一個自由黨，變成建制派的「壞孩子」，而是把他變成中間一點的建制派政黨，有願景、執政思維及政策創見。不過，在政治浪潮不斷湧來之際，目標難以做到。

袁彌昌在曾俊華競選時，曾經一手炮製了他稱為「體面的民粹主義」的「曾俊華現象」，塑造的政治領袖強調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人身份，一方面保守而重視秩序，另一方面與政治制度及西環保持距離，由此成功動員和塑造了以中產為主、但有跨階層基礎、不是親北京親建制的保守陣營，選舉前夕民調有56%都支持曾俊華擔任特首。

儘管曾俊華落敗，袁彌昌看到這些中間群眾的堅實力量。其後，他收到葉劉淑儀的邀請，希望他為新民黨效力。「我在特首選舉後有一個寄望，希望將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間，」袁彌昌說，「（反正）都讓你贏了，為什麼你不可以走得中間一點，中間一點對他們來說沒有壞處的，又可以讓多些人喜歡你。」於是，袁彌昌承擔起改造新民黨形象的大計。

具體怎樣才可以偏向「中間」，袁彌昌分析，新民黨的定位可以複雜和切割得更細一點。2017年9月，何君堯在「革走戴耀廷吶喊大會」中，和應時任屏山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曾樹和的殺港獨者言論，受到葉劉淑儀公開抨擊，稱「愛國不代表應如何君堯般，以愚蠢方式行事及說話」，言詞充滿火藥味。

袁形容此舉，「令人見到哪些是極深藍、愛國藍，哪些是正常一點、liberal一點的（建制派）。」

當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線，會變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將失去自己的主張、吸引力和政治路線，就像「撳掣機器」一樣，令建制派少有的講道理的支持者離去。

新民黨曾推動「追求社會公義」的政策，葉劉淑儀批評領展「賺到盡，瘋狂加租」，在同性戀議題上，則是少數有要求政府研究同志締結伴侶關係議案的建制陣營。「只有建制派先可以提出政策的建議，若反對派提出，特首接受了，建制派會不高興。」袁彌昌看準的，正是建制派可以在制度層面帶來改變的能力，希望新民黨形象上更加進步。

此外，新民黨在2017年12月舉辦「港獨爭議研討會」和2018年4月發布「青少年國民身分」研究報告。袁彌昌坦言，這兩個舉動在建制派裡面是「很踩界」。「港獨爭議研討會」旨在探討港獨思潮背後的根由及對陸港關係造成的影響。國民身分認同的報告由新民黨委任教育大學研究，指出香港青年與內地對接程度較想像中高，有高達七至九成半受訪者中學生分別有使用或擁有微信帳戶、懂閱讀簡體字及曾到訪內地，但報告同時揭露三成受訪青年認為香港人和中國人身分不能相容。

袁彌昌相信，這些活動和研究不但可以向中聯辦和港府反映真實的聲音，而且可以「觸碰一些建制派不敢觸碰」的議題，打破建制派同溫層，「建制派本身有這個功能、這些機會，但選擇不去做」。

然而，無論多精心經營中間和進步的路線和形象，在政治浪潮前都是不堪一擊，化作政治陣營上的鐵板一塊。「本來我看是有可能性的，但去到後期很快就補選，很多爭議事件，如一地兩檢和DQ事件，令可能性都沒有了，」袁彌昌說，「實際上你見到兩次補選（因劉小麗、羅冠聰被DQ後的補選），操盤都是中聯辦，你見到全部人都要歸隊。」

袁彌昌不諱言，當建制派死跟政府和北京的路線，會變得「冇乜特色」、面目模糊，建制派將失去自己的主張、吸引力和政治路線，就像「撳掣機器」一樣，令建制派少有的講道理的支持者離去。

「你（建制派）已經取得過半數議席，但你完全提出不了任何主張。你要不制衡政府，要不幫助政府，但你兩個方面都做不了，任由政府『亂咁來』（胡亂施政），在下面搖旗吶喊，一點用都沒有。整件事又被人看到，中聯辦在背後操盤。這是一個inconvenient truth，但你不可以做得越來越核突，連簡單的遮醜布和掩飾都沒有！」

在建制派實踐中間路線面對挫折，標榜中間派的民主思路近日亦多人「跳船」，袁彌昌認為這個路線仍然可以存在。他分析，中間派有時候不需要和中聯辦和政府「溝通這麼多」，目前的失敗正正在於走得太近。

回到政治理念初衷，袁相信中間派的宗旨就是不要over，「你不用反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和），反到反哂枱，也不用瀨得（逢迎）太犀利，有些事情可以進退有度，據理力爭。」

收風和國際戰場

反修例運動已持續兩個多月，事情未有平息的跡象，究竟事件可以怎樣做一了結？目前，中央定下「止暴制亂」的主調，又派出創歷史新高的人員南下收集情報，撰寫報告；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則一邊「派糖」施惠，一邊搭建溝通平台。而國際方面，美國等國家的開腔越來越強硬，美國國會甚至很大機會在9月國會復會就立法《香港人權民主法》。

袁彌昌作為中間派，一直以來都是南下人員和中聯辦「收風」的對象，但他表示這種收集信息的途徑有很大的侷限。

「你知道他們（中聯辦）有龐大的利益，有自己的想法，你的意見，幸運就會用得上，但都不是很理會你。收風的人在整個體制裡面，很小心，不是什麼東西都可以報上去，所以造成很多誤判。」

袁彌昌表示，他從收風的人處感受到，「十九大」後大家有寒蟬效應，政策比以前更強硬和更「左」，令大家不敢批評太多，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見。

本身為國際政治研究者，袁彌昌從更大的國際局勢分析，他認為反修例運動若沒有新冷戰的大環境，根本就不會去到這個層次。袁彌昌表示，逃犯條例修訂引來「外國勢力」的介入很合理，因為本來的修訂令外國人最受影響，加上孟晚舟事件令大家有戒心，擔心「中國找一些人拘捕、祭旗。」

「你（外國人）可能去中國的機會比較少，但來香港的機會會比較大，（擔心）隨時都抓幾個。」

袁彌昌在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會議曾指出，林鄭月娥在整個修例過程沒有考慮國際層面，歐美多國對修例表達意見，但在北京眼中這是外部勢力干預，而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曾「九十度鞠躬」要求建制派全力支持政府，令建制派亦走上一條不歸路。至今，他認為事件已經超出特區政府和北京港澳系統的負擔，去到外交的層面。

因此，香港事件在全球局勢賦予了冷戰前沿的意涵，遠超原來本地法例的的層次。袁彌昌說，「舊時人們可能會覺得，香港回歸你想怎樣就怎樣，但現在中國越來越強勢，人們發展出的敘事是今日香港，明日世界，令人看到原來（中國）這一制這麼可怕，令到中國失掉好多分。這個就見到是新冷戰的序幕，是價值式、意識形態式的，在香港先交鋒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