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一百種化身：五四前，六四後，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潮與香港

「香港夏慤道，將城市連結一起的主要大道，下午突然爆發進入無政府狀態，直至群眾集會短暫被驅散，逼退至中環一帶。」《華盛頓郵報》6月12日大篇幅報導香港「反送中」示威，用上「anarchy」一詞；而香港政府及警方卻迅即把反抗者說成「暴徒」。

凡有抗爭，Anarchy一詞殊為常見。Anarchism，漢語中取其沒有統治者之特徵，譯作「無政府主義」；另有強調個人立場／生活態度者，因「無政府」之字面意思易誤導，更愛以音直譯為「安那其主義」。就在不久之前，今年5月1日的巴黎，傳媒報導「極左激進無政府主義團體」Black Blocs 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誤中催淚彈的法國總工會領袖批評警方「襲擊良民」。看似一則遠方消息，而讀者你我，是否能想像它與自己的關係？

實情是，一百多年前，正是這個主張「無政府工團運動」（Anarcho-syndicalism）的法國總工會，曾經激勵彼時清末赴法的「巴黎幫」（成員為彼時清廷官二代、富二代），發動了一場「豆腐無政府」革命。這些以巴黎為基地的中國無政府青年，曾用世界語（Esperanto）來宣揚自由、科學和素食主義；而同一時期，1907年，東京也曾出現另一幫中國無政府主義新青年，而他們，曾以香港為暗殺基地。

世界大同與激進意識，亦正亦邪滲透華人百年紛擾，本文嘗試爬梳交叉歷史，而後鏈接現實，看一看這激浪「平民之聲」又怎樣與21世紀香港安那其青年重新連結。

這種激進想像與革命情緒，之後延續覆疊於同一公共空間：五四、七六、八九⋯⋯天安門之後就此滅絕。

國際學者與香港無政府

然而在講那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之前，我們先來看看近三十年來為我們記憶最深的兩場「動亂」。「無政府主義出現在國家危機之時」，土耳其裔美國歷史學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在1991年的著作《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曾這樣講到。這位中國近現代史學者認為，無政府主義意識一直「滋養」著中國革命論述的激進主義：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然後是八九天安門。

1989年之夏，德里克人在香港，跟那座城市裡的市民一樣緊貼電視，他在自己書的開篇寫道：對無政府主義之恐懼，首先建立在此個字眼本身：No rule，所以凡是與此相關的都得鎮壓。1989悲劇是這句話最近的例子，國際傳媒所報導的「無政府」狀態，最終淪為中國官方定性的「動亂」。

2004年，德里克來到香港中文大學，在那裏接受了香港黑鳥樂隊主創郭達年的訪問。郭達年及其黑鳥樂隊，是社會運動參與者，也是香港本土的無政府主義倡導者，對1970年代末以降的香港文化藝術界有著深遠影響。這次訪問可謂是一場國際無政府主義研究者與本土行動者的對接，德里克預示，香港在2005年即將主辦WTO會議，屆時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政府主義者等力量亦將如每次WTO會議一樣發動反世貿示威，而中國政府對此必然會給香港政府壓力去鎮壓這場示威（事後證明那次示威為香港繼1989年旺角油麻地騷亂後，16年來首次騷亂，首次由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及史上首次於行動中發射布袋彈）。德里克並向採訪者強調新形態的社會運動，首先須建基在地社區，再從香港連結開去；又提及李登輝「七中論」，台灣、西藏、新疆、蒙古⋯⋯從而希望香港亦能創造自己的「本土化」身份政治。

無政府主義意識一直「滋養」著中國革命論述的激進主義：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然後是八九天安門。

2014年，德里克為六四25周年寫下文章〈忘記天安門，你不想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以及錯過跟新「新中國」做生意〉；未幾，雨傘運動出現，87枚催淚彈在香港爆發，德里克於10月初首先發表了〈老鼠的吶喊：民主運動在香港〉，認為這場運動承接全球的佔領運動，呼應天安門民主吶喊的騷動，是「香港身份成形的最新一章」。至2018年底，德里克病逝，香港中文大學以「無畏地激進，激進地無畏」予以悼念，他最後出現在陳耀成導演的紀錄片《撐傘》中，面對鏡頭說到：「他們不是佔領了天安門嗎！？」

2017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發表聲明支持該校學生、香港學生領袖周永康 ，全球36名教授學者聯署要求港府立即釋放青年領袖周永康、黃之鋒及羅冠聰。其中一位LSE教授，正是參與鼓動「佔領華爾街」、自稱21世紀無政府主義者的人類學家運動份子 David Graeber。雨傘運動發生兩星期後，Graeber與香港青年哲學家許煜討論寫下〈從佔領華爾街到佔領中環〉：「從尼日利亞到土耳其，佔領在某地宣告死亡，卻又在別處發生。此刻香港，意外地讓2011年『佔領中環』（匯豐總行）復活。」「這不只是介入社會抗爭的語言或策略改變，2011年標誌組織民主革命的概念從此改變。」兩人認為，當時發生的運動，是一場關乎政治常識轉型的革命，採取無政府主義策略、感知和組織形態。

而Graeber對無政府的總體論述也深具穿透力：「當前激進政治其中最創意能量的部分，是來自無政府主義。」曾經，千禧剛開始，他就在新左雜誌為無政府主義做出申辯，譬如他點出人們總是會誤解「我們（無政府主義著）應當對抗一種東西叫『全球化』、我們應當『暴力』、我們應當缺乏貫徹理念」而他提醒人們，上世紀初，當大部份馬克思黨派淪為改良派，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工團主義仍堅守革命，直至1917。「我們通常被告知，布爾什維克成功，導致除西班牙之外的國際無政府主義運動消亡，然後，共產主義發軔。」

「當前激進政治其中最創意能量的部分，是來自無政府主義。」

巴黎豆腐大同

落在華人的脈絡裡，另外兩位學者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于子橋於1961年合著出版的學術著作《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中，也曾提出與前引德里克觀點相近的論述：當法、日兩幫中國新青年倡議「無政府共產」、發動「勤工儉學」和中國首個五一勞動節時，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布爾什維克馬列思想還不知在哪。

柏克萊大學教授施樂伯，1959年曾赴台北對當年「巴黎幫」主腦李石曾進行第一手採訪，他在這本《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中把這場中國激進運動界定在1905至1920年，共產黨成立之前（德里克則認為是1905-1930年，由同盟會成立到1927年國民黨內部分裂以後）。故事是這樣的，話說上世紀初，清朝廷派遣學生出國實另有謀算：激進搞事打發到歐洲，相對溫和的就派去留日。結果，兩幫境外勢力各自發展，某程度上直接（行動）或間接（思想）推倒派出留學生的清廷自身。

1902年清廷大臣出使巴黎，隨員有21歲北京高官二代李石曾、25歲江南富二代張靜江。兩位自幼飽讀經書的青年踏足大同新世界，首先受「德先生」和「賽先生」新文化衝擊；同時，巴枯寧與第一國際鬧翻後，思想界分成馬克思主義和巴枯寧無政府主義兩大陣營——這些正是當時最時髦的先進思潮。辭官不幹的李石曾報讀化學生物，跟法國無政府地理學家兼素食主義者Élisée Reclus兒甥成為好友；張靜江則在巴黎開辦通運公司，進口生絲茶葉古董，開設茶店和印刷廠，創業投資最終進出口革命宣傳大業。稍後不久，在報章罵慈禧「娼妓淫婦」的窮書生吳稚暉，經香港逃至倫敦，1906年到巴黎與老友李石曾、張靜江會面，再加上前往柏林途中路過的蔡元培，共同發起會社組織「世界社」，四人其後也被稱為「國民黨四老」。一年後，他們創辦以世界語為刊號的刊物《新世紀》（La Novaj Tempoj）。同一時間，李石曾的遠東生物學研究會，在印刷廠旁設大豆試驗研究所，1908年開創巴黎中國豆腐工廠，是獲全球首個豆奶及生產機器多項專利的豆製品公司，其中西合壁創意包括法式豆腐芝士、大豆果醬、豆奶咖啡、豆蛋、豆粉、朱古力、餅乾。其後，素食主義者以原名李煜瀛發表《大豆》論文，宣揚大豆文化對公共健康、農耕工業、社會經濟的效益。

在布魯塞爾博覽擺攤的豆腐公司，豈止純粹輸出「中國軟實力」，幾年間公司從中國聘請過百「半工讀」青年來到巴黎，豆腐工清教徒式的生活禁絕嫖賭煙酒，並在夜班課堂學習中文、法文、科學和無政府革命思潮。而這種半工讀模式，也逐漸由當初的實驗走向官方——1912年國民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跟巴黎幫在北京成立「留法勤工儉學會」，即後來發展成電影《建黨偉業》（2011）中，湖南激進份子毛潤之沒去、少年鄧小平趕上尾班西伯利亞火車，最後在法國遇上周恩來的「官方說法」。

「一個正當社會，容許個體之間自由交換、共享與互助，有免於被小數力量控制的自由，這是無政府主義企圖實現。然而，今日政府，被小數管治，這些小數通過有利他們的法律。可以說，國家就是正當社會的破壞者。我們致力消滅這些正當社會破壞者。」李石曾，1907

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強調「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別，目的以外，更基本是手段。前者可以勤工儉學，後者屬於少數人革命。「所有政府都是自由與平等的敵人。」施樂伯在《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中，引述主編李石曾1907年在《新世紀》中所寫的話，「一個正當社會，容許個體之間自由交換、共享與互助，有免於被小數力量控制的自由，這是無政府主義企圖實現。然而，今日政府，被小數管治，這些小數通過有利他們的法律。可以說，國家就是正當社會的破壞者。我們致力消滅這些正當社會破壞者。」

革命的幾種手段：書本和演說，讓人民動容；集結聚會，凝聚力量；公開抵制，如抗稅形式；反徵兵、群眾示威起義；暗殺。而施伯樂形容中國早期無政府主義者曰，在國族主義革命前夕，暗殺等「直接行動」幾乎已成慣常。

《新世紀》從一開始便收到「民族主義讀者」的來信挑釁，1910年即辦到了最後一期，其內容可謂汪精衛專輯——向這位暗殺溥儀生父載灃失敗被捕的國民「英雄義士」致敬。據杜克大學學者Edward S. Krebs的著作《Shifu, Soul of Chinese Anarchism》（師復，中國無政府主義之魂，1998）〈回歸暗殺〉一章，28歲的汪精衛在朝廷大審親自結案陳詞，相信自己的「演辭」受廣泛報導後能引起公眾對革命運動的支持，他批評政府提出所謂的憲法只是永續帝制。敢死隊長沒能「玉石俱焚」，最終在庭上以另一種方式表述理想主義：將其《民報》文章（〈革命之決心〉、〈革命之趨勢〉、〈告別同志書〉）縫繫衣上，圖以肉身把筆墨翻譯成血。而攝政王為顯示對敵人寬容大愛，免其一死。

淪為法西斯幫兇以前，汪精衛曾是最堅定的革命青年，更是連繫「巴黎幫」與「東京幫」的無政府主義者。百年前尚無數碼網絡，但《新世紀》一直抵抗滿清政府對海外學生的監控：派員到巴黎「協助」學生；迫使日本查禁汪精衛主筆的《民報》、劉師培與何震夫婦的《天義報》和《衡報》。《新世紀》曾為秘密印刷的《民報》作發行人，而這個影響了歐日中國留學生的「反動」刊物，少部份也只能經香港偷運大陸。

1919年6月3日歌賦街卻發生了上世紀版的「雨傘運動」——九名學生手持寫上「國貨」的油紙傘遊行被警方拘捕，油紙傘銷情急升，有學校買入數百把。

摩羅廟街暗殺團

巴黎幫反傳統反民族主義，日本幫反現代性，重視國學道德。辛亥革命時期才女何震宣揚女權和俄式無政府，比其國學先生劉師培更極端，可是兩人回國後被揭發為警方「内鬼」。

然而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思潮真正的靈魂人物劉師復，20歲留學日本，原名劉思復，香山人，他先以香港為行動基地，後以廣州為思想中心，連繫知識份子與工人，31歲肺癆病逝，影響深遠。1906年夏，劉師復在中環荷里活道79號《東方報》任主筆，翌年汪精衛、馮自由在普慶坊同盟會密謀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炸彈在德輔道《中國日報》製造，於李紀堂屯門青山農場試驗。劉思復自告奮勇執行，因誤爆受傷被捕，炸掉左手五指，囚於香山監獄。1909年底獲釋回港，同盟會成員為其在灣仔愉園開歡迎會，暫居德輔道中「捷發號四樓」（現恆生銀生總行）名為「少年書報社」的同盟會所。

汪精衛早於跑馬地黃泥涌道35號（現153號）成立暗殺團，北上炸載灃被捕後，劉師復承其宏志。1910年4月於般咸道16號自組「支那暗殺團」總部，後遷至摩羅廟街23號，又曾在油麻地設落腳點。成員包括女友丁湘田、後為嶺南畫派宗師的高劍父、謝英伯（後為廣州無政府工運領袖、幕後策動1922香港海員大罷工）、軍閥陳炯明、18歲青年李熙斌（二戰後在香港嶺南教國文）、鄭彼岸、林冠慈、陳敬岳、程克等十二人。暗殺團三次行動：1910年秋北上再刺載灃，結果先頭部隊北方人程克投靠了袁世凱；1911年夏再刺李準，廣州水師肋骨拆斷，林冠慈陳敬岳先後就義；1911年10月25日，16歲李沛基把南下廣州的鳳山將軍及隨員炸個體無全膚，安然離開。整場革命運動最成功行刺任務，由香港支那暗殺團與黃興「東方暗殺團」合作。話說當時主力創辦香港大學的港督盧押，對一小撮激進分子採取積極不干預態度。

上述部份中西及灣仔區反動基地地址，詳列於2018年4月香港民間環保保育組織長春社推出的《保育香港歷史筆記》。長春社高級公共事務經理李少文，多年來守衛本土歷史建築，亦守護非物質文物，儼如香港革命史家。在一方稱「騷亂」、另一方稱「革命」的旺角事件兩周年，他策劃了「叛逆之都——少為人知的維城反清據點導賞團」。其中荷里活道路線，涉及百前年全港惟一專售大陸新文化運動書刊的萃文書坊，五四運動當時在港雖沒什麼衝擊迴響，但1919年6月3日歌賦街卻發生了上世紀版的「雨傘運動」——九名學生手持寫上「國貨」的油紙傘遊行被警方拘捕，油紙傘銷情急升，有學校買入數百把。李少文說，香港在清末革命前後的反政府運動中有著重要角色，而這本小冊子上寫著：「僅把這小冊獻給現在遭受政治壓迫旳人，以史為鑑，不要成為壓迫的一方。」

五四運動當時在港雖沒什麼衝擊迴響，但1919年6月3日歌賦街卻發生了上世紀版的「雨傘運動」——九名學生手持寫上「國貨」的油紙傘遊行被警方拘捕，油紙傘銷情急升，有學校買入數百把。

當北上變臉幫兇出賣盟友，宣佈獨立的廣東仍是堅實後盾，權勢商賈當金主，暗殺團招攬雜牌民軍，五湖四海義士包括綠林土匪黑幫組織。Edward S. Krebs點出辛亥革命前五天，九廣鐵路全線開通，對珠三角鐵路沿線城市「地緣政治」帶來影響，以往香港配製的炸彈，靠夜船偷運廣州，有的藏於舊鋼琴。

關於鳳山將軍那個炸彈，最意想不到的反方說法竟出自王家衛。「梁啓超說那個年代是暗殺年代。推翻滿清，一是共和、革命，一種就是最激烈的，暗殺。」一明一暗，「裡子和面子」。《一代宗師》導演在《南方週末》訪問和金馬影展講堂中，兩度提及那個炸彈是蔡元培先生配製。他解釋金樓那場戲，宮老爺子原本還有一段話沒出現在銀幕，就是他們北方暗殺團一幫人，從東北南下佛山，正是為送蔡元培這個炸彈。「三天之後，炸了廣州將軍鳳山，民國就此開始，所以這個樓叫共和樓」，「風塵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就是這個意思。王家衛說，他們做過很多史料研究，但如此確鑿點名蔡元培，相信來自編劇徐浩峰和顧問張大春。內地有無數單方立場一二手史料三四手再創作，因此，閱讀學者原始史料何其重要。無論如何，電影還是迴避了最極端的「裡子」以及武林江湖之義。

無政府主義，由毀滅性轉向建構性，從政治革命邁向社會革命，從孤狼式恐襲到走入群眾。

北大，無政府基地

民國初始，劉師復決定上京了結最後任務，幹掉發皇帝夢的袁世凱。沒料到被載灃「特赦」出獄、要南北議和的汪精衛阻止。Edward S. Krebs指出，劉師復是通過暗殺行動逐漸走近無政府主義，入獄後受《新世紀》影響。「曾經如此接近死亡，倖存者的罪疚成為強大動力。」1903年在廣州成立晦嗚學舍和心社，確立十二社約：「不食肉、不飲酒、不吸煙、不用僕役、不乘轎及人力車、不婚姻、不稱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入政黨、不作海陸軍人、不奉宗教 。」去掉姓氏自始名「師復」。出版《晦嗚錄》（也叫「平民之聲」），受袁世凱親信查禁，逃亡澳門易名《民聲》再出版，以世界語（La Voco de la Popolo）命名，翻譯《新世紀》文章，與世界各地無政府組織書信往來，著重本土發展，亦強調一種普世主義網絡連繫。

無政府主義，由毀滅性轉向建構性，從政治革命邁向社會革命，從孤狼式恐襲到走入群眾。另一方巴黎幫，亦將他們的「應用無政府」帶回家，李石曾吳稚暉與蔡元培成立留法儉學會，創辦「進德會」立「八不」，同樣不嫖賭煙酒，不當官不納妾也不食肉。

1915年，師復積癆病逝，《民聲》由胞弟劉石心及追隨者黃凌霜、區聲白、梁冰弦等出版至1922年；其組織帶動的無政府共產思想，在遭受陳獨秀抨擊時，早已潛伏各地先進分子潛意識，逐漸成為有更廣泛動員力的工人運動：1918年廣州首個中國五一勞動節、首份工人刊物《勞動》（上海出版），至1921年廣州有超過40個工會，翌年成立無政府主義者聯盟。以黃凌霜為首的「廣州幫」更在北京成立首個無政府小組「實社」，左右五四新文化運動走向。實社後來跟廣州、南京等地連結為傘狀組織「進化社」，刊物主編陳延年匿名撰文，批評其父陳獨秀。

「諷刺地，共產黨挪用革命理想之名確立霸權為其續命。然而理想重覆再現以挑戰新霸權，逼使對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反思，刺開被新政權加諸的意識形態封鎖，並作為一個提醒——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務。」

所以，五四實為無政府主義產物。用德里克教授說法，自蔡元培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北大儼如全國無政府主義基地。「沒人認為蔡校長主動散播無政府思想，但其大學改革創造了讓無政府百花齊放氛圍。」邀吳稚暉任學監、李煜瀛教生物及法國文學、孫國璋教世界語，甚至不避嫌讓劉師培教中國文學史，黃凌霜區聲白成為北大學生。校長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據五四運動示威學生憶述，無政府主義者，與保守派及「新青年」，形成北大學系三大流派。

在著作第五章〈激進文化及文化革命：五四運動的無政治主義〉裡，德里克寫到，來自湖南的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四年級學生匡互生，突然衝到曹汝霖大宅前，打砸門窗，打開大門讓學生衝入，繼而拿出火柴，一把火燒著大宅。匡互生，就是無政府主義者。「匡互生的行動，把無政府主義者對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戲劇化，然而很快地，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成為時代錯誤。五四運動預示愛國主義洪流，繼而把中國激進思想內的無政府主義邊緣化。無可否認的是，五四運動前後時期，徵示著無政府主義在中國激進想像的至高點。五四運動確是現代中國歷史上革命性時刻，點燃了激進想像的同時，看似為整代人帶來實質的烏托邦希望。匡互生憶述，遊行到趙家樓時，大家一起示威吶喊，個體身份仿似消融於群眾中。他所描述的情緒，象徵運動給年輕學生帶來的革命希望。無政府主義，正正表達了這些希望願景。」

這種激進想像與革命情緒，之後延續覆疊於同一公共空間：五四、七六、八九⋯⋯天安門之後就此滅絕。「當這手稿在1989年6月將近完成時，廣場重燃的民主運動剛被鄧小平領導的共產黨——無政府勤工儉學產物——殘酷鎮壓⋯⋯」德里克在《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英文原版最後一章〈餘波後想〉寫道。「從長遠歷史觀照，鎮壓的不只當下一場運動，更是深嵌於中國革命論述的社會革命理想。無政府主義者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早已指向可能發生的結局，當他們從革命場景消失，社會革命理想亦隨之擱止。即使，它在革命論述植根過深而很難完全消失。諷刺地，共產黨挪用革命理想之名確立霸權為其續命。然而理想重覆再現以挑戰新霸權，逼使對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反思，刺開被新政權加諸的意識形態封鎖，並作為一個提醒——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務。」從沒自認無政府主義者，但至死仍「堅持一種激進主義可能性願景」的這位土耳其裔教授於30年前如是作結，「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歷史，最終可能只是在政治上無關痛癢的歷史。但它提供有利視點，讓我們重新思考最關鍵的政治問題，不只是中國或社會主義的。」

「⋯⋯又如五四運動，一天之內聯合數萬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運動，更聯合全國之學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舉行罷課罷市罷工，以對抗北京政府，這都是自由聯合的。法律沒有規定如不聯合就要處無期徒刑，又沒有軍隊來強制他如不遵從就格殺勿論。」區聲白致陳獨秀書〉，1921

法西斯百周年前夕

施樂伯引述1936年毛澤東接受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採訪所說，他們一伙學生從湖南去北京希望留學法國，那段時期，他曾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2011年電影《建黨偉業》，青年毛潤之更宣告老家「湖南自治」，片尾小船建黨一幕，上海代表李達情不自禁：「同志們，我想朗讀一段《共產黨宣言》以代表我激動心情：共產黨人從來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的宣佈，他們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暴力的手段，來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夠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激進政治文化植根大陸——無論文革或反右反左，百年後竟能如此赤裸裸在螢幕公開宣揚暴力？上百明星客串的主旋律，每個角色出場都有名有姓，包括一眾五四遊行學生，惟獨易裝修女暗殺陶成章的張震沒有，片尾演職員表只「特別嗚謝張震」，他的角色，其實叫青年蔣介石。

一方面掠奪把他者革命運動進行共產黨私有化，另一方面以「反革命」之罪排除異己。激進主義之一體兩極——無政府與法西斯主義，由汪精衛串連。巴黎幫亦逃不過「裙帶關係」責難，反威權卻與國民黨太親，朋黨政客資助無政府，本身自我矛盾人格分裂，最終在國共內戰開始逐漸消亡。1921年，墨索里尼創立國家法西斯黨；同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到百年，法西斯有復興跡象，上世紀李石曾在革命之都實踐素食安那其，今日法國自去年起出現新納粹「素食恐怖主義」（Vegan terrorism），激進分子以全素之名恐嚇襲擊肉店並蔓延歐美。地球另一極中美之間，正開展新世紀大豆之戰。而這邊的恐怖主義，以愛國民族主義滲透包辦。

電影中，缺席中共一大的總書記陳獨秀，一直都消失於官方論述中。現實中，飾演陳獨秀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著名演員馮遠征，1989年11月從首都乘坐西伯利亞火車到柏林，趕上見證別人圍牆倒下。留日新文化運動代表，陳獨秀當然是激進派，自1921年後攻擊「近來青年中頗流行的無政府主義」。在〈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衝突〉一章，施樂伯慶幸共產黨發言人陳獨秀與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的那場著名筆戰紀錄得以保存。其中回應無政府主義者論點——自由社會應由公意（Public will）而非法律所控制，陳獨秀認為，大部份群眾運動都是醜陋非理性的，群眾心理是盲目的。「無論怎樣大的科學家，一旦置身群眾，便失了理性。」《新青年》談「中國特色無政府主義」，總書記批評中國人墮落腐化、不思長進，應該受「開明專制統治」嚴管。

「⋯⋯又如五四運動，一天之內聯合數萬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示威運動，更聯合全國之學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舉行罷課罷市罷工，以對抗北京政府，這都是自由聯合的。法律沒有規定如不聯合就要處無期徒刑，又沒有軍隊來強制他如不遵從就格殺勿論。」五四百周年與六四30之間，我在香港油麻地捧讀1921年4月5日《民聲》增刊〈區聲白致陳獨秀書〉。

區聲白亦回應陳獨秀，關於「九十九人贊成一人反對也不能執行」、「自由契約」、「直接行動」，彷若跟21世紀無政府主義者Graeber隔世呼應，自「佔領華爾街」後，這些概念和行動模式遍地開花，由開羅、烏克蘭、台北到香港。

「至於不顧社會的福利，祗要個人有絕對的自由，這是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共產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不敢贊同的，我很願意先生把無政府主義各派別分清一下，再下批評。總之無政府黨人所持的態度，是科學的，進化的，即如巴枯寧之主張由未善而至於較善；克魯泡特金之主張由較未幸樂而至於較為幸樂，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於較為自由。若是先生所說的『絕對的自由』不知是那一個無政府黨人之所主張，還望指教。」
區聲白亦回應陳獨秀，關於「九十九人贊成一人反對也不能執行」、「自由契約」、「直接行動」，彷若跟21世紀無政府主義者Graeber隔世呼應，自「佔領華爾街」後，這些概念和行動模式遍地開花，由開羅、烏克蘭、台北到香港。

這本《民聲》雜誌合訂影印本（1913年8月至1921年7月），翻印再翻印1967年香港英皇道龍門書店的印行，由劍橋大學貝馬丁代序，放在油麻地某街坊素食小店書架任人閱讀，內頁「民聲」提字，有吳稚暉署名。〈師復君行略〉談其特立獨行，「香港主某報筆政，鼓吹急進主義」；香山獄幾三載，「間為筆語自娛，成粵語解一書，舉吾粵今語與古語離異者，為之鉤考流變⋯⋯」其他文章有討論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對同類異派之態度、與布爾札維克主義之別，其中談及「馬克斯（原文所用）的『共產宣言』承著俄國革命而膨脹於世界裹，但共產黨人所信奉的完全是集產主義，完全主張對於生產適用中央集權⋯⋯」，共產黨實為集產黨。

「馬克斯（原文所用）的『共產宣言』承著俄國革命而膨脹於世界裹，但共產黨人所信奉的完全是集產主義，完全主張對於生產適用中央集權⋯⋯」，共產黨實為集產黨。

從中環匯豐到九龍油麻地

素食小店，正是由2011年至2012年「佔領匯豐」運動延續過來的「散落社區」。周日黃昏幾位八十後青年陸續回舖，共享S煮的素意通粉以及從那裡一路走來的經驗。譬如佔領期間，有中年男子經常跟蹤女生，他們並沒報警，嘗試以自己方式解決問題。呼應區聲白答陳獨秀：「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是自由組織，人人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我們能聯合起來做事，因有共同目的，有共同訂定和信守的契約，如遇上妨礙公共利益之個人自由，會請他離開，或儘可能用誠懇態度以正當理由告之。」

本地八十後青年，在中環匯豐總行——那個象徵香港聞名的壟斷式「Crony Capitalism」空間下，邊搞讀書小組討論邊學習屬於新世代的社會運動。S告訴我，因為覺得中環沒有社區，佔領十一個月清場後落戶油麻地，凝聚有共同理念的朋友，腳踏實地進行社區實驗。透過自由定價的素食小舖——吃，是相對容易連繫人的一種方式。他們不清楚戴耀廷教授有沒受Graeber論「甘地式非暴力公民抗命以外」方式所啟蒙，但2014年佔領金鐘——那場震驚世界、被外國媒體形容為「共享地球村」、「無政府狀態」的雨傘運動，並非他們心目中的無政府主義。「佔領旺角」時，他們以另類方式譬如打邊爐抗爭，即遭受各方批評，由「潔癖症」衛道之士到統稱的「木土派」。後來，幾個身穿本土派T恤的青年到素食小店吃飯，驚訝發現「打邊爐」一族後，倒不時過來「幫襯」支持小店。

從1914至1989，全世界如果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備戰中，相比精於坦克彈道兵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真的退至無用武之地。直至1989後，大戰動員年代看似終結，建基於無政府主義理念的全球革命運動重新再現。

書架上的《民聲》，是B從內地帶回來。他說，內地某大學有位老外教授，是德里克學生，五、六年前翻印幾十本《民聲》並在學校組織無政府主義讀書會。B認為，並非不能討論，至少德里克一書有中譯本，他甚至看過CCTV科教頻道播放相關歷史紀錄片。五一勞動節前幾天，B參與連結東亞左翼文藝和行動組織的「黑書眾」擺攤，我們與內地朋友交流無政府史料。約十年前他們在華中有個無政府主義實驗空間，2011年來到佔領中環現場，講述別處的「自治」狀況。

今日，當北大馬克思讀書會都不能存在的時候，無政府必須消失。1980年代最開放的十年，大陸確實出現過研習無政府主義風向，北大出版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有師復弟劉石心的口述史。2006年廣西師大翻譯出版《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當然原版所有八九相關內容都不見了。德里克在中文版序強調，一，漢語「無政府」有誤導成分，Anarchy意指「無規則」，反抗的是更寬泛意義上的權力；二，書中觀點只聚焦二十世紀初期「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現代革命思想的價值」，而近年社運對地域政治的關注，包括全球化災難、新的生態意識、新的本土人運動意識如墨西哥薩帕塔思想等，跟無政府主義者的關心相呼應；三，「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被對此不抱好感的批評家貶斥為過於烏托邦化或者說過於支持無秩序狀態。實際上它正是一種烏托邦理想，但這種目前也被忽略的烏托邦，可能與我們了解生活和政治本來面目的批判視角是密不可分的。」

從長春社李少文百年「油紙傘」到德里克寫激進化身份傘運；從1989年5月27日香港學聯送達天安門的200個帳篷到Graeber非暴力公民抗命激發創意語言——包括龍和道上有垃圾分類的帳篷村，沿途不都有跡可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台灣版《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2014）一書中，Graeber說，百年前無政府主義者給大眾留下的惡劣形象，或許是炸彈狂徒行刺者，可以說，他們是現代政治運動首先實行恐怖主義的。然而從1914至1989，全世界如果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備戰中，相比精於坦克彈道兵法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真的退至無用武之地。直至1989後，大戰動員年代看似終結，建基於無政府主義理念的全球革命運動重新再現。「無政府主義有無盡顏色、類別、取向。我這個『小寫』安那其，更關心我們的理念如何在廣義聯合結盟中運作，譬如，那些沒意圖扮演政府機制角色的運動、聚焦為世界模塑我們所渴望的社群組織。總之，很難講清楚那一種無政府主義更有意思，大家為邁向自由社會共同努力。」

香港這座城市，在Precariousness搖搖欲墜下，去年有郭達年音樂會紀錄片《無知過去．焉知未來》，今年有學術出版《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於後革命時代與數碼極權主義之間，期待素食小店W所告知：幾個青年朋友也希望整理另一個屬於他們的香港安那其故事。如果這裡沒有一種稱得上運動的無政府，至少我們有身體力行的安那其，在個人微碎生活裡堅守著那個小小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