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一百种化身：五四前，六四后，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香港

“香港夏悫道，将城市连结一起的主要大道，下午突然爆发进入无政府状态，直至群众集会短暂被驱散，逼退至中环一带。”《华盛顿邮报》6月12日大篇幅报导香港“反送中”示威，用上“anarchy”一词；而香港政府及警方却迅即把反抗者说成“暴徒”。

凡有抗争，Anarchy一词殊为常见。Anarchism，汉语中取其没有统治者之特征，译作“无政府主义”；另有强调个人立场／生活态度者，因“无政府”之字面意思易误导，更爱以音直译为“安那其主义”。就在不久之前，今年5月1日的巴黎，传媒报导“极左激进无政府主义团体”Black Blocs 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误中催泪弹的法国总工会领袖批评警方“袭击良民”。看似一则远方消息，而读者你我，是否能想像它与自己的关系？

实情是，一百多年前，正是这个主张“无政府工团运动”（Anarcho-syndicalism）的法国总工会，曾经激励彼时清末赴法的“巴黎帮”（成员为彼时清廷官二代、富二代），发动了一场“豆腐无政府”革命。这些以巴黎为基地的中国无政府青年，曾用世界语（Esperanto）来宣扬自由、科学和素食主义；而同一时期，1907年，东京也曾出现另一帮中国无政府主义新青年，而他们，曾以香港为暗杀基地。

世界大同与激进意识，亦正亦邪渗透华人百年纷扰，本文尝试爬梳交叉历史，而后链接现实，看一看这激浪“平民之声”又怎样与21世纪香港安那其青年重新连结。

这种激进想像与革命情绪，之后延续覆叠于同一公共空间：五四、七六、八九⋯⋯天安门之后就此灭绝。

国际学者与香港无政府

然而在讲那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近三十年来为我们记忆最深的两场“动乱”。“无政府主义出现在国家危机之时”，土耳其裔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在1991年的著作《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曾这样讲到。这位中国近现代史学者认为，无政府主义意识一直“滋养”著中国革命论述的激进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然后是八九天安门。

1989年之夏，德里克人在香港，跟那座城市里的市民一样紧贴电视，他在自己书的开篇写道：对无政府主义之恐惧，首先建立在此个字眼本身：No rule，所以凡是与此相关的都得镇压。1989悲剧是这句话最近的例子，国际传媒所报导的“无政府”状态，最终沦为中国官方定性的“动乱”。

2004年，德里克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在那里接受了香港黑鸟乐队主创郭达年的访问。郭达年及其黑鸟乐队，是社会运动参与者，也是香港本土的无政府主义倡导者，对1970年代末以降的香港文化艺术界有著深远影响。这次访问可谓是一场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者与本土行动者的对接，德里克预示，香港在2005年即将主办WTO会议，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力量亦将如每次WTO会议一样发动反世贸示威，而中国政府对此必然会给香港政府压力去镇压这场示威（事后证明那次示威为香港继1989年旺角油麻地骚乱后，16年来首次骚乱，首次由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及史上首次于行动中发射布袋弹）。德里克并向采访者强调新形态的社会运动，首先须建基在地社区，再从香港连结开去；又提及李登辉“七中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从而希望香港亦能创造自己的“本土化”身份政治。

无政府主义意识一直“滋养”著中国革命论述的激进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然后是八九天安门。

2014年，德里克为六四25周年写下文章〈忘记天安门，你不想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以及错过跟新“新中国”做生意〉；未几，雨伞运动出现，87枚催泪弹在香港爆发，德里克于10月初首先发表了〈老鼠的呐喊：民主运动在香港〉，认为这场运动承接全球的占领运动，呼应天安门民主呐喊的骚动，是“香港身份成形的最新一章”。至2018年底，德里克病逝，香港中文大学以“无畏地激进，激进地无畏”予以悼念，他最后出现在陈耀成导演的纪录片《撑伞》中，面对镜头说到：“他们不是占领了天安门吗！？”

2017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发表声明支持该校学生、香港学生领袖周永康 ，全球36名教授学者联署要求港府立即释放青年领袖周永康、黄之锋及罗冠聪。其中一位LSE教授，正是参与鼓动“占领华尔街”、自称21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类学家运动份子 David Graeber。雨伞运动发生两星期后，Graeber与香港青年哲学家许煜讨论写下〈从占领华尔街到占领中环〉：“从尼日利亚到土耳其，占领在某地宣告死亡，却又在别处发生。此刻香港，意外地让2011年‘占领中环’（汇丰总行）复活。”“这不只是介入社会抗争的语言或策略改变，2011年标志组织民主革命的概念从此改变。”两人认为，当时发生的运动，是一场关乎政治常识转型的革命，采取无政府主义策略、感知和组织形态。

而Graeber对无政府的总体论述也深具穿透力：“当前激进政治其中最创意能量的部分，是来自无政府主义。”曾经，千禧刚开始，他就在新左杂志为无政府主义做出申辩，譬如他点出人们总是会误解“我们（无政府主义著）应当对抗一种东西叫‘全球化’、我们应当‘暴力’、我们应当缺乏贯彻理念”而他提醒人们，上世纪初，当大部份马克思党派沦为改良派，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工团主义仍坚守革命，直至1917。“我们通常被告知，布尔什维克成功，导致除西班牙之外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消亡，然后，共产主义发轫。”

“当前激进政治其中最创意能量的部分，是来自无政府主义。”

巴黎豆腐大同

落在华人的脉络里，另外两位学者施乐伯（Robert Scalapino）、于子桥于1961年合著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The Chinese Anarchist Movement）中，也曾提出与前引德里克观点相近的论述：当法、日两帮中国新青年倡议“无政府共产”、发动“勤工俭学”和中国首个五一劳动节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马列思想还不知在哪。

柏克莱大学教授施乐伯，1959年曾赴台北对当年“巴黎帮”主脑李石曾进行第一手采访，他在这本《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把这场中国激进运动界定在1905至1920年，共产党成立之前（德里克则认为是1905-1930年，由同盟会成立到1927年国民党内部分裂以后）。故事是这样的，话说上世纪初，清朝廷派遣学生出国实另有谋算：激进搞事打发到欧洲，相对温和的就派去留日。结果，两帮境外势力各自发展，某程度上直接（行动）或间接（思想）推倒派出留学生的清廷自身。

1902年清廷大臣出使巴黎，随员有21岁北京高官二代李石曾、25岁江南富二代张静江。两位自幼饱读经书的青年踏足大同新世界，首先受“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冲击；同时，巴枯宁与第一国际闹翻后，思想界分成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两大阵营——这些正是当时最时髦的先进思潮。辞官不干的李石曾报读化学生物，跟法国无政府地理学家兼素食主义者Élisée Reclus儿甥成为好友；张静江则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进口生丝茶叶古董，开设茶店和印刷厂，创业投资最终进出口革命宣传大业。稍后不久，在报章骂慈禧“娼妓淫妇”的穷书生吴稚晖，经香港逃至伦敦，1906年到巴黎与老友李石曾、张静江会面，再加上前往柏林途中路过的蔡元培，共同发起会社组织“世界社”，四人其后也被称为“国民党四老”。一年后，他们创办以世界语为刊号的刊物《新世纪》（La Novaj Tempoj）。同一时间，李石曾的远东生物学研究会，在印刷厂旁设大豆试验研究所，1908年开创巴黎中国豆腐工厂，是获全球首个豆奶及生产机器多项专利的豆制品公司，其中西合壁创意包括法式豆腐芝士、大豆果酱、豆奶咖啡、豆蛋、豆粉、朱古力、饼干。其后，素食主义者以原名李煜瀛发表《大豆》论文，宣扬大豆文化对公共健康、农耕工业、社会经济的效益。

在布鲁塞尔博览摆摊的豆腐公司，岂止纯粹输出“中国软实力”，几年间公司从中国聘请过百“半工读”青年来到巴黎，豆腐工清教徒式的生活禁绝嫖赌烟酒，并在夜班课堂学习中文、法文、科学和无政府革命思潮。而这种半工读模式，也逐渐由当初的实验走向官方——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跟巴黎帮在北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即后来发展成电影《建党伟业》（2011）中，湖南激进份子毛润之没去、少年邓小平赶上尾班西伯利亚火车，最后在法国遇上周恩来的“官方说法”。

“一个正当社会，容许个体之间自由交换、共享与互助，有免于被小数力量控制的自由，这是无政府主义企图实现。然而，今日政府，被小数管治，这些小数通过有利他们的法律。可以说，国家就是正当社会的破坏者。我们致力消灭这些正当社会破坏者。”李石曾，1907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别，目的以外，更基本是手段。前者可以勤工俭学，后者属于少数人革命。“所有政府都是自由与平等的敌人。”施乐伯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引述主编李石曾1907年在《新世纪》中所写的话，“一个正当社会，容许个体之间自由交换、共享与互助，有免于被小数力量控制的自由，这是无政府主义企图实现。然而，今日政府，被小数管治，这些小数通过有利他们的法律。可以说，国家就是正当社会的破坏者。我们致力消灭这些正当社会破坏者。”

革命的几种手段：书本和演说，让人民动容；集结聚会，凝聚力量；公开抵制，如抗税形式；反征兵、群众示威起义；暗杀。而施伯乐形容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曰，在国族主义革命前夕，暗杀等“直接行动”几乎已成惯常。

《新世纪》从一开始便收到“民族主义读者”的来信挑衅，1910年即办到了最后一期，其内容可谓汪精卫专辑——向这位暗杀溥仪生父载沣失败被捕的国民“英雄义士”致敬。据杜克大学学者Edward S. Krebs的著作《Shifu, Soul of Chinese Anarchism》（师复，中国无政府主义之魂，1998）〈回归暗杀〉一章，28岁的汪精卫在朝廷大审亲自结案陈词，相信自己的“演辞”受广泛报导后能引起公众对革命运动的支持，他批评政府提出所谓的宪法只是永续帝制。敢死队长没能“玉石俱焚”，最终在庭上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理想主义：将其《民报》文章（〈革命之决心〉、〈革命之趋势〉、〈告别同志书〉）缝系衣上，图以肉身把笔墨翻译成血。而摄政王为显示对敌人宽容大爱，免其一死。

沦为法西斯帮凶以前，汪精卫曾是最坚定的革命青年，更是连系“巴黎帮”与“东京帮”的无政府主义者。百年前尚无数码网络，但《新世纪》一直抵抗满清政府对海外学生的监控：派员到巴黎“协助”学生；迫使日本查禁汪精卫主笔的《民报》、刘师培与何震夫妇的《天义报》和《衡报》。《新世纪》曾为秘密印刷的《民报》作发行人，而这个影响了欧日中国留学生的“反动”刊物，少部份也只能经香港偷运大陆。

1919年6月3日歌赋街却发生了上世纪版的“雨伞运动”——九名学生手持写上“国货”的油纸伞游行被警方拘捕，油纸伞销情急升，有学校买入数百把。

摩罗庙街暗杀团

巴黎帮反传统反民族主义，日本帮反现代性，重视国学道德。辛亥革命时期才女何震宣扬女权和俄式无政府，比其国学先生刘师培更极端，可是两人回国后被揭发为警方“内鬼”。

然而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真正的灵魂人物刘师复，20岁留学日本，原名刘思复，香山人，他先以香港为行动基地，后以广州为思想中心，连系知识份子与工人，31岁肺痨病逝，影响深远。1906年夏，刘师复在中环好莱坞道79号《东方报》任主笔，翌年汪精卫、冯自由在普庆坊同盟会密谋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炸弹在德辅道《中国日报》制造，于李纪堂屯门青山农场试验。刘思复自告奋勇执行，因误爆受伤被捕，炸掉左手五指，囚于香山监狱。1909年底获释回港，同盟会成员为其在湾仔愉园开欢迎会，暂居德辅道中“捷发号四楼”（现恒生银生总行）名为“少年书报社”的同盟会所。

汪精卫早于跑马地黄泥涌道35号（现153号）成立暗杀团，北上炸载沣被捕后，刘师复承其宏志。1910年4月于般咸道16号自组“支那暗杀团”总部，后迁至摩罗庙街23号，又曾在油麻地设落脚点。成员包括女友丁湘田、后为岭南画派宗师的高剑父、谢英伯（后为广州无政府工运领袖、幕后策动1922香港海员大罢工）、军阀陈炯明、18岁青年李熙斌（二战后在香港岭南教国文）、郑彼岸、林冠慈、陈敬岳、程克等十二人。暗杀团三次行动：1910年秋北上再刺载沣，结果先头部队北方人程克投靠了袁世凯；1911年夏再刺李准，广州水师肋骨拆断，林冠慈陈敬岳先后就义；1911年10月25日，16岁李沛基把南下广州的凤山将军及随员炸个体无全肤，安然离开。整场革命运动最成功行刺任务，由香港支那暗杀团与黄兴“东方暗杀团”合作。话说当时主力创办香港大学的港督卢押，对一小撮激进分子采取积极不干预态度。

上述部份中西及湾仔区反动基地地址，详列于2018年4月香港民间环保保育组织长春社推出的《保育香港历史笔记》。长春社高级公共事务经理李少文，多年来守卫本土历史建筑，亦守护非物质文物，俨如香港革命史家。在一方称“骚乱”、另一方称“革命”的旺角事件两周年，他策划了“叛逆之都——少为人知的维城反清据点导赏团”。其中好莱坞道路线，涉及百前年全港惟一专售大陆新文化运动书刊的萃文书坊，五四运动当时在港虽没什么冲击回响，但1919年6月3日歌赋街却发生了上世纪版的“雨伞运动”——九名学生手持写上“国货”的油纸伞游行被警方拘捕，油纸伞销情急升，有学校买入数百把。李少文说，香港在清末革命前后的反政府运动中有著重要角色，而这本小册子上写著：“仅把这小册献给现在遭受政治压迫旳人，以史为鉴，不要成为压迫的一方。”

五四运动当时在港虽没什么冲击回响，但1919年6月3日歌赋街却发生了上世纪版的“雨伞运动”——九名学生手持写上“国货”的油纸伞游行被警方拘捕，油纸伞销情急升，有学校买入数百把。

当北上变脸帮凶出卖盟友，宣布独立的广东仍是坚实后盾，权势商贾当金主，暗杀团招揽杂牌民军，五湖四海义士包括绿林土匪黑帮组织。Edward S. Krebs点出辛亥革命前五天，九广铁路全线开通，对珠三角铁路沿线城市“地缘政治”带来影响，以往香港配制的炸弹，靠夜船偷运广州，有的藏于旧钢琴。

关于凤山将军那个炸弹，最意想不到的反方说法竟出自王家卫。“梁启超说那个年代是暗杀年代。推翻满清，一是共和、革命，一种就是最激烈的，暗杀。”一明一暗，“里子和面子”。《一代宗师》导演在《南方周末》访问和金马影展讲堂中，两度提及那个炸弹是蔡元培先生配制。他解释金楼那场戏，宫老爷子原本还有一段话没出现在银幕，就是他们北方暗杀团一帮人，从东北南下佛山，正是为送蔡元培这个炸弹。“三天之后，炸了广州将军凤山，民国就此开始，所以这个楼叫共和楼”，“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就是这个意思。王家卫说，他们做过很多史料研究，但如此确凿点名蔡元培，相信来自编剧徐浩峰和顾问张大春。内地有无数单方立场一二手史料三四手再创作，因此，阅读学者原始史料何其重要。无论如何，电影还是回避了最极端的“里子”以及武林江湖之义。

无政府主义，由毁灭性转向建构性，从政治革命迈向社会革命，从孤狼式恐袭到走入群众。

北大，无政府基地

民国初始，刘师复决定上京了结最后任务，干掉发皇帝梦的袁世凯。没料到被载沣“特赦”出狱、要南北议和的汪精卫阻止。Edward S. Krebs指出，刘师复是通过暗杀行动逐渐走近无政府主义，入狱后受《新世纪》影响。“曾经如此接近死亡，幸存者的罪疚成为强大动力。”1903年在广州成立晦呜学舍和心社，确立十二社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 。”去掉姓氏自始名“师复”。出版《晦呜录》（也叫“平民之声”），受袁世凯亲信查禁，逃亡澳门易名《民声》再出版，以世界语（La Voco de la Popolo）命名，翻译《新世纪》文章，与世界各地无政府组织书信往来，著重本土发展，亦强调一种普世主义网络连系。

无政府主义，由毁灭性转向建构性，从政治革命迈向社会革命，从孤狼式恐袭到走入群众。另一方巴黎帮，亦将他们的“应用无政府”带回家，李石曾吴稚晖与蔡元培成立留法俭学会，创办“进德会”立“八不”，同样不嫖赌烟酒，不当官不纳妾也不食肉。

1915年，师复积痨病逝，《民声》由胞弟刘石心及追随者黄凌霜、区声白、梁冰弦等出版至1922年；其组织带动的无政府共产思想，在遭受陈独秀抨击时，早已潜伏各地先进分子潜意识，逐渐成为有更广泛动员力的工人运动：1918年广州首个中国五一劳动节、首份工人刊物《劳动》（上海出版），至1921年广州有超过40个工会，翌年成立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以黄凌霜为首的“广州帮”更在北京成立首个无政府小组“实社”，左右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实社后来跟广州、南京等地连结为伞状组织“进化社”，刊物主编陈延年匿名撰文，批评其父陈独秀。

“讽刺地，共产党挪用革命理想之名确立霸权为其续命。然而理想重复再现以挑战新霸权，逼使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反思，刺开被新政权加诸的意识形态封锁，并作为一个提醒——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所以，五四实为无政府主义产物。用德里克教授说法，自蔡元培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俨如全国无政府主义基地。“没人认为蔡校长主动散播无政府思想，但其大学改革创造了让无政府百花齐放氛围。”邀吴稚晖任学监、李煜瀛教生物及法国文学、孙国璋教世界语，甚至不避嫌让刘师培教中国文学史，黄凌霜区声白成为北大学生。校长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据五四运动示威学生忆述，无政府主义者，与保守派及“新青年”，形成北大学系三大流派。

在著作第五章〈激进文化及文化革命：五四运动的无政治主义〉里，德里克写到，来自湖南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四年级学生匡互生，突然冲到曹汝霖大宅前，打砸门窗，打开大门让学生冲入，继而拿出火柴，一把火烧著大宅。匡互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的行动，把无政府主义者对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的影响戏剧化，然而很快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成为时代错误。五四运动预示爱国主义洪流，继而把中国激进思想内的无政府主义边缘化。无可否认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时期，征示著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激进想像的至高点。五四运动确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革命性时刻，点燃了激进想像的同时，看似为整代人带来实质的乌托邦希望。匡互生忆述，游行到赵家楼时，大家一起示威呐喊，个体身份仿似消融于群众中。他所描述的情绪，象征运动给年轻学生带来的革命希望。无政府主义，正正表达了这些希望愿景。”

这种激进想像与革命情绪，之后延续覆叠于同一公共空间：五四、七六、八九⋯⋯天安门之后就此灭绝。“当这手稿在1989年6月将近完成时，广场重燃的民主运动刚被邓小平领导的共产党——无政府勤工俭学产物——残酷镇压⋯⋯”德里克在《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英文原版最后一章〈余波后想〉写道。“从长远历史观照，镇压的不只当下一场运动，更是深嵌于中国革命论述的社会革命理想。无政府主义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早已指向可能发生的结局，当他们从革命场景消失，社会革命理想亦随之搁止。即使，它在革命论述植根过深而很难完全消失。讽刺地，共产党挪用革命理想之名确立霸权为其续命。然而理想重复再现以挑战新霸权，逼使对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反思，刺开被新政权加诸的意识形态封锁，并作为一个提醒——尚未完成的革命任务。”从没自认无政府主义者，但至死仍“坚持一种激进主义可能性愿景”的这位土耳其裔教授于30年前如是作结，“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最终可能只是在政治上无关痛痒的历史。但它提供有利视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最关键的政治问题，不只是中国或社会主义的。”

“⋯⋯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联合数万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区声白致陈独秀书〉，1921

法西斯百周年前夕

施乐伯引述1936年毛泽东接受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采访所说，他们一伙学生从湖南去北京希望留学法国，那段时期，他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2011年电影《建党伟业》，青年毛润之更宣告老家“湖南自治”，片尾小船建党一幕，上海代表李达情不自禁：“同志们，我想朗读一段《共产党宣言》以代表我激动心情：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的宣布，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暴力的手段，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激进政治文化植根大陆——无论文革或反右反左，百年后竟能如此赤裸裸在萤幕公开宣扬暴力？上百明星客串的主旋律，每个角色出场都有名有姓，包括一众五四游行学生，惟独易装修女暗杀陶成章的张震没有，片尾演职员表只“特别呜谢张震”，他的角色，其实叫青年蒋介石。

一方面掠夺把他者革命运动进行共产党私有化，另一方面以“反革命”之罪排除异己。激进主义之一体两极——无政府与法西斯主义，由汪精卫串连。巴黎帮亦逃不过“裙带关系”责难，反威权却与国民党太亲，朋党政客资助无政府，本身自我矛盾人格分裂，最终在国共内战开始逐渐消亡。1921年，墨索里尼创立国家法西斯党；同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百年，法西斯有复兴迹象，上世纪李石曾在革命之都实践素食安那其，今日法国自去年起出现新纳粹“素食恐怖主义”（Vegan terrorism），激进分子以全素之名恐吓袭击肉店并蔓延欧美。地球另一极中美之间，正开展新世纪大豆之战。而这边的恐怖主义，以爱国民族主义渗透包办。

电影中，缺席中共一大的总书记陈独秀，一直都消失于官方论述中。现实中，饰演陈独秀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冯远征，1989年11月从首都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到柏林，赶上见证别人围墙倒下。留日新文化运动代表，陈独秀当然是激进派，自1921年后攻击“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冲突〉一章，施乐伯庆幸共产党发言人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那场著名笔战纪录得以保存。其中回应无政府主义者论点——自由社会应由公意（Public will）而非法律所控制，陈独秀认为，大部份群众运动都是丑陋非理性的，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新青年》谈“中国特色无政府主义”，总书记批评中国人堕落腐化、不思长进，应该受“开明专制统治”严管。

“⋯⋯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联合数万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五四百周年与六四30之间，我在香港油麻地捧读1921年4月5日《民声》增刊〈区声白致陈独秀书〉。

区声白亦回应陈独秀，关于“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自由契约”、“直接行动”，彷若跟21世纪无政府主义者Graeber隔世呼应，自“占领华尔街”后，这些概念和行动模式遍地开花，由开罗、乌克兰、台北到香港。

“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祗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我很愿意先生把无政府主义各派别分清一下，再下批评。总之无政府党人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化的，即如巴枯宁之主张由未善而至于较善；克鲁泡特金之主张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于较为自由。若是先生所说的‘绝对的自由’不知是那一个无政府党人之所主张，还望指教。”
区声白亦回应陈独秀，关于“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自由契约”、“直接行动”，彷若跟21世纪无政府主义者Graeber隔世呼应，自“占领华尔街”后，这些概念和行动模式遍地开花，由开罗、乌克兰、台北到香港。

这本《民声》杂志合订影印本（1913年8月至1921年7月），翻印再翻印1967年香港英皇道龙门书店的印行，由剑桥大学贝马丁代序，放在油麻地某街坊素食小店门口书架任人阅读，内页“民声”提字，有吴稚晖署名。〈师复君行略〉谈其特立独行，“香港主某报笔政，鼓吹急进主义”；香山狱几三载，“间为笔语自娱，成粤语解一书，举吾粤今语与古语离异者，为之钩考流变⋯⋯”其他文章有讨论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同类异派之态度、与布尔札维克主义之别，其中谈及“马克斯（原文所用）的‘共产宣言’承著俄国革命而膨胀于世界裹，但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完全是集产主义，完全主张对于生产适用中央集权⋯⋯”，共产党实为集产党。

“马克斯（原文所用）的‘共产宣言’承著俄国革命而膨胀于世界裹，但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完全是集产主义，完全主张对于生产适用中央集权⋯⋯”，共产党实为集产党。

从中环汇丰到九龙油麻地

素食小店正是由2011年至2012年“占领汇丰”运动延续过来的“散落社区”。周日黄昏几位八十后青年陆续回舖，共享S煮的素意通粉以及从那里一路走来的经验。譬如占领期间，有中年男子经常跟踪女生，他们并没报警，尝试以自己方式解决问题。呼应区声白答陈独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人人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我们能联合起来做事，因有共同目的，有共同订定和信守的契约，如遇上妨碍公共利益之个人自由，会请他离开，或尽可能用诚恳态度以正当理由告之。”

本地八十后青年，在中环汇丰总行——那个象征香港闻名的垄断式“Crony Capitalism”空间下，边搞读书小组讨论边学习属于新世代的社会运动。S说，因为觉得中环没有社区，占领十一个月清场后落户油麻地，凝聚有共同理念的朋友，脚踏实地进行社区实验。透过自由定价的素食小舖——吃，是相对容易连系人的一种方式。他们不清楚戴耀廷教授有没受Graeber论“甘地式非暴力公民抗命以外”方式所启蒙，但2014年占领金钟——那场震惊世界、被外国媒体形容为“共享地球村”、“无政府状态”的雨伞运动，并非他们心目中的无政府主义。“占领旺角”时，他们以另类方式譬如打边炉抗争，即遭受各方批评，由“洁癖症”卫道之士到统称的“木土派”。后来，几个身穿本土派T恤的青年到素食小店吃饭，惊讶发现“打边炉”一族后，倒不时过来“帮衬”支持小店。

从1914至1989，全世界如果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备战中，相比精於坦克弹道兵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真的退至无用武之地。直至1989后，大战动员年代看似终结，建基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全球革命运动重新再现。

书架上的《民声》，是B从內地带回来。他说，內地某大學大学有位老外教授，是德里克学生，五、六年前翻印几十本《民声》并在学校组织无政府主义读书会。B认为，并非不能讨论，至少德里克一书有中译本，他甚至看过CCTV科教频道播放相关历史纪录片。五一劳动节前几天，B参与连结东亚左翼文艺和行动组织的“黑书众”摆摊，我们与內地朋友交流无政府史料。约十年前他们在华中有个无政府主义实验空间，2011年来到占领中环现场，讲述别处的“自治”状况。

今日，当北大马克思读书会都不能存在的时候，无政府必须消失。1980年代最开放的十年，大陆确实出现过研习无政府主义风向，北大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有师复弟刘石心的口述史。2006年广西师大翻译出版《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当然原版所有八九相关内容都不见了。德里克在中文版序强调，一，汉语“无政府”有误导成分，Anarchy意指“无规则”，反抗的是更宽泛意义上的权力；二，书中观点只聚焦二十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现代革命思想的价值”，而近年社运对地域政治的关注，包括全球化灾难、新的生态意识、新的本土人运动意识如墨西哥萨帕塔思想等，跟无政府主义者的关心相呼应；三，“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被对此不抱好感的批评家贬斥为过于乌托邦化或者说过于支持无秩序状态。实际上它正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但这种目前也被忽略的乌托邦，可能与我们了解生活和政治本来面目的批判视角是密不可分的。”

从长春社李少文百年“油纸伞”到德里克写激进化身份伞运；从1989年5月27日香港学联送达天安门的200个帐篷到Graeber非暴力公民抗命激发创意语言——包括龙和道上有垃圾分类的帐篷村，沿途不都有迹可寻？《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台湾版《为什么上街头？新公民运动的历史、危机和进程》，2014）一书中，Graeber说，百年前无政府主义者给大众留下的恶劣形象，或许是炸弹狂徒行刺者，可以说，他们是现代政治运动首先实行恐怖主义的。然而从1914至1989，全世界如果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备战中，相比精於坦克弹道兵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真的退至无用武之地。直至1989后，大战动员年代看似终结，建基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全球革命运动重新再现。“无政府主义有无尽颜色、类别、取向。我这个‘小写’安那其，更关心我们的理念如何在广义联合结盟中运作，譬如，那些没意图扮演政府机制角色的运动、聚焦为世界模塑我们所渴望的社群组织。总之，很难讲清楚那一种无政府主义更有意思，大家为迈向自由社会共同努力。”

香港这座城市，在Precariousness摇摇欲坠下，去年有郭达年音乐会纪录片《无知过去．焉知未来》，今年有学术出版《香港的第三条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众戏剧》。于后革命时代与数码极权主义之间，期待素食小店W所告知：几个青年朋友也希望整理另一个属于他们的香港安那其故事。如果这里没有一种称得上运动的无政府，至少我们有身体力行的安那其，在个人微碎生活里坚守著那个小小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