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紀念研討會首度移師台北，持續重訪八九民主夢

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將屆，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舉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研討會」，會議為期兩天半，當年八九民運參與者與研究者齊聚一堂，重新還原當年現場、討論未來中國情勢。過往，六四紀念研討會都在香港舉辦，這是首度大規模移師台灣，不但讓台灣本地民眾、行動者多了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機會，也讓三十年來持續不間斷的六四紀念場景發生了置換。

「為什麼要辦在台灣，答案很簡單，如果辦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與會者都來不了（如王丹、吾爾開希、封從德、王希哲、楊建利等民運人士，多半都有訪港被拒的前例）」華人民主書院校長陶君行說，「之前雨傘運動前後的時候已經有這個現象了，他們（這些赴港申請簽證遭拒的講者）可能也覺得沒什麼太特別，也沒有特別說出來，但很多講者現在都來不了香港，光在網路上申請就過不去。在雨傘運動以前，都是有關民運的人士，現在擴大太多，連部分台灣的公民運動的人士都沒辦法來。」

會議中，除了王丹、吾爾開希與封從德等台灣熟知的學運領袖之外，引人矚目的尚有：吳仁華紮實的歷史研究，為當年的歷史重新貢獻諸多重要史料。吳國光提出「六四事件政變」說，認為六四學運過程中，鄧小平調動軍隊、撤換領導人乃至任命新領導人，實是一場軍事政變，引起現場正反意見激辯。當年解放軍官李曉明與受傷學生方政同台，兩人火花，也引起台灣媒體關注。被王丹譽為「我們之中最聰明、學術做得最紮實」的學運領袖王超華，亦首次在台灣發表新書《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知名維權律師滕彪亦與會發表，提出在中國「高科技集權主義」下，公民如何持續行動的疑問。

劉曉波思想遺產、八九後的中國維權運動也是會場上多次反覆提起的話題。雨傘運動的周永康、三一八施懿倫也合寫了一篇論文，雖然仍在雛形，探討六四事件對香港一國兩制方案形成的影響。

會議反應熱烈，大廳一位難求，與會者發言踴躍，當中也可見不少台灣年輕學生身影。這些講者來台並不只在研討會上發表，也在各獨立書店、中研院與大學校園有演講，製造了豐富的外溢效應。

開幕式定錨：三十年後，世界走入「後後冷戰」時期

除了六四的參與者、研究者，與中港台三地的行動者之外，研討會廣受各方矚目的講者，無疑是負責進行開幕演說的史丹福大學政治系教授Larry Diamond。Larry Diamond在會後接受《端傳媒》專訪時，他回顧89年的天安門事件時表示，今日的中國政權仍恐懼著自己的影子，「這個影子是什麼？我們都非常清楚，正是今天研討會的主題，八九六四天安門運動。」

六四運動發生在世界對「民主」抱有希望的年代。

Larry Diamond進一步分析，六四運動發生一個在世界對「民主」概念整體都抱有希望的年代。而在89年之後，柏林圍牆倒塌、共產主義垮台，直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期，世界經歷了一段「意想不到」民主進展。但自2006年或2007年開始，世界開始進入一段民主衰退期。Larry Diamond分析，在這段期間，民主衰退的腳步是「漸進式的、零碎而片段的」，但仍是可以指認的。

面對此一現象，Larry Diamond認為，與其繼續以「後冷戰」稱之，不如說世界進入了「後後冷戰」（post-post-cold war）時期。在Larry Diamond的分類中，後冷戰時期是從1991到2006年為止，特色是由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主導世界秩序，而民主是當時世界上主要的政府體制。民主自由的價值擁有極大的動能，吸引更多國家轉向民主體制，而專制政體則轉向守勢，直到2006年為止。

Larry Diamond指出，2006年後的民主衰退，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美國對伊拉克「非必要的、災難性的」軍事介入，讓許多人將民主推廣與軍事侵略畫上了等號，或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武力強制的政權更換。第二個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機，這導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分崩離析，且造成持久的影響：全球化下不平等現象持續攀升，接著移民危機出現，反移民情緒、負面的民粹主義也不斷攀升。與此同時，俄羅斯、中國等專制政權影響力日增。

Larry Diamond認為，這些因素重疊交織、彼此強化，但在同一時間，美國的民主則不斷疲軟衰落。「我們的世界已經轉變為另一種世界，一個混亂的世界。」Larry Diamond說，「這個世界有兩個超級大國中國和美國，以及一個『半』超級大國、擁有核武的俄羅斯。這是一個美國權力和世界地位縮水的世界，但這也是一個民主仍然存在的世界。大家還不知道該怎麼稱呼這樣的新世界，這是一個在想法、權力、影響力、經濟模式等領域都有激烈爭奪戰的世界，但已經不是後冷戰了，除了後後冷戰，你也可以稱之為新冷戰。」Larry Diamond舉例，中美貿易戰與美俄之間的緊張關係，都是例子。

「我不願意說這是一個民主崩壞的時代，無論是漸進式的還是突然的崩壞，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腳步不斷加快的民主失能時代，一個對民主威脅漸增的年代。」Larry Diamond如是說，「美國、歐洲國內也有許多問題，但人民仍擁有自由可以挑戰政府、要求改革。民主提供開放、草根、自主且可協調的工具，來進行改善、自我調整、質問與再生。（建構這樣的體制）需要獨立機構、獨立司法機關、獨立監管機關，你也需要獨立和自由的媒體。而上述這些，在一個越來越鞏固加強的獨裁體制中是毫無可能性的。」

他也直指，目前的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由上而下的，當有任何嚴重的異議、質問出現，一定會被事前制止或是事後審查刪改。一個政治體制無法容忍研究、更別說辯論自己的過去，這就是一個有問題的體制、道德破產的體制，因為它無法對自己的歷史（指八九六四運動）有誠實的叩問，無法從自己的過去學習，進而反覆犯了一人獨裁的錯誤和弊病。」

重回1989：在台灣，叩問三十年前的民主夢

毫無疑問地，對於所有的與會者而言，既然身在「民主」遭逢新一輪挑戰的時刻，重訪1989並不過時。除了持續要求平反過去、重拾記憶之外，紀念活動本身也也有定標當下的意義。王丹在會議中提出要「六四學」，王超華反駁是「八九學」，王丹再回應，那不如就做「八九六四」學。

在稍晚的王超華新書發表會中，王丹進一步闡釋了他的想法：「你要了解以前的中國，必須了解八九六四，因為是過去的中國一路形成了八九六四；要了解今日的中國，就不能迴避八九六四，是八九六四形成了今天的中國。這是一個承先啟後的事件，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解當代史的必須。對八卦性的東西說得太多，理論說得太少。」

王丹認為，「如果當年六四成功了，可能會讓政府在民意壓力下進行改革，類似台灣模式，是一種朝野共同合作的轉型過程。那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期，讓黨內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可以在自下而上的壓力下進行改革，不過共產黨把這個機會丟掉了。」

但陶君行悲觀地認為，往後類似重訪六四的活動，或許都要由香港移師到台北舉辦了。

「我覺得可以讓台灣與香港交流，對中國的民主發展也是重要的。就算你要求台灣獨立，你也應該關心中國問題，中國的發展，對台灣香港都有很大影響。過去香港在前線，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台灣這裡可以去看香港模式行不行？」陶君行說，答案非常明顯，「所以很重要，香港人老是說要移民到台灣，但如果台灣也不行了呢？那也不是個辦法嘛。」

面對此一新的局勢，台灣本地的公民團體早也有心理準備，要在未來扛起平台重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座教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黃默說，看情形，香港的情形是很艱難，「我希望台灣可以是一個各方面都能同意的一個平台，不但是六四問題的討論，就算是西藏、新疆、香港、中國問題的討論，台灣都能作為一個平台，這是台灣公民社會有的作用。」黃默說，這個任務艱難，他也不敢說是否能做得到，「但如果我們能做的，就盡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