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年纪念研讨会首度移师台北，持续重访八九民主梦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将届，华人民主书院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举行“六四事件30周年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更新与路径探索研讨会”，会议为期两天半，当年八九民运参与者与研究者齐聚一堂，重新还原当年现场、讨论未来中国情势。过往，六四纪念研讨会都在香港举办，这是首度大规模移师台湾，不但让台湾本地民众、行动者多了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机会，也让三十年来持续不间断的六四纪念场景发生了置换。

“为什么要办在台湾，答案很简单，如果办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与会者都来不了（如王丹、吾尔开希、封从德、王希哲、杨建利等民运人士，多半都有访港被拒的前例）”华人民主书院校长陶君行说，“之前雨伞运动前后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现象了，他们（这些赴港申请签证遭拒的讲者）可能也觉得没什么太特别，也没有特别说出来，但很多讲者现在都来不了香港，光在网路上申请就过不去。在雨伞运动以前，都是有关民运的人士，现在扩大太多，连部分台湾的公民运动的人士都没办法来。”

会议中，除了王丹、吾尔开希与封从德等台湾熟知的学运领袖之外，引人瞩目的尚有：吴仁华扎实的历史研究，为当年的历史重新贡献诸多重要史料。吴国光提出“六四事件政变”说，认为六四学运过程中，邓小平调动军队、撤换领导人乃至任命新领导人，实是一场军事政变，引起现场正反意见激辩。当年解放军官李晓明与受伤学生方政同台，两人火花，也引起台湾媒体关注。被王丹誉为“我们之中最聪明、学术做得最扎实”的学运领袖王超华，亦首次在台湾发表新书《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知名维权律师滕彪亦与会发表，提出在中国“高科技集权主义”下，公民如何持续行动的疑问。

刘晓波思想遗产、八九后的中国维权运动也是会场上多次反覆提起的话题。雨伞运动的周永康、三一八施懿伦也合写了一篇论文，虽然仍在雏形，探讨六四事件对香港一国两制方案形成的影响。

会议反应热烈，大厅一位难求，与会者发言踊跃，当中也可见不少台湾年轻学生身影。这些讲者来台并不只在研讨会上发表，也在各独立书店、中研院与大学校园有演讲，制造了丰富的外溢效应。

开幕式定锚：三十年后，世界走入“后后冷战”时期

除了六四的参与者、研究者，与中港台三地的行动者之外，研讨会广受各方瞩目的讲者，无疑是负责进行开幕演说的史丹福大学政治系教授Larry Diamond。Larry Diamond在会后接受《端传媒》专访时，他回顾89年的天安门事件时表示，今日的中国政权仍恐惧着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是什么？我们都非常清楚，正是今天研讨会的主题，八九六四天安门运动。”

六四运动发生在世界对“民主”抱有希望的年代。

Larry Diamond进一步分析，六四运动发生一个在世界对“民主”概念整体都抱有希望的年代。而在89年之后，柏林围墙倒塌、共产主义垮台，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期，世界经历了一段“意想不到”民主进展。但自2006年或2007年开始，世界开始进入一段民主衰退期。Larry Diamond分析，在这段期间，民主衰退的脚步是“渐进式的、零碎而片段的”，但仍是可以指认的。

面对此一现象，Larry Diamond认为，与其继续以“后冷战”称之，不如说世界进入了“后后冷战”（post-post-cold war）时期。在Larry Diamond的分类中，后冷战时期是从1991到2006年为止，特色是由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世界秩序，而民主是当时世界上主要的政府体制。民主自由的价值拥有极大的动能，吸引更多国家转向民主体制，而专制政体则转向守势，直到2006年为止。

Larry Diamond指出，2006年后的民主衰退，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对伊拉克“非必要的、灾难性的”军事介入，让许多人将民主推广与军事侵略画上了等号，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武力强制的政权更换。第二个原因是2008年金融危机，这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分崩离析，且造成持久的影响：全球化下不平等现象持续攀升，接着移民危机出现，反移民情绪、负面的民粹主义也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等专制政权影响力日增。

Larry Diamond认为，这些因素重叠交织、彼此强化，但在同一时间，美国的民主则不断疲软衰落。“我们的世界已经转变为另一种世界，一个混乱的世界。”Larry Diamond说，“这个世界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和美国，以及一个『半』超级大国、拥有核武的俄罗斯。这是一个美国权力和世界地位缩水的世界，但这也是一个民主仍然存在的世界。大家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样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在想法、权力、影响力、经济模式等领域都有激烈争夺战的世界，但已经不是后冷战了，除了后后冷战，你也可以称之为新冷战。”Larry Diamond举例，中美贸易战与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例子。

“我不愿意说这是一个民主崩坏的时代，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突然的崩坏，但是我们确实在一个脚步不断加快的民主失能时代，一个对民主威胁渐增的年代。”Larry Diamond如是说，“美国、欧洲国内也有许多问题，但人民仍拥有自由可以挑战政府、要求改革。民主提供开放、草根、自主且可协调的工具，来进行改善、自我调整、质问与再生。（建构这样的体制）需要独立机构、独立司法机关、独立监管机关，你也需要独立和自由的媒体。而上述这些，在一个越来越巩固加强的独裁体制中是毫无可能性的。”

他也直指，目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由上而下的，当有任何严重的异议、质问出现，一定会被事前制止或是事后审查删改。一个政治体制无法容忍研究、更别说辩论自己的过去，这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体制、道德破产的体制，因为它无法对自己的历史（指八九六四运动）有诚实的叩问，无法从自己的过去学习，进而反覆犯了一人独裁的错误和弊病。”

重回1989：在台湾，叩问三十年前的民主梦

毫无疑问地，对于所有的与会者而言，既然身在“民主”遭逢新一轮挑战的时刻，重访1989并不过时。除了持续要求平反过去、重拾记忆之外，纪念活动本身也也有定标当下的意义。王丹在会议中提出要“六四学”，王超华反驳是“八九学”，王丹再回应，那不如就做“八九六四”学。

在稍晚的王超华新书发表会中，王丹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你要了解以前的中国，必须了解八九六四，因为是过去的中国一路形成了八九六四；要了解今日的中国，就不能回避八九六四，是八九六四形成了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事件，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当代史的必须。对八卦性的东西说得太多，理论说得太少。”

王丹认为，“如果当年六四成功了，可能会让政府在民意压力下进行改革，类似台湾模式，是一种朝野共同合作的转型过程。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让党内想做一些事情的人，可以在自下而上的压力下进行改革，不过共产党把这个机会丢掉了。”

但陶君行悲观地认为，往后类似重访六四的活动，或许都要由香港移师到台北举办了。

“我觉得可以让台湾与香港交流，对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是重要的。就算你要求台湾独立，你也应该关心中国问题，中国的发展，对台湾香港都有很大影响。过去香港在前线，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台湾这里可以去看香港模式行不行？”陶君行说，答案非常明显，“所以很重要，香港人老是说要移民到台湾，但如果台湾也不行了呢？那也不是个办法嘛。”

面对此一新的局势，台湾本地的公民团体早也有心理准备，要在未来扛起平台重任。东吴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总统府人权谘询委员黄默说，看情形，香港的情形是很艰难，“我希望台湾可以是一个各方面都能同意的一个平台，不但是六四问题的讨论，就算是西藏、新疆、香港、中国问题的讨论，台湾都能作为一个平台，这是台湾公民社会有的作用。”黄默说，这个任务艰难，他也不敢说是否能做得到，“但如果我们能做的，就尽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