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rl》（夢女芭蕾）：順性別者對性小眾電影所懷的敏感與謙卑

那天和一個法國人說起最近的跨性別電影《Girl》（港譯《夢女芭蕾》）。

「主角是個15歲的『男孩』。」我雙手比着引號，「她自覺是女孩，正在等待手術⋯⋯」還未說完，就聽見他問：「她的父母呢？」「她的父親很支持。她還想成為專業的芭蕾舞者⋯⋯」「很支持？為什麼？」他又問，「我意思是，當然每個人都想做自己的選擇，但15歲真的能清楚自己要什麼嗎？」

我正準備將故事娓娓道來，卻沒料到對方會問這樣的問題，一時語塞。大概是感受到氣氛尷尬，他開口：「那最後怎麼了？」「她無法繼續承受等待手術的煎熬，自己動手⋯⋯」「噢⋯」他留下一個像是在說「看吧」的神情。而我邊懊惱自己竟把這電影介紹得如此沒趣，邊反省我因對法國人的刻板印象而來的失落。

我忽然想到戲內 Lara 的失語。

父親體貼接納、心理學家和醫生溫和專業、性別重置手術已排上日程、考入頂尖的芭蕾舞學校⋯⋯這是 LGBTI 友善指數排名歐洲第二的比利時。作為跨性別電影的開頭，這一切美好得難以想像。之後還有怎樣的發展呢？沒有聲嘶力竭的抗爭、抱頭痛哭的對立，故事的張力偏偏在於，在順性別、異性戀、成年人理所當然的世界裏，跨性別、性向不明、正值青春期的 Lara 還是焦灼而找不到出口。

我是你父親，有什麼秘密不能說（卻趁女兒外出參加過夜派對，和女友偷偷約會）；我是醫生，聽我的，治療已按部就班，請停止用膠布包裹隱藏陽具（但 Lara 可以怎樣呢）；我是老師，我有權在你上學的第一天讓同學舉手表決是否反對你用女更衣室（沒有更好的表決方式嗎）；你的身體就是和我們不同，看看都不行嗎（都是不同，她們會這樣逼迫男同學嗎）。有沒有喜歡的男生？父親和醫生都假定 Lara 喜歡男性。（跨性別）女性的慾望對象一定是男性嗎？這恐怕是異性戀正常化（heteronormativity）下一廂情願的假設。

外界的關心當然不是偽善。但這些角色話語和暗含的權威，卻帶着自以為是的傲慢。小眾的、個人的心聲，不常是這樣被排除在主流以外？說起性小眾的處境，我們往往想到明顯的歧視：被趕出家門、被辭退、被言語中傷、甚至肢體襲擊。相比之下，Lara 已很好了——我不想這樣說，也恐懼這種想法。對個體化感受視而不見，是最難以察覺（因此也難以反抗）的一種暴力。

「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後天塑造出來的」，波伏娃的名言為人熟知。透過認識性徵、模仿操演符合性別身份的意識和行為、探索異性慾望對象，我們跟從性別規範「成為」一個女人／男人。Lara 的父親會說「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為男子漢的」，順性別的女性男性尚且要時刻擔心體態舉止不合符社會標準。害怕無法成為性別規範定義下的「真」女人／男人，細想之下這不安我們誰人沒經歷過（Lara 和同學同處公共浴室一幕就令本人特別感觸。因為平胸，我從青春期起就很抗拒在他人面前展露身體，對公共浴室也是避之則吉）。未如理想的身體阻礙 Lara 實現芭蕾夢想，更時刻提醒她，自己不是「真」女性——至少還不是她想成為的女性。芭蕾舞老師說，你無法削小你的腳，唯有更努力練習來克服這個「缺陷」。身體上的「缺陷」卻憑努力也難以跨過。即使再「像」女性，平坦的胸部、隆起的陽具，與同儕發育中的身體相形見異，就足已令 Lara 從本質上自我否定。從出生到成長都與這世界格格不入，在性別規範的夾縫中掙扎，正是跨性別者的常態。

她有時直言不確定自己的性傾向，說不想用這副身體想像，也會惴惴不安地探索情慾；有時盡力融入群體，倔強地應對同儕「無傷大雅」的欺凌；有時只能躲在殘疾人士洗手間或（常被父親闖入的）房間處理身體。跟隨鏡頭中的 Lara 舞動旋轉，直視她開裂、包裹、開裂、又包裹的傷口，看進她無所適從的神情，觀眾得以感受她的世界，超越自身經驗局限，嘗試同理同感 Lara。

最後她決定奪回處置身體的權力。父親不再以父親身份說話，代之以無言擁抱作和解。剪短了頭髮的 Lara 重新向前走着。電影為 Lara 撐開一線呼吸的空間，也叫我們警醒自己的傲慢。

本地電影《翠絲》讓陽剛的姜皓文飾演主角，嘗試打破性別定型，劇情更涉及跨性別、易服、同性戀的交織與差別。《夢女芭蕾》倒似乎沒有這野心要釐清性別概念，只一心一意地講關於青春和成長的故事，帶觀眾走入跨性別少女 Lara 的世界。

作為性別運動路線之爭的一個面向，性小眾電影怎樣拍才「恰當」的爭論一直存在（同志電影是應該呈現健康的陽光的同志形象以爭取社會認同，還是應該為「壞」同志的存在打開空間，就是常見的一個爭論）。即便已在康城影展獲得多個獎項，亦代表比利時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夢女芭蕾》同時也受到不少跨性別評論的批評。批評主要認為，順性別導演（Lukas Dhont）選擇順性別演員（Victor Polster）出演跨性別主角的過程有性別盲（Gender-blind）之嫌；電影過多聚焦跨性別者的身體轉變過程亦不恰當，將跨性別奇觀化之餘，又恐會為跨性別青少年帶來創傷。

如果批評只指向創作者的性別身份，顯然是過分簡單粗暴。相較於「資格論」，更重要的可能是，創作者懷着怎樣的心態、有沒有開放接受社群意見、之後又如何應對批評。沒有人能夠具備萬事萬物的經驗，因此也不能說自己可以全然同理他人。即便同為跨性別，任何兩人間也不會有絕對相同的經歷。但我們可以從個人的經驗中、從對世界的理解中，提煉出相似的部分，從而嘗試理解他人的經驗與感受，此之為同理之可能性。電影本身為這可能性提供了一個空間，更多的聲音和討論又讓我們繼續看到彼此。

對《夢女芭蕾》的批評合理嗎？老實說我在這裏作不出更嚴謹的分析，但至少它為我們帶來反思的機會。性別概念看似日常卻包含了複雜細微的社會意涵，正因當中存有種種悖論，討論更顯珍貴和必要。寫這篇文章時，我也常自問：我有沒有以順性別異性戀者的角度侃侃而談，看不到當中的盲點？如這始終是難以避免的，至少懷着一份敏感和謙卑，是我在談及性小眾議題時希望自己能做到的事。

最後，不得不說，各大媒體將《翠絲》說成「香港版《丹麥女孩》」，將《夢女芭蕾》說成「比利時版《翠絲》」，實在是太不尊重這一個個精彩的故事了。

馮夢哲，任職 NGO，關注性別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