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季風那樣的書店謝幕：中國文化政治的自家傳統

這是一種「曖昧的公共空間」，它的存在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隨時可能被一陣湧來的細浪淹沒，但可以在彼此不斷試探中小心翼翼地達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動態平衡。

1月31日，季風書園上海總店清場，宣告這家曾被譽為「上海文化地標」的書店在經歷整整二十年的風雨之後正式謝幕。這其中的波折，不僅僅是一家書店的起落，更被廣泛解讀為國內公共空間生存的象徵與縮影。

它是一家書店，但又不僅僅是一家書店——無論是書店的經營者、讀者，以及若隱若現涉入其中的主政者，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它僅僅是一個「賣書的地方」，那它的關張也不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被賦予如此多的意義，甚至恐怕也不至於在這個口口聲聲喊着要建設文化事業的「國際大都市」裏無處容身。

並非只是一家書店

季風書園成立於香港回歸的那一年：1997年。當時的中國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正是社會氛圍空前自由的年代，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積累之下，新的城市中產階級也開始浮出地表。對知識分子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相比起此前的年代，當時有充足得多的資源，但消費主義洪流卻也已開始沖刷中國；儘管人心浮躁，精神生活匱乏，但當時的管控遠不及後來嚴密，更不必面臨強大的市場力量和網絡技術衝擊——1997年1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一次統計報告，全中國僅有62萬上網用戶。

理所當然地，那成了季風書園的黃金時代：從第一年在陝西南路地鐵站下面41平米的書店，到次年底就擴大為938平米，全盛時期在上海一度擁有八家門市店，是當之無愧的文化風景線。據說董建華任香港特首時，每年去北京述職後，會來上海住上一個星期，每天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半都會從下榻的老錦江飯店步行到季風書園，待上兩個小時，然後回去吃晚飯。

他給季風書園設定的目標也不是「賣書」，恰恰相反，是對抗消費主義，為未來留存一個思想的棲息之所。

不過從一開始，季風書園的董事長嚴博非設想的，就並不僅僅只是辦一家書店。他是1980年代的哲學碩士，在創辦季風之前是在上海社科院哲學所任職。在歷年來與嚴先生的多次交談中，給我的印象是：他心目中的黃金時代是1980年代，那個開放、熱血、充滿啟蒙氛圍又有無限可能的大時代，也是他的青春期。因此，他在解釋季風書園的創辦初衷時作如下解釋是毫不奇怪的：

「今天人類終於進入了一個物質主義的消費世界，當所有的神聖事物都不再與我們的世俗生活相關的時候，所有的個人都將成為孤獨的失去理想的個人，再無某種終極關懷將他們連接起來，這是自軸心文明以來沒有過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時的人類將不再能應對大危機，社會一旦發生崩潰將無法重建。而我們現在正走向這樣的時代。我所想的，只是為這個未知的未來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儘管很微不足道。」

說這番話時，嚴博非更像是一個啟蒙哲人，而非一個商人；他給季風書園設定的目標也不是「賣書」，恰恰相反，是對抗消費主義，為未來留存一個思想的棲息之所。

季風的謝幕是由於它不幸地同時遭受外部政治壓力和市場變化的雙重擠壓，又無法放棄對公共話題的興趣，但關閉季風並不能使這些話題完全喪失存在空間。

季風的品牌不是咖啡館與設計感

商業經營與文化使命之間的張力在季風這二十年裏從未消失，只是在初期經營順利、文化氛圍相對自由時，這還並不是大問題。網絡書店當當網於1999年11月才成立，次年卓越網也開張（2004年被亞馬遜收購），但直至2008年人文電子刊物《讀品》與季風的多次活動，店裏氣氛仍堪稱極好，買書的讀者也很多；不過2010年季風徐匯店試營業時便門可羅雀，不得不在一年內就關張；2011年新開的華師大店也並不順利，以至於向來關注人文學術書籍的季風也開始售賣教輔書，還推出了圖書銷售7.2折優惠舉措。2012年春上海《青年報》記者向嚴博非詢問華師大店經營狀況時，嚴歎了口氣，連用了三個「不好」。其時受新興媒體閲讀、網絡書店的衝擊，季風的營業額已鋭減到全盛時期的四分之一，而房租和薪資支出卻是最初開店時的上百倍。一年後，在陝西南路地鐵站堅持了15年之久的季風書園搬遷至上海圖書館下的地鐵站廳，老闆也轉手成了于淼。

新的季風總店面積略有縮小（823平米），但從設計布局上已可看出在延續的同時所體現的差別：原先季風書園幾乎全是書，僅在一個狹窄的過道里擺四五張茶几作為休息區；但上圖新店卻專闢出不小的一塊咖啡館區域，內間還專門有個報告廳作為聚會講演場所。這些年從消費者到市場都發生了劇變，許多經營成功的書店如方所、言幾又、西西弗斯都十分注重設計感及給消費者帶來的體驗，並學習誠品的理念，以多種經營支撐實體書店的可持續發展，某些書店如「貓的天空之城」，甚至可說是「以書籍為背景裝飾的咖啡館」。在這方面，季風確實慢了一拍，這除了嚴博非在本質上並非一個商人之外，也因季風作為一個品牌而言，最大的資產原本就是它對人文社科領域精神價值的堅守。

在嚴先生的理念中，書店賣書並非目的，而是手段——他感興趣的不是通過賣書獲得商業上的成功，而是以書店的盈利來維持某種精神生活和公共空間的存在。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書中曾說，知識分子需要經常與自己的聽眾、同行進行交流，這種需要在17-18世紀的西歐開始得到滿足，出現了使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成為可能的八種制度化環境，其中就包括沙龍和咖啡館、波希米亞式的場所、文學市場和出版界等等。無疑，季風原本給自己定位的使命就是這樣一個公共場所。季風由此在着眼點上遠高於普通的書店，但也正因此，使季風在面臨商業環境急劇變化時未能靈活應對。雪上加霜的是，政治空氣也在一點點收緊，季風的生存空間由此遭遇到雙重擠壓。

雖然近二三十年來漸漸出現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種「單一制國家下的多元化實踐」，並沒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異己空間的尺度

2013年季風撤出陝西南路站時，原因是租金上漲，然而在逼走書店之後的很長時間內，那裏一直只是空關着。現在季風撤出上海，上海圖書館給出的官方說辭也僅是「考慮用房現狀和事業發展需求」，「避免國有資產流失」，決定在租約期滿後，「收回房屋自用」。這當然不是全部真相，季風圖書董事長于淼便直言不獲續租的原因是：官方認為書店舉辦的講座活動鼓勵思辨、關心社會，部份講者更是不受官方歡迎人物，有政治風險；他也宣稱不會退縮，被施壓後，書店更密集邀請學者或文化人座談，強調並非對抗，只是在做一家書店正當的活動，「那些導致我們關店的原因，正是我們需要去深化的。」

這些正折射出中國當下社會的潛在緊張狀態：雖然近二三十年來漸漸出現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但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種「單一制國家下的多元化實踐」，並沒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也就是說，這種自發的公共空間和多元成分的存在，有賴於特定形勢下對灰色地帶的試探與主政者本身的容忍或謹慎。由於雙方的底線沒有明確的制度規定，異己的空間有多大也隨時伸縮，因此尺度往往隨「風勢」而變。在官方（以及很大程度上季風自己看來），季風不僅僅是個書店，甚至不僅是個精神生活的場所，還是標榜獨立性和公共性的異己空間，倒不如說像東林書院——傳統中國政治中那種政治清議的場所。即便現在它的活動都是合法的，但為防患於未然，形勢收緊時仍然不能容許它的存在。

這種自發的公共空間和多元成分的存在，有賴於特定形勢下對灰色地帶的試探與主政者本身的容忍或謹慎。

在這種情形下，季風便成了一種尷尬的存在：它賣的書都是國內出版社的正規流通書籍，公開的講座活動和讀書論壇也都是得到允許的，否則會被叫停（活動取消的原因包括演講者敏感、「開大會前不準講焦慮」、「誤導青少年」等等），但它卻仍然被避之不及，以至於上海沒有任何業主敢將店面租給季風（去年已基本確定合作意向的房東也反悔，理由是「國家安全局找到我們上級單位，告誡我們不可出租給季風」），有些出版社甚至為了規避政治風險，單方面違反協議斷絕與季風二十年的長期合作。「季風」一詞在網絡上成了敏感詞，豆瓣等網絡社區近期在壓力之下將所有季風相關的頁面全數刪除關閉。去年3月，試行兩個月的季風浦東社區店也宣布夭折，上海市文化執法總隊和公安部門聯合執法，拆除招牌，理由是「以推廣社區閲讀和舉辦社區讀書會為名，行無證售書之實」。直至不久前上海總店關張前一晚，還被突然告知「設備檢修」而停電，結果店員和讀者在燭光中過了這一晚。

成為敏感詞後

弔詭的是，這種施壓之下的「突然死亡」，不僅給了季風書園一種悲情，還重新喚回了很多讀者的熱忱。上海總店在關閉前的一個月裏迴光返照般地熱絡異常，文化演講活動一場接着一場，店裏買書的人也是多年未見地多。確實，也有一種私下的聲音認為，季風儘管承受了政治壓力而關閉，但其多年來的衰落並非因此，而是商業經營上的失敗，現在季風反倒將所受的政治壓力變成了一種吸引讀者的「賣點」，以悲情來召喚讀者的回歸，這本身也不無可議之處。這一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季風最後這段時間裏我也去了好幾次，但近幾年獲得信息的渠道大大擴增，而季風由於財務問題，新進書的品種一直在減少，陳列的書反不如前；儘管如此，如果沒有外部壓力，它的經營轉型至少是可能的。

令人尷尬的是：關閉的季風可能威脅更大。在濟南重新出發的季風新店已巧妙規避了風險，強調政治上不那麼敏感的「科學」主題；然而上海總店的謝幕仍會成為一個被長久記憶的文化事件，成為主政者對此類公共空間容忍度的指針。雖然一直標榜「海納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上海這座自封的「國際大都市」一直有一個極其強大的官僚政府，在很多法規的執行上都遠比國內其它城市更為嚴密而謹小慎微。多年來，境外衞視的滲透率，上海一直在全國各省市區排名墊底；一些記者會驚訝地發現，他們在北京媒體上能公開討論的公共話題，在上海媒體上卻不能談。日前熱議上海為何錯失互聯網機會，原因之一也是上海的管控比浙江、廣東、北京等地都嚴格得多，這座城市的開放包容精神已停留在口頭上。

總有一些社會空隙之處是國家機器永遠無法有效侵入的，何況這是在網絡時代。

拿什麼抵抗泛政治化

在更大的意義上，季風撤出上海也透露出，中國儘管經歷了經濟繁榮，但在文化政治上仍更多地延續自傳統，即便出現多元實踐的公共空間，也很難與西方那種重在市民社會公共參與的情形一樣。相反，從明清城市社會的情形來看，更可能的是一種雖有可能促成社會團體和動員、但不那麼具有明顯對立政治的空間，也並不必然走向民主，它們雖為不同社會階層互動提供場地，但卻在政府的重重監控之下，即便被容忍也會受到隨時隨地的規範控制。當然，從歷史上看，這種政治控制從來都很難連貫一致，隨着政治「風勢」的變化，鐘擺可能又會搖盪向另一端。

這是一種「曖昧的公共空間」，它的存在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隨時可能被一陣湧來的細浪淹沒，但可以在彼此不斷試探中小心翼翼地達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動態平衡。在早期現代日本，文化生活儘管展現在公共空間，但卻通過巧妙地放棄對社會秩序、等級控制等公共領域話題提出任何主張而免受政府干預，最終反倒成為表達異議和爭論的主要渠道。季風的謝幕是由於它不幸地同時遭受外部政治壓力和市場變化的雙重擠壓，又無法放棄對公共話題的興趣，但關閉季風並不能使這些話題完全喪失存在空間，因為總有一些社會空隙之處是國家機器永遠無法有效侵入的，何況這是在網絡時代。正如《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一書中所言，即便政治權力強硬地監管了所有社會公共空間，人們仍然可以退回到私人生活領域來關注公共話題。然而這有其代價：為了抵抗一個泛政治化的環境，文化生活和私人生活也被泛政治化了。這是中國文化政治的可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