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種「曖昧的公共空間」，它的存在沒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隨時可能被一陣湧來的細浪淹沒，但可以在彼此不斷試探中小心翼翼地達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動態平衡。
1月31日，季風書園上海總店清場，宣告這家曾被譽為「上海文化地標」的書店在經歷整整二十年的風雨之後正式謝幕。這其中的波折，不僅僅是一家書店的起落，更被廣泛解讀為國內公共空間生存的象徵與縮影。
它是一家書店，但又不僅僅是一家書店——無論是書店的經營者、讀者，以及若隱若現涉入其中的主政者，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它僅僅是一個「賣書的地方」，那它的關張也不會受到如此多的關注、被賦予如此多的意義，甚至恐怕也不至於在這個口口聲聲喊着要建設文化事業的「國際大都市」裏無處容身。
並非只是一家書店
季風書園成立於香港回歸的那一年：1997年。當時的中國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正是社會氛圍空前自由的年代，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的積累之下，新的城市中產階級也開始浮出地表。對知識分子而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相比起此前的年代，當時有充足得多的資源，但消費主義洪流卻也已開始沖刷中國；儘管人心浮躁，精神生活匱乏，但當時的管控遠不及後來嚴密，更不必面臨強大的市場力量和網絡技術衝擊——1997年11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了第一次統計報告，全中國僅有62萬上網用戶。
理所當然地，那成了季風書園的黃金時代：從第一年在陝西南路地鐵站下面41平米的書店，到次年底就擴大為938平米，全盛時期在上海一度擁有八家門市店，是當之無愧的文化風景線。據說董建華任香港特首時，每年去北京述職後，會來上海住上一個星期，每天下午兩點半到四點半都會從下榻的老錦江飯店步行到季風書園，待上兩個小時，然後回去吃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