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季风那样的书店谢幕：中国文化政治的自家传统

这是一种“暧昧的公共空间”，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随时可能被一阵涌来的细浪淹没，但可以在彼此不断试探中小心翼翼地达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动态平衡。

1月31日，季风书园上海总店清场，宣告这家曾被誉为“上海文化地标”的书店在经历整整二十年的风雨之后正式谢幕。这其中的波折，不仅仅是一家书店的起落，更被广泛解读为国内公共空间生存的象征与缩影。

它是一家书店，但又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无论是书店的经营者、读者，以及若隐若现涉入其中的主政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那它的关张也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被赋予如此多的意义，甚至恐怕也不至于在这个口口声声喊着要建设文化事业的“国际大都市”里无处容身。

并非只是一家书店

季风书园成立于香港回归的那一年：1997年。当时的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正是社会氛围空前自由的年代，而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积累之下，新的城市中产阶级也开始浮出地表。对知识分子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相比起此前的年代，当时有充足得多的资源，但消费主义洪流却也已开始冲刷中国；尽管人心浮躁，精神生活匮乏，但当时的管控远不及后来严密，更不必面临强大的市场力量和网络技术冲击——1997年1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一次统计报告，全中国仅有62万上网用户。

理所当然地，那成了季风书园的黄金时代：从第一年在陕西南路地铁站下面41平米的书店，到次年底就扩大为938平米，全盛时期在上海一度拥有八家门市店，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风景线。据说董建华任香港特首时，每年去北京述职后，会来上海住上一个星期，每天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都会从下榻的老锦江饭店步行到季风书园，待上两个小时，然后回去吃晚饭。

他给季风书园设定的目标也不是“卖书”，恰恰相反，是对抗消费主义，为未来留存一个思想的栖息之所。

不过从一开始，季风书园的董事长严博非设想的，就并不仅仅只是办一家书店。他是1980年代的哲学硕士，在创办季风之前是在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任职。在历年来与严先生的多次交谈中，给我的印象是：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1980年代，那个开放、热血、充满启蒙氛围又有无限可能的大时代，也是他的青春期。因此，他在解释季风书园的创办初衷时作如下解释是毫不奇怪的：

“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未来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说这番话时，严博非更像是一个启蒙哲人，而非一个商人；他给季风书园设定的目标也不是“卖书”，恰恰相反，是对抗消费主义，为未来留存一个思想的栖息之所。

季风的谢幕是由于它不幸地同时遭受外部政治压力和市场变化的双重挤压，又无法放弃对公共话题的兴趣，但关闭季风并不能使这些话题完全丧失存在空间。

季风的品牌不是咖啡馆与设计感

商业经营与文化使命之间的张力在季风这二十年里从未消失，只是在初期经营顺利、文化氛围相对自由时，这还并不是大问题。网络书店当当网于1999年11月才成立，次年卓越网也开张（2004年被亚马逊收购），但直至2008年人文电子刊物《读品》与季风的多次活动，店里气氛仍堪称极好，买书的读者也很多；不过2010年季风徐汇店试营业时便门可罗雀，不得不在一年内就关张；2011年新开的华师大店也并不顺利，以至于向来关注人文学术书籍的季风也开始售卖教辅书，还推出了图书销售7.2折优惠举措。2012年春上海《青年报》记者向严博非询问华师大店经营状况时，严叹了口气，连用了三个“不好”。其时受新兴媒体阅读、网络书店的冲击，季风的营业额已锐减到全盛时期的四分之一，而房租和薪资支出却是最初开店时的上百倍。一年后，在陕西南路地铁站坚持了15年之久的季风书园搬迁至上海图书馆下的地铁站厅，老板也转手成了于淼。

新的季风总店面积略有缩小（823平米），但从设计布局上已可看出在延续的同时所体现的差别：原先季风书园几乎全是书，仅在一个狭窄的过道里摆四五张茶几作为休息区；但上图新店却专辟出不小的一块咖啡馆区域，内间还专门有个报告厅作为聚会讲演场所。这些年从消费者到市场都发生了剧变，许多经营成功的书店如方所、言几又、西西弗斯都十分注重设计感及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并学习诚品的理念，以多种经营支撑实体书店的可持续发展，某些书店如“猫的天空之城”，甚至可说是“以书籍为背景装饰的咖啡馆”。在这方面，季风确实慢了一拍，这除了严博非在本质上并非一个商人之外，也因季风作为一个品牌而言，最大的资产原本就是它对人文社科领域精神价值的坚守。

在严先生的理念中，书店卖书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他感兴趣的不是通过卖书获得商业上的成功，而是以书店的盈利来维持某种精神生活和公共空间的存在。Lewis Coser在《理念人》一书中曾说，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听众、同行进行交流，这种需要在17-18世纪的西欧开始得到满足，出现了使知识分子的公共活动成为可能的八种制度化环境，其中就包括沙龙和咖啡馆、波希米亚式的场所、文学市场和出版界等等。无疑，季风原本给自己定位的使命就是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季风由此在着眼点上远高于普通的书店，但也正因此，使季风在面临商业环境急剧变化时未能灵活应对。雪上加霜的是，政治空气也在一点点收紧，季风的生存空间由此遭遇到双重挤压。

虽然近二三十年来渐渐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单一制国家下的多元化实践”，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异己空间的尺度

2013年季风撤出陕西南路站时，原因是租金上涨，然而在逼走书店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那里一直只是空关着。现在季风撤出上海，上海图书馆给出的官方说辞也仅是“考虑用房现状和事业发展需求”，“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决定在租约期满后，“收回房屋自用”。这当然不是全部真相，季风图书董事长于淼便直言不获续租的原因是：官方认为书店举办的讲座活动鼓励思辨、关心社会，部份讲者更是不受官方欢迎人物，有政治风险；他也宣称不会退缩，被施压后，书店更密集邀请学者或文化人座谈，强调并非对抗，只是在做一家书店正当的活动，“那些导致我们关店的原因，正是我们需要去深化的。”

这些正折射出中国当下社会的潜在紧张状态：虽然近二三十年来渐渐出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单一制国家下的多元化实践”，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也就是说，这种自发的公共空间和多元成分的存在，有赖于特定形势下对灰色地带的试探与主政者本身的容忍或谨慎。由于双方的底线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异己的空间有多大也随时伸缩，因此尺度往往随“风势”而变。在官方（以及很大程度上季风自己看来），季风不仅仅是个书店，甚至不仅是个精神生活的场所，还是标榜独立性和公共性的异己空间，倒不如说像东林书院——传统中国政治中那种政治清议的场所。即便现在它的活动都是合法的，但为防患于未然，形势收紧时仍然不能容许它的存在。

这种自发的公共空间和多元成分的存在，有赖于特定形势下对灰色地带的试探与主政者本身的容忍或谨慎。

在这种情形下，季风便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它卖的书都是国内出版社的正规流通书籍，公开的讲座活动和读书论坛也都是得到允许的，否则会被叫停（活动取消的原因包括演讲者敏感、“开大会前不准讲焦虑”、“误导青少年”等等），但它却仍然被避之不及，以至于上海没有任何业主敢将店面租给季风（去年已基本确定合作意向的房东也反悔，理由是“国家安全局找到我们上级单位，告诫我们不可出租给季风”），有些出版社甚至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单方面违反协议断绝与季风二十年的长期合作。“季风”一词在网络上成了敏感词，豆瓣等网络社区近期在压力之下将所有季风相关的页面全数删除关闭。去年3月，试行两个月的季风浦东社区店也宣布夭折，上海市文化执法总队和公安部门联合执法，拆除招牌，理由是“以推广社区阅读和举办社区读书会为名，行无证售书之实”。直至不久前上海总店关张前一晚，还被突然告知“设备检修”而停电，结果店员和读者在烛光中过了这一晚。

成为敏感词后

吊诡的是，这种施压之下的“突然死亡”，不仅给了季风书园一种悲情，还重新唤回了很多读者的热忱。上海总店在关闭前的一个月里回光返照般地热络异常，文化演讲活动一场接着一场，店里买书的人也是多年未见地多。确实，也有一种私下的声音认为，季风尽管承受了政治压力而关闭，但其多年来的衰落并非因此，而是商业经营上的失败，现在季风反倒将所受的政治压力变成了一种吸引读者的“卖点”，以悲情来召唤读者的回归，这本身也不无可议之处。这一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季风最后这段时间里我也去了好几次，但近几年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大扩增，而季风由于财务问题，新进书的品种一直在减少，陈列的书反不如前；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外部压力，它的经营转型至少是可能的。

令人尴尬的是：关闭的季风可能威胁更大。在济南重新出发的季风新店已巧妙规避了风险，强调政治上不那么敏感的“科学”主题；然而上海总店的谢幕仍会成为一个被长久记忆的文化事件，成为主政者对此类公共空间容忍度的指针。虽然一直标榜“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上海这座自封的“国际大都市”一直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官僚政府，在很多法规的执行上都远比国内其它城市更为严密而谨小慎微。多年来，境外卫视的渗透率，上海一直在全国各省市区排名垫底；一些记者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北京媒体上能公开讨论的公共话题，在上海媒体上却不能谈。日前热议上海为何错失互联网机会，原因之一也是上海的管控比浙江、广东、北京等地都严格得多，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精神已停留在口头上。

总有一些社会空隙之处是国家机器永远无法有效侵入的，何况这是在网络时代。

拿什么抵抗泛政治化

在更大的意义上，季风撤出上海也透露出，中国尽管经历了经济繁荣，但在文化政治上仍更多地延续自传统，即便出现多元实践的公共空间，也很难与西方那种重在市民社会公共参与的情形一样。相反，从明清城市社会的情形来看，更可能的是一种虽有可能促成社会团体和动员、但不那么具有明显对立政治的空间，也并不必然走向民主，它们虽为不同社会阶层互动提供场地，但却在政府的重重监控之下，即便被容忍也会受到随时随地的规范控制。当然，从历史上看，这种政治控制从来都很难连贯一致，随着政治“风势”的变化，钟摆可能又会摇荡向另一端。

这是一种“暧昧的公共空间”，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制度化的保障，随时可能被一阵涌来的细浪淹没，但可以在彼此不断试探中小心翼翼地达到彼此都能容忍的动态平衡。在早期现代日本，文化生活尽管展现在公共空间，但却通过巧妙地放弃对社会秩序、等级控制等公共领域话题提出任何主张而免受政府干预，最终反倒成为表达异议和争论的主要渠道。季风的谢幕是由于它不幸地同时遭受外部政治压力和市场变化的双重挤压，又无法放弃对公共话题的兴趣，但关闭季风并不能使这些话题完全丧失存在空间，因为总有一些社会空隙之处是国家机器永远无法有效侵入的，何况这是在网络时代。正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所言，即便政治权力强硬地监管了所有社会公共空间，人们仍然可以退回到私人生活领域来关注公共话题。然而这有其代价：为了抵抗一个泛政治化的环境，文化生活和私人生活也被泛政治化了。这是中国文化政治的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