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與台灣民謠：和楊弦、陶曉清、馬世芳、李建復談往事

余光中溘然辭世，身後著作等身，橫跨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多重領域，對於當代華語文學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而他其實也對台灣流行音樂的發展帶來深遠啟發。他的詩作，融匯了中國古典詩的氣韻格律，故而適合入歌。上世紀70年代中期，歌手楊弦將包括「鄉愁四韻」在內的他的九首作品譜曲成歌後廣獲回響，也自此掀開台灣音樂史上現代民歌發展的一頁。

1974年，正在台大讀海洋化學研究所的楊弦開始嘗試音樂創作，他在報紙上讀到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覺得「新詩很少有這種規律的排列形式，而這首詩的節奏看起來很適合譜曲。」同年夏天，被他譜成歌的《鄉愁四韻》在胡德夫個人演唱會上發表，並用吉他配合鋼琴與小提琴演奏。楊弦記得「余老師當時聽了覺得不錯，就說他有一本詩集，裡面還有很多格律詩。我拿來看了一下，感覺有八首詩是比較適合譜曲的。」

那本詩集，當然就是《白玉苦瓜》。其後的一年時間裡，楊弦慢慢把他選出來覺得適合的詩逐一寫成歌，並在1975年的「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上進行了公開發表。當時他在音樂方面其實做了不少嘗試。「『鄉愁』是古典中國式的，用二胡和吉他伴奏、女聲二重唱來表現；『小小天問』是用大提琴，羅曼菲洪永基的雙人舞蹈；而《江湖上》和《民歌手》就比較西方，用bass和吉他。『搖搖民謠』胡德夫也參與了鋼琴伴奏。『民歌』則是四部合唱，由台大合唱團來體現。」

這場在溫柔細雨中舉行的演唱會拉開了台灣民歌時代的序幕。當天的台北中山堂，有兩千多位聽眾到場。很多事後被追認為傳奇的故事在最初的起點上，卻往往只是一種偶然。用音樂評論家馬世芳的話說「很多的偶然碰撞到一塊，發揮出了後來的效果。」這些偶然包括從楊弦最初自發嘗試為「鄉愁四韻」譜曲到樂意讓年輕人試試看的余光中向楊弦主動推薦《白玉苦瓜》；也包括在那場演唱會舉辦的當下，楊弦並沒有想到會出唱片，更包括「中國現代民歌集」後來獲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場成功。

馬世芳說：「當然我相信楊弦他們是有野心的，不然不會大費周章去借中山堂這樣的場地。」中山堂具有指標性意義，「那在當時等於是全台灣最體面的場地，他們一定是很想要做一場示範性的演出，做一個他們覺得很有意義的成果發表。」所以那場演唱會，顯然並非單純學生性質的藝文活動。「那比較像一個藝文圈內的事件，就像一個同仁團體的實驗、一場成果發表，他們希望讓當時台灣文化圈的人一起來看看他們的成果，所以當天才會有那麼多文化圈人坐在下面，會有媒體的報道。」

但馬世芳也相信，當事者一定沒想到他們當時所做的事，後來在流行音樂領域發揮了那麼大的後續影響力。

而在聽到那場演唱會前，後來被余光中稱為「民歌之母」的資深廣播人陶曉清已在電台節目裡介紹了十年的西洋音樂，在她的回憶中，那場演唱會的上半場其實還是唱西洋歌曲： Neil Young、 John Denver、Judy Collins、Don Mclean……到了下半場，楊弦幫余光中譜曲的民謠則以一種實驗性的姿態問世。

當余光中的詩變成了歌，很多聽眾才一下發現，原來歌可以有這樣的文學性，可以有不同的語言質地，可以承載一些大時代的東西在其中。

演唱會後，陶曉清問楊弦有沒有錄音。在收到楊弦寄來的卡帶後，她從中選了三首歌，在自己的電台節目中播放並介紹這場演唱會。「其實我不知道聽眾會有什麼反應，甚至不知道主管會不會責備我，但覺得被聽眾責備一下、被主管罵一罵也承受得起。」

不料一經播出，非但未遭遇責備，反而收到鋪天蓋地的迴響。陶曉清興奮地在節目中邀約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寫的歌寄到電台，而她開始從不定期到定期地播出這些寄來的歌。每天都能收到年輕創作者踴躍寄來的試聽帶，對她來說是激動人心的循環。雖然當時的台灣沒有什麼發表管道，但她能看到「蓄勢待發的創作能量就在那裡」。封閉的社會氛圍之下，只要提供一個窗口，民間的能量就會噴薄湧現。

文壇跟樂壇合流

演唱會獲得成功後，洪建全基金會也願意協助楊弦將他以余光中的詩譜寫的九首歌作為專輯發行，《中國現代民歌集》從而問世，更始料未及帶動起民歌創作風潮。馬世芳指出：「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洪建全基金會出這張唱片本來是沒考慮商業市場回收的，但居然市場反應很不錯。所以後續才有更多人去實驗這種『以詩入歌』的路線——或者說，更多人發現了用現代詩入歌可以改變語言的質感。」

《中國現代民歌集》所引發的熾熱反響，讓更多年青人開始踏入民歌創作的風潮：自己寫詩或是將別人的詩作譜寫成歌，一時蔚然成風。而鼓勵年青人創作的比賽又進一步促動了這股熱潮。1970年代末，「金韻獎」和「民謠風」兩大由商業唱片公司舉辦的賽事，讓民歌創作成為流行音樂產業中的一環，文學氣質濃厚的「中國現代民歌」也漸漸走向曲風清純的「校園民歌」。

楊弦指出：「當時除了商業唱片公司甄選歌曲外，也有不少有才氣的作詞作曲演唱歌手出現，像侯德健，楊祖珺，李建復，吳楚楚等人。陶曉清在我的第一張唱片出版後主持選拔的唱片合輯『我們的歌』中也有不少創作歌手的作品。」

而在李建復的回憶中，當年楊弦將余光中的詩譜些成曲，直接影響了後來轟轟烈烈的民歌運動。「當年的知識分子只聽The Beatles、Bob Dylan那些英文歌。而流行音樂，大家一般是不屑於聽的。可在楊弦把余光中的詩寫成中國現代民歌之後，大家才發現，國語歌曲也可以這麼優美，這帶動了新的民謠產生，也才會有校園民歌風潮。」事實上，後來有許多作曲家追隨楊弦的腳步，用同樣手法以新詩作詞。

李建復指出，在楊弦之前，流行音樂給人們的刻板印象就是瓊瑤式的影劇插曲，而且都會由特定作曲家去寫。「可是楊老師寫出那些歌後，很多大學生覺得『我也能寫』，於是每個人都抱著吉他開始寫歌，後來的民歌運動才遍地開花。」當音樂創作不再是「少數人發聲」時，更多更好的作品就大量湧現。李建復相信，楊弦在創作上影響和啟發了日後李泰祥、梁弘志、馬兆駿等多位創作者。

台灣「以詩入歌」的風潮，也影響了1980年代初的香港城市民歌創作，當時不少香港詞人以新詩為創作靈感，黎允文更曾將余光中的《芒》譜寫成曲並由夏妙然演唱。

楊弦自己的看法是：「很多人說我寫的歌對年青人有啟發作用，title有點大了。」他認為如果他曾帶來過某種「啟發」，那應該是出自余光中作品的「現代詩格律化」所帶來的啟發。「以前的現代詩不太能如歌。而過去的流行樂時代，鄧麗君劉家昌的歌，歌詞又很有限。」余光中的格律詩則恰好在「現代詩重新回到譜唱」的過程中慢慢成形。「這是很特別的情況。現代詩有很多流派，有的很長，有的適合朗誦。」余光中的詩剛巧因為適合「入歌」，從而對音樂創作帶來啟發。

馬世芳將余光中與楊弦的合作，稱為「一種跨界實驗的開始。」

「也許從那時候開始，台灣的流行樂壇就出現了一條叫做文壇跟樂壇合流的路線。後來很多文化人和音樂人攪在一起，詩人跑來寫歌詞，很多創意文化行業的人和唱片圈合作……」他相信後面的種種故事，都可以追溯到當年楊弦與余光中最早開展的融合實驗。

在馬世芳看來，純粹以詩的角度而論，他不認為《白玉苦瓜》是最上乘的詩作，但它們卻是很適合編成歌的作品。「雖然從現代詩的脈絡來看，這些詩不見得是最高明的，但聽在當時台灣聽眾的耳中，這些歌從歌詞的角度、從語言的質地和內涵來說，都遠比大部分流行樂壇的中文歌要豐富很多。」

當余光中的詩變成了歌，很多聽眾才一下發現，原來歌可以有這樣的文學性，可以有不同的語言質地，可以承載一些大時代的東西在其中。而這些，都對同世代的歌手和後代的創作人構成極大啟發。「有很多很多讀詩的文藝青年，看到楊弦這麼做了，發現原來可以用現代詩譜曲，他們就開始陸陸續續找，不只是余光中，像楊牧、洛夫、向陽、羅青、還有鄭愁予的詩⋯⋯全部變成歌謠的材料。」1986年，李泰祥就挑選了八首鄭愁予的詩譜曲演唱為專輯《錯誤》並由滾石發行。

馬世芳認為，「以詩入歌」在實驗的過程中，作品不見得全部成功，但確實讓中文原創音樂的內涵變得更為豐富。且年青創作者在嘗試「以詩入歌」時，也客觀上伸展開了手腳，去實驗音樂表現的更多可能。「從音樂製作層面來說，這就迫使音樂人去想更多方法，而不是因循以前走過的套式，所以也直接或間接讓台灣的音樂人在處理材料或是創作的過程中樂於挑戰更多極限，並對後來的同行有很多啟發和影響——我想這是余光中對台灣音樂發展的最大貢獻。」

用「高貴」去稱呼的文體

當年，余光中曾為楊弦的「中國現代民歌集」寫下出版前言：「沒有歌的時代，是寂寞的。只有噪音的時代，更寂寞。要壓倒噪音，安慰寂寞，唯有歌。」楊弦說：「余老師對於用他的詩歌寫作非常鼓勵，後來每次演唱會我們請他寫感言，他也都樂於寫。」

所以陶曉清記得：「我們在做有詩和歌的演出時，都會請余老師幫我們寫一篇文章，或者做一個活動時也邀請他來當嘉賓。民歌三十年我們辦〈美詩歌〉演唱會時，他就寫了〈詩與歌的珍珠婚〉，他認為詩與歌本來就不分家，民歌則讓這兩者再度結合在一起。他很在意這一塊。我們也在他80歲那年，幫他辦了『詩與歌的迴旋曲』演唱會慶生。」

樂見「詩」與「歌」透過民歌重新融合一處的余光中，在客座香港中文大學的歲月裡，更將台灣的民歌創作風潮介紹到香港，進而催生了香港現代民歌協會，後來協會還曾到台北舉辦過演唱會。而台灣「以詩入歌」的風潮，也影響了1980年代初的香港城市民歌創作，當時不少香港詞人以新詩為創作靈感，黎允文更曾將余光中的《芒》譜寫成曲並由夏妙然演唱。

民歌之外，陶曉清印象深刻的是：「余光中對西洋搖滾樂的介紹，影響了我們那一代人。」她說：「可以明顯看到余老師的喜好，他在美國唸書時聽西洋音樂，那些歌曲陳述的作品會影響到他。〈江湖上〉就明顯受到Blowin’ in the wind的影響。」

而當16歲的馬世芳從父親的書架上找到散文集《聽聽那冷雨》，讀到書裡寫搖滾樂的文字時，余光中也成為了他個人搖滾閱讀的啟蒙。「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讀到有人用這麼有文學性但平易的語言去寫搖滾跟民謠，也是我最早讀到的中文世界寫西方搖滾和民謠的文字裡我願用『高貴』兩個字去稱呼的文體。」

一邊讀〈苦雨就要下降〉，一邊聽文中所描述的Concert For Bangladesh，聽到Bob Dylan出場，少年馬世芳也在余光中的文字裡心醉神迷。「配著那個文字去聽實況演出，畫面感就特別特別強。」直到很多年後，他才有機會真的看到那場救援孟加拉義演的紀錄片，並回頭印證自己當初讀到的內容。「可在真正看到那個畫面之前，好像已經先通過余光中的文字，在腦海中有了很強烈的畫面感。」馬世芳說：「余光中去論述引介的那些作品的方式，當然也包括他在《白玉苦瓜》詩集裡刻意向當時他喜歡的美國民謠和搖滾作品用更明朗的語言致敬所寫的一些東西。多多少少都對年輕的我，有一些啟發。」

馬世芳相信，即使同時代的其他音樂引介文章——包括滾石雜誌上的文字、包括當時西方樂評人的寫作，都不可能出現余光中那種文體。「現在回過頭去想，余光中當時已經四十多歲了，他在美國迷上了美國年青人聽的東西，但他其實已跟當時的聽眾有一段年齡的距離。用一個樂迷的角度去看他當時寫的文章，跟我現在理解的搖滾樂史脈絡當然是有出入的，但以他當時身在其中的那個狀態，我覺得他能用那樣的筆法去寫搖滾跟民謠，對我來說已是巨大的啟蒙。」

文化偶像日漸凋零

余光中離世，不同世代的音樂人與創作者也自有不同的體會。

楊弦記得自己前幾年和余光中見面時，就覺得他很瘦弱，還建議過他要多吃消化酵素。「他在快90歲時離開，在平平和和的時代在沒有痛苦的地方離開，某種意義上也是生命自然的道路，不必太過悲傷。」畢竟余光中已為世人留下那麼多寶藏，從新詩到散文到評論到翻譯，值得後輩再花幾十幾百年繼續去看。「我們這一代不管年紀大小，都一定會受到他的影響。」

余光中的離開，讓李建復更加傷感於「年青時的文化偶像日漸凋零」。他說：「年青時吸收過的養分最難忘懷。那一代詩人對我們年青人在文化文學修養上的影響，現在再難找到同樣的經驗。」

詩人曾在散文集《逍遥游》的後記裏寫道：「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而在曾為余光中拍攝紀錄片《逍遙遊》的導演陳懷恩的記憶中：「余老師是一位學者詩人，他勤於閱讀任何一種詩的樣貌，他也嘗試去寫它。」

對於陶曉清來說，因為自身也曾走過抗癌道路，故而她雖然難過，卻也清楚死亡是人終需面對的命運。「余老師一生留下了那麼多作品，懷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們再拿出來讀一讀。」

至於音樂之外的故事，陶曉清認為：「對於信仰或說情感層面的東西，別人無法置評。我今年72歲，但我都沒有辦法評判90歲的余老師——他所經歷的那種一輩子的撕心裂肺、再也見不到母親再也回不到祖國的經歷，我無法想象。以現在的角度去批判當年人的情感，我覺得有失公允。」

而楊弦則只是淡淡地說：「如果每個人都帶著執著用放大鏡去看每件事情，觀點就會有所偏離。」在他心目中，余光中用一生致力文學創作，提拔後進、承先啟後，風燭殘年仍然寫作翻譯不輟，即使今已故去，卻依然是那個值得敬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