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同婚通過六年後，為何同志家庭仍陷「社會性不孕」？

「同婚都已過了這麼久，醫院的表格欄位上還是寫著丈夫，重新設計一張表單是要多少錢？」眼前的章晴雯語速漸快，他的情緒在字裡行間累積，悲傷與憤怒交織，但每一句話仍說得清晰有力，「我以前都會耐著性子在表格上註記我是同性伴侶，那天我真的受不了了，我就在丈夫那欄畫了大大的叉，寫上『同性戀』。」

章晴雯的憤怒，也混雜著焦慮，他的年齡已是醫界定義的「高齡產婦」，生理時鐘的倒數，滴答滴答地一次次提醒自己「時間不多了」。

回到2019年的5月24日，那年，台灣同性婚姻正式上路，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國家。而今六年過去，同性伴侶可以結婚，成為合法的配偶，但像是章晴雯這樣的同志家庭，他們的生育權依然舉步維艱，難以生養孩子。

原先，在同婚合法「亞洲第一」的狂喜中，長年參與性別運動的章晴雯自是沈浸在這片歡愉中，他明白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他原先以為，同婚通過後，自己終於可以不再被差別對待。直到2020年，章晴雯與伴侶黃雨亭想開始照著原定計劃生孩子，到診所諮詢時，才知道孕前健康檢查只限異性戀夫妻。此刻，作為女同志的他才再次被敲醒，社會那條「一夫一妻」的隱形界線依舊存在；其實，現實一直都在，只是他們太開心而沒能看見。

2022年，章晴雯與黃雨亭共組家庭後，還是沒放棄成為母親的夢想。在現實的困境底下，他們曾赴美進行人工生殖多次，但未果。

「現況就是，同志想要成家必須仰賴強大的個人運氣，跟樂透一樣，會有那少數的幸運者中獎，」章晴雯說，自己還有能力出國嘗試人工生殖已經很幸運了，「至少還能夠拿到入場券」。但擁有入場券或許遠遠不足。

2023年底，台灣傳出《人工生殖法》有修法可能，這讓像章晴雯這樣的女同志家庭，燃起能在台灣合法進行人工生殖療程的希望。

已經40歲的章晴雯深知，隨著歲月的流逝，自己孕育新生命的身體正在逐漸老去，而懷孕和分娩所伴隨的風險卻可能與日俱增。面對人工生殖大門前的重重阻礙，他不禁焦慮萬分，不確定自己還能擁有多少寶貴的時間，去實現當一名母親的夢想。

同志生育的高牆

這道阻礙，正是一條條法律築城的高牆。在台灣，同志家庭若想要生育，必須到能合法進行人工生殖或代孕的國家進行，甚至是透過「私下借精」來孕育孩子。而這些方式不僅花費高昂，亦伴隨著法律及健康的風險。

依據《人工生殖法》規定，一對台灣夫妻必須是不孕或患有重大遺傳疾病，才能透過台灣的醫療機構進行人工生殖；此意味著，非異性戀配偶不得使用人工生殖技術來孕育下一代。

2007年，《人工生殖法》的立法在於設計一套規則給不孕的異性戀配偶使用。不過，18年後，台灣家庭組成的樣貌幾經更迭，家庭的圖像更趨豐富多元，讓這部法令屢屢遭受質疑及挑戰。尤其在同婚合法化後，必須經由人工生殖技術才能孕育孩子的同性配偶來說，這形同被剝奪了其與異性戀相同的權利。

近年，台灣再度掀起《人工生殖法》的修法討論，在這波倡議中，多數意見建議修法讓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能夠使用人工生殖技術。不過，此也引來反對團體的反彈——他們以兒童權益做為反對的立論，而其背後，則隱含著對同志生養孩童的刻板印象；也有團體反對的理由在於，「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單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先是被法規拒於門外，再被反對團體以排山倒海的歧視越推越遠，在一次衛福部國健署召開的公聽會上，章晴雯出席了。在他發言的時間中對反對者說道：「謝謝你關心我的孩子會不會被歧視，只要你們不歧視，我的小孩就會很好。我相信我對孩子的愛一定會比你們的歧視更強。」

章晴雯很早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喜歡的是女生。上大學後，母親得知他的女同志身份，兩人自此陷入長達十多年的激烈爭執，「他希望我『正常』，但我真的好討厭『正常』這個詞。」他沒說的是，這讓他覺得自己是個不正常的人。

他至今為止的人生都在與「正常」對抗。同志家庭生養兒童被視為「不正常」，女同志進行人工生殖亦是「不正常」，他不想在正常與不正常間選邊站，他只想母親接受他。後來，他去了美國念書，與前妻在當地結婚。在他的想像中，只要結婚生子，母親就會欣然接受。然而，雙方錯誤投射的期待與想像，終讓這段婚姻注定落幕。

章晴雯的戰場除了在「正常」，也在自己的身體上。他明白自己的身體只要多過一天，就離可以順利生育孩子的身體再遠一些。他連猶豫的時間也沒有，必須拔腿快跑，才能稍微追上時間流逝的速度——即便那可能只是徒勞。

章晴雯與黃雨亭對我說著他們的故事。正當章晴雯說到懷孕不順而氣餒，但母親願意「賣房子」資助他，像是彼此和解的信號時，屋內一隅，擺放著家人為他們補身體的鱸魚精。鱸魚精卻也像是尖銳的存在，提醒他們仍在為了備孕而努力——除了身體條件以外，還有這個社會想不想讓他們生、時間等不等人的問題。

《人工生殖法》的修法浪起，讓他看到了渺茫的希望。他們暫停赴美，想等等看修法的結果，「如果可以在台灣生，我們也不想飛美國。」

美國求子記

現實中，同婚過後，同性伴侶的法律權益與配套並非全數比照異性戀配偶辦理，資深婦產科醫師烏恩慈曾提及，自己也是在診間遇見女同志孕婦後，才發現現況竟然不允許他們在台灣合法進行人工生殖。

章晴雯與黃雨亭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遠赴美國進行人工生殖。他們曾試著找尋有無「可信任的捐精者」，自行透過「滴精」的方式自然懷孕；但不僅沒成功懷孕，連捐精者也不見身影。

2022年，章晴雯前往美國工作，他決定在當地進行人工授精（IUI，intrauterine insemination），將精液注入子宮腔，除了療程費用較低，受孕機率跟自然懷孕差不多，約是一成到兩成五之間。

然而，人工受孕的過程並非想做就能做。章晴雯必須接受台美兩地醫師的共同評估，以確保他的身體狀況適合進行人工生殖。首先，台灣的醫院會開立排卵藥物，同時將章晴雯的醫療紀錄轉交給美國醫師。待卵子成熟後，美國醫師才會決定注入精子。而此就已經讓他們花費了30萬元新台幣。

「為了配合美國醫護人員的工作時間，我經常不得不在半夜與他們通話，」章晴雯說道。日夜顛倒的時差，再加上兩地繁複的醫療程序，以及一筆不小的花費，無形中讓章晴雯這對伴侶身心俱疲，彷彿被掏空了一般。

章晴雯第一次為自己打排卵針時，流著眼淚顫抖著將針頭戳進肚皮中；不僅肚皮，他的屁股也得挨針，要將黃體素注入體內，讓子宮內膜進入分泌期，胚胎才能順利著床。章晴雯的身體也產生不良反應，挨針的地方形成大小不一的腫塊，兩邊屁股腫得像釋迦，疼痛不已。

章晴雯第一次嘗試人工受孕的經歷並不愉快。當他獨自躺在美國診所的病床上時，醫生考慮到多胞胎的高風險，決定不為他進行療程。失望的章晴雯只能無奈地離開診間，選擇再多待一個月，期盼下一次的療程能夠順利進行。

然而，章晴雯始終未能如願受孕。醫生認為他的壓力過大，多次叮囑他要放鬆身心，這樣才有機會成功受孕。但面對高昂的醫療費用和漫長的等待，章晴雯已如同一個洩了氣的皮球，無力且沮喪。且隨著身體年齡的增長，壓力如影子般越拉越長，變得更加巨大。

為了尋求新的希望，他們決定嘗試試管嬰兒療程（體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儘管費用是人工授精的一倍以上，但成功率也高出一倍。試管嬰兒是將卵子與精子取出，在體外結合受精，培養成胚胎後植回母體內。為了嘗試新的辦法，章晴雯與黃雨亭想方設法拮据度日，還是花了80萬餘，只為了賭一個「機會」。

然而，命運似乎並未眷顧他們。章晴雯先後植入的三顆胚胎都未能順利著床，目前剩下的胚胎仍然凍存在美國的醫院裡。「連續兩次試管嬰兒都未能成功受孕，就可以被視為生理性不孕了，」章晴雯沮喪地告訴我，他們正在接受不孕症的檢查。

禾馨宜蘊生殖中心院長、生殖醫學博士朱伯威說，台灣人到海外進行人工生殖，可能因為兩地醫療的文化與語言產生溝通落差。此外，高昂的醫療費用也為求子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朱伯威也指出，儘管台灣的人工生殖技術在全球排名第二，價格也相對較低，但現行法規卻將非異性戀伴侶排除在外，遑論提供補助。這對渴望孕育孩子的女同志家庭而言，無疑是關閉最後一扇門。他認為，如果台灣能儘早開放女同志家庭進行人工生殖，不僅能夠降低醫療溝通的成本，也能夠減輕他們在金錢和身體上的雙重負擔。

滴精生子

女同志家庭除了到海外進行人工生殖療程，也有人嘗試一種屬於灰色地帶的低成本方式，即是私下「借精生子」。儘管借精生子成本較低，卻充滿了不確定性。根據《民法》規定，生父可主張「認領」孩子，而捐精者無需得到生母及孩子的同意即可進行認領。

除了認領問題，還可能衍生出更多糾紛。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同家會）秘書長黎璿萍提到，曾有個案告訴他，捐精者利用「認領孩子」來威脅同志家庭給予更多金錢。也有捐精者打著捐精的名義，實際上是企圖與女同志發生性行為。「在某些案例中，有些人真的懷有不良意圖，想要藉機騙砲，甚至有女同志在過程中遭遇性暴力事件。」黎璿萍說道。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常務理事、律師許秀雯指出，台灣法律規定，可透過「繼親收養」讓無血緣關係的一方成為孩子法律上的家長。「一旦完成繼親收養程序，生父就無法認領孩子。」許秀雯表示，法律規定孩子只能擁有「雙親」，不存在第三名家長。不過，這也意味著，接受男性捐精的同志家庭，必須先完成繼親收養程序，才能消除生父突然現身要求認領孩子的擔憂。

不過，即使風險重重，黃茜涵與周星星仍然決定嘗試一試。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黃茜涵，透過借精方式懷孕，並於2018年生下孩子茸茸。在台灣同婚合法化後，他即與伴侶周星星結婚。

38歲的黃茜涵是一名特殊兒童教育工作者，26歲那年，他說自己「就像是被雷打到一樣」，突有生養孩子的想法。原先，他計劃在32歲左右懷孕，並開始查詢女同志生育孩子的相關資訊。在他的社交圈中，不乏有透過滴精方式成功懷孕生子的案例，大家也會彼此分享經驗和心得。

育兒原先不在周星星的計畫中，但他支持黃茜涵的決定。雖然孩子不是由周星星生育，但懷孕及產檢的過程他全程出席。周星星也辭去在台灣的工作，與黃茜涵共赴北京，並在茸茸上幼兒園前多由他在家照顧。

命運之神眷顧了他們。一名男同志好友願意無條件捐精，並承諾不會有「生父認養」的問題。

在半年內，他們前後努力了三次自主滴精，在兩間房內，他們規劃好：當精液在隔壁房間一取出，他們立刻接手以針筒注入陰道。在第三次嘗試後，黃茜涵成功懷孕。

「結婚是為了孩子。」他們說，為了保障孩子的權益，讓另一方能夠順利收養，才決定進行結婚登記。在同婚上路的第一天，他們別著彩虹胸章，戴著訂製的七彩寶石戒指，牽著身著七彩短褲的茸茸去登記結婚。

然而，喜悅背後卻盡是擔憂。黃茜涵感嘆道：「萬一我發生意外，與周星星沒有婚姻關係，誰來照顧孩子？我真的很害怕，如果出事，孩子會一下子失去我們兩個。」

當天下午，他們便向法院申請收養。由於當時規定，同性伴侶婚後只能收養一方的親生子女，稱為「繼親收養」。作為第一批申請繼親收養的同志伴侶，他們迫切地希望程序能夠加快，讓三人能夠盡早在法律上正式成為一家人。

在收養程序中，周星星不僅要提交健檢報告、財力證明等資料給法院，還必須經過社工訪視以及上收養課程。兩個多月後，法院開庭詢問，他們為什麼想收養，以及未來如何告知孩子身世等問題。歷經數月的漫長等待，黃茜涵與周星星終於收到法院認可的裁定書。直到這一刻，他們才真正放下了心中的大石，正式成為法律意義上的一家人。

在通過收養程序前，一次，周星星獨自帶著茸茸搭乘飛機。那些不經意的目光都讓他感到煎熬，內心不禁焦慮：「航空公司會不會質疑我，這樣一名『陌生人』，為何要帶著孩童出國？」這樣的日常，一天天地撞擊著他們原本的從容。對同志家庭而言，法律不僅是一種承諾，更是在各種眼光和自我懷疑中，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後一道安全保障的依靠。

「父母雙親」的單一想像

面對這樣的困境，他們無法理解，為何在同婚通過後，仍然被排除在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生育孩子的權利之外。章晴雯與黃雨亭安慰自己，同志家庭生養孩子的機會就像中樂透一樣渺茫。但轉身之後，兩人卻拚了命地賺錢，不惜用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去交換一次又一次人工生殖的高額費用。

協助過無數同志家庭的黎璿萍，見證了許多像章晴雯這樣的家庭，將財產和身體作為賭注，只為換取一線生育希望。在黎璿萍提供諮詢的經驗中，他也聽聞一些求助個案遭到詐騙。而導致他們上當受騙的，並非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多，真偽難辨。在網路上搜尋「同志、生小孩」，頁面上會跳出大量生殖中心的資訊；然而，不僅部分機構存在爭議，甚至連購買的精子都難以確認是否出自正確的捐精者。更有些機構會要求當事人偽裝成異性戀夫妻或單身女性，因為一些國家對同志家庭並不友善

對他們而言，法律至關重要。它意味著女同志家庭能否在台灣合法、順利地進行人工生殖療程。另一方面，法律也肩負著引領社會前進的重任。在同婚通過前，台灣社會存在許多公開反對同婚的言論，甚至出現近乎恐嚇的謠言。但合法化後，這些謠言並未成真。有調查顯示，社會對同婚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友善。

在同婚合法六週年前夕，倡議同志權益的團體彩虹平權大平台進行民調並請學者解讀。調查結果批評政府對《人工生殖法》修法態度曖昧不明，導致民眾對政策越來越沒有想法，支持度停滯不前。台大社會系教授吳嘉苓分析，18歲到39歲的年輕世代中，高達76%支持女同志使用人工生殖，對男同志使用人工生殖的支持度也超過60%。她鼓勵政府正視年輕世代的支持態度。事實上，相較於傾向反對的65歲以上民眾，年輕世代才是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的主要族群。吳嘉苓呼籲政府盡快完成修法。

許秀雯指出，目前台灣已有逾一萬對同性伴侶結婚，顯示家庭圖像已與過去不同。但相關法規卻未能跟上，未能賦予同性伴侶合法的生育權。如今，即使結了婚，卻仍無法生育。

此次《人工生殖法》修法的契機，源自2023年11月，距離總統大選倒數兩個月之際，衛福部拋出修法草案，預計將人工生殖對象擴及同婚家庭及單身女性，並增訂代理孕母制度。各黨派立委提出不同版本的草案，針對人工生殖可擴及的範圍，引發民間正反兩方的激烈討論。

曾任婦產科醫師的國民黨立委陳菁徽認為，應開放單身女性、未婚伴侶、女同志家庭及代孕制度，並批評「反對代孕方的觀念停留在30年前」。民進黨團則多次表態，優先支持單身女性與女同志家庭使用人工生殖。

醫界與民間團體認為，單身女性、未婚伴侶、女同志家庭使用人工生殖的門檻較低，應優先通過。

《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於2024年5月14日預告，開放同性伴侶、單身女性進行人工生殖，代理孕母也在適用範圍內。草案預告後蒐集到六百多則意見，國健署指出，八成意見反對代理孕母。因此,決定將代孕制度脫鉤處理，先將有共識的單身女性及女同志家庭部分送交行政院審查。

被稱為凍卵專家的台中禾馨宜蘊生殖中心國際醫療部主任、婦產科醫師黃佩真認為「婚育應脫鉤」。她說，異性戀伴侶婚後兩三年可能會考慮是否共同養育下一代，「可是台灣社會給予同性伴侶結婚權，卻沒有養育下一代的選擇，迫使想要孩子的人繞遠路，到國外花更多錢、時間、成本、技術不一定更好，才能達成生子的心願。」

她認為，台灣社會在家庭分工上已有顯著進步，但法規對多元家庭的想像仍然單一。

多元家庭的模樣早已出現在台灣社會。在茸茸還小時，黃茜涵與周星星就透過《家庭大書》繪本告訴他多元家庭的樣貌，像他們就是兩個母親組成的家庭。黃茜涵說，「許多人對我們兩人的關係感到不自在，比起異性戀家庭，我們必須多出『講』這個步驟，當我們講清楚後，大多數人就會比較放鬆。」對周星星來說，只要他們展現出無所畏懼的樣子，人們大多接受這樣的狀態。

對於反對修法的意見，朱伯威認為，台灣社會沒有評估異性戀家庭是否適合生養子女，卻先排除單身者與同志家庭，「單身不代表孤獨，他只是沒有適合一起生養孩子的另一伴，但可能有很好的親友支持系統，這比起許多異性戀雙親家庭還適合養育孩子。」

諮商師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曾發表聲明，從心理學研究指出，異性戀家長與同性家長所養育的孩子在健康、行為與學業成果上並無差異。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也指出，孩童的身心健康與養育者的性傾向無關，而是能否在穩定的家庭與社區成長。

黎璿萍指出，台灣社會對於理想家庭的想像仍然較為傳統和單一，評估一個家庭是否適合孩子成長，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符合孩童的最佳利益，「即便有父母雙親，也不代表就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照顧與養育環境。」

社會性不孕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據，台灣新生兒人數已連續九年呈現負成長，2024年的出生數更是創下歷史新低。儘管整體生育率持續下降，但對於渴望生養孩子的同性家庭來說，少子化的環境反而凸顯了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困難。章晴雯與黃雨亭渴望懷孕生子，政府非但沒有為他們鋪平道路，反而設下重重障礙。

儘管章晴雯目前的各項醫療檢查結果都正常，但他始終無法成功懷孕，「醫生們也很困惑，他們的推論，我得要飛到另一個國家，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只能勉強笑著說，就像在學術工作中鍥而不捨的精神，現在他給自己的命題，就是要持續找出不孕的原因，才能為下一次的植入做好準備。

黃雨亭也曾考慮過由自己來受孕，但他對生產有很深的恐懼。「看他在人工生殖過程中如此疲憊，我很心疼，也很擔心生產的風險，也想過我們是不是乾脆放棄了。」但黃雨亭接著說，「只能鼓起勇氣面對生產的恐懼，因為最折磨人的就是受孕過程，真的太難了。」

受孕過程的「難」，也難在身邊友人的不理解。章晴雯與黃雨亭的朋友曾對他們說「你們可以結婚就好了啊！」也有正在不斷嘗試懷孕的異性戀友人困惑地問及，「為什麼不收養就好？」不過，除了嘗試懷孕，他們同時也準備收養，「我們將收養跟懷孕視為同等重要的事情，無論用哪種方式來到我們身邊的孩子，都一樣珍貴。」而台灣社會往往將收養視為退而求其次的選項，這也讓他們感到不平。

何況，在2023年修法前，同性家庭只能收養其中一方的親生子女，無法在婚後共同或單方收養無血緣的孩子。這導致了一些奇特的情況，像是已收養無血緣孩子的一方，在婚後伴侶無法合法成為孩子的家長；或是婚後想收養孩子的家庭必須先離婚，才能由一方收養。收養的權利，對同志家庭來說並非理所當然。

「我們不會貿然對異性戀夫妻說，你們生不出就去收養，那為什麼會對同志家庭說這種話？」黎璿萍認為，無論想要生養孩子的理由是什麼，都應該得到尊重。現實中，無血緣收養比繼親收養更加困難，平均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得歷經種種繁複流程，而且並不是走完流程就保證一定可以收養到孩子。

「我會記錄自己在人工生殖的過程，想公開分享，但每次錄音都在哭。但現在談到這些事，已經不會哭了，只剩下憤怒。」章晴雯的悲傷不知所終，只留下對這樣的不平等感到的怨怒。訪談過程，章晴雯未落下任何眼淚。

在求子之路上，生理性不孕的人努力尋找解方，而社會性不孕則一再提醒這些飽受折磨的人，他們的權益與他人不同。

結婚了，或許對同志家庭來說是一種幸福。但在生育的迢迢長路上，有人幸運，有人則還在等待好運降臨。然而，如果需要仰賴幸運，也隱含著社會制度所設下的障礙，讓他們必須、也只能仰賴幸運之神的眷顧。

受孕需要一些運氣，但對女同志家庭來說，他們更渴望平等的早日到來。章晴雯最後告訴我，他的心願雖然平凡，卻如同置身漫長黑暗隧道中，只剩下無盡的期盼，「我們一直在等待，不斷在等待，只希望能夠等到在台灣生養孩子的那一天。」

（章晴雯、黃雨亭、黃茜涵、周星星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