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戒嚴時期軍法官劉衡慶：把軍法斷送掉，我們無顏見江東父老

現年75歲的律師劉衡慶出生於湖南，生命中有九成歲月在台灣度過，其中一半時間在戒嚴。軍法學校出身的他，戒嚴時期在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服務了將近20年，官拜中華民國國防部軍法局少將副局長。隨著解嚴，他於1998年奉命服務於「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13年，中華民國軍方發生「洪仲丘命案」，他擔任其中一名被告的選任辯護律師。

從戒嚴，到解嚴，再到洪仲丘事件促成的「軍事審判法」修正案，讓承平時期軍人犯罪回歸普通司法審理，劉衡慶親身見證了在台灣憲政史上，軍事審判法以及軍法人員地位的位移。

以下為經過整理的劉衡慶專訪摘要：

端：談談你的成長過程？為何會成為軍法人員？

劉衡慶（以下簡稱劉）：我是湖南衡陽人，1942年出生於四川重慶，所以父母將我取名「衡慶」，要我牢記祖先、不能忘本，這是中華文化固有的傳統美德。

1947年，爸媽帶著我從重慶搭船逃難到南京。當時我們搭乘的是行駛長江的運米船。家父從事服裝工作，他帶著徒弟們和當時僅有的財產：兩台縫紉機。船隻突然翻覆，所有東西都沉到江底。我媽被救起後，手上皮箱內的金飾全被拿走，只剩繫在腰兜上的一點黃金。

生於亂世，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在南京，我曾目睹搶劫。有一個畫面，我一輩子不會忘。有天我躲在竹籬笆後，從縫隙裏偷看外面發生什麼事。我見到人們正在搶一間米店，一位老太太在米店門口被推倒，蜂擁的人們一個個踩上她的身體，然後她就在我眼前被踩死。我那時不到六歲，我真的很害怕。戰亂時代就是這樣可怕。

戰後時局很亂，我們又輾轉逃到漳州。民國38年（1949年），一家三口隨政府從漳州坐船到達基隆時，真的是孑然一身。爸爸後來去了宜蘭羅東的聯勤被服廠服務，全家也暫居羅東。當時我們借住羅東中正路媽祖廟，兩片木板就是我們的床。

後來，爸媽在羅東火車站鐵道旁租了一間加蓋的違章建築，爸爸每天去火車站附近挑水，撒上明礬，就是飲用水。那時要洗澡卻沒水源，我常提著一桶水到鄰近林場，躲在堆積的大木頭空隙間洗澡，天未黑，怕路人看到；天黑了，又怕被蛇咬，生活真的很苦。

當年物質生活雖然很苦，但我們的精神意志卻非常旺盛。我讀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全班只有我一個外省籍。大家相處融洽，並沒有因為我是外省人而受欺負，我們玩在一起，所以我的閩南語說得很好。羅東高中畢業後，我考取淡江文理學院（現為淡江大學），我因為家境關係，沒錢繳學雜費，我沒去念。第二年我才報考軍法學校（後改制為政治作戰學校、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成為軍法學校第六期學生。

民國56年（1967年），我從軍法學校畢業了，老總統（前總統蔣介石）親自主持我們的畢業典禮。我到現在還記得，老總統說，軍法學校在民國45年（1956年）成立，這是中華民國軍事教育向前邁進的一大步，此後，軍事教育體系會更完善。我很同意，報考軍法學校，我就是想為國家盡一份心力，當時的軍法，目的是維持軍紀、安定軍心、依法治國，為平時預做準備，為戰時厚植戰力。

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

端：你如何看待長達38年的戒嚴？

劉：個人認為，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因此戒嚴是必要的非常手段。民國38年政府播遷來台，當時經濟蕭條社會不安，百廢待舉。政府當時宣告戒嚴，依據當年「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付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的規定，凡是影響治安、國家安全等重大案件，均劃歸軍法審判。

政府播遷來台初期，社會治安真的很亂，人心惶惶。今天的台灣，安定、繁榮又進步。我認為這是因為實施戒嚴，帶給國家、社會的成果，也是戒嚴時期軍法最大的貢獻。

戒嚴時期，軍法審判有它的獨特性，更有必要性。這跟司法性質不同；諸如抗命、貪污、叛亂等重大案件，都是從嚴、從重、從速審理。哪能像現在司法案件，一拖三年五年，甚至還能拖個一、二十年，（例如：蘇建和案）。軍法假如這樣，部隊長官如何統御領導？如何貫徹命令？如何發揮戰力？更別想打勝仗！

端：但戒嚴時期，軍事審判不但適用於軍人，也拿來辦平民老百姓，你覺得是否恰當？

劉：我剛剛不是講過了嗎？治亂世用重典，這是一個必要的非常手段。來台灣之前，我見過亂世。這跟我後來深信「治亂世用重典」，也許有關係。現在的社會，很多人逾越自由界線、濫用自由的真諦，甚至「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可是當年亂世，如果還賦予人民過度的自由，那會變成什麼樣的社會？

何況，當年戒嚴時期之軍法審判，也僅限於重大危害社會治安、國家安全的特殊案件，並非所有案件都交付軍法審判。至於哪些案件應該由軍法審判？「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交付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都有明文規定。

美麗島事件發生時，我任職警總軍法處，我曾擔任軍事檢察官、軍法官、主任軍法官，主任軍法官任內，負責軍法行政，並督導看守所，以及所有軍事犯、叛亂犯業務。

因為綠島監獄在押人犯都是叛亂犯，光是綠島，我就去了快要30趟。軍監或看守所在押人犯，生活都有妥善的照顧，這也是我的職責。 這些被關押的軍事犯、叛亂犯，很多都極具才華，監所內都設有各類型工廠，讓他們習一技之長，刑滿出獄後，回歸社會，得以適應正常生活。我看過他們做的蛋殼畫、貝殼畫、手工藝品等，都很精緻，真是人才濟濟。

偶爾，國際特赦組織、中國人權協會人員來關切叛亂罪受刑人，常是由我陪同，我感受到來自國際的很大壓力，他們關切這些叛亂犯的處境。但我也會跟這些來訪人士說明，我們是依法行政。跟家屬溝通時，大多也是我陪同，因為我會講台灣話（閩南語），跟受刑人的家屬對話比較方便。

端：你曾在「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服務。談談當時的情況？

劉：1998年，總統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我奉命擔任「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法律處處長。於是我從國防部軍法局提前退伍，到基金會服務。

基金會補償的總預算是新台幣600億，由國防部督導執行。當時每個補償基數是10萬元，最高是補償到60個基數，換句話說，包括判死刑、沒收財產部分等案件在內，每案最高可領600萬元補償金。

戒嚴時期的非軍人叛亂案絕大多數都是警總辦的，而我在警總服務近20年，對於這些案件比較清楚。我任職軍事檢察官時，該起訴的就起訴，擔任軍法官時，該判的就依法判刑。後來我到基金會服務，還是克盡職責，該補償的，就是要合理補償，一切依法辦理。

有些來申請補償的，還是我以前參與過的案子，我依然去查清楚，協助他們申請（補償）。那時我為了推廣申請補償業務，去很多地方開說明會、宣導，希望受難者家屬於期限內提供相關資料，儘速申請補償。我們甚至主動通知受難者家屬，希望他們來辦理申請。後來，我也升任副執行長並代理執行長。我離職後，補償基金會業務也能順利推展。

當年時空背景與今日不同，沒有冤案，沒有錯案，也沒有假案；只有「不當」的審判案件。換言之，國家所補償的是「不當」的判決。我要特別強調，希望能釐清，「冤、錯、假」案都是後來的人推測之詞。

端：你怎麼看待白色恐怖時期的這些冤、錯、假案？

我認為「白色恐怖」是後來被人扣上的名詞。哪有什麼白色恐怖？一般醫院如果發生某些不當措施、造成糾紛，也有人說是白色恐怖啊。

另外，當年時空背景與今日不同，沒有冤案，沒有錯案，也沒有假案；只有「不當」的審判案件。換言之，國家所補償的是「不當」的判決。我要特別強調，希望能釐清，「冤、錯、假」案都是後來的人推測之詞。

端：你的意思是說，戒嚴時期至少上萬件案子，沒有一件案子是冤、錯、假？

劉：也不是。我是說，基金會所補償的案件，是不當判決的案件，而非冤錯假案。如果真有冤案，盡可依照「冤獄賠償法」（編按：後改名成「刑事補償法」）去申請賠償就好，而非屬「補償」範圍。

時空背景不一樣，這就是我所謂的「不當」案件的由來。不能用現在標準看當年。

端：你如何確定，這些判決當時完全沒有冤、錯、假？

劉：因為沒有證據能證明，那些案件是冤、錯、假案。你去檔案局查閱，現在也有檔案資料，當時案件偵審程序，都有具體事證的。

比如那時陸軍基層單位（營部、連部）曾發生，廁所牆壁和門板上，有人寫毛主席萬歲。那大家就會去問這是誰寫的字？這人總會被查出來，他就變成被告了。這片門也會被拆下來，或被拍照，拿去庭上當證據。那時會判這人思想不正，感化一期就三年。以現在的標準來看，現任總統、卸任總統都常被恣意批評，說毛主席萬歲有何不行？這可證明，當年判決確實不當。

某情治單位副處長辦了很多叛亂案，辦到後來，他自己就是匪諜，也被判刑。怎麼會這樣？原來他不是從事叛亂活動，而是被人檢舉，說他在學生時期，在大陸就讀的學校曾參加「讀書會」。

戒嚴時期，不管在軍中或民間，如果你說「長江大橋多雄偉」、「毛主席英明偉大」云云，你就會被認定思想不正、為匪宣傳，下場就是送感化或判刑。這不是「冤」，是有這些事實、證據，依照當年法律，這就是犯罪，要依法判刑。同理，現在看來，這是不當的。

再舉一個例子。戒嚴時期，大家常常說「注意匪諜就在你身邊」。1960年代，某情治單位副處長辦了很多叛亂案，辦到後來，他自己就是匪諜，也被判刑。怎麼會這樣？原來他不是從事叛亂活動，而是被人檢舉，說他在學生時期，在大陸就讀的學校曾參加「讀書會」。當時，大法官會議解釋讀書會就是外圍叛亂組織，在沒有自首之前，就視同繼續參加。最後即以參加叛亂組織定罪。

此一案例，就現在標準來看，非常不當。參加學校讀書會有何不妥？但以當時的標準，這也屬於匪諜案件。那時我是檢察官，依法只有起訴他，最後判感化教育。解嚴之後，我還曾在公車上遇到他。那時我們只有微笑而已。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案件。剛開始當軍法官時，有一個盜賣軍油案，一個平民在南部某大橋附近，鑽破輸油管、再以塑膠管接入橋邊甘蔗園、再用水龍頭開關的方式，偷了空軍最頂級的噴射燃油。

他用鐵牛車裝53加侖油桶，一桶一桶把油載去賣，我還記得他每次偷6到8桶，錢花完了再回來偷。鑽油管的盜油技術是他表哥教的。他表哥早期被判一般竊盜，但他犯案的時候，軍事單位認定他「破壞油管」，導致這個油管不堪使用，這就達到適用盜匪條例的要件了。軍法機關以盜匪條例，判此人死刑。當他知道被判死刑的時候整個呆掉了，槍決的那天，我看他整個人都癱了。

我也看過真正的匪諜槍決。實習時，看過一名軍官，把國家「絕對機密」的文件洩漏給對岸，全案罪證明確，被判處極刑。行刑時開了一槍，他還回頭看了一下，再補一槍，人才倒下。

端：解嚴到現在三十年了。你回憶過去，會覺得判得太重嗎？

劉：我承認量刑較重，這是軍法特性。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就是從重、從速、從嚴。

端：你後悔過嗎？

劉：不會後悔。我當年都是依法審判。最重要是依當時有效的法律。如果是現在，依照現在法律，我當然不會這樣判。

端：解嚴以來，就你的觀察，軍法人員的社會地位是否有變化？你如何評價台灣的軍法轉型？

劉：解嚴那年我任職於國防部軍法局，當時社會現象沒有很明顯變化，只是案件處理上，方法有所不同，不再適用戒嚴時期法規。經過一段調和期，才慢慢回歸常態。

我個人當時萬萬沒想到，20幾年後（2013年），軍法會發生這麼重大變革。2013年，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軍事審判法，承平時期軍人犯罪回歸一般司法機關審理，一夕之間，軍法審判走入歷史，造成法界震撼。

我對洪仲丘案非常了解，因為我是其中一名被告的選任辯護律師。全案目前並未判決確定，我不宜做任何評論。

我個人的看法，應該也是大多數軍法人員看法，不能因為一個洪仲丘個案，就廢掉存在將近60年的軍法制度。這個絕對不適合。洪仲丘案當時氛圍，好像軍法非廢不可。最近軍中屢傳違反軍紀案件，又有民意代表主張恢復承平時期適用軍法。但，木已成舟，所有軍法人員徒嘆奈何！

洪仲丘事件

端：有人說前總統馬英九任內廢除軍審，是媚俗。你也這樣認為？

劉：對呀，就是因為那個遊行嘛。我認為那次遊行，在某些有心人士的操弄下，馬總統也無力回天，而廢了承平時期的軍審。

現在來看，政府失信於我們，甚至欺騙了我們。

到現在為止，我都無法認同這件事。當年我考軍法學校，想的是報國從軍，從事軍法工作。還有我要一提，早年我們報考軍法學校，那是軍事院校聯招的乙組首選，甲組首選是國防醫學院。早年考進去的學長，素質都非常好，個個允文允武。招生簡章明載，通過考試院舉辦的軍法官特考，才能取得軍法官資格，沒考取就當書記官。現在來看，政府失信於我們，甚至欺騙了我們。

軍法變革後，這幾年，軍法官地位確實有變化。承平時期，軍法官不能發揮所長，又不能審判軍人案件，只能分配到行政機關，做軍法行政工作，社會地位當然有影響。

我律師事務所的助理小姐有個親戚，當年考上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極感榮耀，想當軍法官，結果考取之後，任職沒幾個月，就碰上政府宣布承平時期廢軍審，那時他就很後悔。之後分發，他只能做軍法行政工作，他覺得國家拋棄他、欺騙他。

當年有一雙姐妹考取台灣大學法律系，同時也考取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兩姐妹棄台大而選國防管理學院。畢業後，她們都任職軍法官。這次廢除軍審後，想必她們極為後悔又無奈！

我們這些軍法界的後輩，非常慚愧、自責，愧對當年創建軍法學校的師長和前期學長。在我們這一代，把軍法斷送掉，我們無顏見江東父老。

端：江東父老是誰？

劉：我們的父母、親友、學長、軍中袍澤、社會關心人士、老總統。

端：你覺得人權是什麼？

劉：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社會要有基本人權。這是當然的。但我還是要說，戒嚴時期的軍法制度，乃非常時期的產物。國家要安全，社會要安定，這是權宜措施。

端：你覺得自己曾經是壓迫者嗎？解嚴以來，你有被任何人指控是壓迫者或是兩蔣政權的幫兇嗎？

劉：我很坦然。當年可能會有這種說法，但我不會受影響。至於幫兇問題我覺得很奇怪。當年環境是戒嚴時期的軍法，你現在用承平時期的司法來評論我，物換星移，時空迥異，這是不公平的言論。

我問心無愧。我服務的初衷都是一樣的。擔任什麼職務，就做什麼事情。唯一的原則，就是一切依法處理。

端：你怎麼看待兩蔣的功過？

劉：關於兩蔣的功過，歷史自有評價。個人認為，兩蔣之功，絕對遠大於過，所謂太陽之下無完物，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綜觀蔣介石的一生，對中華民國的功績，有目共睹，瑕不掩瑜，確實是中華民國的一代偉人。戒嚴為國家帶來安定、繁榮，你能否定這個事實嗎？無論如何要以國家大局為重。至於蔣經國總統，對於政治、經濟的貢獻，更是讓台灣人民永遠懷念。這都是事實。

端：德國至今在追究納粹戰犯。你怎麼看待？

劉：我一再強調，你不能用現在標準看從前。如果真能進入時空隧道、跨越時空回到當年，相信現在批評的人，也會跟當時的人一樣，為同樣的選擇，做同樣的事。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