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戒严时期军法官刘衡庆：把军法断送掉，我们无颜见江东父老

现年75岁的律师刘衡庆出生于湖南，生命中有九成岁月在台湾度过，其中一半时间在戒严。军法学校出身的他，戒严时期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服务了将近20年，官拜中华民国国防部军法局少将副局长。随著解严，他于1998年奉命服务于“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2013年，中华民国军方发生“洪仲丘命案”，他担任其中一名被告的选任辩护律师。

从戒严，到解严，再到洪仲丘事件促成的“军事审判法”修正案，让承平时期军人犯罪回归普通司法审理，刘衡庆亲身见证了在台湾宪政史上，军事审判法以及军法人员地位的位移。

以下为经过整理的刘衡庆专访摘要：

端：谈谈你的成长过程？为何会成为军法人员？

刘衡庆（以下简称刘）：我是湖南衡阳人，1942年出生于四川重庆，所以父母将我取名“衡庆”，要我牢记祖先、不能忘本，这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传统美德。

1947年，爸妈带著我从重庆搭船逃难到南京。当时我们搭乘的是行驶长江的运米船。家父从事服装工作，他带著徒弟们和当时仅有的财产：两台缝纫机。船只突然翻覆，所有东西都沉到江底。我妈被救起后，手上皮箱内的金饰全被拿走，只剩系在腰兜上的一点黄金。

生于乱世，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南京，我曾目睹抢劫。有一个画面，我一辈子不会忘。有天我躲在竹篱笆后，从缝隙里偷看外面发生什么事。我见到人们正在抢一间米店，一位老太太在米店门口被推倒，蜂拥的人们一个个踩上她的身体，然后她就在我眼前被踩死。我那时不到六岁，我真的很害怕。战乱时代就是这样可怕。

战后时局很乱，我们又辗转逃到漳州。民国38年（1949年），一家三口随政府从漳州坐船到达基隆时，真的是孑然一身。爸爸后来去了宜兰罗东的联勤被服厂服务，全家也暂居罗东。当时我们借住罗东中正路妈祖庙，两片木板就是我们的床。

后来，爸妈在罗东火车站铁道旁租了一间加盖的违章建筑，爸爸每天去火车站附近挑水，撒上明矾，就是饮用水。那时要洗澡却没水源，我常提著一桶水到邻近林场，躲在堆积的大木头空隙间洗澡，天未黑，怕路人看到；天黑了，又怕被蛇咬，生活真的很苦。

当年物质生活虽然很苦，但我们的精神意志却非常旺盛。我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外省籍。大家相处融洽，并没有因为我是外省人而受欺负，我们玩在一起，所以我的闽南语说得很好。罗东高中毕业后，我考取淡江文理学院（现为淡江大学），我因为家境关系，没钱缴学杂费，我没去念。第二年我才报考军法学校（后改制为政治作战学校、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成为军法学校第六期学生。

民国56年（1967年），我从军法学校毕业了，老总统（前总统蒋介石）亲自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我到现在还记得，老总统说，军法学校在民国45年（1956年）成立，这是中华民国军事教育向前迈进的一大步，此后，军事教育体系会更完善。我很同意，报考军法学校，我就是想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当时的军法，目的是维持军纪、安定军心、依法治国，为平时预做准备，为战时厚植战力。

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因此戒严是必要的非常手段。

端：你如何看待长达38年的戒严？

刘：个人认为，所谓“治乱世用重典”，因此戒严是必要的非常手段。民国38年政府播迁来台，当时经济萧条社会不安，百废待举。政府当时宣告戒严，依据当年“戒严时期军法机关自行审判及交付法院审判案件划分办法”的规定，凡是影响治安、国家安全等重大案件，均划归军法审判。

政府播迁来台初期，社会治安真的很乱，人心惶惶。今天的台湾，安定、繁荣又进步。我认为这是因为实施戒严，带给国家、社会的成果，也是戒严时期军法最大的贡献。

戒严时期，军法审判有它的独特性，更有必要性。这跟司法性质不同；诸如抗命、贪污、叛乱等重大案件，都是从严、从重、从速审理。哪能像现在司法案件，一拖三年五年，甚至还能拖个一、二十年，（例如：苏建和案）。军法假如这样，部队长官如何统御领导？如何贯彻命令？如何发挥战力？更别想打胜仗！

端：但戒严时期，军事审判不但适用于军人，也拿来办平民老百姓，你觉得是否恰当？

刘：我刚刚不是讲过了吗？治乱世用重典，这是一个必要的非常手段。来台湾之前，我见过乱世。这跟我后来深信“治乱世用重典”，也许有关系。现在的社会，很多人逾越自由界线、滥用自由的真谛，甚至“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可是当年乱世，如果还赋予人民过度的自由，那会变成什么样的社会？

何况，当年戒严时期之军法审判，也仅限于重大危害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的特殊案件，并非所有案件都交付军法审判。至于哪些案件应该由军法审判？“戒严时期军法机关自行审判及交付法院审判案件划分办法”都有明文规定。

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任职警总军法处，我曾担任军事检察官、军法官、主任军法官，主任军法官任内，负责军法行政，并督导看守所，以及所有军事犯、叛乱犯业务。

因为绿岛监狱在押人犯都是叛乱犯，光是绿岛，我就去了快要30趟。军监或看守所在押人犯，生活都有妥善的照顾，这也是我的职责。 这些被关押的军事犯、叛乱犯，很多都极具才华，监所内都设有各类型工厂，让他们习一技之长，刑满出狱后，回归社会，得以适应正常生活。我看过他们做的蛋壳画、贝壳画、手工艺品等，都很精致，真是人才济济。

偶尔，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人权协会人员来关切叛乱罪受刑人，常是由我陪同，我感受到来自国际的很大压力，他们关切这些叛乱犯的处境。但我也会跟这些来访人士说明，我们是依法行政。跟家属沟通时，大多也是我陪同，因为我会讲台湾话（闽南语），跟受刑人的家属对话比较方便。

端：你曾在“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服务。谈谈当时的情况？

刘：1998年，总统公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我奉命担任“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法律处处长。于是我从国防部军法局提前退伍，到基金会服务。

基金会补偿的总预算是新台币600亿，由国防部督导执行。当时每个补偿基数是10万元，最高是补偿到60个基数，换句话说，包括判死刑、没收财产部分等案件在内，每案最高可领600万元补偿金。

戒严时期的非军人叛乱案绝大多数都是警总办的，而我在警总服务近20年，对于这些案件比较清楚。我任职军事检察官时，该起诉的就起诉，担任军法官时，该判的就依法判刑。后来我到基金会服务，还是克尽职责，该补偿的，就是要合理补偿，一切依法办理。

有些来申请补偿的，还是我以前参与过的案子，我依然去查清楚，协助他们申请（补偿）。那时我为了推广申请补偿业务，去很多地方开说明会、宣导，希望受难者家属于期限内提供相关资料，尽速申请补偿。我们甚至主动通知受难者家属，希望他们来办理申请。后来，我也升任副执行长并代理执行长。我离职后，补偿基金会业务也能顺利推展。

当年时空背景与今日不同，没有冤案，没有错案，也没有假案；只有“不当”的审判案件。换言之，国家所补偿的是“不当”的判决。我要特别强调，希望能厘清，“冤、错、假”案都是后来的人推测之词。

端：你怎么看待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些冤、错、假案？

我认为“白色恐怖”是后来被人扣上的名词。哪有什么白色恐怖？一般医院如果发生某些不当措施、造成纠纷，也有人说是白色恐怖啊。

另外，当年时空背景与今日不同，没有冤案，没有错案，也没有假案；只有“不当”的审判案件。换言之，国家所补偿的是“不当”的判决。我要特别强调，希望能厘清，“冤、错、假”案都是后来的人推测之词。

端：你的意思是说，戒严时期至少上万件案子，没有一件案子是冤、错、假？

刘：也不是。我是说，基金会所补偿的案件，是不当判决的案件，而非冤错假案。如果真有冤案，尽可依照“冤狱赔偿法”（编按：后改名成“刑事补偿法”）去申请赔偿就好，而非属“补偿”范围。

时空背景不一样，这就是我所谓的“不当”案件的由来。不能用现在标准看当年。

端：你如何确定，这些判决当时完全没有冤、错、假？

刘：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那些案件是冤、错、假案。你去档案局查阅，现在也有档案资料，当时案件侦审程序，都有具体事证的。

比如那时陆军基层单位（营部、连部）曾发生，厕所墙壁和门板上，有人写毛主席万岁。那大家就会去问这是谁写的字？这人总会被查出来，他就变成被告了。这片门也会被拆下来，或被拍照，拿去庭上当证据。那时会判这人思想不正，感化一期就三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现任总统、卸任总统都常被恣意批评，说毛主席万岁有何不行？这可证明，当年判决确实不当。

某情治单位副处长办了很多叛乱案，办到后来，他自己就是匪谍，也被判刑。怎么会这样？原来他不是从事叛乱活动，而是被人检举，说他在学生时期，在大陆就读的学校曾参加“读书会”。

戒严时期，不管在军中或民间，如果你说“长江大桥多雄伟”、“毛主席英明伟大”云云，你就会被认定思想不正、为匪宣传，下场就是送感化或判刑。这不是“冤”，是有这些事实、证据，依照当年法律，这就是犯罪，要依法判刑。同理，现在看来，这是不当的。

再举一个例子。戒严时期，大家常常说“注意匪谍就在你身边”。1960年代，某情治单位副处长办了很多叛乱案，办到后来，他自己就是匪谍，也被判刑。怎么会这样？原来他不是从事叛乱活动，而是被人检举，说他在学生时期，在大陆就读的学校曾参加“读书会”。当时，大法官会议解释读书会就是外围叛乱组织，在没有自首之前，就视同继续参加。最后即以参加叛乱组织定罪。

此一案例，就现在标准来看，非常不当。参加学校读书会有何不妥？但以当时的标准，这也属于匪谍案件。那时我是检察官，依法只有起诉他，最后判感化教育。解严之后，我还曾在公车上遇到他。那时我们只有微笑而已。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案件。刚开始当军法官时，有一个盗卖军油案，一个平民在南部某大桥附近，钻破输油管、再以塑胶管接入桥边甘蔗园、再用水龙头开关的方式，偷了空军最顶级的喷射燃油。

他用铁牛车装53加仑油桶，一桶一桶把油载去卖，我还记得他每次偷6到8桶，钱花完了再回来偷。钻油管的盗油技术是他表哥教的。他表哥早期被判一般窃盗，但他犯案的时候，军事单位认定他“破坏油管”，导致这个油管不堪使用，这就达到适用盗匪条例的要件了。军法机关以盗匪条例，判此人死刑。当他知道被判死刑的时候整个呆掉了，枪决的那天，我看他整个人都瘫了。

我也看过真正的匪谍枪决。实习时，看过一名军官，把国家“绝对机密”的文件泄漏给对岸，全案罪证明确，被判处极刑。行刑时开了一枪，他还回头看了一下，再补一枪，人才倒下。

端：解严到现在三十年了。你回忆过去，会觉得判得太重吗？

刘：我承认量刑较重，这是军法特性。戒严时期的军事审判就是从重、从速、从严。

端：你后悔过吗？

刘：不会后悔。我当年都是依法审判。最重要是依当时有效的法律。如果是现在，依照现在法律，我当然不会这样判。

端：解严以来，就你的观察，军法人员的社会地位是否有变化？你如何评价台湾的军法转型？

刘：解严那年我任职于国防部军法局，当时社会现象没有很明显变化，只是案件处理上，方法有所不同，不再适用戒严时期法规。经过一段调和期，才慢慢回归常态。

我个人当时万万没想到，20几年后（2013年），军法会发生这么重大变革。2013年，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军事审判法，承平时期军人犯罪回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一夕之间，军法审判走入历史，造成法界震撼。

我对洪仲丘案非常了解，因为我是其中一名被告的选任辩护律师。全案目前并未判决确定，我不宜做任何评论。

我个人的看法，应该也是大多数军法人员看法，不能因为一个洪仲丘个案，就废掉存在将近60年的军法制度。这个绝对不适合。洪仲丘案当时氛围，好像军法非废不可。最近军中屡传违反军纪案件，又有民意代表主张恢复承平时期适用军法。但，木已成舟，所有军法人员徒叹奈何！

洪仲丘事件

端：有人说前总统马英九任内废除军审，是媚俗。你也这样认为？

刘：对呀，就是因为那个游行嘛。我认为那次游行，在某些有心人士的操弄下，马总统也无力回天，而废了承平时期的军审。

现在来看，政府失信于我们，甚至欺骗了我们。

到现在为止，我都无法认同这件事。当年我考军法学校，想的是报国从军，从事军法工作。还有我要一提，早年我们报考军法学校，那是军事院校联招的乙组首选，甲组首选是国防医学院。早年考进去的学长，素质都非常好，个个允文允武。招生简章明载，通过考试院举办的军法官特考，才能取得军法官资格，没考取就当书记官。现在来看，政府失信于我们，甚至欺骗了我们。

军法变革后，这几年，军法官地位确实有变化。承平时期，军法官不能发挥所长，又不能审判军人案件，只能分配到行政机关，做军法行政工作，社会地位当然有影响。

我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小姐有个亲戚，当年考上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极感荣耀，想当军法官，结果考取之后，任职没几个月，就碰上政府宣布承平时期废军审，那时他就很后悔。之后分发，他只能做军法行政工作，他觉得国家抛弃他、欺骗他。

当年有一双姐妹考取台湾大学法律系，同时也考取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两姐妹弃台大而选国防管理学院。毕业后，她们都任职军法官。这次废除军审后，想必她们极为后悔又无奈！

我们这些军法界的后辈，非常惭愧、自责，愧对当年创建军法学校的师长和前期学长。在我们这一代，把军法断送掉，我们无颜见江东父老。

端：江东父老是谁？

刘：我们的父母、亲友、学长、军中袍泽、社会关心人士、老总统。

端：你觉得人权是什么？

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社会要有基本人权。这是当然的。但我还是要说，戒严时期的军法制度，乃非常时期的产物。国家要安全，社会要安定，这是权宜措施。

端：你觉得自己曾经是压迫者吗？解严以来，你有被任何人指控是压迫者或是两蒋政权的帮凶吗？

刘：我很坦然。当年可能会有这种说法，但我不会受影响。至于帮凶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当年环境是戒严时期的军法，你现在用承平时期的司法来评论我，物换星移，时空迥异，这是不公平的言论。

我问心无愧。我服务的初衷都是一样的。担任什么职务，就做什么事情。唯一的原则，就是一切依法处理。

端：你怎么看待两蒋的功过？

刘：关于两蒋的功过，历史自有评价。个人认为，两蒋之功，绝对远大于过，所谓太阳之下无完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对中华民国的功绩，有目共睹，瑕不掩瑜，确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代伟人。戒严为国家带来安定、繁荣，你能否定这个事实吗？无论如何要以国家大局为重。至于蒋经国总统，对于政治、经济的贡献，更是让台湾人民永远怀念。这都是事实。

端：德国至今在追究纳粹战犯。你怎么看待？

刘：我一再强调，你不能用现在标准看从前。如果真能进入时空隧道、跨越时空回到当年，相信现在批评的人，也会跟当时的人一样，为同样的选择，做同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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