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人都用手機拍照的年代，在無反（Mirrorless）相機盛行的年代，為什麼還有人來影樓拍照？他們都來拍什麼照？
在德國的大學畢業後，我曾在當地做過兩間影樓的攝影師。一家在柏林市中心，另一家在近郊的商場，人們來購物，順便拍照。
原來，這個年代不乏有人光顧影樓——或是有實際用途，或是拍照留念。經歷這份工作，我看到人生百態，也看到照片背後的性別與種族，甚至影響了我對生育的想法……
迅速純熟拍下人生時刻
我在德國讀攝影出身，但大學讀書做的是「藝術成份比較重」的東西，是那種一個項目可以做整個學期才完成的作品。但來到影樓，我要重新學習，如何面對常人迅速純熟拍照。
應否在履歷表（CV）放上個人照片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在德國來說，許多地方仍要求求職者在CV附上正式照片。於是，每到換工作的季節，就很多人來拍CV照片，誠意滿滿。我常常笑稱，拍CV照像囚犯照，因為我要指令他們正面拍攝、轉左轉右，然後換不同姿勢，看看哪一面更漂亮。
來影樓的客人，也有不少人來拍單人照，有男有女。男性來拍照通常一石二鳥，既拍CV照片，滿足就業市場，也拍靚相放在交友APP做頭像，迎合求偶市場。我懷疑，男性很少有機會被拍，所以沒美照可以用於頭像，於是就光顧我們。我倒很欣賞這些願意花錢的男性，至少證明他們用心對待，而不是隨便用手機自拍。
比起男性，來影樓的女性更多，也有更多拍照的理由。有些人為青春留倩影，當作是給自己的禮物，三十歲生日是常見的場合。男性只要拍得正正經經就很滿意，但女性的要求相對更高，對我來說工作量相對更大。但我沒覺得這樣不好，照片本應漂漂亮亮，客人應該要對自己的相片滿意。
女性會來影樓拍性感照，有時是紀念人生的一個階段，有時是聖誕節或伴侶生日，於是拍攝性感照來製作月曆送給伴侶。她們不僅限於年輕女性，年紀較大的也會如此，我覺得她們都很甜蜜。當然，這類拍攝最需要精心處理，因為即使在正常穿著下拍攝，客人也會很緊張，更不用說是內衣照，所以需要特別小心謹慎。
媽媽們也是影樓的常客，懷孕時她們拍孕婦照，生完孩子則帶新生兒來拍照，有些新生兒更只有一個月大。我沒有照顧過小孩，每次拍攝新生兒，我都擔心會不會弄傷別人的寶寶，需要格外留神。
踏入秋冬季節，就是德國影樓的旺季，我主要服務的對象則是家庭客戶。冬天很多人來拍攝家庭照片用作製作月曆，送給家裏的長輩。德國是個很大的地方，下一代因為工作或學習等原因，四散去不同城市定居生活，而爺爺奶奶則留在老家。在聖誕節，大家都返鄉探望長輩，於是就趁這個機會拍照，製成實物送給他們。
後來我到了柏林市中心的影樓，這裏也有Bachelor Party（告別單身派對）的項目，通常是新人結婚前和朋友們舉辦的派對。派對通常是一群喝得有點醉的女性來玩，她們通常心情很好，氣氛很熱鬧，安排一大堆節目，包括去攝影棚拍照。
來影樓拍照的顧客，大概都來到人生的重要時刻，我得以用鏡頭解介入別人的人生——以一種流水作業的方式。
既然照片都拍了出來，刪走不就浪費了？
我在連鎖影樓工作，證件照的拍攝通常只花10分鐘，而整個環節則有30分鐘至60分鐘，視乎客人買了我們多少時間。
客人一進舖，講完開場白，我們就快快手送他們去換衣服。接下來，客人經歷的是「半日模特」體驗，我們根據客人選擇的風格，引導他們做不同的姿勢，影打直，打橫，close up，wide shot；然後安排不同人搭配，換背景，換衫（或者留時間給家長幫小孩換尿片）。全程衝鋒，目標明確：在拍攝時間內拍最多的背景、最多的組合、最多的衣服搭配。
拍攝還只是我們工作的上半場，下半場是揀相和銷售。此時客人已拍到流汗，可以中場休息，周圍逛逛，而我就要爭取時間，旋即打開相片編輯軟件Lightroom，把SD卡插入電腦，極速把相片倒入——就像漁夫把漁獲倒入大桶，然後挑走死魚，稍微整理一下，再拿去市場賣。
公司規定，只有5分鐘揀相和輕微執相（後製），但每次拍攝都有300至400張相，挑完之後還有130至150張拿出去銷售，熟手技工如我起碼也要15分鐘才能完成。緊接下來，我們會陪客人進入重頭戲，用排除法逐張逐張看相。客人可以行使殺死自己影像的大權，說「不要」我們就刪除，而剩下的照片就賣錢。
刪除的照片當然可以恢復，但整個過程是不斷催逼客人做抉擇，不斷刪除自己。在疲勞轟炸下，到了某個階段客人會説「好啦我揀完啦」，然後我們根據照片數量報價，價錢OK就結束這個回合。如果客人預算有限，我們就陪他再篩選照片，繼續刪相、刪相、刪相，直到客人終於肯付款，買走剩下來的照片。
「既然照片都拍了出來，刪走不就浪費了？」一個優秀的銷售人員正是要捉住客人心理。其實我並不喜歡銷售，甚至厭惡這種不良銷售，寧願留在房間內拍攝。我希望為客戶保留每一張照片，因為它們都是珍貴的回憶，有時會有一些很好笑的瞬間，比如有位婆婆說了很搞笑的話，然後全家人都笑翻了，但這些連續拍攝模式的照片，客戶通常不會購買。
上司堅持，負責拍照和銷售的需為同一個員工，只有他不在的時候，我才可以和同事分工：他們在外面銷售，我則躲到裏面不斷拍攝。忙的時候，我試過連續做了三個拍攝環節，拍完一個就出來喝一杯水，換張SD再拍攝，好像在山洞裏面「閉門造相」。
即便我喜歡攝影，但過程並不容易，除了要背姿勢叫客人擺出來，異鄉人如我還常常遇到語言溝通的問題。我自問德文尚算流利，但要聽懂柏林近郊的德文是很大挑戰，他們的用詞和口音跟我在大學聽到的完全不一樣。回想初上班時，我被上司推著拍照和銷售，在學習工作技術的同時，也要重新學習德文，經常大壓力到以淚洗面。
幸好土生土長的柏林人室友知道我的困難，教我怎麼聽柏林口音德文，我才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
說一套做一套：容貌焦慮的張力
就像所有服務行業一樣，有些客人難搞，有些客人易做，而影樓最容易應付的，一定是四五歲到十歲的小孩，以及成年男人。
比起新生兒，孩童已經算開始懂事，明白我說什麼，可塑性很高。雖然他們的注意力沒有大人那麼集中，但只要半小時的拍攝環節設計得好玩，他們都樂意合作。他們還未去到青春期少男少女那樣有容貌焦慮，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反而會想不同的動作姿勢，很有主見地挑衣服打扮自己。
成年男人客人容易處理，因為他們通常沒什麼容貌焦慮，叫他們擺什麼姿勢都會照做不誤，衣著也沒那麼講究。銷售過程中，成年男人選相較爽快，少扭擰，不喜歡就直接刪走，我無需多費唇舌，但也相對很難賣到太多照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相賣得多我也沒有佣金。
對我來說，服務女性顧客才是最大挑戰。女客人對照片的要求比較高，可能也是一種內化的社會壓力，她們的頭髮和妝容都要做到漂漂亮亮，如果是一家大小來拍照，女性家庭成員還是全家的形象負責人，打點一切的衣服和妝容，過程中也常照鏡子，對外貌比較在意。服務她們，我要跟得更足，常常伴有緊張感，擔心做得不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她們滿意，我也更有滿足感，感到自己的工作獲得肯定。
女攝影師如我當然明白女性的容貌焦慮，但有時也希望她們不要那麼焦慮，常常鼓勵和讚賞她們，尤其是亞洲的女性。拍CV照時，我會堅定地鼓勵「我支持你爬上去！」；見到女客人挑了一件不錯的衣服，我會說「衣服很漂亮，你真有心思，看起來很精神奕奕」。有時候，我甚至笑說，「請拿出普通白人男性的自信！」總而言之，我希望她們都能自信地抬頭「企直」，知道自己是漂亮的，值得擁有的。
然而，雖然我一邊說著不要那麼容貌焦慮，但另一邊也做著迎合容貌焦慮的行為。簡單來說，很多客人都會介意自己皮膚很殘、樣子很累、眼袋很大、橙皮紋很多、身形很胖（當然這方面德國客人沒有東亞客人那麼介意），因此我會默默做「數碼手術」，調低相片主體的清晰度同紋理，並盡量燙平皺紋和眼袋，把牙齒漂白。請注意，臉和手要配合，不能說臉蛋像雞蛋那麼白滑，但雙手看起來很殘很乾燥。
我試過照片直出，有些客人會驚呼「怎麼我有這麼多皺紋？」導致照片好難賣出。久而久之，我就學會這種數碼white lie（善意謊言），減輕銷售過程的痛苦。
或者你會覺得我虛偽，但我只是想日子好過一些，這也是攝影師的道德張力吧。
迎面而來的靈魂叩問：什麼是美？什麼是自然？
在影樓工作，「什麼是美」、「什麼是自然」這類經典問題常常撲面而來。
有一次，上司叫我們練習影相，我幫女同事拍了一張肖像照，是一個剪影，不能完全看到面部的輪廓。上司跟我說，影相最好盡量拍到正面，就算是側面也不要拍到鼻子「飛了出來」。我一開始還不解，後來才知道原來東亞地區羨慕的高而挺直的「白人鼻」，在他們眼中是一個缺點，覺得鼻子很大，反而覺得東亞面孔的鼻子比較扁平，漂亮一些。
然後我就反思，自己在德國生活多年，審美觀其實慢慢「歐化」，但在輪廓觀念上我還是挺「亞洲人」的，覺得白人有輪廓的臉才是比較漂亮，這可能也是一種內化到深處的種族自卑作祟。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這或許是普世的「隔離飯香」心態，白人覺得亞洲人鼻小漂亮，亞洲人就覺得歐洲人的輪廓立體好看一些，我們總是覺得其他人的某些方面更好。當然，工作時我無需深究，反正我盡量多拍，留給客人自己挑選就可。
但客人的審美有時也令我不寒而慄。公司有一款濾鏡，能讓白人的皮膚更白，瞳孔顏色更藍。我常常都用這款，這樣照片看起來好像更醒目和自然，也更容易賣出去。但當我幫BB拍攝後加上這款濾鏡，有時候媽媽會說，「可不可以把我兒子對眼變得再藍一些，把兒子的皮膚變得再白一些？」可能因為我在德國多年，加上極右翼政黨的冒起，我聽到這種論調就有點害怕：她們是不是崇尚「雅利安人」？。但我也只是挑起眉毛，然後默默地稍微加重顏色。
在眾多客人中，我最怕聽到客人說「我想影得自然一些」。無論去任何一間影樓，找任何一個攝影師，攝影師都會安排靜態和動態的擺拍，理論上是不可能「自然」的。當客人提出這個要求，我明白他們是害怕被擺拍，就說「你信我吧，你們當來玩，你可能會做一些平時你不慣做的姿勢，覺得好生硬，但通常出來的效果都會好看。你想的話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動態姿勢，看起來自然生動一些 。」
最後，那些想「影得自然一些」的客人，往往都選擇靜態的擺拍，即那些他們一開始覺得很造作、很不自然的姿勢，比如靠在椅背托頭，然後望入鏡頭之類。太過動態的照片，她們反而覺得過於「真情流露」，可能接受不了自己笑得太燦爛，口張得太大露牙肉，也不喜歡裙子飛起，顯得身形更大。
久而久之，我不再相信客人說「我想影得自然一些」，我只會叫她們跟著我做，再加插一些「動態拍攝」的環節，在表面上滿足她們的要求。
家庭照背後的「豬隊友」
作為攝影師，用照片留住家庭溫馨，是我們工作的價值之一，不過通過鏡頭，我捕捉到的還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面。
以我所見，維繫家庭關係的勞動多半是女性成員主導。在全家入城拍照後，跟進月曆製作，或是帶孫子孫女拍照做月曆送給長輩，多是由媳婦負責。
拍攝家庭照片時，我會示範動作，如托住寶寶的頭，然後讓寶寶的父母自己再做。我需要生成儘量多的照片組合，比如全家福、母親和孩子、父親和孩子，並配搭不同的背景和姿勢。我總是觀察到，當爸爸抱著孩子，他們容易哭得厲害，往往需要媽媽接手。只有極少數孩子更黏爸爸，會主動跑去爸爸身邊——這樣的情況屈指可數。我甚至為孩子在爸爸懷裏不哭泣而感到高興。影樓的環境對孩子來說陌生，但爸爸似乎沒有給到孩子安全感，這些孩子應該平常都是媽媽在照顧。
我曾在柏林市郊的影樓工作，也在柏林市中心的影樓上班，客人的性別分工有城鄉差異。在Brandenburg，那裏的人口結構比較傳統，男女分工也很傳統，男人通常不會為嬰兒換尿布，而柏林則有更多的爸爸懂得換尿布。但整體來說，都是女性統籌整個拍攝過程，負責預約攝影時間，安排家人來到影樓，然後照顧小朋友，男性通常只是出現和付錢就可以，但也有時候，連付錢這個「工序」也是由女性完成。
每次拍攝，都是媽媽手忙腳亂一邊幫自己換衣服，一邊幫小朋友換衣服，有時還要換尿布，而爸爸常常袖手旁觀。有一次我真的看不過眼，跟一位爸爸說：「其實拍攝的時間很緊，不知你會不會幫到你的partner去換片呢？」
身為女性，這些經歷都令我想到自己的未來。我感到害怕，如果有孩子，我會不會面臨類似的情況？宏觀來說，雖然有更多男人願意參與照顧工作，但女性往往需要照顧家庭成為全職媽媽，或者只能做兼職，因此兩性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也導致退休金比男性少了很多。而在影樓工作看到的微觀層面是，有些爸爸連換尿布都不會，看起來根本不會參與什麼照顧，在這樣的不公平的情況下，成家立室要生小孩可能真的三思而未必後行。
店內唯一的有色人種員工
作為店內唯一的有色人種（person of color）員工，我在影樓前線工作，也體會到了一些有色人種才特有的經驗。
亞洲客人見到我會好開心，會很自然覺得我是「自己人」。越南人跟我説越南文，日本人對我説日文，好像覺得我有一種親切感。但其實我並不太認識他們的語言，只是能分辨到不同客人的語言。
有一次，有位客人帶了媽媽過來拍證件照，然後客人跟媽媽說「待會來接你」，但這位老人家不諳德文，只認識很基本的英文。同事見到這位阿婆是亞洲人，就問我會不會她的語言。我並不認識，但從她的口音推斷是日本人，就問她會不會講日文——然後我真的猜中，這位老太太開始滔滔不絕說日文，但問題是我只懂得説很有限的日文，「名前？」「写真，はい」，「一二三」，再加上Google Translate的幫助，才勉強完成要做的事。
這位婆婆很開心，放低了100％的小費給我。有錢我當然很開心，更開心的是我可以因為自己的文化背景，幫到這位來自日本的老婆婆。
遇到其他的異鄉人，我也比較理解他們在德國的難處。我知道一張證件相背後並不簡單，可能是他們要弄簽證，或者終於「上岸」入籍成為德國人。如果是「上了岸」的客人來辦德國身份證明文件，我通常也會首先恭喜他們完成這個艱苦任務，肯定他們的努力。在柏林來說，有時候Ausländer（外國人）入籍申請時間以年計——這回事是一個過關遊戲。即使不是我過關，我也替這些客人由衷的高興，我也會為他們多拍幾張，畢竟這是他們第一次以德國人身份辦證件，便多拍幾張照片讓他們選擇吧。
有趣的是，有些做銀行和金融的客人不期而遇上我這位香港人，都會覺得驚喜。他們可能曾經來過香港，然後滔滔不絕講起他們所認識的香港，以及一些新聞細節。對他們來說，香港可能就只屬於金融，沒想過在一家本地的影樓會遇到非金融業的香港人攝影師。
當然，作為一個有色人種店員，我並不總是獲得友善的對待。有一次我去另一間店幫忙，當時我已經是副店長，但有一位顧客堅持只跟我的白人男同事說話，完全不理我。那位白人男同事雖然比我高大，但我的經驗和資歷並不比他差。
有時候，當我夜間收店結帳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年輕人敲玻璃，向我說出一些 "Nihao" 之類的詞語試圖引起我的注意，但如果我的白人同事在場，他們最多只是敲敲玻璃，卻不會額外加上Nihao這些詞語。
甚至連老闆也不一定對種族特別敏感。有一次他叫我講話要慢一點，因為我有口音。說實話，這句話真的讓我有點受傷。德國人講話太快也可能聽不清楚，他完全可以請我講慢一點，卻不需要特地提到「口音」這件事。再加上，我公司另一位同事也帶有維也納口音，這種口音其實並不屬於大家熟悉而順耳德國口音，但老闆從未說過什麼貶低的話。
還有一次，我叫阿伯離開店裏，但阿伯完全不聽我說話，不相信我是經理。這種情況其實也是因為我是有色人種、女性，且帶有口音，讓人懷疑我的能力。
這些年我感受到的是，一個亞洲女性在外地打工，有時候別人會因為你是女性所以不信你，有時可能因為你是亞洲女且有口音而不信你。這種不信任不一定源於他們說了什麼，而是通過微妙的身體語言傳遞給我。我要花更多的力氣證明自己，證明自己說話雖有口音，但拿起相機就是可靠的，還不是那樣一橫一直、偶爾打斜地拍照，跟「其他人」沒什麼兩樣。
這些經歷讓我變得更加有「口音意識」（accent aware），並不是説我想要改變自己的口音或模仿別人的口音，而是這些經歷讓我開始思考語言和口音，以及它們如何影響他人對你的看法。有時候，這種意識會讓你感到疲憊，甚至懷疑自己是否需要用更多的努力去證明自己，才獲得應有的對待。但另一方面，這份身份認同也可以帶給我快樂，它讓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並學會如何與這些挑戰共處，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活過兩次的人生
每當有新朋友聽說我做過影樓，都可能好奇：原來這個年代還有影樓，那AI的年代會不會令影樓的生存空間收窄？儘管如今我已是自由攝影師，但亦面對同樣問題。
是的，在AI製圖、軟件改圖盛行的日子，質量尚可的照片彷彿唾手可得，不費太多實際工夫，也不需要攝影師和影樓。我相信那些「有用途的照片」，比如CV照片和證件照，在不久的將來，確實可能不再需要攝影師，可以自行拍攝，然後用軟件後製。但那些「拍攝本身就有回憶」的照片，還是會去影樓或找攝影師到現場拍照。比如家庭照和婚紗照，或者是婚禮攝影，因為重要的不單是照片，還有整個拍照的體驗，值得找真人記錄一件真實發生的事件，就算最後免不了夾雜一些修圖。
在影樓工作，我總是對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很有印象。有一次，有對老夫婦入店拍照，他們穿得很精緻，是vintage西裝的模樣。他們説想影證件相，後來淡然說「可不可以順手影埋車頭照（遺照）。」
這項工作無比榮幸。生死沒人可以控制，但老人家生前想到遺照的事情，自己決定以什麼樣子告別這個世界，以什麼樣子讓人家記得他們，也算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吧。我趁店內沒什麼客人，破例帶他們進去設備更好的房間，這裏燈光更好，沒那麼多人看著。我們拍了很多照片，首先是老伯伯，然後是老奶奶，兩人都輕輕鬆鬆拍了很多張遺照。
到揀相的時候，他們說，「幫手印多幾張，我死了之後，那『誰誰誰』就會收到這張相懷緬我。」那個「誰誰誰」是德國古舊的人名，一聽就知道是年紀很大的老朋友。
我想起，當這對老人百年歸老，可能這些照片是他們在世為數不多的證明；到他們的朋友也離去，這對老人就是完整地離去這個世界。就好像Banksy所說，"They say you die twice. One time when you stop breathing, and a second time when somebody says your name for the last time." （他們說，一個人會死兩次。第一次是當你停止呼吸的時候，第二次是當最後一個人說起你的名字的時候），不免有些傷感。
但反過來說，攝影不也是令人活過兩次嗎？ 第一次是真實活過的人生，第二次是照片記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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