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照,也捕捉相片背后的容貌焦虑、性别与种族——德国影楼摄影师的自白

“怎么我有这么多皱纹?”“我想影得自然一些!”“可不可以把我儿子的双眼变得更蓝,皮肤更白?”
2018年10月19日,英国伦敦,一名模特儿戴著珠宝拍摄。摄:Dan Kitwood/Getty Images

【编者按】“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这个问题,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

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启发我们开启“返工这回事”这个新栏目。在当代社会,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既定义个人的身份,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区隔中,我们并不容易看见彼此——从恒常的工作劳动,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职场文化、人际关系、性别分工、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借此栏目,我们希望打破边界,深入聆听多位“打工仔”的行业见闻,不但走进社会各行业的“贴地”日常,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

圣诞节是什么打工人的旺季呢?很多人想到购物、消费和旅游相关行业,而在德国,圣诞节前后也是影楼全年最忙时分。本期文章我们带来香港人Boni的影楼故事,现职自由摄影师的她移居德国逾十年,过去曾在德国影楼工作多年,不但拍下很多人的重要时刻,也捕捉到照片背后的意义、性别和种族。她发现,每个来拍照的人,都带著呈现自我的期盼和焦虑,然后她或是顺应,或是调整他们(被)观看的方式。

在人人都用手机拍照的年代,在无反(Mirrorless)相机盛行的年代,为什么还有人来影楼拍照?他们都来拍什么照?

在德国的大学毕业后,我曾在当地做过两间影楼的摄影师。一家在柏林市中心,另一家在近郊的商场,人们来购物,顺便拍照。

原来,这个年代不乏有人光顾影楼——或是有实际用途,或是拍照留念。经历这份工作,我看到人生百态,也看到照片背后的性别与种族,甚至影响了我对生育的想法……

2014年9月10日,德国阿尔滕堡一家照相馆的橱窗。摄:Kai Pfaffenbach/Reuters/达志影像

迅速纯熟拍下人生时刻

我在德国读摄影出身,但大学读书做的是“艺术成份比较重”的东西,是那种一个项目可以做整个学期才完成的作品。但来到影楼,我要重新学习,如何面对常人迅速纯熟拍照。

应否在履历表(CV)放上个人照片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在德国来说,许多地方仍要求求职者在CV附上正式照片。于是,每到换工作的季节,就很多人来拍CV照片,诚意满满。我常常笑称,拍CV照像囚犯照,因为我要指令他们正面拍摄、转左转右,然后换不同姿势,看看哪一面更漂亮。

来影楼的客人,也有不少人来拍单人照,有男有女。男性来拍照通常一石二鸟,既拍CV照片,满足就业市场,也拍靓相放在交友APP做头像,迎合求偶市场。我怀疑,男性很少有机会被拍,所以没美照可以用于头像,于是就光顾我们。我倒很欣赏这些愿意花钱的男性,至少证明他们用心对待,而不是随便用手机自拍。

比起男性,来影楼的女性更多,也有更多拍照的理由。有些人为青春留倩影,当作是给自己的礼物,三十岁生日是常见的场合。男性只要拍得正正经经就很满意,但女性的要求相对更高,对我来说工作量相对更大。但我没觉得这样不好,照片本应漂漂亮亮,客人应该要对自己的相片满意。

女性会来影楼拍性感照,有时是纪念人生的一个阶段,有时是圣诞节或伴侣生日,于是拍摄性感照来制作月历送给伴侣。她们不仅限于年轻女性,年纪较大的也会如此,我觉得她们都很甜蜜。当然,这类拍摄最需要精心处理,因为即使在正常穿著下拍摄,客人也会很紧张,更不用说是内衣照,所以需要特别小心谨慎。

妈妈们也是影楼的常客,怀孕时她们拍孕妇照,生完孩子则带新生儿来拍照,有些新生儿更只有一个月大。我没有照顾过小孩,每次拍摄新生儿,我都担心会不会弄伤别人的宝宝,需要格外留神。

踏入秋冬季节,就是德国影楼的旺季,我主要服务的对象则是家庭客户。冬天很多人来拍摄家庭照片用作制作月历,送给家里的长辈。德国是个很大的地方,下一代因为工作或学习等原因,四散去不同城市定居生活,而爷爷奶奶则留在老家。在圣诞节,大家都返乡探望长辈,于是就趁这个机会拍照,制成实物送给他们。

后来我到了柏林市中心的影楼,这里也有Bachelor Party(告别单身派对)的项目,通常是新人结婚前和朋友们举办的派对。派对通常是一群喝得有点醉的女性来玩,她们通常心情很好,气氛很热闹,安排一大堆节目,包括去摄影棚拍照。

来影楼拍照的顾客,大概都来到人生的重要时刻,我得以用镜头解介入别人的人生——以一种流水作业的方式。

2023年11月1日,日本横滨一对女同志在婚纱摄影公司的工作室拍照。摄:Kim Kyung Hoon/Reuters/达志影像

既然照片都拍了出来,删走不就浪费了?

我在连锁影楼工作,证件照的拍摄通常只花10分钟,而整个环节则有30分钟至60分钟,视乎客人买了我们多少时间。

客人一进舖,讲完开场白,我们就快快手送他们去换衣服。接下来,客人经历的是“半日模特”体验,我们根据客人选择的风格,引导他们做不同的姿势,影打直,打横,close up,wide shot;然后安排不同人搭配,换背景,换衫(或者留时间给家长帮小孩换尿片)。全程冲锋,目标明确:在拍摄时间内拍最多的背景、最多的组合、最多的衣服搭配。

拍摄还只是我们工作的上半场,下半场是拣相和销售。此时客人已拍到流汗,可以中场休息,周围逛逛,而我就要争取时间,旋即打开相片编辑软件Lightroom,把SD卡插入电脑,极速把相片倒入——就像渔夫把渔获倒入大桶,然后挑走死鱼,稍微整理一下,再拿去市场卖。

公司规定,只有5分钟拣相和轻微执相(后制),但每次拍摄都有300至400张相,挑完之后还有130至150张拿出去销售,熟手技工如我起码也要15分钟才能完成。紧接下来,我们会陪客人进入重头戏,用排除法逐张逐张看相。客人可以行使杀死自己影像的大权,说“不要”我们就删除,而剩下的照片就卖钱。

删除的照片当然可以恢复,但整个过程是不断催逼客人做抉择,不断删除自己。在疲劳轰炸下,到了某个阶段客人会说“好啦我拣完啦”,然后我们根据照片数量报价,价钱OK就结束这个回合。如果客人预算有限,我们就陪他再筛选照片,继续删相、删相、删相,直到客人终于肯付款,买走剩下来的照片。

“既然照片都拍了出来,删走不就浪费了?”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正是要捉住客人心理。其实我并不喜欢销售,甚至厌恶这种不良销售,宁愿留在房间内拍摄。我希望为客户保留每一张照片,因为它们都是珍贵的回忆,有时会有一些很好笑的瞬间,比如有位婆婆说了很搞笑的话,然后全家人都笑翻了,但这些连续拍摄模式的照片,客户通常不会购买。

上司坚持,负责拍照和销售的需为同一个员工,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我才可以和同事分工:他们在外面销售,我则躲到里面不断拍摄。忙的时候,我试过连续做了三个拍摄环节,拍完一个就出来喝一杯水,换张SD再拍摄,好像在山洞里面“闭门造相”。

即便我喜欢摄影,但过程并不容易,除了要背姿势叫客人摆出来,异乡人如我还常常遇到语言沟通的问题。我自问德文尚算流利,但要听懂柏林近郊的德文是很大挑战,他们的用词和口音跟我在大学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回想初上班时,我被上司推著拍照和销售,在学习工作技术的同时,也要重新学习德文,经常大压力到以泪洗面。

幸好土生土长的柏林人室友知道我的困难,教我怎么听柏林口音德文,我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2024年12月18日,德国柏林的一家化妆品店。摄:Krisztian Bocsi/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说一套做一套:容貌焦虑的张力

就像所有服务行业一样,有些客人难搞,有些客人易做,而影楼最容易应付的,一定是四五岁到十岁的小孩,以及成年男人。

比起新生儿,孩童已经算开始懂事,明白我说什么,可塑性很高。虽然他们的注意力没有大人那么集中,但只要半小时的拍摄环节设计得好玩,他们都乐意合作。他们还未去到青春期少男少女那样有容貌焦虑,很在意自己的外表,反而会想不同的动作姿势,很有主见地挑衣服打扮自己。

成年男人客人容易处理,因为他们通常没什么容貌焦虑,叫他们摆什么姿势都会照做不误,衣著也没那么讲究。销售过程中,成年男人选相较爽快,少扭拧,不喜欢就直接删走,我无需多费唇舌,但也相对很难卖到太多照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相卖得多我也没有佣金。

对我来说,服务女性顾客才是最大挑战。女客人对照片的要求比较高,可能也是一种内化的社会压力,她们的头发和妆容都要做到漂漂亮亮,如果是一家大小来拍照,女性家庭成员还是全家的形象负责人,打点一切的衣服和妆容,过程中也常照镜子,对外貌比较在意。服务她们,我要跟得更足,常常伴有紧张感,担心做得不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她们满意,我也更有满足感,感到自己的工作获得肯定。

女摄影师如我当然明白女性的容貌焦虑,但有时也希望她们不要那么焦虑,常常鼓励和赞赏她们,尤其是亚洲的女性。拍CV照时,我会坚定地鼓励“我支持你爬上去!”;见到女客人挑了一件不错的衣服,我会说“衣服很漂亮,你真有心思,看起来很精神奕奕”。有时候,我甚至笑说,“请拿出普通白人男性的自信!”总而言之,我希望她们都能自信地抬头“企直”,知道自己是漂亮的,值得拥有的。

然而,虽然我一边说著不要那么容貌焦虑,但另一边也做著迎合容貌焦虑的行为。简单来说,很多客人都会介意自己皮肤很残、样子很累、眼袋很大、橙皮纹很多、身形很胖(当然这方面德国客人没有东亚客人那么介意),因此我会默默做“数码手术”,调低相片主体的清晰度同纹理,并尽量烫平皱纹和眼袋,把牙齿漂白。请注意,脸和手要配合,不能说脸蛋像鸡蛋那么白滑,但双手看起来很残很干燥。

我试过照片直出,有些客人会惊呼“怎么我有这么多皱纹?”导致照片好难卖出。久而久之,我就学会这种数码white lie(善意谎言),减轻销售过程的痛苦。

或者你会觉得我虚伪,但我只是想日子好过一些,这也是摄影师的道德张力吧。

2024年8月23日,德国杜塞尔多夫,摄影师为模特儿拍照。摄:Rolf Vennenbernd/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迎面而来的灵魂叩问:什么是美?什么是自然?

在影楼工作,“什么是美”、“什么是自然”这类经典问题常常扑面而来。

有一次,上司叫我们练习影相,我帮女同事拍了一张肖像照,是一个剪影,不能完全看到面部的轮廓。上司跟我说,影相最好尽量拍到正面,就算是侧面也不要拍到鼻子“飞了出来”。我一开始还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东亚地区羡慕的高而挺直的“白人鼻”,在他们眼中是一个缺点,觉得鼻子很大,反而觉得东亚面孔的鼻子比较扁平,漂亮一些。

然后我就反思,自己在德国生活多年,审美观其实慢慢“欧化”,但在轮廓观念上我还是挺“亚洲人”的,觉得白人有轮廓的脸才是比较漂亮,这可能也是一种内化到深处的种族自卑作祟。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或许是普世的“隔离饭香”心态,白人觉得亚洲人鼻小漂亮,亚洲人就觉得欧洲人的轮廓立体好看一些,我们总是觉得其他人的某些方面更好。当然,工作时我无需深究,反正我尽量多拍,留给客人自己挑选就可。

但客人的审美有时也令我不寒而栗。公司有一款滤镜,能让白人的皮肤更白,瞳孔颜色更蓝。我常常都用这款,这样照片看起来好像更醒目和自然,也更容易卖出去。但当我帮BB拍摄后加上这款滤镜,有时候妈妈会说,“可不可以把我儿子对眼变得再蓝一些,把儿子的皮肤变得再白一些?”可能因为我在德国多年,加上极右翼政党的冒起,我听到这种论调就有点害怕:她们是不是崇尚“雅利安人”?。但我也只是挑起眉毛,然后默默地稍微加重颜色。

在众多客人中,我最怕听到客人说“我想影得自然一些”。无论去任何一间影楼,找任何一个摄影师,摄影师都会安排静态和动态的摆拍,理论上是不可能“自然”的。当客人提出这个要求,我明白他们是害怕被摆拍,就说“你信我吧,你们当来玩,你可能会做一些平时你不惯做的姿势,觉得好生硬,但通常出来的效果都会好看。你想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态姿势,看起来自然生动一些 。”

最后,那些想“影得自然一些”的客人,往往都选择静态的摆拍,即那些他们一开始觉得很造作、很不自然的姿势,比如靠在椅背托头,然后望入镜头之类。太过动态的照片,她们反而觉得过于“真情流露”,可能接受不了自己笑得太灿烂,口张得太大露牙肉,也不喜欢裙子飞起,显得身形更大。

久而久之,我不再相信客人说“我想影得自然一些”,我只会叫她们跟著我做,再加插一些“动态拍摄”的环节,在表面上满足她们的要求。

2020年6月15日,英国绍斯韦尔,摄影师为婴儿、妈妈和爸爸拍照。摄:Molly Darlington/Reuters/达志影像

家庭照背后的“猪队友”

作为摄影师,用照片留住家庭温馨,是我们工作的价值之一,不过通过镜头,我捕捉到的还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面。

以我所见,维系家庭关系的劳动多半是女性成员主导。在全家入城拍照后,跟进月历制作,或是带孙子孙女拍照做月历送给长辈,多是由媳妇负责。

拍摄家庭照片时,我会示范动作,如托住宝宝的头,然后让宝宝的父母自己再做。我需要生成尽量多的照片组合,比如全家福、母亲和孩子、父亲和孩子,并配搭不同的背景和姿势。我总是观察到,当爸爸抱著孩子,他们容易哭得厉害,往往需要妈妈接手。只有极少数孩子更黏爸爸,会主动跑去爸爸身边——这样的情况屈指可数。我甚至为孩子在爸爸怀里不哭泣而感到高兴。影楼的环境对孩子来说陌生,但爸爸似乎没有给到孩子安全感,这些孩子应该平常都是妈妈在照顾。

我曾在柏林市郊的影楼工作,也在柏林市中心的影楼上班,客人的性别分工有城乡差异。在Brandenburg,那里的人口结构比较传统,男女分工也很传统,男人通常不会为婴儿换尿布,而柏林则有更多的爸爸懂得换尿布。但整体来说,都是女性统筹整个拍摄过程,负责预约摄影时间,安排家人来到影楼,然后照顾小朋友,男性通常只是出现和付钱就可以,但也有时候,连付钱这个“工序”也是由女性完成。

每次拍摄,都是妈妈手忙脚乱一边帮自己换衣服,一边帮小朋友换衣服,有时还要换尿布,而爸爸常常袖手旁观。有一次我真的看不过眼,跟一位爸爸说:“其实拍摄的时间很紧,不知你会不会帮到你的partner去换片呢?”

身为女性,这些经历都令我想到自己的未来。我感到害怕,如果有孩子,我会不会面临类似的情况?宏观来说,虽然有更多男人愿意参与照顾工作,但女性往往需要照顾家庭成为全职妈妈,或者只能做兼职,因此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存在,也导致退休金比男性少了很多。而在影楼工作看到的微观层面是,有些爸爸连换尿布都不会,看起来根本不会参与什么照顾,在这样的不公平的情况下,成家立室要生小孩可能真的三思而未必后行。

2024年10月18日,柏林,路人走过玛丽伊莉莎白吕德斯故居。摄:Thomas Trutschel/AP/达志影像

店内唯一的有色人种员工

作为店内唯一的有色人种(person of color)员工,我在影楼前线工作,也体会到了一些有色人种才特有的经验。

亚洲客人见到我会好开心,会很自然觉得我是“自己人”。越南人跟我说越南文,日本人对我说日文,好像觉得我有一种亲切感。但其实我并不太认识他们的语言,只是能分辨到不同客人的语言。

有一次,有位客人带了妈妈过来拍证件照,然后客人跟妈妈说“待会来接你”,但这位老人家不谙德文,只认识很基本的英文。同事见到这位阿婆是亚洲人,就问我会不会她的语言。我并不认识,但从她的口音推断是日本人,就问她会不会讲日文——然后我真的猜中,这位老太太开始滔滔不绝说日文,但问题是我只懂得说很有限的日文,“名前?”“写真,はい”,“一二三”,再加上Google Translate的帮助,才勉强完成要做的事。

这位婆婆很开心,放低了100%的小费给我。有钱我当然很开心,更开心的是我可以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帮到这位来自日本的老婆婆。

遇到其他的异乡人,我也比较理解他们在德国的难处。我知道一张证件相背后并不简单,可能是他们要弄签证,或者终于“上岸”入籍成为德国人。如果是“上了岸”的客人来办德国身份证明文件,我通常也会首先恭喜他们完成这个艰苦任务,肯定他们的努力。在柏林来说,有时候Ausländer(外国人)入籍申请时间以年计——这回事是一个过关游戏。即使不是我过关,我也替这些客人由衷的高兴,我也会为他们多拍几张,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以德国人身份办证件,便多拍几张照片让他们选择吧。

有趣的是,有些做银行和金融的客人不期而遇上我这位香港人,都会觉得惊喜。他们可能曾经来过香港,然后滔滔不绝讲起他们所认识的香港,以及一些新闻细节。对他们来说,香港可能就只属于金融,没想过在一家本地的影楼会遇到非金融业的香港人摄影师。

当然,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店员,我并不总是获得友善的对待。有一次我去另一间店帮忙,当时我已经是副店长,但有一位顾客坚持只跟我的白人男同事说话,完全不理我。那位白人男同事虽然比我高大,但我的经验和资历并不比他差。

有时候,当我夜间收店结帐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年轻人敲玻璃,向我说出一些 "Nihao" 之类的词语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但如果我的白人同事在场,他们最多只是敲敲玻璃,却不会额外加上Nihao这些词语。

甚至连老板也不一定对种族特别敏感。有一次他叫我讲话要慢一点,因为我有口音。说实话,这句话真的让我有点受伤。德国人讲话太快也可能听不清楚,他完全可以请我讲慢一点,却不需要特地提到“口音”这件事。再加上,我公司另一位同事也带有维也纳口音,这种口音其实并不属于大家熟悉而顺耳德国口音,但老板从未说过什么贬低的话。

还有一次,我叫阿伯离开店里,但阿伯完全不听我说话,不相信我是经理。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因为我是有色人种、女性,且带有口音,让人怀疑我的能力。

这些年我感受到的是,一个亚洲女性在外地打工,有时候别人会因为你是女性所以不信你,有时可能因为你是亚洲女且有口音而不信你。这种不信任不一定源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通过微妙的身体语言传递给我。我要花更多的力气证明自己,证明自己说话虽有口音,但拿起相机就是可靠的,还不是那样一横一直、偶尔打斜地拍照,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这些经历让我变得更加有“口音意识”(accent aware),并不是说我想要改变自己的口音或模仿别人的口音,而是这些经历让我开始思考语言和口音,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他人对你的看法。有时候,这种意识会让你感到疲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需要用更多的努力去证明自己,才获得应有的对待。但另一方面,这份身份认同也可以带给我快乐,它让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并学会如何与这些挑战共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2014年2月14日,一对情侣在葡萄牙里斯本拍摄肖像。摄:Rafael Marchante/Reuters/达志影像

活过两次的人生

每当有新朋友听说我做过影楼,都可能好奇:原来这个年代还有影楼,那AI的年代会不会令影楼的生存空间收窄?尽管如今我已是自由摄影师,但亦面对同样问题。

是的,在AI制图、软件改图盛行的日子,质量尚可的照片仿佛唾手可得,不费太多实际工夫,也不需要摄影师和影楼。我相信那些“有用途的照片”,比如CV照片和证件照,在不久的将来,确实可能不再需要摄影师,可以自行拍摄,然后用软件后制。但那些“拍摄本身就有回忆”的照片,还是会去影楼或找摄影师到现场拍照。比如家庭照和婚纱照,或者是婚礼摄影,因为重要的不单是照片,还有整个拍照的体验,值得找真人记录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件,就算最后免不了夹杂一些修图。

在影楼工作,我总是对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很有印象。有一次,有对老夫妇入店拍照,他们穿得很精致,是vintage西装的模样。他们说想影证件相,后来淡然说“可不可以顺手影埋车头照(遗照)。”

这项工作无比荣幸。生死没人可以控制,但老人家生前想到遗照的事情,自己决定以什么样子告别这个世界,以什么样子让人家记得他们,也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我趁店内没什么客人,破例带他们进去设备更好的房间,这里灯光更好,没那么多人看著。我们拍了很多照片,首先是老伯伯,然后是老奶奶,两人都轻轻松松拍了很多张遗照。

到拣相的时候,他们说,“帮手印多几张,我死了之后,那‘谁谁谁’就会收到这张相怀缅我。”那个“谁谁谁”是德国古旧的人名,一听就知道是年纪很大的老朋友。

我想起,当这对老人百年归老,可能这些照片是他们在世为数不多的证明;到他们的朋友也离去,这对老人就是完整地离去这个世界。就好像Banksy所说,"They say you die twice. One time when you stop breathing, and a second time when somebody says your name for the last time." (他们说,一个人会死两次。第一次是当你停止呼吸的时候,第二次是当最后一个人说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不免有些伤感。

但反过来说,摄影不也是令人活过两次吗? 第一次是真实活过的人生,第二次是照片记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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