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雨傘運動裏，經常出現穿著校服的中學生，他們的身影甚至成為運動的標記，引發「學生光環」的爭論。這篇專題訪問了4名香港青年，他們是十年前處於運動中心的中學生，生命由此開啟巨大的變化，並各自走入了不同的路徑。
沉澱過去的經歷，他們有人思考療癒的可能，有人認為自己變成了「自己討厭的大人」，有人希望繼續省思新時代下怎樣去創造，也有人跑到加拿大一個角落希望專注照顧自己。
當十多歲的生命，在成長時期遇上外在社會的劇烈變動，加上內在不斷更新的價值觀，他們長成了哪種模樣？他們還喜歡自己嗎？他們如何和自我對話，理解自身的改變？以下是經過記者整理的受訪者自述：
我的療癒是做事，去見人
何嘉柔，26歲；十年前16歲，中四學生
以前我沒有清晰的政治立場，我的 starting point 是928。那晚我去了剪髮，因為被老師捉我頭髮過長。我在 Salon 的電視上看到放催淚彈，很混亂，很多煙，大家不斷在跑，又有咻咻聲和尖叫，好像打仗。學校群組有老師傳來錄音，哭著說現場很可怕。
翌日我跟同學買了水、眼罩和傘，第一次到現場，發現原來可以有這麼多香港人為著同一件事坐街，沒有人會覺得「香港人有能力或者自由去選擇特首」這件事是錯的。但是，與其說我 focus on 有沒有真普選，我覺得928對示威者使用武力是濫權，原來爭取真普選，就代表可以被這樣對待，我開始思考權力和我們之間的關係。
11月30日，雙學（學聯和學民思潮）升級行動（包圍政府總部）那夜，很多畫面我都記不清，記憶是一格一格，斷開了。現場突然哄動，我往隧道跑，有人拉著我，叫我不可以這樣走，會被警察包圍的。然後我捱了一下警棍，便跑掉了。回家後，我看到後腰有個瘀痕。我沒有被捕的概念，但害怕被打或者食催淚彈。不過，那一刻我感受到——原來那種痛是這樣的，也消化了恐懼。如果我能消化恐懼，便更應該走出來。
佔中的收尾很突然，我很迷惘。那時建立了新的認知，對警察、政府、中國的......但沒有機會整理。我突然醒覺了，但是下一步呢？之後學民思潮招募傘後義工，我便報名了。我原本想讀文學，不過2014年對社運有了 passion。考慮過後，覺得自己沒能力將政治變作生活中的 full-time，社運和社福都提到「社會公義」、「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我中學畢業後去了讀社工。
2016年學民停運，眾志成立，我沒有加入，因為有恐懼，對政黨沒有想像。一年後，反東北發展案和衝擊公民廣場案出了判決，很多核心人物被捕和坐牢。我仍然很想做一些事，便加入了眾志，是情緒導向的。2019年我副學士畢業了，本想看看自己可以怎樣參與，但初選之後不行了，我就去做社工。
很地獄的，我找到一張合照，在被捕人的臉上打交叉，十多人只剩下一至兩個暫時沒事，是滅黨式的慘淡。2022年前，我上班、探監、又患上肺癆，要吃藥，人生很混沌。探監只有15分鐘，哭也不夠時間。而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夾錢、幫忙想怎樣付律師費。
「我由2014年開始醒了，但一直沒有得到什麼。我們未成功，但是要完結了，還要經歷很大的打擊。」
何嘉柔
當社工時，我做性暴力的支援工作，有 service user 被強姦，警察會問：這是你的前男朋友，你是不是想報仇才報警？2019年後不單止是大政治有改變，就算是政治以外的事，因為環境不許可，做這些 liberal 的教育也很難。當然也有制度外的教育，例如我拍 YouTube，但我已經沒有這心力。
我由2014年開始醒了，但一直沒有得到什麼。我們未成功，但是要完結了，還要經歷很大的打擊。撇除社運外，我沒有建立什麼值得驕傲的。我想要去 pick up 人生，所以決定去英國讀書。我走了，未必可以來探監，不知道幾時可以再見——我最初沒有跟還柙中的人說，這件事沉重到沒辦法開口。
我怕大家覺得我拋下他們，因為我在一個自由國度探索人生，但最可怕的是，他們很大機會要坐牢，人生便定格在那歲數，而我想像不到沒有他們，但我仍然在過日子。我到埗後給之鋒寫信，寫3頁，他回信寫6頁。他很正面說：所以你要多寫信，讓我更 involve 在你的人生裏面。他才是裏面的人，但仍然很有力量，甚至把力量傳遞回來。這好像一個療癒的過程。
2023年，我剩下的朋友也被捕了。我平時會避開不想，但睡覺時發很多無厘頭的惡夢，一些是回到香港，然後要找方式逃出來，也有日常的——回到旺中逛街買衣服、坐巴士回沙田的家，也夢到過同伴生我氣。我經常夢見跟媽媽吃飯，醒來在自己房間，怎去 move on 呢？我們有沒有被忘記、有沒有不被看見？
「他們問：我們有恐懼會不會很衰？我說：每個人都有這種恐懼，沒有人會責怪你們。這有點像我向黃之鋒求肯定：我走了，你會不會覺得我很衰？」
何嘉柔
在英國，我在做為香港人提供情緒支援的工作。香港人沒有其他人想得灑脫，來到英國後，有的人很恐懼，怕回不到香港，甚至 dissociate 到一個地步，不去跟香港人社交。我是他們眼中最撚慘、回不了香港的人，他們問：我們有恐懼會不會很衰？我說：每個人都有這種恐懼，沒有人會責怪你們。這有點像我向黃之鋒求肯定：我走了，你會不會覺得我很衰？
我的 healing 是做更多的事，見到不同的人，感覺沒有那麼孤單。我來自單親家庭，以前會想像30歲前生小孩，跟貓貓狗狗、或者 partner 一起建立家庭。朋友坐牢後，生命的感覺變得很重，不再那麼簡單只屬於自己了，社運必然成為我的 full-time。那時剛好有朋友懷上小孩，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便裝了子宮環。
這十年，我從沒覺得自己做錯事，但覺得對不起家人，很多後果都是他們承擔。母親在大陸出生，我們關係很好。2014年時，她反應很大，說我很晚回家，有晚吵到說要跳樓。後來她不觸碰政治這部分，同時也尊重我，知道我想為香港好，「但是做還做，都要愛國的，或者不要那麼過火。」
某程度幸運的是，父母離婚了，如果媽媽情緒很大，我會找爸爸。傘後我參加（旺角）鳩嗚團被帶去警署，我找了爸爸接我。在警署我逼自己倔強，但一開門看到爸爸，他很緊張問我：他們有沒有打你啊？有沒有虐待你？我忍著很久，一見到他就爆哭。
對於我離港，媽媽覺得好啊，「浸一下鹹水」（出國留學），讀完書就會回來了，是笑著送機的；爸爸有心理準備我未必能回去。那時我不敢回頭看。之後聽朋友說，爸爸哭得很厲害。
變成自己討厭的人
蘇子言（化名），27歲；十年前17歲，中六學生
中學時，有些人形容我這個人「很政治」，就是那種上通識課會被老師問問題的學生。之前我偏好公民黨那種法治、專業的形象，覺得民主黨很老派、社民連太市井。反國教時，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出現，原來一班「塞豆窿」走出來也會有迴響，慢慢覺得有 alternative。
2013年元旦遊行，我去派 IES（通識科專題研習）問卷，題目是以學民思潮做例子，講社交媒體怎樣影響青少年的政治參與。他們喊「學生運動，無畏無懼」。我喜歡看《三國演義》和三國歷史，覺得歷史人物做了很多去改變世界，原來呢單嘢（這件事）不是「中二病」，社會談政改、真的在變化，「山雨欲來風滿樓」，便加入了學民思潮。
9月末，我去了科技大學的 Info day，有朋友說去港島看看，但家人勒令我回家，沒辦法啦。回家後，大家都不說話。吃飯時我聚精會神看新聞，父母說：「外面很危險，你千萬不要出去，你遲點要考文憑試，如果被抓了，你叫黃之鋒養你吧。」入學民時也吵過架。媽媽覺得政治很亂，不要碰；爸爸覺得搞政治要付出代價，你是不是想做李卓人？我沒出聲，因為我真的想要做多些，回應的話一定會惹麻煩。所以整場運動，我只去過現場幾次，行動是在學校。
928的第二天早上，在 morning assembly，學生會安排了發言。我「博懵」上台，當時腦袋一片空白，講稿皺掉，上面預備好的內容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但我們也要維持和平理性，那我們要罷課。」想起來，原來好尷尬。
但走上講台前，訓導主任把咪高峰拿走，叫我下來，然後讓我見副校長。回到班房，班主任叫想罷課的同學舉手，我掃視一下，原來有其他人舉起了手，原來看似不太關心的人都是想做些事的。那次差點走上台﹐是我中學六年來其中一件自豪的事。另外一次，我跟同學掛了「我要真普選」橫額，要見校長，又可能會被記過。不過最後學校說我要考 mock 了，就算了。
「從前雨傘運動很流行一句『村民唔係咁諗』。那村民是怎麼想呢？你要走進社區，跟街坊、學校、社福機構、店舖去聊天，這是我做區最 enjoy 的事。」
蘇子言（化名）
傘後，我覺得有兩條出路：激進化，或者走入社區，將民主理念散出去。
畢業後，我考上政政系（政治及行政學系），在退聯潮期間選上學生會，想「撼莊」（指同時有兩個內閣競選）。參與變革，也是虛榮心作祟，覺得做學生會好像有地位，會與眾不同。學生會做的事，就是將同學對校政、社會事政和學生會的意見，想辦法放在一起，推一個 solution。那時我認識了當選的傘兵區議員，覺得大家做的事很類似，所以我開始想選區議會，甚至想過十年、八年後去選立法會。
我加入了一個傘後組織，開始「做區」。從前雨傘運動很流行一句「村民唔係咁諗」。那村民是怎麼想呢？你要走進社區，跟街坊、學校、社福機構、店舖去聊天，這是我做區最 enjoy 的事。做區很去政治化，先做好實事，當天下有變時，一個有地區基礎的議員做到的事情，一定比一個有水份的人多。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本土派，那我們要告訴別人我們能做出成績，告訴街坊我們不是「柴娃娃」，可以解決社區問題。對我來說，2016年是關鍵的一年，「魚蛋」（新春旺角騷亂）、梁天琦新東補選、立法會選舉，直到「梁游」（梁頌恆、游蕙禎）被 DQ。這些事的意義，就是我們是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人，我們終於不是那麼邊緣了。
2014年只是啟蒙，但覺醒是在2019年。我一早準備參選區議員，如果沒有反送中，我預計自己會輸的，但選上了。不過之後的半年時間，我們都在處理 Covid，其實是做民生工作，沒有時間做政治。這環境之下，國安法、47人案、《蘋果》倒閉，19年時大家都說要爭取什麼什麼，之後沒有人再敢說。
這比「雨傘後遺症」嚴重十倍。雨傘是瞓街三個月也生不出事，但2019年是沒有了空間。在區議員宣誓風波中，我沒了工作。本來很多事都 kick start 了，巴士路線重組、地區設施更新，但完成不了。不過，最後留下的 legacy 是群眾力量曾經為社區帶來改變這回事，這對街坊來說，比實際設施的改善來得深刻。
之前我跟大家很強調說不要走，不主動跟人說議員可以幫大家副簽 BNO。但初選案後，我改變了想法，太多事不能做了。如果我們今天在香港，我會不會跟你做這個訪問？現實的考量是，我們這些人不會有公司敢請。我離開了香港，去加拿大。
「一個人變成自己討厭的人，過程中一定被現實壓垮很多，要你去妥協，因為你要生存。」
蘇子言（化名）
初時，我去應徵做省議員助理。省議員的工作集中在當地的醫療、教育、交通，我在 CV 上寫我當過區議員，面試也有談過，但結果沒下文。後來我聽說不同類型的議員，都可能跟中領館有聯繫。我告訴自己，在香港做議員、參與政治是曾經的事，現在要面對現實。那是一個過程，一開始我會去找社區工作，看看香港人集會，但慢慢地被生活的事 occupy，而你跟這片土地的連結變薄弱，再沒有資格說什麼。身邊的香港人即使政治立場相近，但都有默契不提2019年。
現在我在金融業工作，每天見客和跑數，跟之前一樣說很多話，但我不喜歡。十年前的我應該很鄙視——滿身銅臭、為數字跑人生、對社會沒太大正向意義。
「不要令自己成為自己曾經最討厭的大人。」以前理解就是熱血的理想青年，長大後不要沒有火。現在沉重很多：一個人變成自己討厭的人，過程中一定被現實壓垮很多，要你去妥協，因為你要生存。現在，香港政治不是我的 priority，priority 是我要打多幾多份工、交幾錢稅（至少也要兩三成）、交租，加拿大很悶，也要想一下週末去哪裏。是很「黎生」的。
（編按：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網民呼籲「三罷」爭取五大訴求，有電視記者採訪到一名黎姓市民的想法，他不滿示威並說：「我嘅訴求就係想返工，冇其他。」）
我認識有人放不下，在香港做不到議員但繼續做區，打幾份工自費派東西給街坊，或者在晚上開街站，另一種人是找空間講想講的事，但很鬱鬱寡歡，不知道為什麼付出這樣多。我沒條件去思考這些，是咕一聲吞落肚，要面對這邊的問題。例如覺得很孤獨，就在 Threads 約朋友，搞活動，吹水吃飯、玩一下 board game。不談政治，是為了認識朋友、輕鬆一下。
幼稚園畢業是 SARS，小學畢業是豬流感，中學畢業就雨傘，大學畢業就反送中，出來工作時又 Covid 又移民潮。我覺得上天安排他們承受這麼多的苦難，最後會有好事情發生的。
我出生於97年回歸前，沒有 BNO。在我每個人生關鍵節點，都恰巧遇上社會大事，幼稚園畢業是 SARS，小學畢業是豬流感，中學畢業就雨傘，大學畢業就反送中，出來工作時又 Covid 又移民潮。97年前後三四年，其實這代人所經歷的很相似，跟這個地方的連繫很強。現在他們各散東西了。但是，我覺得上天安排他們承受這麼多的苦難，最後會有好事情發生的。
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會相信這件事。如果大家心裏或者 DNA 裏面有這個記憶的話，故事會繼續下去。
在這個時勢，要自己創造
Sasha（化名），27歲；十年前17歲，中六學生
2014年我沒去過佔領的現場。如果有人帶我去，我應該會去看一下。因為我當時有點害怕，一來是安全問題，二來未想到怎樣面對跟父母在政治上起衝突。我從沒做過這麼「出軌」的事。當時的我連夜街都不去，放學就回家，除非有課外活動。我來自中產家庭，爸爸是專業人士，我讀的小中學都是他選的，都是名校。雖然他會給我選擇，但 option 是他想出來，你想不到，你就去學體操。
「如果可以跟17歲的自己對話，我會說，不要那麼聽話、不要那麼乖。」
Sasha（化名）
現在回想以前的自己，都幾「戇鳩」（傻）。 2012年反國教，我是「港豬」，想著如果示威者或民主派學生說國民教育、中國民族身份認同是洗腦，那灌輸民主價值是不是也可以叫洗腦？但諷刺地，我在高中被朋友拉去玩辯論和 MUN（模擬聯合國），開始去想世界的政治，但對香港冷感。
到了2014年，時代迫你思考多點，我很想 figure out 怎樣去看香港政治。佔中爭取的東西很基本，但我不懂得判斷手段的對錯，自己應不應該接受。佔領是堵路，人家上不到班，但香港是很高效城市，這好像在傷害香港。那時的我很迷惘，身邊這麼多事情發生，但是我不知道怎樣自處。不知道是壓抑了情緒？又或是說服自己：算了，你溫習吧，快要考 DSE。我不安於那環境，但沒有契機主動去做什麼，就這樣得過且過。
如果可以跟17歲的自己對話，我會說，不要那麼聽話、不要那麼乖。
中學畢業後，我去外國修讀政治哲學經濟。大學期間有兩次工潮，一次是爭取改善清潔工待遇、廢除外判制，另外是大學教師的退休金改革。我最喜歡的老師搞了為期三星期的「teach out」，即是堵著校門口上課，讓對罷工有保留的師生可以用相對溫和的方式參與其中。我那時想著清潔工的事，便索性搞個 session，叫清潔工來分享，讓同學看見他們，也想促進不同階級勞工的團結。
所謂的 politics 在你校門前發生了。它很單純的，你知道公不公道，對還是錯。接著你有 moral 的判斷，就找些事情去做。那一刻有點從以前的自己解放出來——那個覺得要想清想楚、有理論才可以行動的自己。當地的運動中，有幾句口號很常見，比如「No justice, no peace」——你不給我要求的東西，我們就嘈下去。哇，這麼理所當然的？「搞事」的方式不只是我認識的示威遊行、堵路。有次不知道誰帶了一套鼓過去政府大樓門口「鏗」，全日嘈到仆街，原來這也是 action，你可以自己找件事做。
回香港後，我在一間 NGO 工作。他們關注勞資矛盾議題，很多論述是從經濟方面，談分配公義、基層關懷。接觸後，我覺得香港面對的問題，不單止是政治上的不民主或者公民權益不夠，也有社會和經濟問題。不過我在這條路摸索一年多後，2019年的香港，回到了最激烈的政治矛盾。
「我很想參與這件事，跟他們找一條『保持更闊的社經關懷，但可以跟社運合拍』的路，或跟摸索過這條路的人學習。可惜的是，這契機未開始已經結束。」
Sasha（化名）
那時有和2014年不同的自處問題：我要怎樣 pitch 社會議題？例如8月有催淚彈打中楊屋道街市，工友要清理，你講勞工議題嗎？可以的，但不會有人理你。我知道社會關懷和政治是環環緊扣，但未梳理得很清晰，也說不出那個關係。之後，很多新工會成立，有的有很強烈的政治訴求，又會 combine 自己的專業，談職場問題。那時我覺得很厲害，好像見到一個窗口，令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不要那麼割裂。
我也加入過一個公民團體，但一進去，它就解散了。那時多了年輕同事，他們跟近年社運接近點，可以將較有經驗、已發展一套做法的員工「拉前啲」。我很想參與這件事，跟他們找一條「保持更闊的社經關懷，但可以跟社運合拍」的路，或跟摸索過這條路的人學習。可惜的是，這契機未開始已經結束。但我很感恩認識了他們，大家有份天真的傻勁，選了這個地方，「努力衝啲嘢出嚟」。
近幾年，我做過倉務員、做舖面，也有在 NGO 負責短期項目、在大學當研究助理。可能當時未找到最熱衷的範疇，或者沒一份工做得長，沒有機會去浸，找新工作時覺得自己很 unqualified。
另外我也很掙扎：繼續做 NGO，還是洗底？最近見工，是一間較保守的團體，大老總面試時，問我會不會跟一個這麼溫和的團體不合拍？咁樣問都唔知佢想點。我盡量厚道地答：「當然不會，因為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需要有不同路線、不同策略的團體。何況現在，唔通衝出去死咩（難道衝出去死嗎）？」我未收到 offer，應該是沒有了。
我從小到大都是高材生，去外國讀書讀「神科」，讀這科的人不少會去從政、做官，是一條精英的路。然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為什麼會搞成這樣？為什麼沒有好好把握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資源和機會？好似沒有走一條「順理成章」的路，「糟蹋」了自己。父母的話，我近年搬出來住，可以不聯絡就不聯絡，所以他們不知道我的工作狀態。我母親跟我講過：「為什麼你現在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我是不是後悔走這條路呢？不是的。如果要後悔的話，是後悔沒有去得更盡。每份工作都可以努力點，或者主動點，做屬於自己的 project。我想過當記者，彌補我2014年的不在場，但爆「橋」（採訪題目）很辛苦；政黨的話，我不相信爬到有權力的位置去改變世界這一套——你只會被世界改變。
「為什麼要想清楚才行動？這是我的課題，尤其在這個時勢，是要自己創造。」
Sasha（化名）
這十年來，我一直在想我應該要做什麼，才對得起自己和這個地方。但為什麼想這麼久呢？沒理由過於受時勢影響的。就是廢囉，為什麼做不到更多？為什麼要人帶你佔中？為什麼要想清楚才行動？這是我的課題，尤其在這個時勢，是要自己創造。以前，部分工會聘請員工去組織工友，所有行政跟 casework 掉給這個人，但工友沒轉化成行動的主體，有事只能向員工求救。現在沒資源了，原本被組織的人變得更需要自發行動了。
這也在迫我不要再等，要自己摸索一些方法出來。
與其困在漩渦裏，不如 move on
Alice（化名），25歲；十年前15歲，中四學生
我不相信「我們是被時代選中的細路」這些 bullshit。我們是不幸的人，出生之後，香港好像不停地走下坡。
雨傘前，我不清楚香港的狀況。2014年，我跟一個熱衷時事的中學師姐去七一遊行，是人生第一次，因為好奇。原來有人會為一些事，天時暑熱走那麼久，還帶一家大小。同一年還有劉進圖（《明報》前總編輯）遇襲。香港很安全，為什麼一個新聞從業者可以無緣無故被人襲擊？社會好像有些問題。
「我一開始只是想去撐場。後來發現大家很和善，我建立了 network 和歸屬感，覺得自己正在 contribute，這是我從未感受過的，所以不想離開。」
Alice（化名）
928我在做功課，看著 TVB 的直播，然後我停下來，呆了。「香港出催淚彈？什麼是催淚彈？我都沒聽過。」金鐘是商業區，周圍都是高樓大廈，突然間一片煙霧瀰漫。戴耀廷說佔領中環啟動時，我不清楚是什麼事，只知道有人出來抗爭。我覺得我要站在弱勢一邊，便有動機去了解，後來佔領區有公民教室，有人講解政改、公民抗命。
佔領區有很多塗鴉，有自修室，還有派食物的好心姨姨。那裏是個很 organised 的「村莊」，每個人都有任務，我在「東防」灣仔那邊，佔領區的尾端，負責看看會不會有警察衝進來。佔領的人會吵架，但是爭執完會返回崗位，都幾搞笑。我一開始只是想去撐場。後來發現大家很和善，我建立了 network 和歸屬感，覺得自己正在 contribute，這是我從未感受過的，所以不想離開。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做義工，這麼熱的天氣去「瞓街」，感動了我。
11月30日是星期日，晚上雙學升級行動。我沒想過要站得前，但人不斷迫上來，就會被愈推愈前。我打開雨傘，很怕被噴胡椒噴霧。家人傳來長篇訊息叫我回家，我在想著，翌日逃學要被罵了。但我不可以走，因為每天跟你打招呼的人，都可能都在附近某個角落，跟我做著差不多的事。我不想因為恐懼而離開他們。
回校後，老師說：「這個時候你應該要好好讀書，讀完書後，你有能力時，你才去做你想做的事。」——我現在會想，到了那個時候，你還會是那個自己嗎？會不會已經被社會洗禮，不再是當初堅持政治信念，追求社會公義的自己？
傘後，我加入了學民思潮的「學生支援團」。很白癡，很「中二病」，就是覺得做得不夠，要為香港做更多，換個身份擺街站。後來讀副學士，我選了跟政治相關的科目，也覺得這一科升上大學的機會大點。學校規定要實習，我便在一個民主派議員的辦公室當助理。
第一次嘗到催淚彈的滋味是在2019年。我一打開口罩便看到血，喉嚨和皮膚似被火燒。我那時在想，2014年失敗了，不知道香港幾時又會有這麼大型的運動，所以我要 involve 更多。十年前我像「黃絲 auntie」，角色是聲援，不會思考路向，也不會參與討論。但2019年沒有 leader，我可以參與討論。
2019年尾，我成為學生記者，看見以往和我行動的同伴被捕時，我很慌張，又責怪自己：如果沒有記者這身份，我會不會救到他？我拍的畫面不夠外面的記者專業，就覺得自己很廢。有些朋友保釋後變得孤僻，不想跟你說話，我又覺得我做不到什麼。
那時很辛苦，讀書、運動、做學生記者做議助、認識的人被捕——這麼多東西加起來，壓力爆煲時，我嘗試過自殺。
我一開始也有去旁聽初選案，但之後承受不了，接受精神治療後慢慢 fade out，再沒做關於政治的工作。議助算是我這麼多份工作裏面最開心的，大家都是年輕人。我很多同學想做公務員，但我不想，去選議員壓力也很大，所以我想過畢業之後會一直當議助。
「我經常自責，想做些事去『贖罪』，想去照顧被補或還柙中的朋友，但同一時間我很負能量，連自己都 take care 不到。到了後期我想想，這心態其實很不健康……」
Alice（化名）
Covid 後，我去了一趟旅行，那裏沒有認識的人，不用經常留意新聞，感覺很舒服，就開始想不如離開香港。我不想去英語系國家，不想見太多香港人，聚會中話題都關於香港，對我的心理創傷和情緒不是好事。但因為想帶走我的狗，所以去了加拿大一個冷門的城市。
與其困在漩渦裏，不如想方法 move on，然後我可以過生活。起碼情緒和健康穩定了，假如有朝一日，這個 community 再需要我時，我準備好我的心理狀態或者身體去繼續 involve，那不是更好嗎？
現在我好多了，遠離香港就好很多。2021年「後運動」期間，我經常自責，想做些事去「贖罪」，想去照顧被補或還柙中的朋友，但同一時間我很負能量，連自己都 take care 不到。到了後期我想想，這心態其實很不健康，純粹整天不開心，又沒 output 幫助他們。
以前我整個人的 focus 完全沒放在自己身上，我是求求其其（隨隨便便）畢業的。我 miss 了很多本應要對自己做的事，現在想真真正正 take care 自己：畫畫、拍照、獨處的時間。我相信不少香港人經歷過這種狀態，我希望跟他們說：好好照顧自己的情緒，不要迫得自己太緊。
「價值不是那麼容易被動搖的，不是說我離開了香港，就顛覆過往所堅持的。」
Alice（化名）
最近我住的城市，有警察開槍殺死了一個黑人，有人去抗議，我報名說我可以幫忙做文宣。價值不是那麼容易被動搖的，不是說我離開了香港，就顛覆過往所堅持的。我因為壓力而脫離香港，不是說我放棄了——不過就算參與這麼多，我也不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奇怪的感覺是，我會跟人說我來自香港，但我對這地方有愛有恨。
如果當年沒有參加雨傘，後來的路會怎樣？
假若我沒有行動，可能又會後悔。這世界有得就有失，我得到啟發、遇見生命中重要的人，但也會有不快樂的回憶、精神上的 suffering，不能說有沒有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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