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雨伞运动里，经常出现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的身影甚至成为运动的标记，引发“学生光环”的争论。这篇专题访问了4名香港青年，他们是十年前处于运动中心的中学生，生命由此开启巨大的变化，并各自走入了不同的路径。
沉淀过去的经历，他们有人思考疗愈的可能，有人认为自己变成了“自己讨厌的大人”，有人希望继续省思新时代下怎样去创造，也有人跑到加拿大一个角落希望专注照顾自己。
当十多岁的生命，在成长时期遇上外在社会的剧烈变动，加上内在不断更新的价值观，他们长成了哪种模样？他们还喜欢自己吗？他们如何和自我对话，理解自身的改变？以下是经过记者整理的受访者自述：
我的疗愈是做事，去见人
何嘉柔，26岁；十年前16岁，中四学生
以前我没有清晰的政治立场，我的 starting point 是928。那晚我去了剪发，因为被老师捉我头发过长。我在 Salon 的电视上看到放催泪弹，很混乱，很多烟，大家不断在跑，又有咻咻声和尖叫，好像打仗。学校群组有老师传来录音，哭着说现场很可怕。
翌日我跟同学买了水、眼罩和伞，第一次到现场，发现原来可以有这么多香港人为着同一件事坐街，没有人会觉得“香港人有能力或者自由去选择特首”这件事是错的。但是，与其说我 focus on 有没有真普选，我觉得928对示威者使用武力是滥权，原来争取真普选，就代表可以被这样对待，我开始思考权力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11月30日，双学（学联和学民思潮）升级行动（包围政府总部）那夜，很多画面我都记不清，记忆是一格一格，断开了。现场突然哄动，我往隧道跑，有人拉着我，叫我不可以这样走，会被警察包围的。然后我捱了一下警棍，便跑掉了。回家后，我看到后腰有个瘀痕。我没有被捕的概念，但害怕被打或者食催泪弹。不过，那一刻我感受到——原来那种痛是这样的，也消化了恐惧。 如果我能消化恐惧，便更应该走出来。
占中的收尾很突然，我很迷惘。那时建立了新的认知，对警察、政府、中国的……但没有机会整理。 我突然醒觉了，但是下一步呢？之后学民思潮招募伞后义工，我便报名了。我原本想读文学，不过2014年对社运有了 passion。考虑过后，觉得自己没能力将政治变作生活中的 full-time，社运和社福都提到“社会公义”、“追求自由平等”，所以我中学毕业后去了读社工。
2016年學民停運，眾志成立，我沒有加入，因為有恐懼，對政黨沒有想像。一年後，反東北發展案和衝擊公民廣場案出了判決，很多核心人物被捕和坐牢。我仍然很想做一些事，便加入了眾志，是情緒導向的。2019年我副學士畢業了，本想看看自己可以怎樣參與，但初選之後不行了，我就去做社工。
很地狱的，我找到一张合照，在被捕人的脸上打交叉，十多人只剩下一至两个暂时没事，是灭党式的惨淡。2022年前，我上班、探监、又患上肺痨，要吃药，人生很混沌。探监只有15分钟，哭也不够时间。而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夹钱、帮忙想怎样付律师费。
“我由2014年开始醒了，但一直没有得到什麽。我们未成功，但是要完结了，还要经历很大的打击。”
何嘉柔
当社工时，我做性暴力的支持工作，有 service user 被强奸，警察会问：这是你的前男朋友，你是不是想报仇才报警？2019年后不单止是大政治有改变，就算是政治以外的事，因为环境不许可，做这些 liberal 的教育也很难。当然也有制度外的教育，例如我拍 YouTube，但我已经没有这心力。
我由2014年开始醒了，但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我们未成功，但是要完结了，还要经历很大的打击。撇除社运外，我没有建立什么值得骄傲的。我想要去 pick up 人生，所以决定去英国读书。我走了，未必可以来探监，不知道几时可以再见——我最初没有跟还柙中的人说，这件事沉重到没办法开口。
我怕大家觉得我抛下他们，因为我在一个自由国度探索人生，但最可怕的是，他们很大机会要坐牢，人生便定格在那岁数，而我想象不到没有他们，但我仍然在过日子。我到埗后给之锋写信，写3页，他回信写6页。他很正面说：所以你要多写信，让我更 involve 在你的人生里面。他才是里面的人，但仍然很有力量，甚至把力量传递回来。这好像一个疗愈的过程。
2023年，我剩下的朋友也被捕了。我平时会避开不想，但睡觉时发很多无厘头的恶梦，一些是回到香港，然后要找方式逃出来，也有日常的——回到旺中逛街买衣服、坐巴士回沙田的家，也梦到过同伴生我气。 我经常梦见跟妈妈吃饭，醒来在自己房间，怎去 move on 呢？我们有没有被忘记、有没有不被看见？
“他们问：我们有恐惧会不会很衰？ 我说：每个人都有这种恐惧，没有人会责怪你们。这有点像我向黄之锋求肯定：我走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衰？”
何嘉柔
在英国，我在做为香港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工作。香港人没有其他人想得洒脱，来到英国后，有的人很恐惧，怕回不到香港，甚至 dissociate 到一个地步，不去跟香港人社交。我是他们眼中最撚惨、回不了香港的人，他们问：我们有恐惧会不会很衰？我说：每个人都有这种恐惧，没有人会责怪你们。这有点像我向黄之锋求肯定：我走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衰？
我的 healing 是做更多的事，见到不同的人，感觉没有那么孤单。 我来自单亲家庭，以前会想象30岁前生小孩，跟猫猫狗狗、或者 partner 一起建立家庭。 朋友坐牢后，生命的感觉变得很重，不再那么简单只属于自己了，社运必然成为我的 full-time。 那时刚好有朋友怀上小孩，我觉得这件事很恐怖，便装了子宫环。
这十年，我从没觉得自己做错事，但觉得对不起家人，很多后果都是他们承担。母亲在大陆出生，我们关系很好。2014年时，她反应很大，说我很晚回家，有晚吵到说要跳楼。后来她不触碰政治这部分，同时也尊重我，知道我想为香港好，“但是做还做，都要爱国的，或者不要那麽过火。”
某程度幸运的是，父母离婚了，如果妈妈情绪很大，我会找爸爸。伞后我参加（旺角）鸠呜团被带去警署，我找了爸爸接我。在警署我逼自己倔强，但一开门看到爸爸，他很紧张问我：他们有没有打你啊？有没有虐待你？我忍着很久，一见到他就爆哭。
对于我离港，妈妈觉得好啊，“浸一下咸水”（出国留学），读完书就会回来了，是笑着送机的; 爸爸有心理准备我未必能回去。 那时我不敢回头看。 之后听朋友说，爸爸哭得很厉害。
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苏子言（化名），27岁；十年前17岁，中六学生
中学时，有些人形容我这个人“很政治”，就是那种上通识课会被老师问问题的学生。之前我偏好公民党那种法治、专业的形象，觉得民主党很老派、社民连太市井。反国教时，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出现，原来一班“塞豆窿”走出来也会有回响，慢慢觉得有 alternative。
2013年元旦游行，我去派 IES（通识科专题研习）问卷，题目是以学民思潮做例子，讲社交媒体怎样影响青少年的政治参与。他们喊“学生运动”，无畏无惧。 我喜欢看《三国演义》和三国历史，觉得历史人物做了很多去改变世界，原来呢单嘢（这件事）不是“中二病”，社会谈政改、真的在变化，“山雨欲来风满楼”，便加入了学民思潮。
9月末，我去了科技大学的 Info day，有朋友说去港岛看看，但家人勒令我回家，没办法啦。回家后，大家都不说话。吃饭时我聚精会神看新闻，父母说：“外面很危险，你千万不要出去，你迟点要考文凭试，如果被抓了，你叫黄之锋养你吧。”入学民时也吵过架。妈妈觉得政治很乱，不要碰；爸爸觉得搞政治要付出代价，你是不是想做李卓人？我没出声，因为我真的想要做多些，回应的话一定会惹麻烦。所以整场运动，我只去过现场几次，行动是在学校。
928的第二天早上，在 morning assembly，学生会安排了发言。我“博懵”上台，当时脑袋一片空白，讲稿皱掉，上面预备好的内容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我们也要维持和平理性，那我们要罢课。”想起来，原来好尴尬。
但走上讲台前，训导主任把咪高峰拿走，叫我下来，然后让我见副校长。回到班房，班主任叫想罢课的同学举手，我扫视一下，原来有其他人举起了手，原来看似不太关心的人都是想做些事的。那次差点走上台，是我中学六年来其中一件自豪的事。另外一次，我跟同学挂了“我要真普选”横额，要见校长，又可能会被记过。不过最后学校说我要考 mock 了，就算了。
“从前雨伞运动很流行一句‘村民唔系咁谂’。 那村民是怎么想呢？ 你要走进社区，跟街坊、学校、社福机构、店铺去聊天，这是我做区最 enjoy 的事。”
苏子言（化名）
伞后，我觉得有两条出路：激进化，或者走入社区，将民主理念散出去。
毕业后，我考上政政系（政治及行政学系），在退联潮期间选上学生会，想“撼庄”（指同时有两个内阁竞选）。参与变革，也是虚荣心作祟，觉得做学生会好像有地位，会与众不同。学生会做的事，就是将同学对校政、社会事政和学生会的意见，想办法放在一起，推一个 solution。那时我认识了当选的伞兵区议员，觉得大家做的事很类似，所以我开始想选区议会，甚至想过十年、八年后去选立法会。
我加入了一个伞后组织，开始“做区”。从前雨伞运动很流行一句“村民唔系咁谂”。那村民是怎么想呢？你要走进社区，跟街坊、学校、社福机构、店铺去聊天，这是我做区最 enjoy 的事。做区很去政治化，先做好实事，当天下有变时，一个有地区基础的议员做到的事情，一定比一个有水份的人多。
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本土派，那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能做出成绩，告诉街坊我们不是“柴娃娃”，可以解决社区问题。对我来说，2016年是关键的一年，“鱼蛋”（新春旺角骚乱）、梁天琦新东补选、立法会选举，直到“梁游”（梁颂恒、游蕙祯）被 DQ。这些事的意义，就是我们是一群不能被忽略的人，我们终于不是那么边缘了。
2014年只是启蒙，但觉醒是在2019年。我一早准备参选区议员，如果没有反送中，我预计自己会输的，但选上了。不过之后的半年时间，我们都在处理Covid，其实是做民生工作，没有时间做政治。这环境之下，国安法、47人案、《苹果》倒闭，19年时大家都说要争取什么什么，之后没有人再敢说。
这比“雨伞后遗症”严重十倍。雨伞是瞓街三个月也生不出事，但2019年是没有了空间。在区议员宣誓风波中，我没了工作。本来很多事都 kick start 了，巴士路线重组、地区设施更新，但完成不了。不过，最后留下的 legacy 是群众力量曾经为社区带来改变这回事，这对街坊来说，比实际设施的改善来得深刻。
之前我跟大家很强调说不要走，不主动跟人说议员可以帮大家副签BNO。但初选案后，我改变了想法，太多事不能做了。如果我们今天在香港，我会不会跟你做这个访问？现实的考量是，我们这些人不会有公司敢请。我离开了香港，去加拿大。
“一个人变成自己讨厌的人，过程中一定被现实压垮很多，要你去妥协，因为你要生存。”
苏子言（化名）
初时，我去应征做省议员助理。省议员的工作集中在当地的医疗、教育、交通，我在 CV 上写我当过区议员，面试也有谈过，但结果没下文。后来我听说不同类型的议员，都可能跟中领馆有联系。我告诉自己，在香港做议员、参与政治是曾经的事，现在要面对现实。那是一个过程，一开始我会去找社区工作，看看香港人集会，但慢慢地被生活的事 occupy，而你跟这片土地的连结变薄弱，再没有资格说什么。身边的香港人即使政治立场相近，但都有默契不提2019年。
现在我在金融业工作，每天见客和跑数，跟之前一样说很多话，但我不喜欢。十年前的我应该很鄙视——满身铜臭、为数字跑人生、对社会没太大正向意义。
“不要令自己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大人。” 以前理解就是热血的理想青年，长大后不要没有火。现在沉重很多：一个人变成自己讨厌的人，过程中一定被现实压垮很多，要你去妥协，因为你要生存。现在，香港政治不是我的 priority，priority 是我要打多几多份工、交几钱税（至少也要两三成）、交租，加拿大很闷，也要想一下周末去哪里。 是很“黎生”的。
（编按：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网民呼吁“三罢”争取五大诉求，有电视记者采访到一名黎姓市民的想法，他不满示威并说：“我嘅诉求就系想返工，冇其他。” ）
我认识有人放不下，在香港做不到议员但继续做区，打几份工自费派东西给街坊，或者在晚上开街站，另一种人是找空间讲想讲的事，但很郁郁寡欢，不知道为什么付出这样多。我没条件去思考这些，是咕一声吞落肚，要面对这边的问题。例如觉得很孤独，就在Threads约朋友，搞活动，吹水吃饭、玩一下board game。不谈政治，是为了认识朋友、轻松一下。
幼稚园毕业是 SARS，小学毕业是猪流感，中学毕业就雨伞，大学毕业就反送中，出来工作时又 Covid 又移民潮。我觉得上天安排他们承受这么多的苦难，最后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我出生于97年回归前，没有 BNO。在我每个人生关键节点，都恰巧遇上社会大事，幼儿园毕业是SARS，小学毕业是猪流感，中学毕业就雨伞，大学毕业就反送中，出来工作时又Covid又移民潮。97年前后三四年，其实这代人所经历的很相似，跟这个地方的联系很强。现在他们各散东西了。 但是，我觉得上天安排他们承受这么多的苦难，最后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大家会相信这件事。如果大家心里或者 DNA 里面有这个记忆的话，故事会继续下去。
在这个时势，要自己创造
Sasha（化名），27岁；十年前17岁，中六学生
2014年我没去过占领的现场。如果有人带我去，我应该会去看一下。我当时有点害怕，一来是安全问题，二来未想到怎样面对跟父母在政治上起冲突。我从没做过这么“出轨”的事。当时的我连夜街都不去，放学就回家，除非有课外活动。我来自中产家庭，爸爸是专业人士，我读的小中学都是他选的，都是名校。虽然他会给我选择，但 option 是他想出来，你想不到，你就去学体操。
“如果可以跟17岁的自己对话，我会说，不要那麽听话、不要那麽乖。”
Sasha（化名）
现在回想以前的自己，都几“戇鸠”（傻）。2012年反国教，我是“港猪”，想着如果示威者或民主派学生说国民教育、中国民族身份认同是洗脑，那灌输民主价值是不是也可以叫洗脑？ 但讽刺地，我在高中被朋友拉去玩辩论和 MUN（模拟联合国），开始去想世界的政治，但对香港冷感。
到了2014年，时代迫你思考多点，我很想 figure out 怎样去看香港政治。占中争取的东西很基本，但我不懂得判断手段的对错，自己应不应该接受。占领是堵路，人家上不到班，但香港是很高效城市，这好像在伤害香港。那时的我很迷惘，身边这么多事情发生，但是我不知道怎样自处。不知道是压抑了情绪？ 又或是说服自己：算了，你温习吧，快要考 DSE。我不安于那环境，但没有契机主动去做什么，就这样得过且过。
如果可以跟17岁的自己对话，我会说，不要那么听话、不要那么乖。
中学毕业后，我去外国修读政治哲学经济。大学期间有两次工潮，一次是争取改善清洁工待遇、废除外判制，另外是大学教师的退休金改革。我最喜欢的老师搞了为期三星期的“teach out”，即是堵着校门口上课，让对罢工有保留的师生可以用相对温和的方式参与其中。我那时想着清洁工的事，便索性搞个 session，叫清洁工来分享，让同学看见他们，也想促进不同阶级劳工的团结。
所谓的 politics 在你校门前发生了。它很单纯的，你知道公不公道，对还是错。接着你有 moral 的判断，就找些事情去做。那一刻有点从以前的自己解放出来——那个觉得要想清想楚、有理论才可以行动的自己。当地的运动中，有几句口号很常见，比如“No justice， no peace”——你不给我要求的东西，我们就嘈下去。 哇，这么理所当然的？ “搞事”的方式不只是我认识的示威游行、堵路。有次不知道谁带了一套鼓过去政府大楼门口“铿”，全日嘈到仆街，原来这也是 action，你可以自己找件事做。
回香港后，我在一间NGO工作。他们关注劳资矛盾议题，很多论述是从经济方面，谈分配公义、基层关怀。接触后，我觉得香港面对的问题，不单止是政治上的不民主或者公民权益不够，也有社会和经济问题。不过我在这条路摸索一年多后，2019年的香港，回到了最激烈的政治矛盾。
“我很想参与这件事，跟他们找一条‘保持更阔的社经关怀，但可以跟社运合拍’的路，或跟摸索过这条路的人学习。可惜的是，这契机未开始已经结束。”
Sasha（化名）
那时有和2014年不同的自处问题：我要怎样 pitch 社会议题？例如8月有催泪弹打中杨屋道街市，工友要清理，你讲劳工议题吗？可以的，但不会有人理你。我知道社会关怀和政治是环环紧扣，但未梳理得很清晰，也说不出那个关系。之后，很多新工会成立，有的有很强烈的政治诉求，又会 combine 自己的专业，谈职场问题。那时我觉得很厉害，好像见到一个窗口，令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要那么割裂。
我也加入过一个公民团体，但一进去，它就解散了。那时多了年轻同事，他们跟近年社运接近点，可以将较有经验、已发展一套做法的员工“拉前啲”。我很想参与这件事，跟他们找一条“保持更阔的社经关怀，但可以跟社运合拍”的路，或跟摸索过这条路的人学习。可惜的是，这契机未开始已经结束。但我很感恩认识了他们，大家有份天真的傻劲，选了这个地方，“努力冲啲嘢出嚟”。
近几年，我做过仓务员、做铺面，也有在NGO负责短期项目、在大学当研究助理。可能当时未找到最热衷的范畴，或者没一份工做得长，没有机会去浸，找新工作时觉得自己很 unqualified。
另外我也很挣扎：继续做 NGO，还是洗底？最近见工，是一间较保守的团体，大老总面试时，问我会不会跟一个这么温和的团体不合拍？咁样问都唔知佢想点。我尽量厚道地答：“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需要有不同路线、不同策略的团体。何况现在，唔通冲出去死咩（难道冲出去死吗）？” 我未收到 offer，应该是没有了。
我从小到大都是高材生，去外国读书读神科，读这科的人不少会去从政、做官，是一条精英的路。然后，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会搞成这样？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资源和机会？好似没有走一条“顺理成章”的路，“糟蹋”了自己。父母的话，我近年搬出来住，可以不联络就不联络，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工作状态。我母亲跟我讲过：“为什麽你现在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我是不是后悔走这条路呢？不是的。如果要后悔的话，是后悔没有去得更尽。每份工作都可以努力点，或者主动点，做属于自己的 project。我想过当记者，弥补我2014年的不在场，但爆“桥”（采访题目）很辛苦；政党的话，我不相信爬到有权力的位置去改变世界这一套——你只会被世界改变。
“为什么要想清楚才行动？这是我的课题，尤其在这个时势，是要自己创造。”
Sasha（化名）
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想我应该要做什么，才对得起自己和这个地方。但为什么想这么久呢？ 没理由过于受时势影响的。 就是废啰，为什么做不到更多？为什么要人带你占中？为什么要想清楚才行动？这是我的课题，尤其在这个时势，是要自己创造。以前，部分工会聘请员工去组织工友，所有行政跟 casework 掉给这个人，但工友没转化成行动的主体，有事只能向员工求救。现在没资源了，原本被组织的人变得更需要自发行动了。
这也在迫我不要再等，要自己摸索一些方法出来。
与其困在漩涡里，不如 move on
Alice（化名），25岁；十年前15岁，中四学生
我不相信“我们是被时代选中的细路”这些 bullshit。 我们是不幸的人，出生之后，香港好像不停地走下坡。
雨伞前，我不清楚香港的状况。 2014年，我跟一个热衷时事的中学师姐去七一游行，是人生第一次，因为好奇。 原来有人会为一些事，天时暑热走那么久，还带一家大小。 同一年还有刘进图（《明报》前总编辑）遇袭。 香港很安全，为什么一个新闻从业者可以无缘无故被人袭击？社会好像有些问题。
“我一开始只是想去撑场。后来发现大家很和善，我建立了 network 和归属感，觉得自己正在 contribute，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所以不想离开。”
Alice（化名）
928我在做功课，看着TVB的直播，然后我停下来，呆了。 “香港出催泪弹？ 什么是催泪弹？ 我都没听过。” 金钟是商业区，周围都是高楼大厦，突然间一片烟雾弥漫。戴耀廷说占领中环启动时，我不清楚是什么事，只知道有人出来抗争。我觉得我要站在弱势一边，便有动机去了解，后来占领区有公民教室，有人讲解政改、公民抗命。
占领区有很多涂鸦，有自修室，还有派食物的好心姨姨。那里是个很 organised 的“村庄”，每个人都有任务，我在“东防”湾仔那边，占领区的尾端，负责看看会不会有警察冲进来。占领的人会吵架，但是争执完会返回岗位，都几搞笑。我一开始只是想去撑场。后来发现大家很和善，我建立了 network 和归属感，觉得自己正在 contribute，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所以不想离开。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做义工，这么热的天气去“瞓街”，感动了我。
11月30日是星期日，晚上双学升级行动。我没想过要站得前，但人不断迫上来，就会被愈推愈前。我打开雨伞，很怕被喷胡椒喷雾。家人传来长篇讯息叫我回家，我在想着，翌日逃学要被骂了。但我不可以走，因为每天跟你打招呼的人，都可能都在附近某个角落，跟我做着差不多的事。我不想因为恐惧而离开他们。
回校后，老师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好好读书，读完书后，你有能力时，你才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现在会想，到了那个时候，你还会是那个自己吗？会不会已经被社会洗礼，不再是当初坚持政治信念，追求社会公义的自己？
伞后，我加入了学民思潮的“学生支援团”。很白痴，很“中二病”，就是觉得做得不够，要为香港做更多，换个身份摆街站。后来读副学士，我选了跟政治相关的科目，也觉得这一科升上大学的机会大点。学校规定要实习，我便在一个民主派议员的办公室当助理。
第一次尝到催泪弹的滋味是在2019年。我一打开口罩便看到血，喉咙和皮肤似被火烧。我那时在想，2014年失败了，不知道香港几时又会有这么大型的运动，所以我要 involve 更多。十年前我像“黄丝 auntie”，角色是声援，不会思考路向，也不会参与讨论。 但2019年没有 leader，我可以参与讨论。
2019年尾，我成为学生记者，看见以往和我行动的同伴被捕时，我很慌张，又责怪自己：如果没有记者这身份，我会不会救到他？我拍的画面不够外面的记者专业，就觉得自己很废。有些朋友保释后变得孤僻，不想跟你说话，我又觉得我做不到什么。
那时很辛苦，读书、运动、做学生记者做议助、认识的人被捕——这么多东西加起来，压力爆煲时，我尝试过自杀。
我一开始也有去旁听初选案，但之后承受不了，接受精神治疗后慢慢 fade out，再没做关于政治的工作。议助算是我这么多份工作里面最开心的，大家都是年轻人。我很多同学想做公务员，但我不想，去选议员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想过毕业之后会一直当议助。
“我经常自责，想做些事去‘赎罪’，想去照顾被补或还柙中的朋友，但同一时间我很负能量，连自己都 take care 不到。 到了后期我想想，这心态其实很不健康……”
Alice（化名）
Covid 后，我去了一趟旅行，那里没有认识的人，不用经常留意新闻，感觉很舒服，就开始想不如离开香港。我不想去英语系国家，不想见太多香港人，聚会中话题都关于香港，对我的心理创伤和情绪不是好事。但因为想带走我的狗，所以去了加拿大一个冷门的城市。
与其困在漩涡里，不如想方法 move on，然后我可以过生活。起码情绪和健康稳定了，假如有朝一日，这个 community 再需要我时，我准备好我的心理状态或者身体去继续 involve，那不是更好吗？
现在我好多了，远离香港就好很多。2021年“后运动”期间，我经常自责，想做些事去“赎罪”，想去照顾被补或还柙中的朋友，但同一时间我很负能量，连自己都 take care 不到。到了后期我想想，这心态其实很不健康，纯粹整天不开心，又没 output 帮助他们。
以前我整个人的 focus 完全没放在自己身上，我是求求其其（随随便便）毕业的。我 miss 了很多本应要对自己做的事，现在想真真正正 take care 自己：画画、拍照、独处的时间。我相信不少香港人经历过这种状态，我希望跟他们说：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不要迫得自己太紧。
“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不是说我离开了香港，就颠覆过往所坚持的。”
Alice（化名）
最近我住的城市，有警察开枪杀死了一个黑人，有人去抗议，我报名说我可以帮忙做文宣。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不是说我离开了香港，就颠覆过往所坚持的。我因为压力而脱离香港，不是说我放弃了——不过就算参与这么多，我也不觉得自己是加拿大人。奇怪的感觉是，我会跟人说我来自香港，但我对这地方有爱有恨。
如果当年没有参加雨伞，后来的路会怎样？
假若我没有行动，可能又会后悔。这世界有得就有失，我得到启发、遇见生命中重要的人，但也会有不快乐的回忆、精神上的suffering，不能说有没有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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