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按】你哥影視社，是一支完全由素人組成的電影製作團隊，成員包括藝術史研究者廖修慧、建築師田倧源與視覺藝術家蘇育賢。成立於2017年，因為黃春明的小說〈莎喲娜啦・再見〉讀書會而結緣，以台南作為生活與創作的基地，關注當代勞動者的現實處境，利用大量田野調查、讀書會、工作坊及集體敘事等方式生產影像。
今年五月在 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世界首映，並獲得亞洲視野競賽首獎的《公園》（Taman-taman），是你哥影視社出品的最新作品，由公共電視委製和共同出品。影片以台南公園為拍攝場景，描述兩位印尼詩人，夜夜在公園裡相會聊天，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那般，漫談他們白晝的所見所聞，而攝影機則在一旁靜靜地捕捉他們詩意的談話，從中折射、結晶出對於日常生活、未來理想的各種想像。
初春的一日午後，我與你哥影視社的三位成員廖修慧、田倧源、蘇育賢相約台南公園，就正好在他們拍攝《公園》這部電影的那張樹下的石桌，桌上擺了數罐伯朗咖啡EX雙倍濃縮，恰如影片中的場景那般，正當我還在驚訝於「怎麼這麼多罐」時，蘇育賢遞給了我一罐說邊喝邊聊吧，剝地一聲拉開拉環，咕嘟咕嘟灌下幾口。我拿出了包裡在公園入口的便利商店買的啤酒，一夥人就這麼一口雙倍濃縮，一口啤酒地聊了起來。
你哥影視社的成員剛剛結束在橫濱三年展的佈展工作回到台南，該展展出以 2018 年汐止的百位越南籍女工罷工事件為題的作品《宿舍》（Ký Túc Xá），他們在橫濱美術館裡重新搭建「移工宿舍」，並在現場設置多個屏幕，播放當年許多未被剪入《宿舍》的影片片段，那些片段，是你哥在拍攝《宿舍》時累積的影音素材。談到在美術館裡的佈展過程，三位成員眉飛色舞地分享著他們如何在橫濱當地尋找合用的材料裝點「宿舍」，如何在另一個新的空間裡再一次從無到有搭建起「宿舍」，那身體勞動的搭建過程，將他們再次拉回當年的拍片現場。
當時，蘇育賢在社群媒體看到越南女工罷工的直播，他們發現直播裡的女工們幾乎每一位也都拿著手機在直播，「有的女工向大家介紹宿舍裡的空間，透過直播鏡頭介紹、選角度給大家看。每個人想呈現的、想講的事情都不一樣，所以會看到同一事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與辯論的空間。」
他們試圖在這些直播素材上，「還原」出一個移工在宿舍罷工的田野現場。整體形成一個得以在現下回返的，由帶有紀實性質的影音與文字架構起的時空。
田倧源說這些散佈在網路上的直播們，為事件本身提供了不同的敘事角度，而這些直播影片到底在拍些什麼、說些什麼，激起了他們的好奇心。於是，他們將網路上關於此罷工事件的直播通通搜集起來、存檔下載，並將影片整理出事件時間軸，把不同人拍攝的影片時間全部同步，再找來越南語譯者陳氏碧庄將影片裡的談話內容翻譯，甚至是直播下的留言都通通翻譯出來，試圖在這些直播素材上，「還原」出一個移工在宿舍罷工的田野現場。而這個田野現場，甚至是超越宿舍的罷工現場，因為還加上了網路互動留言的「現場」，整體形成一個得以在現下回返的，由帶有紀實性質的影音與文字架構起的時空。
「我們從這些素材了解移工們的宿舍原來是長這樣、為什麼這樣佈置，空間是如何被運用，她們在討論與在意的事情是什麼。每個人對罷工的想像與慾望其實不太一樣。」田倧源說道。
為什麼是工作坊？工作坊如何作為一種創作的工法？
「移工們的生命經驗是我們沒有的。透過工作坊，移工可以大量的參與，不管是美術、空間佈置等，來自不同工廠的工人，大家聚在一起討論為什麼會想要逃跑等等，透過這樣的討論，把聽來的經驗、朋友遇到的經驗，或是自己真正遇到的狀況，融合在一起。」田倧源回憶拍攝《宿舍》的上一部作品《工寮》，是他們初次以工作坊的形式，和移工們一起把電影劇情跟人物捏塑出來的創作計畫，「工作坊具有某種創造性。」他說。
「視覺藝術的存在，很多時候變成藝術家怎麼設計工作坊，設計出可被視覺化的環境，會變得很造型美學。我們想的是將工作坊視為一種工具，而不是最終結果；若工作坊如果不是最終結果，到底可以推進哪些東西？」
你哥影視社對於工作坊做為藝術創作的方法，是帶著批判性的思考作為起點的。蘇育賢提到近幾年當代藝術圈都想做工作坊，他會對於此種潮流般的現象有些遲疑——如果工作坊變成創作標的的話，好像成了藝術創作最終的成果——無論是平行著展覽舉辦工作坊，或是在展覽中以攝影、錄像、出版品的形式展呈工作坊的內容，「視覺藝術的存在，很多時候變成藝術家怎麼設計工作坊，設計出可被視覺化的環境，比如字卡顏色、燈光鏡位等，會變得很造型美學。所以，我們想的是將工作坊視為一種工具，而不是最終結果；若工作坊如果不是最終結果，到底可以推進哪些東西？」
因著拍攝《工寮》的經驗，你哥影視社決定在《宿舍》繼續發展他們覺得有趣，但還來不及在《工寮》中推進與實驗的：關於工作坊做為藝術創作方法的思考與嘗試。於是，他們公開募集數十位成長背景、職業相異的越南女性固定參與工作坊，從觀看罷工直播開始，彼此分享對事件的想法，接著再分組創作情境短劇，每個人輪流擔任導演和演員，由「導演」告訴「其他演員」會發生什麼事、要做些什麼、情節跟衝突點在哪等等。隨著想像情境與模擬演出的工作坊持續發展，你哥影視社的成員也一邊拍攝、收音、紀錄，逐漸將工作坊的現場移入租借來的工廠，開始在廠房裡慢慢長出一些東西。
就這樣和《宿舍》的參與者們花了至少半年，每週舉辦工作坊，一次又一次地討論與模擬，透過個體生命經驗的交流，一邊摸索一邊拍攝紀錄，「多數的對話是即興發揮的，我們同時也觀察每個人的特質，人跟人之間的互動也越來越多層次。」廖修慧回憶當時工作的情境說道，「起初可能是模糊的故事，不太成熟的小劇情，但下一週就會依照這劇情延伸，融合越來越多自己和他人的經驗，故事會越來越成熟。」
「《宿舍》的故事本身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籌備抗爭。整部電影就是在講女工們罷工，需要準備什麼東西、那個過程是什麼。直到這場抗爭發生，就結束了。片子結束在一場抗爭。」
「隨著『搭建、創建』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多，整體就越來越具體，輪廓越來越清楚。」田倧源補充說明。「就像大家在一個空地一起蓋東西，一開始可能有地板、有空床架，然後不時看一下直播感受一下別人怎麼『蓋』，每個人的特質也會浮現出來影響『蓋』的情況，可能越蓋越清楚，但也可能越蓋越歪，我們拍片大概就是這樣的建立過程。」蘇育賢接著比喻。三個人補充對方的內容，相互接話的節奏，也像是一起默契十足地搭建東西，故事逐漸成形。
「《宿舍》的故事本身其實是很簡單的一件事：籌備抗爭。整部電影就是在講女工們罷工，需要準備什麼東西、那個過程是什麼。直到這場抗爭發生，就結束了。片子結束在一場抗爭。」蘇育賢說道，「敘事的大塊結構已經被確定下來。中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它的結局是不會被改變，結局是這樣，所以往那個方向去，只是中間會發生什麼，我們做的其實就是去包含它，讓它發生。」
就此而言，與其說你哥影視社的創作是「還原」事件場景，更多的其實是創造出讓想像力發生的空間，包含在廠房中一起搭建起的移工宿舍，將工廠變成片場，片場又成為宿舍，以此貼近越南女工的生活處境，打造環境，將人事物等要素備齊後放入，任其自由生長，再貼緊著核心，一路收束敘事。「其實我覺得這不是重演。」廖修慧說，「比較像是在新的時空裡長出新東西。」
你哥影視社的三位成員，都不是電影的訓練背景：蘇育賢是視覺藝術家、田倧源是建築師，廖修慧則是藝術史研究者，三個人跟著移工們一起舉辦工作坊、以攝影機紀錄的過程，其實也是他們學習、並逐步建立屬於團隊拍電影的工作方式。
「宿舍」既是片場，又是工廠，一種電影工廠，「大家假日從各不同的工廠來，來到另外一個工廠一起生產東西。」田倧源補充道，「他們也是被付錢來拍電影的。」
嚴格來說，你哥影視社的三位成員，都不是電影的訓練背景：蘇育賢是視覺藝術家、田倧源是建築師，廖修慧則是藝術史研究者，也因此，三個人跟著移工們一起舉辦工作坊、以攝影機紀錄的過程，其實也是他們學習、並逐步建立屬於團隊拍電影的工作方式。
「我們辦工作坊的同時自己也在學怎麼拍片，租借一堆有的沒的器材，各種亂試，比如攝影機上肩啊、錄音要舉boom啊。」
「但因為舉boom手會痠嘛，所以我們可能同個姿勢，比如腳靠著，然後靠著靠著boom就不動了，但是人物的講話聲已經到另一邊去了，boom還不移動。」
「那時候我們知道有一個東西叫腳架，我們會把boom裝在腳架上，很認真收音，但是也沒收到正確的。」三人再度發揮團隊的默契，你一言我一語地故事接龍，廖修慧笑說，「總之有很多白癡的事。」
或許正因為三人沒有太多拍電影的經驗，拍攝者與被攝者都處在一個相對開放、樂於嘗試與分享的放鬆狀態，使得他們的作品（無論是敘事或美學形式）總給人一種相當有機生長的感覺：電影裡的許多細節都是透過工作坊而長成的，而參與工作坊的成員們也會逐漸形塑出自己的狀態，「其實就是兩邊都不成熟，但慢慢地越來越有默契，慢慢地越長越多細節。」田倧源說。
高度勞力密集的工作方法，鯨落，影像工作的食腐者
乍聽之下，你哥的工作方式相當地隨機與隨性，好像只是打開一個場域，讓其中的人事物自然發酵，產生內容。這樣說可能只對了一半，他們的工作方式同時是相當規律與勞力密集的。為了配合外籍移工的假日，他們通常在週末舉辦工作坊，而週間的平日，則是你哥成員們與翻譯密集工作的時刻，他們會將工作坊紀錄拍攝的影音素材全數銜接起來，將影音同步後，再逐句翻譯成中文，上好字幕後歸檔；這一週拍的東西會成為下一個週末舉辦工作坊時的調整基礎。每週都是在「工作坊－拍攝－整理素材－翻譯－上字幕－微調後再舉辦工作坊」這樣的循環中度過，扎扎實實地，累積了相當驚人的影音與文字素材。此種高度勞力密集的翻譯、整理影音檔案，加上工作坊的舉辦與拍攝紀錄的工作方式，乃是你哥獨特的電影創作方法中不可分割的一整套流程，從《工寮》開始嘗試，拍《宿舍》更加確立，因而製作最新長片《公園》時也採取同樣的作法。
「其實越南女工罷工有許多新聞記者報導，但應該沒有人像我們這樣把所有的直播找出來後，逐格翻譯、對照時間，奠基於此創造東西。這其實很像一種生態現象，叫『鯨落』。」
「其實越南女工罷工有許多新聞記者報導，但應該沒有人像我們這樣把所有的直播找出來後，逐格翻譯、對照時間，奠基於此創造東西。這其實很像一種生態現象，叫『鯨落』。」蘇育賢用了一個相當有畫面與動態感的詞彙來形容你哥的工作方法。
鯨落，指的是鯨魚死掉後，龐大的身軀慢慢沉落，會先被上層的大型動物吃幾口，但不可能全部吃完，所以殘餘的部分會繼續沉向海底，慢慢地被底下的動物和食腐生物啃食，可能會一連吃上數個月甚至半年。「我們就像是影像工作的食腐者。當事件的現場被主流媒體處理完後，剩下的許多，就給我們慢慢啃食、細嚼慢嚥。」
如果說，義大利名導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描述剪接室就像一間停屍間，放滿了本該散發活力的影像片段的屍體。那你哥影視社的硬碟裡，可能儲存的就是成員們將那些零碎的「記憶屍體」精心蒐集、整理，悉心處理過後，等待回春、被再次理解、有著炙熱情感的血肉。
「『鯨落』除了餵養食腐者以外，其實也創造海底生態，形成新的環境。所以，我們拍片並不是為了回到過去的經驗而已，而是為了在別人的經驗上，長出自己的經驗。藉由重新進入事件的時刻，生長出屬於自己的細節。」蘇育賢繼續說道，「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知道事後翻譯是件很痛苦的事，但依然要這麼做的理由，因為翻譯的過程就是『鯨落』。當然可以用更聰明的方法：請譯者即時翻譯，當場就能知道更多訊息。但是，如果現場就全部理解時，一定有很多細節會被忽略，而當我們無法即時翻譯時，只能事後看帶子，慢慢觀看已經發生過的事情，可能當下只是在打屁或是一些不經意的東西，後來卻能感受到是有用的，或者是有魅力的。」蘇育賢用一種宛若在描述某個遠古時代失傳已久的魔法的口吻，形容著你哥的工作方法，「好像我們透過事後的翻譯過程，獲得了一種超能力，可以把當下突然定住。」
廖修慧補充道：「這麼做會翻轉當下的認知，因為我們聽不懂那語言，所以現場發生的戲劇性事情，我們只會有個印象，回去翻譯時，口譯才會跟我們說他們在講什麼，所以會產生『延遲』的效果，讓我們重新觀看時發現更多細節，反而是人在現場沒有辦法立刻感知到的。」
整座公園就是一座大片場，一場遊樂園般的夢
「公園有種如夢似幻的氣質，公園很像一個夢，大家來這裡一起做夢。夢的虛構氣質就很像這座公園。」週一到週五移工們要工作，那是最真實不過的現實，但週末可以到公園裡聊天、忘記平常的苦悶。
回到你哥影視社出品的最新作品《公園》。雖然創作的核心概念來自導演蘇育賢，但仍是三人以慣有的工作方法一起完成的電影。聊到拍攝《公園》的起心動念，「拍《宿舍》實在太累了！」廖修慧說道，當初只想著下一個拍片計畫不要再搭景，三人聊著聊著就聊到，那不然就在台南公園拍片，現成而且熟悉，由於先前拍攝《工寮》和《宿舍》時，都是在曾經在公園裡找演員、翻譯，在公園裡遇到一群群不同的人，田野調查的工作也是從台南公園開始的，「整座公園就像一個片場。於是，我跟修修開始在公園裡收集故事，收集大家對公園的想法。」田倧源補充道，「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問移工們對台南公園有什麼印象深刻或有趣的地方時，他們都會說沒有。他們來這裡就是為了和朋友相處，為了忘記週間的工作，所以完全不在意周邊的景色，也不想討論平日發生的事，他們聚在公園是想一起忘記一些東西，單純把握時間聚在一起，在這裡一直待到太陽西下，每個人再各自回家。」
這種「暫時在這裡」與「單純把握在公園裡相聚的時光」的想法，深深吸引著你哥影視社，「公園有種如夢似幻的氣質」蘇育賢說，「公園很像一個夢，大家來這裡一起做夢。夢的虛構氣質就很像這座公園。」
週一到週五移工們要工作，那是最真實不過的現實，但週末可以到公園裡聊天、忘記平常的苦悶。於是，你哥最初始的腳本概念很單純：這部電影是公園裡的移工執行出來的，以及有羅曼史的成分，「畢竟這裡是很多移工朋友談戀愛的地方，大家會在這裡唱歌、聊天、談戀愛，一起做夢，從孤立的現實到共同的虛構，這樣的一個過程。所以想掌握公園的這種氣質。」
「雖然後來拍出來的，跟腳本長得完全不一樣！」蘇育賢笑說，「但我們很清楚知道，要用詩這種可以很抽象的文體，達到如夢般的狀態。我們需有個角色來做這件事。」於是，你哥在公園裡張貼海報徵求會書寫詩歌的印尼朋友，也請經營社群的印尼口譯協助徵人，吸引不少移工朋友帶著自己寫的詩作來面試，你哥就在台南公園裡辦了一場「詩歌分享會」，彼此分享故事和寫作，有愛情故事、離婚經驗、成長經驗等等；而你哥的攝影機也已經在一旁拍攝紀錄了起來。
「第一次他們聊了一個多小時吧，我們坐在旁邊聽他們聊天，那種狀態很吸引我。」蘇育賢描述著電影中兩位主角參與工作坊的過程，他們是在台灣唸書的印尼留學生，在一系列的工作坊中，兩位演員的任務是假日的白天在公園裡觀察印尼移工，記錄，轉化成詩，晚上大家再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詩。兩位演員第一次的聊天內容，幾乎構成整部電影的骨幹，甚至是他們當時對你哥拍攝計畫的疑問，也成為了電影的一部分。
《公園》從本來是兩位印尼詩人的暗夜促膝長談，到後來成為故事說不盡、人人都可來的廣播電台，這種打開話語權，透過反覆地聆聽與述說，讓電影創作成為一說與聽故事的途徑，從日常生活的積累淬鍊出肥沃的養分。
電影的劇情，貼合著兩位演員的日常觀察與工作坊讀詩的分享而展開。同時，也因著團隊成員對台南公園裡的各種觀察而發展。比如在夜晚中發光充當成廣播室的警衛室、公園邊上那座沒有雕像的台座，兩位演員討論著可以在那台座放什麼，包括演員之一即將要離開台灣的事實，也成為你哥放入電影裡的劇情，甚至改寫了電影的結局。又比如在拍攝現場，為了收音清楚，所以在兩位演員之間會放一台錄音機，本來是非常功能性的收音，但拍著拍著那錄音機甚至成為一個角色，存在感很強。你哥索性安排一場戲要去拿回遺忘的麥克風。
聲音，是《公園》這部作品相當重要的角色。在台南長大的蘇育賢回憶小時候常來公園玩，讀美術班時也在這裡參加寫生比賽，「我記得公園裡會放音樂，會有聲音在對人講話，例如廣播會說幾點來領畫紙，幾點交畫紙，我們會注意到公園裡那些年久失修的石頭造型喇叭，就是源自這種很有趣的感覺——公園好像有某個可以講話的東西。」
也因此，在電影中警衛亭成為廣播電台、演員帶著走的收音麥克風、發出聲響的石頭喇叭，還有許許多多在公園裡的自然與人為的聲響，都成為《公園》的重要角色，如何凸顯出「聲音的視點」，成為你哥在創作本片時很關鍵的思索，「公園是很安靜的，但是又有其他細微的聲音，有其他的生物與物質，要很小心的去設計這些若有似無的聲音，一點一點，就像是個生態圈，本來就會有一些小小的狀態。要做得很小。」田倧源補充道。
《公園》從本來是兩位印尼詩人的暗夜促膝長談，到後來成為故事說不盡、人人都可來的廣播電台，這種打開話語權，透過反覆地聆聽與述說，讓電影創作成為一說與聽故事的途徑，從日常生活的積累淬鍊出肥沃的養分，讓移工與移民們的聲音不是一個個孤立的真實，而是得以引發共感的文體。
你哥影視社透過「素人式」的電影製作，視翻譯所必須之字裡行間的縫隙為停頓式的觀看，以此跨越語言的障礙與時空隔閡，不忌諱素人於拍片過程中的穿幫與揭露拍攝現場，反轉後設為自然景觀，體現共作得以拆解影像生產的政治性，令詩性的體裁發揮更大的想像空間，編織敘事，成一共同的、夢境般的，屬於當代電影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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