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運及聲援運動,自今年5月開始醞釀,但到8月24日,行動遭警方清場,公安在北京、惠州共抓捕50人。當晚,內地官方媒體「新華社」及(隸屬廣東省委的報業集團)《南方日報》旗下的《南方都市報》,分別發布「維權事件的背後」及「維權事件調查」兩篇報導,為事件定性,稱佳士工人的維權行動是「尋釁滋事」,並受「境外勢力」煽動和組織。
長期研究中國勞工狀況的香港學者、社會學家潘毅一直關注事件,她曾發起「全球學者」公開信、徵集學界連署支持。與端傳媒記者談到這次工運,潘毅特別強調,工人訴求合理、抗爭「主體性」突出、「新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已然釋放出「成熟」的信號。她呼籲官方轉變思維,正視工人主體意識的增強,解決勞資問題中的長期矛盾。
潘毅對聲援工人的「左翼青年」持讚賞態度,感慨他們勇氣過人。她希望大眾能理解運動的抗爭形式,並試圖釐清運動中各種力量、思潮的結合。在訪談中,潘毅總是強調「工人」才是主角,對於外界廣泛關心的、運動中出現毛澤東像、毛派語言等現象,她不十分在乎:「學生用的語言確實比較舊,像『人民民主專政』,但他們是指資產階級對『我們』專政,『我們』要反這個專政⋯⋯我覺得不需要太糾結於這些詞彙問題,根本不是這些問題。這件事,最終還是工人的問題。」
而歸根究柢,促成潘毅一直以來的學術旨趣、研究熱情,讓她把自己與勞工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這樣一個理念:「社會主義」是去摸索如何跨越「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實踐,「資本主義」解決不了的問題,要由「社會主義」來解決。
下文為端傳媒記者對潘毅專訪的文字整理。
端=端傳媒,潘=潘毅
始末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17日,拘捕了30個人,包括1個學生。這就激發了在坪山區「社區中心」進行暑假實習的(北大)學生。聽到這個消息,就都衝出去了。
端:妳經常強調運動開始的一個特徵,就是工人要求「自籌建工會」。先來看一個基本的問題,佳士工人遇到了什麼事?工廠的基層工會目前是怎樣一個存在狀況?
潘:「佳士科技」是深交所上市公司,它的老闆潘磊是深圳人大代表。據我的了解,這家廠一直都沒有工會。以我的調查研究經驗來看,一般大的企業,比較正規的企業,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有工會了。就連「富士康」都有工會。
端:富士康是廠方背景的工會。
潘:對,但佳士連廠方背景的工會都沒有⋯⋯根據工人自己寫出來、講出來的(工運)原因呢,其實也是和我研究過的工廠相吻合的:加班加得太厲害,加班工資的計算不清不楚⋯⋯這家廠還更加嚴重一些,它有「18禁」,全面規範了工人的行為,連怎麼上廁所都規定了。
在90年代中期的工廠,這類「18禁」是比較普遍的,但到了現在基本上是見不到這樣的東西。「18禁」也是工人早期吵得最厲害的地方,因為違反每一條規定廠方都要罰款,每罰款都是一兩百元(人民幣)。其實這種罰款的行為,真的是90年代中後期才會出現的,2000年之後基本上很多廠都取消了。
另一個讓工人不滿的是,星期六、日本來會有一天放假,工廠卻叫工人去徒步,好建設「公司精神」。那工人就會覺得很辛苦,怎麼休息日都不讓休息、不讓洗衣服?所以(矛盾)是一連串的問題累積起來的。
端:「獨立工會」和「自籌建工會」怎麼區分?
潘:「自籌建工會」是要求在《工會法》之下建立工會,是在《工會法》的指導之下的。我想再澄清一下,佳士工友及支持他們的學生、及其他工友,從來沒有要求過組建「獨立工會」。5月的時候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公司違反勞動法律法規(註:依中國大陸《工會法》規定,坪山區總工會為佳士公司的上級工會),他們是去了坪山區總工會之後,區工會同意他們回廠籌建工會,因此工友準備爭取一個工人的組織。
其實去找總工會申請的時候還只有幾個工人,按照程序,在得到區工會的批准之後,他們就回廠籌備、成立了籌備小組。到這個時候,他們的程序也才走了一半。繼續走下去,籌備小組是需要在工廠裏進行一個選舉的,選舉之後才能正式成立工會。可是還沒走到這一步,佳士工友就被打壓下去了。
工廠想撇開這班帶頭工人,就開始調走像劉鵬華、米久平、余浚聪這些積極分子。調到其他崗位,還有不讓加班,再後來還開除工人。
你知道,工作滿8小時,工人拿的是深圳的最低工資,兩千多元,要靠不斷加班才能拿到三四千,那你不給他加班,就是逼他沒有辦法生存。工人就去投訴,工廠的態度就變得惡劣,出動保安去打人,工人就去報警。但工廠也去報警,報了好幾次,警察也覺得煩了,就捉人。
最激化矛盾的就是7月17日,拘捕了30個人,包括1個學生。這就激發了在坪山區「社區中心」進行暑假實習的(北大)學生。正好是暑假期間,學生行動比較自由,聽到這個消息,就都衝出去了。
端:新華社的報導裏提到一個「佳士工會」,說8月1日組建了工會籌備組,8月20號就開了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這是怎麼回事?
潘:這就是廠方工會。為了在事情出來之後,很快告訴別人我(工廠)是有做事的。但為什麼這間工廠成立十多年,現在才有這個工會,而且是在事情鬧大之後,這麼多工人被捕、學生出來支援的情況下,才突然出來宣布說成立了一個工會?
端:廠方工會成立後,工人最初的訴求,有全部或者部分地實現嗎?
潘:其實我們現在是不清楚的,我們在「盒子」之外,(除了官媒記者)還沒有人能去對這間工廠進行全面調查。其實我也是很呼籲有關方面去做調查的,看看佳士的「18禁」改了嗎?有沒有增加工資福利?
端:全廠工人959人,有89人回應了建立工會的倡議,這個人數只佔全廠的不足10%,能有代表性嗎?
潘:這是兩個概念。89個人,是籌建小組回工廠之後做了摸底調研,得到89個人的簽名支持,而在籌備工會的條例中,並沒有寫要多少比例人數同意才算是足夠(進行接下來的籌備工作)的。
另外,起初這89個回應的人,與最終可以參與選舉的人是兩碼事。選舉是全廠工人都要參與的,這個比例就不止10%了。至於要多少比例能成立工會,這個比例是指「工會會員大會」,還是「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其實《工會法》也是沒有規定的。你們看看《工會法》第二章有關「工會組織」的規定就知道了。
端:這本來是一個工人行動,學生是怎麼參與進來的?工人與學生各自是怎樣一個角色?
潘:一開始是工人要求解決工廠裏的勞動問題、要求成立工會,也與附近工廠的工人有串連,得到他們的支援,不是佳士工人自己在處理。
學生參與是在網上看到工人被打之後有的反應。因為他們在這個地區實習,所以對當地情況能夠迅速了解。他們也知道當地工會沒什麼作為,從他們的立場來說,也不滿工人要成立工會卻被打。所以學生就衝出來了,衝出來之後又被捕,這就激發了更多人要衝出來。
整個(中國的)經濟正在下滑,現在又是中美貿易戰。在前線的工人首當其衝,最先感受到壓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發出來的。
端:以這次事件為例,在政府的應對方面,習時期與胡溫時期相比,有沒有什麼變化?
潘:我覺得沒有,每逢發生問題,政府都是在說「境外勢力」「美國資金」,然後與媒體打配合。可是受西方影響的是自由主義思想啊,(自由主義)被政府堆砌為與海外有關,可能也比較難「脫身」;而這次工運的好處就是,這群工人、學生真的沒可能與「境外勢力」扯上關係,工人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學生真的是馬克思思想來的。
以我的理解,區工會也好,地方政府或者警察也好,應該先處理廠內的違規行為,然後按程序成立工會,而不是這樣激化矛盾。政府的應對方式沒什麼變化,但我覺得更加無效了。思維模式真的很需要改變,這樣的打壓是沒有辦法處理核心問題的。
工人「主體性」
端:工人維權並不少,為什麼這一次能引發那麼大的反響?與工人的生存狀況有關係嗎?
潘:這個確實需要一些深入的社會分析。我認為事件能有這樣的升級,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條是歷史的線,一條是當代的線。
當代呢,就是在這40年的改革開放之下,尤其是在深圳、珠三角地區,勞資問題累積了40年之後,其實也是去到一個臨界點。以前這些矛盾可以被遮掩或者被處理,是因為經濟還在高速發展,雖然大家做得很辛苦,但工資每年都有些增長。然而根據我的研究,過去3、4年,深圳的(工人)工資基本停止增長了。(編按:參見潘毅2016年著作《Migrant Labor in China》)另外今年對工友還有一個壓力,就是租屋問題。在深圳,萬科這樣的大地產在城中村做升級改造,租金升了好幾倍。對中產來說,這個壓力可能可以承受,但對於城中村裏的租戶來說,租金從三年前300元,到去年600元,到今年引入大的房地產資本,升到1200元,一個月只有3、4千工資的工友較難承受。
這也不是工廠有意苛待他們,而是整個(中國的)經濟正在下滑,現在又是中美貿易戰,出口碰到瓶頸,所以經濟是進入到一個停滯期了。在前線的工人首當其衝,最先感受到壓力,所以矛盾是很容易被激發出來的。工資又不升,租金也貴了,工廠還對人有那麼多無理要求,還要罰錢,矛盾的爆發就可能發生在這些細節點。
再就是整個廣東省的工人,打工史已經有30多年了,我常常強調,「工人階級」已經形成了,無論是人數、工人結構還是「主體性」,都形成了,會有比較強烈的工人意識——「我」作為一個工人,有一定的專業、追求、訴求,訴求也是合理的;以往廠方習慣欺負「我」,但現在「我」敢say NO。這是一個歷史進程。在我研究的這些年,90年代前期、中期工人工作十幾個小時,7天沒有休息,當時他們的行動是少一點的。他們的不滿,只能通過「尖叫」(編按:參見潘毅1999年論文)這種身體的痛楚去宣洩。到了2000年,(工人)已經開始有行動。到了2010年,又是另外一個點,就是富士康工人大批自殺,以及本田工人的罷工,都是「極端」行為來的,都是對現實的反抗。
從2010年到現在,過了8年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這8年中,勞動補償情況改善了多少?結果是我沒看到多少。
最簡單的數字就是,每年都會出一份《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國家)統計局出的,裏面都會寫社保率是多少、勞動合同率是多少,但2017年的這份沒有寫。這五六年,這個數字(勞動合同率)都是30多個百分比。你想,第一個《勞動合同法》是1995年出台的,當時企業都當它透明,大部分是不執行的,08年政府出台新法,要求工廠請人一個月之後就要簽署勞動合同了。工人沒有一紙合同的話,就什麼都做不到,想追社保也追不到。(勞動合同)是工人最基本最基本的保障。但去到2018年,最新的數據(編按:翻查文件,為上文所注2016年數據)仍然只有30多個百分比,每年都只增加一點點,這是完全不合理的。上了合同才能上社保,只有百分之30多的勞動合同率,其中能上社保的就更少,只能有10多個百分比,不超過20%。所以這個勞動條件是沒有改善的。
工人會對這種現實產生經驗,經驗又會累積到第二代,現在工人第三代都快出來了。這種經驗累積以及對勞動過程的熟悉,都能讓他們累積出自己的力量。這是他們的基本訴求,漸漸的他也就知道怎樣「出招」才能「逼迫」廠方讓步。一個成熟的工人階級,是能掌握到勞動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從而轉變為自己的工人力量,在一定情況下就會去爭取。工會就是其中最合理的一步。
端:你把這種工人力量的累積和轉變稱為工人的「主體性」。「主體性」怎麼來的?你用哪些「標準」衡量「主體性」?
潘:我自己的理解是,「主體性」的出現是和結構性因素有關的。2004及2005年,中國的勞動力進入短缺(shortage)狀態——沒有「年輕工人」。在90年代中期,「年輕工人」指的是16歲-25歲;到了2000年,變成16歲-30歲。有些人問為什麼要這麼「年輕」的工人呢?40歲不是也能工作嗎?問的人是不了解工廠工作的強度。工人通常1個月上白班,1個月上晚班,做再輕的工作也對身體有損耗,休息也很差,精神狀態會不好,造成工傷頻密。像三星那樣的廠,4天就會輪班,更難捱,所以需要「年輕」人。這種人力缺失在製造業比較嚴重。
女工早期還留在工廠,後來服務業發達了,商店、餐廳、酒樓都需要她們,所以女工被進一步分流到服務業,(勞動力)就更加短缺了。這個情況是會產生一種力量給工人的,感覺自己很「矜貴」、很「缺乏」,這是由「市場需求」導致的「結構性力量」的累積。
第二個我會說「主體性」的經驗,是每十年下來累積的抗爭的經驗,這些經驗最主要的傳播途徑,就是每年春節返鄉人們之間的交流,他們互相之間會對比(打工情況),也會分享「抗爭」經驗。所以現在不知道「勞動合同」「社保」、不知道怎麼計算最低工資、怎麼加班的工友比較少了,勞動知識的增長也幫助了「主體性」的建立。
我覺得現在的工人的壓力,在城市裏生活,不是僅僅在工廠有壓力。要知道,還會有小孩子讀書的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除了經濟層面的訴求外,陸陸續續他們已經知道去追求社會層面的訴求,進一步的就是政治訴求,要求有自己的合法組織。我認為整體中國工人,「新工人階級」的形成及成熟,可以大致看經濟、社會、政治這三個面向。這也是一直積累下來、一直進步的。
「主體性」行動的判斷標準, 比如,「防衛性」的行動升級到「進取性」的行動。防衛性的行動,舉個例子,工友的手指(被機器)截斷了四支,就要求賠償;進取性的,就比如主動要求成立工會(維護權益)。又比如假如工人工資達不到最低水平,通過法律途徑要求廠方達到最低水準,這也是防衛性的;而進取性的行動,是覺得三千多元的工資也不夠生活,工人主動要求廠方漲薪。
端:那佳士工人呢?他們的「主體性」成熟了麼?
潘:我覺得(佳士)工人的表現是比較成熟的。「成熟」的表現是,堅持在《工會法》之下成立工會。像《南方都市報》說工人想成立「獨立工會」,這是完全沒有證據的。他們成熟就成熟在,很清楚一定要在《工會法》下成立,並且一定要得到上級,也就是區工會的同意。所以他們每一個籌組過程都是拿著工會法的,據我所知是這樣,不是只在說要「搞工會」但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第二個成熟點是他們「不怕」。往常,廠方和警方去打壓工人,給他們定「鬧事」的罪名,一般情況下,工人們就會鳥獸散了;甚至以前的研究看到,工廠會挑撥離間,比如對一個工人說已經讓另一個工人做工會主席,並且已經給了十萬塊,那工人內部就會先亂了。從資方的角度看,就是千方百計要去摁滅工人工會的苗頭,什麼分化手法都會有,很多時候就是抹黑工人、打壓工人。而這一批(佳士)工人就體現出「不怕」也「不相信」資方抹黑。帶頭的積極分子也不怕恐嚇、被打,被捕,這幾件事都體現出他們與以前的工人相比有很大的進步。
不過他們也不是第一批這樣的工人,過去五六年每年都會有這樣的案例。有的爭取到,有的爭取不到。
我覺得這班(佳士)工人的表現是比較成熟的。「成熟」的表現是,堅持在《工會法》之下成立工會。……第二個成熟點是他們「不怕」。
左翼思潮
端:為什麼北大學生會這麼關注坪山?同時也有人說學生包辦了工人運動,削弱了工人的主體性。您對此有什麼回應?
潘:主要是因為他們下來在坪山區的社區中心實習,這是個工業區,實習是成立了兩三年的項目。「學生包辦運動」,我覺得這是媒體和外界造成的印象。
學生的目標很清楚,他們每天都在要求「釋放工人」「復工」和「要求組建工會」,但後來媒體的興趣點都轉移到了學生身上,我這幾天接受採訪都會有這種感受:媒體對「工人」沒什麼興趣。我對(你提的)這個說法不是很認同,除非學生是在要求「非工人」的議題,像89六四那樣要求民主、要求反腐敗、要求進一步改革那樣,但這班學生都是在要求和「工人」有關的議題,是勞動問題、不公義問題。其實每次記者問他們,他們也是這麼回答的。
我也看到後來,學生一呼籲,民間的左派就拿了不少毛選過去,也出現了一種聲音說毛派綁架了運動。我覺得這種也是過度解讀。
端:但是人們對舉著毛像扛著紅旗很敏感。
潘:當然,人們也會因為他們拿著毛澤東的書和照片而感到擔憂。但是我也想解釋的是,在「網上呼籲」的情況下,其實很多勞工研究的學者、NGO都不敢到現場支援他們,(去支援的)就是一些「下工工人」(下崗工人)和「老幹部」,這兩種人在中國確實是毛派。
「下工工人」在2000年整個下工潮中經歷過很多困頓,尤其是越早下工的人,生活補助越低,他們懷念舊時代,覺得以前(毛時代)好現在(改革開放)不好,所以是毛派;「老幹部」就不是為自己,而是看到(今昔)有分別,覺得以前的年代是在為貧苦大眾,覺得如果真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應該出現目前這樣的三座大山(醫療、教育、養老)的。(社會上看到的)就是這樣一些左翼力量。
學生承繼了這些歷史,但和這些老人家又有不同,他們有更多國際視野,也明白社會主義要是缺乏民主,就不會成功,而「民主」是解決「官僚」、解決整個「工業化」的最主要的動力和方法,學生其實是明白的。外界擔心他們好像要「復辟專政」,搞得很恐懼,但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學生用的語言確實比較舊,像「人民民主專政」這種,他們的用法是指資產階級對「我們」專政,「我們」要反這個專政,是這個意思。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太糾結於這些詞彙問題,根本不是這些問題,(事情)還是工人的問題。
端:學生這次這麼積極,除了和暑假有關,是否也反應了一些當下思潮上的變化?
潘:我覺得所有社會矛盾比較激烈的地方,都會出現比較左翼的思潮。其實也不止中國,比如法國也有,還有美國的「佔領華爾街」,當時的口號是「1% VS 99%」,是一個非常左翼的口號,直接挑戰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平,是階級問題。只不過當時美國的媒體沒有興趣報導。
中國的年輕人對於「市場經濟社會」也是有看法的,覺得有問題,比如為什麼那麼多老人家看不了病、人們生活壓力大、年輕人讀了好的學校出來前途也沒有很光明,社會的晉升(上流)途徑基本都固化了。而進一步的市場化又會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教育的分化,那些從農村出來的大學生是會反省這些問題的。另外國內的住房及醫療問題也激發了左翼思潮。
我覺得這批學生稱得上是中國最有理想的人,他們尋求的是一個社會改革,覺得現在這套社會制度處理不了問題。那他們也有兩個參考點,一個是參考歷史,中國有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雖然他們沒有在那個時代生活過,但通過學習、閱讀,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去探索一套跨越「資本主義」的東西。中國付出了這個革命的代價,但為什麼失敗了、成果都不見了,他們會去反思這個東西。
這幾年官方也讓學生學習「馬克思理論」,但學習馬克思有很多種方法,而官方的口號是沒有辦法滿足這批學生的。學生去讀原著,去看《資本論》、《共產黨宣言》,這些經典一經研讀,就發現現實離理論很遠,所以他們想去實踐,相信「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理論」是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一個可行思路。馬克思的理論是真的有行動力、改造力的,不是讀完之後就「和諧社會」了,學生們是熟讀這些理論的。他們有了這個信仰,又在暑假來到深圳實習,找到了理論與現實的交匯點。他們可以說是馬克思最「中國特色」的結合,結合出了行動力、改造力。
其實他們是挑戰的,他們是不怕的,他們和每天喊「反黨反政府」卻「害怕」的人不同。
端:但他們的抗爭形式在觀感上是否會顯得「國家主義」?
潘:其實他們是挑戰的,他們是不怕的,他們和每天喊「反黨反政府」卻「害怕」的人不同。我覺得行動力要超越口號吧。他們是一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要求的是一個真正的、廉潔的、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在中國行動,你也沒可能要求他們喊出那些(反黨反政府)口號,也是不可行的。
端:因為像岳昕8月19日遞信給習近平,可能外面人會覺得有些奇怪,不明白這到底是信仰還是策略。
潘:我覺得兩者都有,兩者都有。而且你要想,你指責那些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是在國內的抗爭,假如是你,寫信要怎麼寫?其實以前要求我們要求《勞動合同法》的時候,我們寫信給中央,也是這麼寫的。因為他們現在不是在「推牆」,不是西方媒體說的「推牆」,而是要改革勞資問題、改變社會。
端:我們以上所說的「學生」主要屬於為工人聲援的「聲援團」,那除了「聲援團」以外,其餘的無論是在現場還是網上支持運動的左翼力量還有不同的立場,比如馬克思、(新老)毛派、托派等,另外也有自由派。他們對運動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分歧,你怎麼看待這些分歧?
潘:我覺得是正常的,一個改變中的社會,會有不同的社會主體,對實踐「社會主義」也有不同的方法,不同方法和理念的人用各自的方式去支援,也是正常的。至於「新毛左」和「老毛左」的差異,我沒有很研究,我的理解就是之前說的學生與「下工工人」和「老幹部」的分別。前者多一些馬克思主義,後者多一些毛派。我只理解到這一步。
我覺得這些標籤不是那麼重要。記者總是抓著這些問學生,問學生信不信仰「毛思想」。可是你想,信仰「毛思想」的人來支持我(學生),難道我說我不信嗎?對嗎?而且你想想全中國是哪些人去到現場支持他們?什麼人來到現場,學生就和什麼力量結合咯。
當然我也不能說他們沒有一個人信仰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思想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這是(工運)「正當性」最高的地方。不過我也不想(把這種說法)拔得太高,這對學生也未必有好處。他們只是要求「釋放工人」而已。
端:有這些分歧在,運動還是否是團結的?運動走向會如何?
潘:我覺得雖然這次官方是以一個「清場」的形式來處理的,雖然短期能把這些聲音壓下去,但長期的社會矛盾還是存在的。長期的左翼思潮的「轉向」是一個趨勢。除非你解決了所有社會問題,否則的話,中國的左翼青年的力量是會比其他國家要強大的。這是我的判斷。
主要別的國家沒有歷史經驗,歷史遺產比較少,而中國由於有豐富的革命歷史,當代也在不斷宣傳。
「社會主義」確實是去摸索如何超越「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理想的人一定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所以我的評估是左翼文化、左翼思想、左翼青年,以及行動力,是會一步一步發展出來的。這四五年來左翼青年的人數不斷增長,開始關心一些國企工人問題、勞工問題、建築工人、富士康、塵肺病,每一件事都是累積來的。累積到有一批學生認為這是使命,讓他們想要解決一些勞動、勞資問題,甚至去摸索、追求有沒有一種制度,可以讓每個人都是「參與者」。
包括我自己也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只有你的勞動力和我有關係,至於其他的東西,你住哪裏,你有沒有飯吃,與我無關;而社會主義制度是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我不想美化過去,過去有很多不足,推行過程中也出了很多問題,但那些正正是「民主實踐」的問題。學生們在思考的,也是我和你分享的同一個問題。
端:你是相信社會主義的,為什麼?
潘: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仰者,因為我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底下,有太多的社會不公平的地方,工人的基本權益往往得不到保障,所以我一直在探索一種能超越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我自己的學術研究也會比較是在探索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者可以這樣說,其實馬克思的理論一方面是對資本主義有一個比較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是馬克思的理論是在探索社會未來的一種出路。
如果我们来谈论一个有法治、有宪政、有权利、有私产、有自由、有财富保障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吗?如果是这样,就要放下苏俄和中共的社会主义,回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框架或范式中了。
另外,除非工人在这起事件中有主导性地位,否则,工人并不是这起事件的主体。客体向主体提出要求,主体视乎情况响应客体的要求。又或,主体向客体提出要求,客体不得不满足主体的要求。
很务实的研究观点。非常佩服这些学生。把事情拔太高,有时候会无助于工人主体问题的解决。
楼上诸位,有理想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在中文语境中,不是特别适宜把这种美好理想叫社会主义并和资本主义对立。一是苏式共产主义的理想已经被证明破产,社会主义在中国造成了20世纪最可怕的人间灾难。二是当今社会主义的定义被中共所垄断,坚持社会主义不免变成坚持当今的权贵资本主义,并打压如佳士科技的真左派。三是100年来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说明,只有在有法治和宪政,有权利和私有财产保障的国家,才有自由和财富,才有美好的生活。所以,空谈一个社会主义名词没多大意思。
如果中國可以成為第一個以社會主義跨越資本主義的國家,我真的會以身為中國人十分自豪。
簡單來說,共產黨眼中只有9000萬黨員是人,其餘13億人民是奴隸。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不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嘛,现在的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欧洲。
对于潘毅来说 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之上的一种理想 相信一种理想的原因在于现实仍然存在问题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的终点
回應阿拉比,「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聖經希伯來書11章1節
人類社會之所以不段推陳出新,就是有理想的人都不願固步自封,寧願在跌跌撞撞中向著難測的未來一步步邁進。世上沒有任何一個信仰比相信資本主義更加著迷。但這個信仰旨在告訴我們一路要相信叢林法則,人要與禽獸無異,弱肉強食。但明明人與禽獸是有很大區別的。人懂分別善惡,而且創造力非常高超。
雖然我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否資本主義的另一條出路,但我肯定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都不是只可以二擇一的選項。我更期待有另一個選擇,不只著眼於眼前的限制而一定要二擇其一。就算不是二擇其一,但如果只可以在一箱爛蘋果中選一個不太爛的,那對我們人類(而非禽獸)是非常可悲的!
我实在无法想象如何能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模式?事实正好相反,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名义,佳士科技事件相关的工人、学生都已经被打为敌对势力。我很好奇,这些学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从何而来。
为啥我看到的不是简体中文?
真抱歉!技術失誤,已經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