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覺得對於詩人來說，只有完整的引用和朗讀才最能呈現對句子的尊重，故此篇悼念文會大量引用並翻譯bell hooks的原文。bell hooks 本名Gloria Jean Watkins，用此筆名是為了紀念叫Bell Hooks的直言不諱的祖母。小寫名字可以把自己和祖母區分開來，也是為了讓人們把注意力放在作品而不是個人身上。對女權主義者來說，最好的紀念不是一種個人崇拜的宣揚，而是繼續去堅持她們在女權道路上的實踐和反思。因此本文不會聚焦在她的人生故事上，而會盡可能多的覆蓋她的理念。bell hooks, 感謝你給世界帶來的觸動。
注意，這裏的用詞是觸動。因為與其他許多稱之為「主義」的理論不同，女權主義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啟蒙，而是一種生命的體驗。那麼，女權主義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革命，不僅僅是「也可以」
對於bell hooks來說，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邏輯正是建立在種族、經濟的種種特權之上的。
直觀上我們總是把女權主義理解成一種「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 他可以從政掌權，她也可以。他可以經商致富，她也可以。 後來她變成了Ta，貌似囊括了更多性別多元的主體。但對於bell hooks來說，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邏輯正是建立在種族、經濟的種種特權之上的。然而對於中心的仰望總是伴隨着對邊緣的暴力。所以對所有人都受用的女權（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是永遠站在邊緣的（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女權主義是一場結束性別主義（sexism）、性別剝削和壓迫的運動。」bell hooks是這樣定義女權主義的。所以在她看來，女權主義不是「公平」的追求特權的平等，也不是厭惡某一種群體，而是與產生制度性壓迫和歧視的體制抗爭的運動。她所倡導的革命式女權（revolutionary feminism）不僅要終結性別主義，也要終結種族主義、階級特權和帝國主義。也正因如此，hooks大聲批判一切不反思自己的中心性和優越性的運動。
對於白人中心主義的女權主義運動，hooks問道：難道我不是一個女人嗎？（Ain’t I a woman） 黑人的主體性在白人中心主義的女權運動裏要如何擱置呢？七八十年代的女權主義運動有兩種方向：第一種強調女性和男性應該同樣享有政治經濟權利，即「也可以」的邏輯。但當白人女性運動家在爭取女性權益的時候，是誰在洗衣服、做飯、擦地板？而像是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奧秘））的作者）那樣過分把重點放在家務事上，恰恰又是一種白人中產的假設。不是每個女人都會進入中產的家庭成為家庭主婦；不是每個女人成家了以後丈夫都有足夠的工資養活一家幾口；也不是所有女人都會成家。而hooks關心的，正是這些其他女性。
對於黑人解放運動，hooks也一針見血的指出黑人解放運動仍然是建立在父權結構之上並鞏固父權結構的，其首要目標是為了讓黑人男性可以獲得跟白人相似的權利，並說上那句「我也可以」。但是一個群體的「也可以」卻總是建立在剝削另一個群體之上。在黑人解放運動中，女性仍在持續的被剝削和物化。
「如果女權主義者去對比白人女性和黑人的地位，更準確的說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地位的話，我們會清晰的看到這兩個群體受到的壓迫是大同小異的。但在一個性別和種族的雙重帝國主義壓迫的社會中，我們時常看不清女性在性別主義和奴隸在種族主義下的壓迫的相似性。一個性別上處於劣勢的女人，可以因為種族而處於優勢地位，就算是對另一個種族的男人來說也是一樣的。」「所以說這樣不考慮黑人女性處境的女權主義運動不會給女性帶來解放，而只會給部分女性權力去做一個代理男性。這樣的女性運動提供了一個表達對男性憤怒、嫉妒和失望的平台，讓那些幾乎沒有什麼共性的女性也可以在一起抒發對男性的負面情緒。」
hooks系統地說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壓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對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論其本質，我們都是慕強體制的受害者。
這也引向了當時主流的另一種女權主義。它過度強調男女之間的區別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然而這樣的敵我分明，一是會讓女性內部屬於更邊緣位置的人的聲音被「同是姐妹」的主流吞沒，而黑人女性這樣被雙重邊緣化的人再度失聲。二來這種思維模式沒有認清楚女權主義的敵人不是男性，而是生產出壓迫的思維方式和制度。
hooks卻早就察覺到男性和其他壓迫者也是父權體制下的受害者，因為他們被剝奪了人性。在1981年發表的Ain’t I a woman中，hooks就說到：「做一個壓迫者同樣是去人性化的和反人類的，跟做受害者一樣」。 而在她2000年後針對於男性的寫作中（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hooks更是系統地說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壓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轉嫁到對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論其本質，我們都是慕強體制的受害者。
hooks在2000年發表的Where we stand: class matters 和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中補充了更多對階級的論述。她引用了美國女權主義作家Rita Mae Brown對階級的定義：「階級的劃分遠不是馬克思所說的有沒有生產資料這麼簡單。階級包括了你的行為，你對人生基本的設想。你的人生經驗會證實這些設想：你的行為舉止，你對自己和他人的期許，你對未來的想像，你怎麼看待、解決問題和怎麼思考、感受。這些都冥冥之中由你的階級決定。」正因為階級更具備流動性，hooks觀察到在美國社會討論階級相對於性別和種族來說更困難，「我們一談論到階級就緊張、焦慮，因為我們不確定自己到底在社會的什麼位置。」因為貧困者的自我否定，階級問題也就更為棘手。
對於hooks來說，對任何一種制度問題的忽視都是對其他制度問題的倒戈。她的追求從來不是某一個群體建立在剝削另一個群體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權對於整個壓迫體制的顛覆。
對於hooks來說，對任何一種制度問題的忽視都是對其他制度問題的倒戈。在探討性別、階級、種族、地域等結構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為一個學術概念被普及之前，hooks 早就意識到不考慮交叉性註定會繼續讓中心者對邊緣者不斷施加有意或無意的暴力，所以她的追求從來不是某一個群體建立在剝削另一個群體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權對於整個壓迫體制的顛覆。因此，在主流女權主義運動和研究開始把目光放在男性和酷兒群體之前，hooks已經意識到在這樣一個追求名利最大化的仰慕中心的社會中，沒有人可以自由而自洽地活着。
也因此，女權最好的位置是邊緣，酷兒最好的位置也是邊緣：「酷兒並不是與誰同枕的單一。酷兒關乎一個與周圍格格不入的自我，如何打造和尋找一個空間生存和綻放。」 而愛，是這個空間的養料。
愛到深處即是政治
愛的美和醜都集中體現在性上。說到愛， hooks在千禧年初那幾年發表了自己愛的三部曲：All about love: new visions, Salvation: black people and love 和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裏面經典的句子數不勝數。
hooks對愛的定義是：「對於個人和他人靈性的成長意願」。這樣的定義可以把愛和關注（cathecting）區別開來，也意味着這樣的愛不是沒有疼痛的，而是一段追求自我和解與讓社會更公平的過程。「沒有公平，就沒有愛」。在仰慕名利和中心、唾棄弱者和邊緣的資本主義、父權、種族主義的社會中長大的我們本就註定在不斷的自我懷疑和否定中殘缺，而所謂靈性的成長正是一種慢長而反覆的治癒之旅。
黑人社群的愛不是在嘻哈文化中常見的紙醉金迷式報復性炫耀，而是馬丁路德金式的愛的政治。我們都很可能在問題滿滿的原生家庭中誤解了愛的內涵。「我們絕大多數來自功能失調的家庭。儘管家人聲稱愛我們，但我們被告知我們不行，我們被羞辱，我們受到言語或身體上的虐待，以及情感上的忽視」，女性因為父愛的缺失而時常被一個「和父親一樣冷漠」的人吸引，但「女同性戀者何嘗不也總是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
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意識到虐待並不是愛，彰顯權力也並不是愛，甚至對於hooks而言：那種「讓自己更能做自己」的愛的假設也不是愛⋯⋯只有對父權文化、慕強文化下的暴力進行了反思和抗爭，我們的和解與改變才會開始。
但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氣意識到虐待並不是愛，彰顯權力也並不是愛，甚至對於hooks而言：那種「讓自己更能做自己」的愛的假設也不是愛，因為那樣的我們就失去了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經歷反思的能力，也失去了靈性成長的可能性。只有對父權文化、慕強文化下的暴力進行了反思和抗爭，我們的和解與改變才會開始。「任何改變都會帶來挑戰和失落感。 當我們體驗到真愛時，會覺得我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我們可能會感受到威脅。」 但這樣的威脅不是上述的虐待，而是愛的政治。屬於「邊緣也能過得很好」而「不產生新的中心對邊緣的暴力」的群體正在愛中轟隆作響，所以「愛是高度政治的」。
學術與生命、人的靈性
最後想說說hooks跟家鄉、遷徙以及教育的關係。她生長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美國南部肯塔基州霍普金斯 （Hopkinsville）小鎮，是清潔工和女僕的六個孩子之一。後來她去了美國最「自由」的加州讀大學。如果僅把hooks讀斯坦福又發表40多本書簡化成貧苦黑人女孩鹹魚翻身上名校做教師就太對不起她一生的思考了。
學術於她絕不是什麼成功學。她說：「我走向理論是因為我很痛苦 – 我內心的痛苦是如此強烈，以至於我無法繼續生活。我開始絕望地從理論去試圖理解在我周圍和我內心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想讓傷害消失。我在理論裏找到了一個治療的據點。」所以她把教育看作一個愛的據點、改變的據點、希望的據點。
在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中，她說來到加州對她來說是一種通過距離而認同肯塔基是家鄉的過程。在南部做一個黑人女性固然十分困難，因為肯塔基當然屬於那個「嚴重功能失調的南部世界」，是「白人至上資本主義父權」社會的典範。但認同肯塔基為家鄉的過程不是通過理論和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就認識到家鄉的惡便一走了之的自我否定，而是「不讓文化忠誠一葉障目，讓我們看不見那些人為的暴力與分隔」。
「對我來說，原諒和惻隱之心不可分割。我們要堅持人要對自己做的惡負責，但同時相信殘存的人性終將拯救每一個靈魂。」
對hooks來說，肯塔基是一個滿是問題的南部社會，但也是阿巴拉契亞山脈所在地，更是自己的靈性所在地。而養育我們的山河和自然，是具有自身的能動性和靈性的。種植煙草本是土著和黑人群體和自然連結的重要方式，但正是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和與之相輔相成的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改變了煙草和種植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更改變了這片地貌。
在這本書中，hooks正式把環境也納入了她的交叉性體系中去。但我們不能用「因為保護了環境、於是我們人類可以有可持續的資源使用」這樣淺薄的立意去理解hooks。對於hooks來說，人的認同和靈性的發展，是根植於自然之中、根植於我們和土地的關係中的。換句話說：「對自然的羞辱就是對人類精神的破壞」，所以她關於愛的概念，也適用於自然。
在這個把個人和權力放得越來越大的世界中，希望我們都能被這位小寫的人觸動。面對世間種種的惡，無力的時候想想這段話：「對我來說，原諒和惻隱之心不可分割。我們要堅持人要對自己做的惡負責，但同時相信殘存的人性終將拯救每一個靈魂。」
（唐凌，以社會學為藝術，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會博士後。）
參考文獻：
Biana, H. T. 「Extending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Critical Ess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21, no. 1, 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2020, pp. 13–29.
Cooper, J. A. 「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 by Bell Hooks (review).」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vol. 60, no. 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pp. 360–62.
Banaji, S.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LSE Media. Retrieved from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 Media@LSE. [18/12/2021].
喜欢唐凌博士的文章。
很有启发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