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觉得对于诗人来说，只有完整的引用和朗读才最能呈现对句子的尊重，故此篇悼念文会大量引用并翻译bell hooks的原文。bell hooks 本名Gloria Jean Watkins，用此笔名是为了纪念叫Bell Hooks的直言不讳的祖母。小写名字可以把自己和祖母区分开来，也是为了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作品而不是个人身上。对女权主义者来说，最好的纪念不是一种个人崇拜的宣扬，而是继续去坚持她们在女权道路上的实践和反思。因此本文不会聚焦在她的人生故事上，而会尽可能多的覆盖她的理念。bell hooks, 感谢你给世界带来的触动。
注意，这里的用词是触动。因为与其他许多称之为“主义”的理论不同，女权主义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一种生命的体验。那么，女权主义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革命，不仅仅是“也可以”
对于bell hooks来说，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逻辑正是建立在种族、经济的种种特权之上的。
直观上我们总是把女权主义理解成一种“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 他可以从政掌权，她也可以。他可以经商致富，她也可以。 后来她变成了Ta，貌似囊括了更多性别多元的主体。但对于bell hooks来说，这些“也可以”式的男女平等逻辑正是建立在种族、经济的种种特权之上的。然而对于中心的仰望总是伴随着对边缘的暴力。所以对所有人都受用的女权（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passionate politics），是永远站在边缘的（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女权主义是一场结束性别主义（sexism）、性别剥削和压迫的运动。”bell hooks是这样定义女权主义的。所以在她看来，女权主义不是“公平”的追求特权的平等，也不是厌恶某一种群体，而是与产生制度性压迫和歧视的体制抗争的运动。她所倡导的革命式女权（revolutionary feminism）不仅要终结性别主义，也要终结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帝国主义。也正因如此，hooks大声批判一切不反思自己的中心性和优越性的运动。
对于白人中心主义的女权主义运动，hooks问道：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Ain’t I a woman） 黑人的主体性在白人中心主义的女权运动里要如何搁置呢？七八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有两种方向：第一种强调女性和男性应该同样享有政治经济权利，即“也可以”的逻辑。但当白人女性运动家在争取女性权益的时候，是谁在洗衣服、做饭、擦地板？而像是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女性的奥秘））的作者）那样过分把重点放在家务事上，恰恰又是一种白人中产的假设。不是每个女人都会进入中产的家庭成为家庭主妇；不是每个女人成家了以后丈夫都有足够的工资养活一家几口；也不是所有女人都会成家。而hooks关心的，正是这些其他女性。
对于黑人解放运动，hooks也一针见血的指出黑人解放运动仍然是建立在父权结构之上并巩固父权结构的，其首要目标是为了让黑人男性可以获得跟白人相似的权利，并说上那句“我也可以”。但是一个群体的“也可以”却总是建立在剥削另一个群体之上。在黑人解放运动中，女性仍在持续的被剥削和物化。
“如果女权主义者去对比白人女性和黑人的地位，更准确的说是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的地位的话，我们会清晰的看到这两个群体受到的压迫是大同小异的。但在一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中，我们时常看不清女性在性别主义和奴隶在种族主义下的压迫的相似性。一个性别上处于劣势的女人，可以因为种族而处于优势地位，就算是对另一个种族的男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样不考虑黑人女性处境的女权主义运动不会给女性带来解放，而只会给部分女性权力去做一个代理男性。这样的女性运动提供了一个表达对男性愤怒、嫉妒和失望的平台，让那些几乎没有什么共性的女性也可以在一起抒发对男性的负面情绪。”
hooks系统地说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压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对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论其本质，我们都是慕强体制的受害者。
这也引向了当时主流的另一种女权主义。它过度强调男女之间的区别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然而这样的敌我分明，一是会让女性内部属于更边缘位置的人的声音被“同是姐妹”的主流吞没，而黑人女性这样被双重边缘化的人再度失声。二来这种思维模式没有认清楚女权主义的敌人不是男性，而是生产出压迫的思维方式和制度。
hooks却早就察觉到男性和其他压迫者也是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人性。在1981年发表的Ain’t I a woman中，hooks就说到：“做一个压迫者同样是去人性化的和反人类的，跟做受害者一样”。 而在她2000年后针对于男性的写作中（The will to change: men, masculinity, and love），hooks更是系统地说到，在其他制度中感到压迫的男性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对女性的暴力中去。但论其本质，我们都是慕强体制的受害者。
hooks在2000年发表的Where we stand: class matters 和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 中补充了更多对阶级的论述。她引用了美国女权主义作家Rita Mae Brown对阶级的定义：“阶级的划分远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没有生产资料这么简单。阶级包括了你的行为，你对人生基本的设想。你的人生经验会证实这些设想：你的行为举止，你对自己和他人的期许，你对未来的想像，你怎么看待、解决问题和怎么思考、感受。这些都冥冥之中由你的阶级决定。”正因为阶级更具备流动性，hooks观察到在美国社会讨论阶级相对于性别和种族来说更困难，“我们一谈论到阶级就紧张、焦虑，因为我们不确定自己到底在社会的什么位置。”因为贫困者的自我否定，阶级问题也就更为棘手。
对于hooks来说，对任何一种制度问题的忽视都是对其他制度问题的倒戈。她的追求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建立在剥削另一个群体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权对于整个压迫体制的颠覆。
对于hooks来说，对任何一种制度问题的忽视都是对其他制度问题的倒戈。在探讨性别、阶级、种族、地域等结构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普及之前，hooks 早就意识到不考虑交叉性注定会继续让中心者对边缘者不断施加有意或无意的暴力，所以她的追求从来不是某一个群体建立在剥削另一个群体上的“也可以”，而是革命式女权对于整个压迫体制的颠覆。因此，在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和研究开始把目光放在男性和酷儿群体之前，hooks已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追求名利最大化的仰慕中心的社会中，没有人可以自由而自洽地活着。
也因此，女权最好的位置是边缘，酷儿最好的位置也是边缘：“酷儿并不是与谁同枕的单一。酷儿关乎一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自我，如何打造和寻找一个空间生存和绽放。” 而爱，是这个空间的养料。
爱到深处即是政治
爱的美和丑都集中体现在性上。说到爱， hooks在千禧年初那几年发表了自己爱的三部曲：All about love: new visions, Salvation: black people and love 和Communion: the female search for love。里面经典的句子数不胜数。
hooks对爱的定义是：“对于个人和他人灵性的成长意愿”。这样的定义可以把爱和关注（cathecting）区别开来，也意味着这样的爱不是没有疼痛的，而是一段追求自我和解与让社会更公平的过程。“没有公平，就没有爱”。在仰慕名利和中心、唾弃弱者和边缘的资本主义、父权、种族主义的社会中长大的我们本就注定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残缺，而所谓灵性的成长正是一种慢长而反复的治愈之旅。
黑人社群的爱不是在嘻哈文化中常见的纸醉金迷式报复性炫耀，而是马丁路德金式的爱的政治。我们都很可能在问题满满的原生家庭中误解了爱的内涵。“我们绝大多数来自功能失调的家庭。尽管家人声称爱我们，但我们被告知我们不行，我们被羞辱，我们受到言语或身体上的虐待，以及情感上的忽视”，女性因为父爱的缺失而时常被一个“和父亲一样冷漠”的人吸引，但“女同性恋者何尝不也总是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意识到虐待并不是爱，彰显权力也并不是爱，甚至对于hooks而言：那种“让自己更能做自己”的爱的假设也不是爱⋯⋯只有对父权文化、慕强文化下的暴力进行了反思和抗争，我们的和解与改变才会开始。
但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意识到虐待并不是爱，彰显权力也并不是爱，甚至对于hooks而言：那种“让自己更能做自己”的爱的假设也不是爱，因为那样的我们就失去了对于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反思的能力，也失去了灵性成长的可能性。只有对父权文化、慕强文化下的暴力进行了反思和抗争，我们的和解与改变才会开始。“任何改变都会带来挑战和失落感。 当我们体验到真爱时，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威胁。” 但这样的威胁不是上述的虐待，而是爱的政治。属于“边缘也能过得很好”而“不产生新的中心对边缘的暴力”的群体正在爱中轰隆作响，所以“爱是高度政治的”。
学术与生命、人的灵性
最后想说说hooks跟家乡、迁徙以及教育的关系。她生长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美国南部肯塔基州霍普金斯 （Hopkinsville）小镇，是清洁工和女仆的六个孩子之一。后来她去了美国最“自由”的加州读大学。如果仅把hooks读斯坦福又发表40多本书简化成贫苦黑人女孩咸鱼翻身上名校做教师就太对不起她一生的思考了。
学术于她绝不是什么成功学。她说：“我走向理论是因为我很痛苦 – 我内心的痛苦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无法继续生活。我开始绝望地从理论去试图理解在我周围和我内心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想让伤害消失。我在理论里找到了一个治疗的据点。”所以她把教育看作一个爱的据点、改变的据点、希望的据点。
在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中，她说来到加州对她来说是一种通过距离而认同肯塔基是家乡的过程。在南部做一个黑人女性固然十分困难，因为肯塔基当然属于那个“严重功能失调的南部世界”，是“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父权”社会的典范。但认同肯塔基为家乡的过程不是通过理论和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就认识到家乡的恶便一走了之的自我否定，而是“不让文化忠诚一叶障目，让我们看不见那些人为的暴力与分隔”。
“对我来说，原谅和恻隐之心不可分割。我们要坚持人要对自己做的恶负责，但同时相信残存的人性终将拯救每一个灵魂。”
对hooks来说，肯塔基是一个满是问题的南部社会，但也是阿巴拉契亚山脉所在地，更是自己的灵性所在地。而养育我们的山河和自然，是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灵性的。种植烟草本是土著和黑人群体和自然连结的重要方式，但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改变了烟草和种植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更改变了这片地貌。
在这本书中，hooks正式把环境也纳入了她的交叉性体系中去。但我们不能用“因为保护了环境、于是我们人类可以有可持续的资源使用”这样浅薄的立意去理解hooks。对于hooks来说，人的认同和灵性的发展，是根植于自然之中、根植于我们和土地的关系中的。换句话说：“对自然的羞辱就是对人类精神的破坏”，所以她关于爱的概念，也适用于自然。
在这个把个人和权力放得越来越大的世界中，希望我们都能被这位小写的人触动。面对世间种种的恶，无力的时候想想这段话：“对我来说，原谅和恻隐之心不可分割。我们要坚持人要对自己做的恶负责，但同时相信残存的人性终将拯救每一个灵魂。”
（唐凌，以社会学为艺术，反之亦然。牛津博士，浸会博士后。）
参考文献：
Biana, H. T. 「Extending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Critical Essa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vol. 21, no. 1, 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 2020, pp. 13–29.
Cooper, J. A. 「Belonging: A Culture of Place by Bell Hooks (review).」 Southeastern Geographer, vol. 60, no. 4,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0, pp. 360–62.
Banaji, S.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LSE Media. Retrieved from For bell hooks, beloved scholar | Media@LSE. [18/12/2021].
喜欢唐凌博士的文章。
很有启发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