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伊朗裔女性學者：不止於頭巾、不止於女性，我們對抗的是政權本身

（郭婷，多倫多大學語言研究系助理教授，關注亞洲及亞裔群體的性別、政治和宗教。）

頭巾女孩阿米尼（Mahsa Amini）之死引發的伊朗抗議，從9月16日開始至今，已經持續三個月。官方依然拒絕承認女孩被捕後有被虐打，對外聲稱女孩是死於疾病。伊朗不論民族、年齡和性別的人都參與到了這場歷時彌久的抗議中，10月時在伊朗的大學之間也爆發了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這場抗議具有新時代抗爭的一些特點：去中心化、善用社交媒體進行傳播等，而政權也出招封鎖網絡，並對海內外民權人士進行迫害。

外界一般將抗爭形容為伊朗女性對宗教桎梏的抵抗，尤其將關注放在頭巾和道德警察上－－但伊朗的抗爭者關心的就只有頭巾嗎？取下頭巾就一定意味著「解放」嗎？伊朗人需要的是什麼？比頭巾更多的是什麼？這一場運動參與的不止女性，還有男性，宗教界人士﹑長期處於伊朗社會邊緣的庫爾德人，一場運動為何能團結那麼多不同身分？在體制內尋求改變還可能嗎？……

端傳媒訪問了伊朗裔學者，俄勒岡大學政治研究博士候選人Parichehr Kazemi。她的研究覆蓋社會運動和革命，尤其關注女性權利和威權語境中的抵抗。她的博士論文探討女性在中東不同地區以社交媒體影像為一種抵抗威權結構的新方式。她在本科時期就讀於馬德里的聖路易大學，學習政治學和西班牙語。她通曉波斯語、英語和西班牙語。

訪問者是現為多倫多大學語言研究系助理教授的郭婷。郭婷和Parichehr一直是Twitter網友，視頻見面一見如故。被問及近況時，P說在專制政權下生活，社運總是激發又消耗情感的事；也說自己最近也在關注中國年輕人，看到他們舉起寫有伊朗運動口號的旗幟「女性，生命，自由」（women, life, freedom）時熱淚盈眶。二人對話在兩個地方的比照和關護中展開。

以下為對話節錄。

端=端傳媒

P=Parichehr Kazemi

一場沒有等級和指揮的全民運動

端：這次運動至今，我們現在處在怎樣的時間點？它何以如此堅韌？

P：我們經歷了三個月不間斷的抗爭。大規模街頭抗議是一方面，但如果進一步來看這次的抵抗如何發展，我們會看到不僅僅有抗議，人們也在罷工，在給經濟部門施壓。還有第三點，我稱之為「獨行狼式的示威」（lone wolf acts of demonstration），就是普通人在不同領域的抵抗。比如學生在校園紀念屠殺，重演示威者的經歷；藝術作品也大量湧現，有一例是用顏料染紅噴泉象徵鮮血。你要知道伊朗是極端專制的，大規模動員會遭到暴力壓制，所以這次運動中有趣的是有抗議、有罷工、還有各種抵抗同時發生。這些在最近的三個月內都不曾間斷。

是如何做到這麼有韌勁和彈性的呢？首先人本身非常有韌勁，在過去（我們）也曾用其它方法抵抗政權，但遭遇鎮壓。我們也試過別的方法，比如順著體制而行，但都行不通。人們深深意識到只有這樣的運動才能向前。

另一方面，就像斯坦福的Abbas Milani教授（註：斯坦福大學伊朗研究項目的首位主任）說的，政府對這次運動的操縱就像外科手術那麼精準，而不像2009年的綠色革命那樣進行迅速大規模鎮壓，因為如果政權走錯一步、走多一步，都會給運動帶來更多爆發力。諷刺的是，大家也因此能通過各種方法繼續抵抗。當然，鎮壓還是存在的，已經有幾百人喪生，但並不像大家設想的那樣（有成千上萬的傷亡）。

同時，再回到之前說的，這次運動一直通過不同方式發展，它不像阿拉伯之春那樣以街頭運動為主，人們也在罷工、給經濟部門施壓，普通人在不同領域進行抵抗，這也意味著政權需要面對太多抵抗，你在人群中鎮壓一百個人，其它地方還會有兩百個人出現，社交媒體上也會出現人們的身影⋯⋯

端：所以這次運動是去中心化的⋯⋯

P：對，它是無處不在的、去中心化的、反對等級制度的。沒有什麼領袖，沒法被瞬間消滅。在這種神奇的意義下，這場運動的組織結構就是它其中一個力量所在。政權也在一條搖搖晃晃的繩索上走著，不知道如何處理。所以真的是許多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策略結合在一起，也有許多冤屈和悲痛，人們除了抵抗也真的別無它法。

舊體制下能談改革嗎？

端：我們再來聊一下政權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吧。比如這次伊朗總檢察長Mohammad Jafar Montazeri說會去除道德警察，但我們都知道那並不意味著壓迫就消失了。同時，威權政府對社運人士最常用的罪名是「境外勢力」，不相信普通人會有政治能動性。在伊朗呢？伊朗人民又如何回應政權的這些操控呢？

P：完全同意。威權體制有兩種壓迫的方法，一種是強制性的逼迫，中國和伊朗面對的都是這種多重面向的體制，是吧？有不同形式的警察，有不同國家安全機構，硬性壓迫有很多不同的組成。但還有一種是軟性的，

像你所說的宣傳社運人士為「境外勢力」那樣，在整個伊斯蘭共和國（註：1979至今）期間都是如此，把人民的不滿說成是受西方煽動。但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能通達外部世界，他們真覺得人有這麼愚昧嗎？還在告訴大家異見份子和少數群體是西方支持的等等。愚民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道德警察的事也是一樣。

在伊朗境外的人來說，他們是從道德警察了解伊朗的，但沒有人知道道德警察究竟是做什麼的，也不知道究竟給女性冠上罪名的法律基礎是什麼。Mohammad Jafar Montazeri是總檢察長，但他評論運動的權力也是有限的，他不是最高領袖，只是在記者招待會上隨意回答了這麼一句「賦予道德警察權力的警察部隊已將其解散」，結果成了爆炸性新聞。但我們需要縱覽全局。伊朗人不會這麼快消解這件事，因為在威權體制下我們即便廢除了一種壓迫，但還有許多層層壓迫啊。

哪怕真的廢除了道德警察也不是重點，因為道德警察不是蛇頭，只是一些鱗片罷了。從歷史語境來看，道德警察也並不像警察部隊那樣體制化，有點像巴斯基（Basij，抵抗力量動員），或準軍事化的組織，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民間組織。歷史上（道德警察）就不斷來來去去，沒有社會延續性。在2009年保守派勝出選舉後，大約有三萬道德警察臨時受訓受僱。他們不是持續的部隊。

再看伊朗人怎麼回應記者招待會上的這段話。他們並不在意。因為第一：他們知道消息不實，也知道道德警察不是主要問題。其次，他們面對的壓力更為廣泛。伊朗政府也通過操縱人的恐懼來操縱一場運動。他們除了挑撥族裔之間的關係之外，還以伊朗周邊的地區作為反例。你要支持社運份子嗎？如果他們成功，看看隔壁阿富汗的情況？看看敘利亞？我們想變成那樣嗎？伊朗從來不是一個穩定的國家。人們不斷面對來自經濟、政治、社會的各種壓力⋯⋯

端：政權內部或者體制內部有沒有改革派（reformist），大家會覺得有改革的希望嗎？

P：「改革」（reform）在伊朗的政治史中有特別的意思，而在其它語境中它不會是一個這麼有爭議的詞。但在伊朗，有很長一段時間，「改革」都被認為是帶來改變的最主要的手段，但都失敗了。所以今天只要一說改革就會被認為是和政權站在一起，因為我們已經試過了。改革是特別敏感的詞。我們當然有改革派的政治家。但我不確定那些人是否還有2000年初那樣的力量，不確定人們是否相信，今天的改革派政治家會為社會帶來改變和民主權利。

基於很多原因，綠色革命是是伊朗特別重要的時間點。它會成為一場大規模運動，是因為它幾乎代表了政權內部以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破裂。在2009年之後，政權內部基本上只有一種聲音。所以，如果我們想像2009年之前，政權幾乎總是用不同的意識形態來統一社會，2009之後幾乎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壓迫大於意識形態。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意識形態不再有效，所以壓迫成了主流，改革派無法再在伊斯蘭共和國體制的框架之下做些什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參選議會，必須要獲得批准。很多改革派候選人都被否定，所以他們可以剔除改革派的聲音。如果要從體制框架改變一些事，就要面對不同程度的壓迫。

非關頭巾的女性主義抗爭

端：我從Time to Say Goodbye這個播客聽到這次宗教保守人士也支持運動，覺得很有意思。另外這次伊朗運動中的女權主義的真的讓人充滿力量。想問一下伊朗近年的女權運動史，以及宗教和運動的關係。人們會說這次運動是世俗還是宗教的嗎？為何宗教保守人士都會加入運動？

P：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要記住除了神權政治之外，伊朗本身就是穆斯林社會，宗教存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不管是不是政府支持的。我覺得人們有一種錯誤的認知，認為過去沙阿（Shah，波斯君主）統治之外的伊朗是世俗社會，除了國家規定的宗教之外大家都沒有宗教取向。這絕對不是事實。宗教是由沙阿支持的，神職人員是沙阿之下唯一能組織反對派的群體，導致神職人員地位更高，可以在1979 年革命中成為主要力量。

討論女權也要從這樣更長遠的歷史來看。伊朗有一個從1979年以來就延續至今的，很廣泛的女權主義，或者說女權運動。但尤其是最近的十年、在2009壓迫成為更主要的政府手段之後，女性開始用不同方式表達不滿，比如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成為一種抗爭的方式。這種運動已經持續很久了，很多了解伊朗的公民社會的人都很熟悉了。同時女性也在回應社交媒體上的反彈，紀錄著這種反彈，透過這種互動能窺探到很有趣的東西。比如支持政府的宗教實踐者會說你應該戴頭巾，這是真主的指示，或者你會給社會帶來威脅；其他女性會回應說這不是我實踐宗教的方式，這不是我和真主之間的關係。所以大部分伊朗人很清楚伊斯蘭共和國和伊斯蘭毫無關係，它完全是父權獨裁而已。

有時看到那些社交媒體的互動會讓人覺得肅然起敬。西方對伊朗有誤解，認為它是落後的宗教國家，「宗教」在這裡有特別含義。但他們忘了人們有自己實踐宗教的方式，那不意味著他們就是支持政府的，或支持伊斯蘭共和國所定義的宗教。

端：太對了。我最喜歡的學術作品就包括Saba Mahmood（註：已故加州柏克萊大學人類學教授）的Politics of Piety（虔敬政治） ，她提出政治動能可以是從宗教實踐中獲得的。

P：絕對，你說的也適用於伊朗。我們甚至可以看遠一點，看1979革命之後，當政權真的想通過控制宗教來控制意識形態時，他們支持了很多女性宗教中心，讓女性學習古蘭經等等。但幾年之後，出現很多熟讀國家用以統治的《古蘭經》、比政權更了解什麼才是穆斯林的女性；十年二十年之後，改革派女權主義者開始用伊斯蘭共和國的那套話語來批判和對抗國家：你的闡釋是錯的，讓我來告訴你什麼才是伊斯蘭和穆斯林。那也成為一種能動性的來源，關鍵看女性怎麼使用和實踐宗教。所以你說的絕對適用於伊朗，很長時間都是這樣。

對很多今天的保守女性來說，問題也在於：如果政府強制女性的宗教表現，那就不對了。因為宗教永遠不應該是強加於人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同情這場運動，尤其是保守人士，因為她們配戴頭巾和chador（罩袍）的權利被挪用成政治符號，來施行國家暴力。那就不對了吧？你想，宗教保守人士在告訴人們服飾穿戴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國家卻把這強加於其他女性，那就奪走了人們做出選擇的權利，也讓宗教保守人士看起來就是在支持國家，但他們可能並不。所以我同意，這絕對不那麼簡單，黑白二分，好似很多伊朗以外的人以為的那樣。

端：是的，尤其是911之後頭巾和戴頭巾的女性成為伊斯蘭世界以外的人理解伊斯蘭的一種東方主義的符號，「進步世界」應該如何拯救穆斯林女性，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同時，「世俗」或「有宗教信仰」也不是普世同一的詞彙。今天它們的定義很大程度來自基督教，很多地方的人都不會用這些詞來形容自己。我也記得網絡上有一則推文，說伊朗女性在爭取不戴頭巾的權利，印度女性在爭取戴頭巾的權利，她們抗爭的其實都是試圖規範女性身體的父權政治⋯⋯

P： 我也記得看過這個推文，但我覺得這種說法也有問題。它還是把問題歸納到頭巾上，把戴不戴頭巾直接等同為解放或壓迫。但在伊朗，女性在參與的是一場比戴不戴頭巾更大的戰鬥，解下頭巾的女性反抗的不是頭巾，而是幾乎控制著她身體每一部分的國家，反抗她的聲音不被聽見，她的批判不被聽見。我們的抵抗不止於女性，不止於頭巾。

說到宗教或世俗，回到2000年代的女權主義，大致有兩個分支：一個是世俗女權主義，另一個是宗教的。一分為二是為了便於組織；這是說起2000年代早期女權主義，大家都共有的理解。但最近研究又表明，在2009年之後女性不再從這些概念理解自己和國家的關係，她們不再從宗教或世俗來理解自己所經歷的壓迫，她們看到壓迫的真正根源是父權。當然，女權主義和世俗還有宗教總是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我不認為這能準確地概括伊朗女性的經驗。在過去十年間，這種標籤正逐漸消退。

端：很多人對亞洲和中東的想像總是流於東方化，宗教學領域裡對東亞宗教也會有些邊緣化，我的個人研究中也想讓大家看到東亞宗教不是遙遠的歷史想像，而是當代政治的一部分。

P：對，很多人覺得好像中國人多年來都很聽話，為什麼不反抗？或者為何政權可以讓人滿足於現狀？看到這次社運才很驚訝。我總覺得這種觀點很奇怪，把亞洲看得非常異國，就像你說的，總是透過東方化的視角來看這些現象。

端：是的，所以我也特別欽佩伊朗運動中的行動者，抵抗了很多東方化的想像，也抵抗了很多國家對人的定義，包括什麼才是穆斯林。

從分裂到團結

端：伊朗的這場運動始於庫爾德女性，中國的運動始於維吾爾人，很多中國女權主義者和酷兒都在這次運動中更強調維吾爾人的聲音，甚至承認中國是漢人至上國家，就像白人在北美等地一樣。這些交叉（intersectional）的問題是怎麼在伊朗運動中得到彰顯的呢，人們怎麼理解這一點？

P：這些都是這場運動的核心問題。整個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正成為一場抵抗國家的革命或革命進程，但動員的基礎是與性別息息相關的權利，這是很特別的一點，也是交叉的一方面。和中國的運動相比，就我在社交媒體上所觀察到的現象，很有趣的一點是政府多年來試圖將穆斯林宣傳成恐怖份子、分離主義，並以此合理化自己的政策，但這場運動完全挑戰了這種說辭。漢人會自問，為什麼我不為維吾爾人站出來？我們可以看到國家意識形態的侷限，也可以看到政治學者多年來賦予了國家意識形態過多的威力。

伊朗也有許多不同交叉的身分，它們成為運動的特殊力量，因為人們學會根據政府的說辭來抵抗政府，就像這次在中國那樣。政府一直宣傳庫爾德人是分離主義，而同時在德黑蘭會有很多人支持庫爾德人，因為庫爾德人經受了太多國家暴力。所以，一方面我們也同樣看到了國家意識形態的侷限。另一方面，我們經常在學術界說用交互視角看社會現象，但這次真的讓我很自慚，我們忘了人就是沒有那麼盲目，忘了人們真的會關心其他人，男性也關心女性的權利，我們確實會關心族裔問題，關心伊朗的阿富汗難民，我們真的關心他們的經歷，哪怕政權多年來都在挑撥離間。

日常的善意其實也貫穿著整個社會，但在大規模運動中看到那些國家多年來試圖分裂、妖魔化和抹黑的人群彼此團結，真的會讓人充滿謙卑，對大家充滿敬意，也讓人反思很多過去對人性的理解。

端：真的很了不起。那在日常生活中呢？

P：在這場運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伊朗與別不同之處。日常生活中伊朗女性依然受到許多不公待遇，不僅在法律層面，也在家庭層面。但正因為國家有那麼多關於族裔、性別、難民的話術，這次話術結果成為人們抵抗國家的方式。譬如國家太常宣傳庫爾德人不配擁有安寧的生活，所以只要是類似這種國家話語的，人們就會反對。所以多年來國家試圖分離民眾、組織他們彼此動員的努力，反而成了人們彼此動員的基礎，因為他們太熟悉這套話術了。

在運動之外，日常生活中，少數族裔當然也會遇到不同的待遇，會經歷種族劣勢，也得不到國家支持，但至少這場運動形成了讓我們進行對話的基礎。在伊朗，國家的強烈存在感滲透於每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件事都是和國家有關的，但即便你把國家先放一邊，還是會看到父權存在於家庭之中，工作環境中，族裔問題的情況也一樣。阿米尼是庫爾德人，她從其他地方來到德黑蘭；雖然我當時不在那裡，但我也曾在德黑蘭生活，我猜可能是她的口音讓人聽出她是庫爾德人。這些都是我們現在開始會談論的話題，這是非常重要的起點。

Parichehr 談的很多地方都讓人深有感觸，尤其是提醒「我們」不再東方化（orientalise）任何地方的穆斯林群體、關注他們和我們「不一樣」的符號——比如頭巾的含義到底是什麼——而要像美國巴勒斯坦裔人類學者Lila Abu-Lughod說的，關注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關注今日世界不同政權之間的勾結。

Parichehr在運動開始時曾在推特分享有關伊朗女性、女權運動和頭巾的書目：

Sedghi, “Women & Politics in Iran: Veiling, Unveiling & Reveiling”
Zahedi, “Contested Meaning of the Veil &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Iranian Regimes”

Shirazi, “The Veiling Issue in 20th Century Iran” Najmabadi, “Women w/ Mustaches & Men without Beards” Moghissi, “Populism & Feminism in Iran: Women’s Struggle in Male-Defined Rev Movement”

Osanloo, “The Politics of Women’s Rights in Iran” Shahrokni, “Women in Place: The Politics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Iran” Barlow & Akbarzadeh, “Prospects for Feminism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Naghibi, “Rethinking Global Sisterhood: Western Feminism & I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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