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梁柏練：在香港，被娛樂化的不僅是鯨魚

（梁柏練，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本科生。有次在山上被馬騮咬後，開始關心動物，思考人與動物的關係。著有《看見動物》。）

幾日前，一條鯨魚在香港水域翻肚死亡，是七月中被發現出沒在西貢的布氏鯨。

當初發現布氏鯨時，大家多少有些興奮，因鯨魚在香港水域罕見，而且布氏鯨身長八米，是香港少有的野生大型生物，於是紛紛出海圍觀。其後發現鯨魚背部兩道傷口，似被船隻螺旋漿打到，正在癒合中。不久，網上
傳來一段的影片，鯨魚屍體在海上漂浮，船家旁白：「打車葉打到腸都標埋出嚟。（螺旋槳把鯨魚的腸子都打出來了）」大眾的反應由初時的興奮和擔憂，變成悲傷和憤慨。

事件引起大眾關注，主流批評觀鯨客只顧個人娛樂，罔顧鯨魚安危，導致鯨魚死亡。現時鯨魚死因尚未確認。話雖如此，但鯨魚之死突顯出香港整體從官方到個人對待動物的態度；甚而，鯨魚雖是稀客、事件亦屬偶然，但將動物當成娛樂工具，在香港並不罕見。若細數這方面的「罪責」，還要更深。在問責、批評之餘，應是反省，歸結問題的成因，乃至構想改善的門徑。

野生鯨豚

有人說是好奇心害死鯨魚，我覺得不是。好奇心是人探索和發現新事物的動力，但人總有自制能力，考慮過後果，發現不妥當，好奇也能克制。害死鯨魚的主因不是好奇心，而是人的自私、貪婪。

最顯眼的，當然是觀鯨客和船家。觀鯨客只考慮滿足好奇心的欲望，載人出海賞鯨的船家只想賺錢，在追求娛樂和利益的過程中，無視鯨魚的福祉和生存需求。直到鯨魚死後，我以為動物福祉應是唯一關注，卻又有人只在意會不會有「鯨爆奇觀」（編註：死亡的鯨魚可能因食物殘留逐漸腐爛、造成體內積累過多氣體而造成軀體爆炸）。在自私與貪婪的人眼中，鯨魚只是被用作觀賞和賺錢的對象。

觀鯨客有需求，船家自然有生意；船家見有商機，又會宣傳吸引觀鯨客。欲打破循環，需要第三方介入，政府干預理應最有效，但鯨魚之死正正反映出政府處事遲緩。面對質疑和批評，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否認政府太遲介入；然而，事實是香港在七月十三日發現鯨魚蹤跡，直至七月二十六日，隔了近兩個星期，漁護署才終於勸籲請民眾不要出海觀鯨。到七月二十七日，漁護署判斷鯨魚情況穩定，能正常進食及游動，故除在鯨魚出沒的海域加派人員巡邏外，無需救援或其他介入行動。四天後，鯨魚證實死亡。政府的寡斷和誤判，也是造成悲劇的重要助緣。

進一步講，政府反應遲緩的成因，其實是政策的缺失。香港雖設有海岸公園及保護區，但數量不足，加上位置分散，面積小，且多數只限船速，放任船隻進入，對海洋生物的保護極有限。早在今次布氏鯨入港前，已有團體曾提議在附近水域設保護區，如果政府有取納，鯨魚之死或能避免，只可惜太遲。謝展寰否認介入太遲，卻也承認漁護署對處理相關情況的經驗不足。香港水淺，鯨魚游入確罕見，但每隔幾年都有發生，如偽虎鯨和抹香鯨都曾入港，是累積經驗的機會，卻無好好把握。

謝展寰又指鯨魚死亡反映市民對野生動物態度不當，因觀鯨騷擾或傷害到鯨魚。觀賞活動會打擾野生動物是常識，香港人應不陌生，像大澳流行觀豚活動，政府有制訂《觀豚活動守則》，希望防止騷擾海豚，卻從沒正式立法規管，船家漠視守則是常態。鯨魚死亡後，政府才表示不排除制訂「觀鯨守則」；但若不立法規管，正如觀豚守則，只屬指引建議，違反無後果，作用同樣有限。

除了政府，大眾都紛紛批評觀鯨客，認為觀鯨活動是害死鯨魚的主因。我見討論區有人批評這些民眾虛偽，關心鯨魚，卻不關心其他動物，一邊指責他人害死鯨魚，卻又繼續食海鮮或出海觀豚。首先，這不算虛偽，我相信絕大部份人都是真誠地關心鯨魚，在這前提下不關心其他動物，頂多是偏愛。再者，與其批評民眾關心鯨魚有偏愛，不如將此視作能順帶關心其他動物的契機。若鯨魚之死能觸動本身無留意動物福祉的民眾，可以引發他們同理心和關注，關心的對象由鯨魚開始，慢慢推展至其他動物。事實上，近日的討論確有這傾向，由探討布氏鯨的死因，論及政府海洋保育的政策，自然談到白海豚與江豚。

鯨魚之死反映出制度的缺失，制度的缺失又反映出政府對待動物的態度。香港水域繁忙，工程又多，不論是稀客布氏鯨，或長居的白海豚與江豚，就算不被圍觀打卡，野生鯨豚總受着極多滋擾。港珠澳大橋工程嚴重破壞大嶼山北面水域，導致白海豚數量急降。機場第三跑道處於白海豚的重要棲地，還有「明日大嶼」計劃，工程鄰近水域是江豚的主要棲地之一。當政策制定全為利益，不惜破壞生態與犧牲動物，態度其實與受指責的觀鯨客、船家無異，就是自私和貪婪。

圈養海豚

再想，其實被當成娛樂工具而受苦的動物，又何止於野生鯨豚？鯨魚在野外被圍觀受滋擾，可能是部分人娛樂的結果；海豚被圈養在水族館，一生不得自由，則不只是一小撮人的責任。即使無去過野外賞鯨豚，到海洋公園看海豚表演卻是許多香港人的童年回憶。若說圍觀鯨魚是少數人的個體娛樂，圍觀海豚作為香港人的共同回憶，就是一種集體娛樂，甚至政府多次注資海洋公園，支持圈養動物，可說是制度化的娛樂。一方面譴責市民出海看鯨魚，另一方面鼓勵大家去海洋公園看海豚，個體的娛樂尚好處理，制度化的娛樂難以撼動。

海豚本該生活在廣漠的大海，卻被困在狹窄的水池，無法自由地暢泳和探索，行為受限，導致無聊和憂鬱，影響心理健康，環境不潔和過度擁擠，又會引發健康問題。另外，海豚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通常生活在大規模的群體中，在圈養環境中，往往被逼與陌生的海豚一起生活，可能導致社交困難和行為問題。海洋公園利用海豚作表演和與遊客互動，每天受到人群和噪音干擾，也會導致海豚產生壓力和焦慮。即使公園取消海洋劇場表演，改為近距離觀察，海豚仍要承受各種痛苦，只因人類要娛樂。

當然，園方和政府會反駁，圈養動物不是自私，除了提供娛樂，保育和教育都是重要的正面意義。我覺得這反駁無力，不論是保育或教育，都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若然公園重視保育，就應該停止動物展演，停止購入動物，只收留需要被保護的動物，集中資源改善動物生活空間。如此，海洋公園充其量能作為生態庇護所，但這種保育方法只能緩燃眉之急，想實際改善情況，必須配合野放。問題是，野放牽涉太多無法預測的因素，像傳染病、運輸過程、事後監測等，成本高而成效低，不如把資源用於以棲地為基礎的保育工作。

另一方面，圈養動物所產生的「教育意義」，成效也值得質疑。首先，多數遊客對所謂的教育資訊通常不感興趣，在潛移默化間，學到的可能不是生物知識，而是對待動物的方式和態度，原來囚禁動物，把牠們當成娛樂工具無問題。而且，在人工環境下，動物的行為習性跟野外不同，所學易有偏差或不全面。以最基本的進食為例，動物在野外會不斷覓食，不會限定時間和次數；園內動物卻因習慣被餵飼，不會覓食，畢竟也無地方可以覓食，就連進食時間都被限定，變成娛樂遊客的餵食秀。在園內，動物失去了碰見人時該有的警惕，也不會把目光停留在川流不息的遊人上；遊人也失去了凝望生命的實感，動物不過是展品。

當野外觀察和圈養動物都不恰當時，科技發展帶來替代方案。有團體發明互動數碼投影技術 “LightAnimal”，能將鯨豚影像投影至牆上，影像會根據牆前人們的活動作相對反應，形成互動，兼顧了娛樂和教育。雖然鯨豚只是虛擬影像，體驗可能比不上與現實的鯨豚互動，但亦有獨特優點。例如可以展示因體型龐大，而不能飼養在人工環境的鯨魚，又或是因為已滅絕，而在野外都不能觀察到的鯨豚。更重要的是，不論展示哪種動物，都沒有動物因而受苦。當然，投影技術因為像真度的問題，未必能完全取代在水族館或野外的觀賞活動，但我相信隨着發展，技術有潛力愈來愈成熟；然而資源有幾多，發展有幾快，乃至最終能否成功取代，都取決於人對動物的態度。

賽馬博弈

將目光從水中移往地上，會發現用動物娛樂是城市的日常。每逢賽馬日，馬場總是人山人海，馬會投注站亦大排長龍，馬匹成了馬迷和賭客的娛樂工具。觀賞鯨豚或可以用保育和教育作托辭，但賽馬卻是為了比賽、賭博，是純粹的娛樂。

與鯨豚不同，賽馬用的馬匹是已被馴化的物種。馬匹的馴化對人類歷影響深遠，建設、耕種、開疆，都有牠們的功勞。在汽車發明前，馬匹是人類主要的運輸方式之一，用馬拉車或騎馬代步都常見。去到戰爭，馬就被用來拉戰車，或成為騎兵的載具。隨着科技發展，馬匹的耕種和運輸的功能已被取替。在現代人的生活中，這些被馴化的馬匹不是出現於賽馬或馬術運動，就是在觀光地被遊客騎乘，只剩下娛樂作用。而在香港的處境，賽馬是最為人熟悉。

顯然，香港賽馬也是制度化的娛樂。馬會一年靠賽馬活動賺取的利潤近二百億，其中過百億是向政府繳納的博彩稅。利益如此的豐厚，比賽用的馬匹當然極重要，會受到悉心呵護和照顧；但這種關愛，只因牠們能帶來經濟與娛樂價值。當馬匹只被當成競技、賭博的工具，所有與此無關的因素，包括牠的福祉，都不會被考慮。馬匹在賽場被騎師鞭策，因香港馬會無限制用鞭次數，馬的皮膚往往被打得浮腫發炎。這些馬匹一生都無自由，聽過動保朋友說快將暑期停季，為馬匹能休息鬆一口氣；但其實不少馬匹在暑期會被運往其他地方加操。即使退役後，也會被送到會所或騎術學校，又是被用作休閒娛樂。如果馬匹在比賽或操練中，不幸受重傷，就會被人道毀滅。

我想大家可能已忘記，二零二一年尾，沙田馬場發生墮馬意外，兩隻馬「君達星」及「肥仔叻叻」傷勢嚴重，結果被人道毀滅。當時許多動保人士建議廢除賽馬，引起過一些關注和迴響。馬會當然無採納廢除賽馬的建議，也無實行任何特別措拖，以確保不再發生意外。結果在今年七月頭，「文明之光」與「大師級」心臟病發死亡，「大家開心」因斷腳被人道毀滅，在僅僅一星期內，足足三匹馬在賽事中死亡。

同類事件不斷發生，反映着制度的缺陷，而且從來無打算去修補。與許多動保人一樣，我相信徹底廢除賽馬是最直接、根本的解決方法。問題的根源，其實都是把動物當成娛樂工具。制度化的娛樂或只能在制度層面監管，動物保護法例較完善的台灣，就有立法明文禁止「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為。」前高雄市市長韓國瑜當選後，曾提出要在高雄發展賽馬業，但因牴觸動保法而受阻。對香港而言，比起批評與謾罵，建立一套完整的動保法，可能才是當務之急。

改變的開始

可見，在香港，無論是野生、被圈養或是被馴化，許多動物的苦難，都是因為它們被當成娛樂工具。從個體，到集體，乃至制度化的娛樂，都使人與動物的關係變得單向，人或制度視動物為單純的工具，動物被單方面利用，即使動物受苦，人亦看不見牠們的苦難。在與動物互動的過程中，滿足需求未必是問題，但絕不是傷害動物的合理辯解。要重新建立適當的關係，關鍵在於尊重動物，要看見牠們的苦難。

一路以來，香港的動物權益其實不乏關心，出現過許多大大小小的倡議，但成效都有限。因個人缺失而生出的問題，尚可通過勸阻杜絕，但去到制度層面，對象變成海洋公園、賽馬會、政府，溝通就變得極困難。像保護鯨豚，說服遊客比說服政府和海洋公園容易。要撼動制度的大架構，需花很多心力和時間。不過，制度的改變可以由個體的醒覺累積而成，當人們真正關心動物，可能就是改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