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柏练：在香港，被娱乐化的不仅是鲸鱼

（梁柏练，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有次在山上被马骝咬后，开始关心动物，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著有《看见动物》。）

几日前，一条鲸鱼在香港水域翻肚死亡，是七月中被发现出没在西贡的布氏鲸。

当初发现布氏鲸时，大家多少有些兴奋，因鲸鱼在香港水域罕见，而且布氏鲸身长八米，是香港少有的野生大型生物，于是纷纷出海围观。其后发现鲸鱼背部两道伤口，似被船只螺旋浆打到，正在愈合中。不久，网上
传来一段的影片，鲸鱼尸体在海上漂浮，船家旁白：“打车叶打到肠都标埋出嚟。（螺旋桨把鲸鱼的肠子都打出来了）”大众的反应由初时的兴奋和担忧，变成悲伤和愤慨。

事件引起大众关注，主流批评观鲸客只顾个人娱乐，罔顾鲸鱼安危，导致鲸鱼死亡。现时鲸鱼死因尚未确认。话虽如此，但鲸鱼之死突显出香港整体从官方到个人对待动物的态度；甚而，鲸鱼虽是稀客、事件亦属偶然，但将动物当成娱乐工具，在香港并不罕见。若细数这方面的“罪责”，还要更深。在问责、批评之余，应是反省，归结问题的成因，乃至构想改善的门径。

野生鲸豚

有人说是好奇心害死鲸鱼，我觉得不是。好奇心是人探索和发现新事物的动力，但人总有自制能力，考虑过后果，发现不妥当，好奇也能克制。害死鲸鱼的主因不是好奇心，而是人的自私、贪婪。

最显眼的，当然是观鲸客和船家。观鲸客只考虑满足好奇心的欲望，载人出海赏鲸的船家只想赚钱，在追求娱乐和利益的过程中，无视鲸鱼的福祉和生存需求。直到鲸鱼死后，我以为动物福祉应是唯一关注，却又有人只在意会不会有“鲸爆奇观”（编注：死亡的鲸鱼可能因食物残留逐渐腐烂、造成体内积累过多气体而造成躯体爆炸）。在自私与贪婪的人眼中，鲸鱼只是被用作观赏和赚钱的对象。

观鲸客有需求，船家自然有生意；船家见有商机，又会宣传吸引观鲸客。欲打破循环，需要第三方介入，政府干预理应最有效，但鲸鱼之死正正反映出政府处事迟缓。面对质疑和批评，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否认政府太迟介入；然而，事实是香港在七月十三日发现鲸鱼踪迹，直至七月二十六日，隔了近两个星期，渔护署才终于劝吁请民众不要出海观鲸。到七月二十七日，渔护署判断鲸鱼情况稳定，能正常进食及游动，故除在鲸鱼出没的海域加派人员巡逻外，无需救援或其他介入行动。四天后，鲸鱼证实死亡。政府的寡断和误判，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助缘。

进一步讲，政府反应迟缓的成因，其实是政策的缺失。香港虽设有海岸公园及保护区，但数量不足，加上位置分散，面积小，且多数只限船速，放任船只进入，对海洋生物的保护极有限。早在今次布氏鲸入港前，已有团体曾提议在附近水域设保护区，如果政府有取纳，鲸鱼之死或能避免，只可惜太迟。谢展寰否认介入太迟，却也承认渔护署对处理相关情况的经验不足。香港水浅，鲸鱼游入确罕见，但每隔几年都有发生，如伪虎鲸和抹香鲸都曾入港，是累积经验的机会，却无好好把握。

谢展寰又指鲸鱼死亡反映市民对野生动物态度不当，因观鲸骚扰或伤害到鲸鱼。观赏活动会打扰野生动物是常识，香港人应不陌生，像大澳流行观豚活动，政府有制订《观豚活动守则》，希望防止骚扰海豚，却从没正式立法规管，船家漠视守则是常态。鲸鱼死亡后，政府才表示不排除制订“观鲸守则”；但若不立法规管，正如观豚守则，只属指引建议，违反无后果，作用同样有限。

除了政府，大众都纷纷批评观鲸客，认为观鲸活动是害死鲸鱼的主因。我见讨论区有人批评这些民众虚伪，关心鲸鱼，却不关心其他动物，一边指责他人害死鲸鱼，却又继续食海鲜或出海观豚。首先，这不算虚伪，我相信绝大部份人都是真诚地关心鲸鱼，在这前提下不关心其他动物，顶多是偏爱。再者，与其批评民众关心鲸鱼有偏爱，不如将此视作能顺带关心其他动物的契机。若鲸鱼之死能触动本身无留意动物福祉的民众，可以引发他们同理心和关注，关心的对象由鲸鱼开始，慢慢推展至其他动物。事实上，近日的讨论确有这倾向，由探讨布氏鲸的死因，论及政府海洋保育的政策，自然谈到白海豚与江豚。

鲸鱼之死反映出制度的缺失，制度的缺失又反映出政府对待动物的态度。香港水域繁忙，工程又多，不论是稀客布氏鲸，或长居的白海豚与江豚，就算不被围观打卡，野生鲸豚总受着极多滋扰。港珠澳大桥工程严重破坏大屿山北面水域，导致白海豚数量急降。机场第三跑道处于白海豚的重要栖地，还有“明日大屿”计划，工程邻近水域是江豚的主要栖地之一。当政策制定全为利益，不惜破坏生态与牺牲动物，态度其实与受指责的观鲸客、船家无异，就是自私和贪婪。

圈养海豚

再想，其实被当成娱乐工具而受苦的动物，又何止于野生鲸豚？鲸鱼在野外被围观受滋扰，可能是部分人娱乐的结果；海豚被圈养在水族馆，一生不得自由，则不只是一小撮人的责任。即使无去过野外赏鲸豚，到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却是许多香港人的童年回忆。若说围观鲸鱼是少数人的个体娱乐，围观海豚作为香港人的共同回忆，就是一种集体娱乐，甚至政府多次注资海洋公园，支持圈养动物，可说是制度化的娱乐。一方面谴责市民出海看鲸鱼，另一方面鼓励大家去海洋公园看海豚，个体的娱乐尚好处理，制度化的娱乐难以撼动。

海豚本该生活在广漠的大海，却被困在狭窄的水池，无法自由地畅泳和探索，行为受限，导致无聊和忧郁，影响心理健康，环境不洁和过度拥挤，又会引发健康问题。另外，海豚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通常生活在大规模的群体中，在圈养环境中，往往被逼与陌生的海豚一起生活，可能导致社交困难和行为问题。海洋公园利用海豚作表演和与游客互动，每天受到人群和噪音干扰，也会导致海豚产生压力和焦虑。即使公园取消海洋剧场表演，改为近距离观察，海豚仍要承受各种痛苦，只因人类要娱乐。

当然，园方和政府会反驳，圈养动物不是自私，除了提供娱乐，保育和教育都是重要的正面意义。我觉得这反驳无力，不论是保育或教育，都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若然公园重视保育，就应该停止动物展演，停止购入动物，只收留需要被保护的动物，集中资源改善动物生活空间。如此，海洋公园充其量能作为生态庇护所，但这种保育方法只能缓燃眉之急，想实际改善情况，必须配合野放。问题是，野放牵涉太多无法预测的因素，像传染病、运输过程、事后监测等，成本高而成效低，不如把资源用于以栖地为基础的保育工作。

另一方面，圈养动物所产生的“教育意义”，成效也值得质疑。首先，多数游客对所谓的教育资讯通常不感兴趣，在潜移默化间，学到的可能不是生物知识，而是对待动物的方式和态度，原来囚禁动物，把牠们当成娱乐工具无问题。而且，在人工环境下，动物的行为习性跟野外不同，所学易有偏差或不全面。以最基本的进食为例，动物在野外会不断觅食，不会限定时间和次数；园内动物却因习惯被喂饲，不会觅食，毕竟也无地方可以觅食，就连进食时间都被限定，变成娱乐游客的喂食秀。在园内，动物失去了碰见人时该有的警惕，也不会把目光停留在川流不息的游人上；游人也失去了凝望生命的实感，动物不过是展品。

当野外观察和圈养动物都不恰当时，科技发展带来替代方案。有团体发明互动数码投影技术 “LightAnimal”，能将鲸豚影像投影至墙上，影像会根据墙前人们的活动作相对反应，形成互动，兼顾了娱乐和教育。虽然鲸豚只是虚拟影像，体验可能比不上与现实的鲸豚互动，但亦有独特优点。例如可以展示因体型庞大，而不能饲养在人工环境的鲸鱼，又或是因为已灭绝，而在野外都不能观察到的鲸豚。更重要的是，不论展示哪种动物，都没有动物因而受苦。当然，投影技术因为像真度的问题，未必能完全取代在水族馆或野外的观赏活动，但我相信随着发展，技术有潜力愈来愈成熟；然而资源有几多，发展有几快，乃至最终能否成功取代，都取决于人对动物的态度。

赛马博弈

将目光从水中移往地上，会发现用动物娱乐是城市的日常。每逢赛马日，马场总是人山人海，马会投注站亦大排长龙，马匹成了马迷和赌客的娱乐工具。观赏鲸豚或可以用保育和教育作托辞，但赛马却是为了比赛、赌博，是纯粹的娱乐。

与鲸豚不同，赛马用的马匹是已被驯化的物种。马匹的驯化对人类历影响深远，建设、耕种、开疆，都有牠们的功劳。在汽车发明前，马匹是人类主要的运输方式之一，用马拉车或骑马代步都常见。去到战争，马就被用来拉战车，或成为骑兵的载具。随着科技发展，马匹的耕种和运输的功能已被取替。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这些被驯化的马匹不是出现于赛马或马术运动，就是在观光地被游客骑乘，只剩下娱乐作用。而在香港的处境，赛马是最为人熟悉。

显然，香港赛马也是制度化的娱乐。马会一年靠赛马活动赚取的利润近二百亿，其中过百亿是向政府缴纳的博彩税。利益如此的丰厚，比赛用的马匹当然极重要，会受到悉心呵护和照顾；但这种关爱，只因牠们能带来经济与娱乐价值。当马匹只被当成竞技、赌博的工具，所有与此无关的因素，包括牠的福祉，都不会被考虑。马匹在赛场被骑师鞭策，因香港马会无限制用鞭次数，马的皮肤往往被打得浮肿发炎。这些马匹一生都无自由，听过动保朋友说快将暑期停季，为马匹能休息松一口气；但其实不少马匹在暑期会被运往其他地方加操。即使退役后，也会被送到会所或骑术学校，又是被用作休闲娱乐。如果马匹在比赛或操练中，不幸受重伤，就会被人道毁灭。

我想大家可能已忘记，二零二一年尾，沙田马场发生堕马意外，两只马“君达星”及“肥仔叻叻”伤势严重，结果被人道毁灭。当时许多动保人士建议废除赛马，引起过一些关注和回响。马会当然无采纳废除赛马的建议，也无实行任何特别措拖，以确保不再发生意外。结果在今年七月头，“文明之光”与“大师级”心脏病发死亡，“大家开心”因断脚被人道毁灭，在仅仅一星期内，足足三匹马在赛事中死亡。

同类事件不断发生，反映着制度的缺陷，而且从来无打算去修补。与许多动保人一样，我相信彻底废除赛马是最直接、根本的解决方法。问题的根源，其实都是把动物当成娱乐工具。制度化的娱乐或只能在制度层面监管，动物保护法例较完善的台湾，就有立法明文禁止“以直接、间接赌博为目的，利用动物进行竞技行为。”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当选后，曾提出要在高雄发展赛马业，但因抵触动保法而受阻。对香港而言，比起批评与谩骂，建立一套完整的动保法，可能才是当务之急。

改变的开始

可见，在香港，无论是野生、被圈养或是被驯化，许多动物的苦难，都是因为它们被当成娱乐工具。从个体，到集体，乃至制度化的娱乐，都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得单向，人或制度视动物为单纯的工具，动物被单方面利用，即使动物受苦，人亦看不见牠们的苦难。在与动物互动的过程中，满足需求未必是问题，但绝不是伤害动物的合理辩解。要重新建立适当的关系，关键在于尊重动物，要看见牠们的苦难。

一路以来，香港的动物权益其实不乏关心，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倡议，但成效都有限。因个人缺失而生出的问题，尚可通过劝阻杜绝，但去到制度层面，对象变成海洋公园、赛马会、政府，沟通就变得极困难。像保护鲸豚，说服游客比说服政府和海洋公园容易。要撼动制度的大架构，需花很多心力和时间。不过，制度的改变可以由个体的醒觉累积而成，当人们真正关心动物，可能就是改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