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香港出現三組看似彼此無關、卻同時發生的紀錄。

全港登記出生人數僅31,714，創歷史新低，總和生育率跌至0.73，在全球236個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

另一邊廂，公營普通學校登記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中小學生，則由2020/21學年的56,640人增至2025/26學年的71,740人，累積升幅達26.7%。其中，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ADHD）是第二大類別，達16,350人。

同年，全港總自殺率降至五年低位，每十萬人13.57宗；但19歲或以下青少年自殺人數卻由35宗升至47宗，增幅逾三成，創近十年新高。

出生、診斷與死亡，三者表面各自獨立，卻根植於相近的結構土壤，反映當代香港的生存圖景：一個把「不確定性」轉譯為可篩查風險、又把成功想像為必須及早規劃與持續監察的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下，無論是教育制度還是學童成長都被「精神病化」——精神醫學的語言、診斷和治療都在「自上而下」的系統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反饋中交織運作。

風險辨識，正是「教育-醫療-社福」系統設計的核心要義。然而，這意味著什麼？本文梳理精神健康的關鍵數據，剖析香港校園推行的自殺預防「三層應急機制」以及針對SEN學生的「三層支援模式」，檢視這套以守護「下一代」為名的制度如何運作，存在哪些落差，又可能帶來甚麼意料之外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