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抗議不缺席，卻難以成為事件

中國民間的示威抗議並不罕見。工廠門口的勞資糾紛、售樓處前的業主維權、校門外的家長請願、醫護糾紛、鄉村或工業區周邊的環保衝突。疫情期間，封控措施、醫療緊張與生計中斷，更曾在短時間內集中釋放出大規模不滿。這些事件卻大部分讓人感覺曇花一現：不會在不同城市複製，難以形成穩定輿論焦點，更難對政策構成長期壓力。即便是2022年底，曾短暫突破地域與話語邊界、多城同步出現的「白紙運動」，也最終迅速退場。

中國群體性事件「高頻出現、低效轉化」的矛盾特點，長期以來常被簡化爲官方「高壓鎮壓」的成果。但如果將治理手法僅以「高壓鎮壓」一詞概括，目光停留在警力部署、網路刪帖或事後捉捕，就會錯過中國近年在治理層面發生的更深層轉變。

近十多年來，中國逐步發展出一套高度成熟的治理方式。在面對群反對事件時，官方形成了精密的「治理工具箱」（policy toolkit），當中結合了實體空間的管理、數位資訊的監察、行政流程的前移，以及平台技術的日常化運作。線上線下來自不同部門、不同風格的管理手法，並非孤立措施，而是同一套邏輯在不同場域中的呈現。更多群體行動並非在爆發時被強行鎮壓，而是在外界意識到之前便已消散。在這套體制下，治理的成效往往體現於：事件沒有形成，連結沒有出現，情緒沒有累積——表面上，「什麼都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