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富都青年》《五月雪》《虎纹少女》三部在去年备受关注的马来西亚电影再有“好戏”。三部电影同时出现在香港亚洲电影大奖提名名单；其中《虎纹少女》代表马来西亚出战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而《富都青年》也刚在3月中举办了在台票房突破1亿新台币（约2400万港币）的庆功宴，该片写下马来西亚电影在台票房史上难得佳绩；在香港票房也达港币300万，刷新在港马来西亚电影的票房纪录。
这些都是去年的声势延续，正是这三部作品令“马来西亚”突然一跃成为2023国际与华语影坛的热门关键字。先是《富都青年》在年初的瑞士佛瑞堡影展、乌迪内远东电影节接连获奖；然后是《虎纹少女》在5月坎城影展夺得国际影评人周单元“最佳影片”，创下马国坎城拿奖影史纪录；之后《五月雪》在9月的威尼斯影展获得“电影艺术奖特别提及”；而《富都青年》与《五月雪》又双双出现在年尾金马六十的提名与获奖名单上。
与获奖与票房光环一并引人关注的，是这三部片皆是与台湾合制。台湾文化内容策进院（文策院）、台湾电影委员会等机构出现在制片方名单中，金马创投、台湾国际合作投资专案计划等项目也伴随了制作过程，主创人员中也包括吴慷仁、万芳等台湾演员及其他台湾工作人员。
放眼华语影坛，在中港合拍片大势衰落、台港甫现合作之际，台马合拍片也形成一波瞩目潮流，三部片的亮眼成绩中，台马合作的因素又占什么位置？我们专访了《富度青年》导演王礼霖与《五月雪》导演张吉安，讲述他们拍摄的故事，也访问了其他业界人士来讲述台马合作的前因与现状。
马华导演：不一定要拍华语片
近年亦有很多马来语动画、动作片由华人担任主创，是因香港导演林超贤的动作与爆破指导是马来西亚人，把拍摄《长津湖》、《红海行动》等大片经验带回马来西亚，促成目前马来西亚动作片质量的成长。
马来西亚电影自1970年代起因族群政治转向“马来化”。华语片占本土电影年产量（40-50部）的1/5，与华裔人口比例相似。马来电影向来是电影市场上的强势商品，其中鬼片和动作片较有国际输出潜力。
异于商业片，千禧年之际的电影数位化趋势带动独立创作，涌现一股“大马电影新浪潮”，华裔影人如陈翠梅、何宇恒、李添兴、胡明进等在其中占重要位置。但因实际情况，未能凝聚出足够的美学共识，终为昙花一现。至2010年，华裔导演周青元的《大日子》与歌手阿牛自导自演的《初恋红豆冰》大为卖座，创造了本土华语商业贺岁片风潮，成为数年间马国华语片主流。但近五年来华语片再度衰落，与马来电影票房相比极为悬殊。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华裔导演也不一定都拍华语片，而越来越有不同的发展路线。大马传媒人陈伟智跟记者讲到，华裔导演拍非华语电影愈加常见，“马来西亚华人分受中文或英文教育，像《虎纹少女》导演余修善，本身中英混血，受英文教育，这样背景常见两种路线，一是去拍马来语片，二是像《饿鬼食堂》导演曹维骏，受英文教育但拍中文片。”也有海外发展如杨毅恒，2017年以华语片《阿奇洛》获得东京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后，便以拍摄日本作品为主。
有趣是近年亦有很多马来语动画、动作片由华人担任主创，陈伟智讲这是因香港导演林超贤的动作与爆破指导是马来西亚人，他把拍摄《长津湖》、《红海行动》等大片的经验带回马来西亚，才促成目前马来西亚动作片质量的成长。
金马奖：十年前的一个转折
“所有中文电影奖中，马来西亚媒体报导最多的是金马奖，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影人参与金马，已成国内年度电影大事。”
国际合拍方面，其实新、马本是最紧密伙伴，为何与台湾也开始热络？除了马来西亚华人多年来台学习、工作、生活的直接经验，台湾片也持续出现在马来西亚银幕，《富都青年》制片张炜珍与记者回忆自己就是初中时，在槟城华人会馆资助的校园放映中看到《恋恋风尘》、《桂花巷》、《巧克力战争》等经典台湾电影，埋下她来台湾拍电影的种子；而更直接的影响，陈伟智认为是金马奖的带动。
“金马五十（2013）的结果很重要，那年最佳新导演、最佳剧情片给了陈哲艺《爸妈不在家》，女配角给杨雁雁，这是一个转折；让星马的电影人觉得金马有照顾到他们。”而第二年，王礼霖就带著自己监制的首部电影企划案《分贝人生》参与金马创投，抱回百万新台币首奖。马国电影圈这才理解何谓创投，亦开始踊跃参加。张吉安首作《南巫》就是2018年的金马入选企画案。
2019年金马奖则创下最多马来西亚影人入围纪录（共11位，入围13项），其中仅《夕雾花园》即9项提名。这些在马来西亚本土也都引起回响，“所有中文电影奖中，马来西亚媒体报导最多的是金马奖，越来越多（马来西亚）影人参与金马，已成国内年度电影大事。”
而台湾公部门也积极推动，如前所述，《五月雪》和《虎纹少女》都获得文策院“国际合作投资专案计划”支持；《五月雪》还拿到台北市影委会“国际影视摄制投资计划”的挹注。而在2023年，星马电影报名金马奖达62部，为史上最多。《富都青年》制片张炜珍认为原因是疫情三年内大家累积的作品解封后便倾巢而出。
但当然政策、奖项抑或创投，虽则这些机制辅助与机遇开拓，马来西亚华语片能够最终突破本土，在台、日、欧美受到关注，根本上还是要回到电影人的才华和努力。
王礼霖：在台湾做外劳，明白移工之苦
在新北市树林区，“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冬天，寒流来，冷死了，冰冷的房间，阴暗的角落，湿湿的棉被⋯⋯好在菲律宾外劳朋友给了很多温暖扶持。”
对许多业界人士来说，王礼霖是新导演，却是圈中一个“老”名字。他本是唱片及艺人经纪，旗下艺人2009年出道后却面临华语唱片市场大崩坏的末期。为让艺人能转职演戏，王礼霖接触偶像剧制作，再转至电影，监制推出《分贝人生》、《乐园》、《我和我的赛车老爸》等。
他不只拍马来西亚电影，也拍台湾电影，过程中促成马来西亚业界与台湾或海外主创的交流。第一部片《分贝人生》由马来西亚导演陈胜吉执导，但邀请到张艾嘉主演，讲述本土贫穷的故事，“马来西亚很多贫穷家庭，我曾经过年时拜访一个印度家庭，门打开却看见里面有个华人小朋友，爸爸说当年发现这名没有身分证的弃婴，不忍心就带回家养大。”底层人群无私的爱的力量，由此对他有著微妙吸引力。
电影上映翌年，他大病一场，躺医院想“如果明天我就走了，人生有什么遗憾？”他于是跟制片伙伴张炜珍说自己想做导演了，未几一则新闻启发他写下《富都青年》，一对没有身分证的兄弟在移工聚居老社区里求生的故事。
故事中无血缘的兄弟（吴慷仁、陈泽耀饰），都是由马籍父亲和移工母亲生下，在马来西亚，若父母没有合法婚姻登记，孩子就领不到身分证，“很多外籍劳工生下孩子，爸爸或妈妈跑掉了，产生没有身分变成违法的逾期逗留。NGO统计这类无身分者有30万人，而滞留在马来西亚的非法外劳更可能有几百万人。”张炜珍说。
对移工有强烈的同理心，因王礼霖也曾是其中一员。他大学毕业后从事广告设计但遇到工作瓶颈，在台湾做人力仲介的姊姊建议他来台转转。1999年1月，他拖著行李来到台湾新北市树林区，成为铁工厂外劳，“完全脱离我原本舒适圈，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冬天，寒流来，冷死了，冰冷的房间，阴暗的角落，湿湿的棉被，我的第一晚是这样的。好在菲律宾外劳朋友给了很多温暖扶持。”两年工作合约，他半年就匆匆离开，但那段经历是重要启蒙，让他见到不同族裔之间的爱与关怀。
王礼霖监制的电影里，《分贝人生》谈贫穷，《迷失安狄》以跨性别者为主角，自己编导的《富都青年》则将底层、移工、户籍、身障、性别这些他长期关注的议题集合一处，而无论什么标签，人物在追求的都是“身份”和“平等”。“疫情时政府发援助金，有身分证的人可以去领，没身分证的人怎么办？他们明明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哪里都去不了，但就像这片土地的幽灵，是隐形的。”
这让王礼霖想到，如果故事中的哥哥不能说话，无声的控诉感会更强烈，于是加入哥哥是聋哑人的设定，无声代表了所有类似遭遇的人。也因种族和宗教背景，LGBT+群体在马来西亚处境亦相当困顿，“每次在报纸上看到他们卖淫、被警察扫黄，都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居多，因为回教信仰，他们的家庭不会接受，在社会上也不会被公平对待，我们找到一位印度人，他念医科，可是医院就因为他变性而不请他，马来西亚在80年代后身分证性别不能更换，这是我们国家很难解的问题。”
台马合作：讲述马来西亚草根故事
“在马来西亚拍中文贺岁片很容易筹资，但拍这种议题的就很难，我还是希望至少让全世界知道马来西亚发生这些事情。”
《富都青年》故事主场景“富都”，是马来文“Pudu”音译，华人惯称“半山芭”，也是《五月雪》中“五一三”事件的发生地。英殖时期，那里曾是如台北车站之于台北般重要的交通枢纽，没落后成为华人中下层及移工谋生之地。王礼霖描述当周围都发展出高楼大厦，富都还保留以前老社区的样子，有个分成室内跟户外的菜市场，后巷都是杀鸡档，聚集很多合法非法的外籍移工、孤独老人、贫穷家庭、跨性别者。
筹拍过程中，他们要观察此地一天内不同面貌：货车从晚10点开始繁忙出入，凌晨3、4点各商铺前制作业，早上开张到中午12点后慢慢收摊，傍晚熟食小吃摊亮灯营业，到晚上又响起卡拉OK。张炜珍则被勾起当时的记忆，“找投资的过程很辛酸，有一天在富都一个贫民区做前制，但又要赶去拜访投资方，我们就开车到很富裕的地区，那间屋子有落地玻璃、望出去是吉隆坡双子星，谈到资金后，又得再赶回去富都。”来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路上的五味杂陈至今记忆鲜明。
此外，剧组还专访了无身分证者及提供救助的NGO，研读政府与法律机制；也联系上一名被判死刑后又获特赦的更生人，详细了解死刑犯在监狱里的日常生活，片中与受刑人对谈的法师亦是真实人物；而警察扫荡非法居留者的过程，王礼霖身边就有实际案例可以参照，他家里印尼清洁女工的丈夫面临过同样状况。
“在马来西亚拍中文贺岁片很容易筹资，但拍这种议题的很难，我还是希望为这些事带来关注和提醒，虽然无法透过一部电影就得到很好的解决方案，或是让政府马上改变，但至少让全世界知道马来西亚发生这些事情。”王礼霖把《富都青年》视为“族群与社会”电影三部曲计划的起点，他2016年在台合伙开设电影开发公司，计划未来继续撮合台马两地的电影人才（如《富都》的美术便是台湾人蔡珮玲），挖掘马来西亚最草根、贴地的故事。
五月雪：在台湾找到演员
“跟本地演员接洽后，大家一听到‘513’都拒绝了。”2020年，张吉安携《五月雪》参加金马创投，台湾制片方建议他，找台湾演员就没有这方面顾虑，最终顺利邀来万芳饰演“阿英”，终于聚合了14个女人的生命血泪。
与王礼霖曾以外劳身分来台湾不同，张吉安扎根马来西亚本土，他针对华人社群的乡音考古、田调采集计划，已不间断做了十余年。电影系毕业后他曾在影音出版公司当剪接师，负责把流行韩剧激烈或太久的接吻和床戏镜头剪掉，再送电检局审批、出版DVD。数月后张吉安越剪越愧疚，自己念电影学创作，却把人家作品剪得七零八落。辞职后，他也想拍家乡稻田和农民，讲土地被剥削的故事，但题材毫无商业价值，不知从何下手，大学老师建议他把电影放一边，先做导演功课。
于是2005年起，张吉安晚上到电台做广播，白天做社区营造、地方艺术节，一边进行田调采集。“很多人田调有目的性如为了拍电影，可是我不会去想‘这可以拍成电影吗？’、‘这素材有用吗？’”采集中每遇到一位老人家，他便花五六个小时，陪对方吃饭聊天，录音机一直开著，问他们对在地歌谣的记忆，从语言的变迁推论他们何时下南洋；采访到尾声，他才会附加一个问题──你有遇过513事件（1969年5月13日爆发于吉隆坡半山芭的种族冲突，受难者多为华人）吗？“我怕问得太早，他们不愿意谈，采访就泡汤了。十人里只有两三个愿意说，其他人仍会觉得这很敏感，这种恐惧还是挥之不去。”
十多年来，张吉安已搜集400多人的移民故事，大部分移民赶在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前入境，才易申请公民，故以年份推算这批人已80多岁了。“社群网路盛行后，采集变得更加谨慎，老人家开始用手机接收中国资讯，中国生产很多歌谣、顺口溜、戏曲，老人家看过就会学，发音也被影响。我2019年去重新采访，就发现他们的记忆不再是原生态了。”采集告一段落后，疫情降临，世界的停摆对他来说却似礼物，终于有大把时间分类、编写资料，丰富的素材让他灵感迸发、写了好几个剧本，“存量应该还可以拍10部电影，想到就很开心。”
而让他决心拍出513事件的契机是在2009年。他在雪兰莪州做社区营造时，意外在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后山发现了“513”受难者的乱葬岗，他想采访墓碑的后代家属，但怎么找人？他便每年清明节跟5月13日前后直接蹲点，等待来扫墓的亲人出现。一位吉隆坡总教区的主任修女陪他一起，“她是我的听众，早上七点开始坐在那里，她知道我做这件事白天都不吃饭，还煮便当给我，我很感谢她。”蹲点十几年，整理出14位女性家属的口述资料，张吉安原想拍纪录片，可她们连拍照都不愿意，只能将构想转成剧情片，于是有了《五月雪》的雏形。
“本来要拍14个女人经历‘513’后如何生活，需要找会讲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的马来西亚人，跟本地演员接洽后，大家一听到‘513’都拒绝了。”张吉安意识到行不通，开始把人数从14减到9，再到5个，又变3个，最后剩2个。资深舞台剧演员蔡宝珠愿意演戏班班主“窦娥”，但还差一个。2020年，张吉安携《五月雪》参加金马创投，台湾制片方建议他，找台湾演员就没有这方面顾虑，最终顺利邀来万芳饰演“阿英”，如此终于聚合了14个女人的生命血泪。
半山芭与台北车站：难道这就是命运
与52年前《负心的人》女主角汤兰花见面，请她协寻电影拷贝，“她二话不说就答应，原来她2000年到吉隆坡参加教会活动，有人认出她并告诉她，有个亲戚当年看了她的电影就没了命，她才知道大华戏院发生的事，也一直想为此尽点心力。”
《五月雪》以两日时空（1969年5月13日及2018年5月13日）做为结构，讲述横跨49年的“513”伤痕，引用古书《马来纪年》里中国皇帝喝下苏丹洗脚水解咒的神话、杂剧《窦娥冤》中六月飞雪的典故。与前作《南巫》相同，政治隐喻、传说、戏曲、宗教、女性主角是张吉安电影的必备元素；《南巫》采取许多非人的如昆虫、石头的低角度观点，《五月雪》延续这样的美学，分镜甚至更少更精简。
其实“513”事件当天，半山芭地区真的搭了一座戏台，准备一连三天酬神戏。12日《六国大封相》，13日《六月雪》，14日预计演《白蛇传》。张吉安自嘲拍的是“文献电影”，场景中广告牌、戏班摆设、戏服怎么吊，都考究自书籍或老照片；很多服装道具是真实文物，化妆柜就是他个人收藏的。2008、2009年，他曾在吉隆坡茨厂街发起反捷运征地的捍卫老街艺术计划，向社区老人家搜集旧文物，“我有一个小仓库跟乡音馆专门存放这些，我家就是一个资料库。”
而片中出现老电影《桃花泣血记》，是因为戏班所属的福建社群在那个年代，十分爱看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厦语片，这部戏在50年代被香港翻拍成厦语片，60年代被台湾翻拍成台语片，后来也在大马翻拍成了马来西亚版本，所以《五月雪》才特意放进马来西亚版《桃花泣血记》片段，足见考据之细腻。
“513”当天的半山芭，有两出戏同时上演，一是酬神戏台上《六月雪》，二是大华戏院放映的台湾电影《负心的人》（1969）。“‘负心的人’后来变成‘513’的同义词，去半山芭采访老人时，他们说谁谁谁那天看完《负心的人》出来就被乱枪扫射，尸体被载到别的地方埋葬，说当年那些政客都是负心的人。”
为重现这条重要线索，2021年张吉安来台担任金马评审时，约了52年前《负心的人》女主角汤兰花见面，请她协寻电影拷贝，“她二话不说就答应，原来她2000年到吉隆坡参加教会活动，有人认出她并告诉她，有个亲戚当年看了她的电影就没了命，她才知道大华戏院发生的事，也一直想为此尽点心力。”
而《五月雪》最后，万芳演唱的主题曲〈五月的人〉，就借用了一段〈负心的人〉歌曲段落：“问西风，问白云，难道这就是命运。”电影也顺利剪进《负心的人》几个画面，包括当年的台北车站。与台湾合制的《五月雪》，于过去于现在，都和台湾有著丝丝牵连。
本土电影审查与跨海放映
无论《富都青年》或《五月雪》，历经艰辛完成电影后，在马来西亚上映前还有一道难关：电检局审查。张炜珍阐述马国映演现实：“做议题电影不知道能不能上映；能上的话也不知道要剪多少。所以做这种片更要考虑国际市场，从开案方向就要决定，包括需要不同地区的合作，因为绝对不可能靠马来西亚本地票房回收。”
陈伟智表示，“马来西亚电检局最主要的问题，是由内政部管理而非文化部，两种角度非常不同。”当中最易踩到红线的是政治意识形态，包括涉及马来亚共产党或“513”。2019年由马籍导演廖克发执导的台片《菠罗蜜》，就因触及马共议题而遭马国禁演；至于“513”，近年讨论已多，不再那么禁忌，“以前曾有一部以马来人角度拍的513电影，电检制度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如白人接吻是OK的，但马国人不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文化。”
而近年审查标准虽有放宽，但仍会随马来西亚政治局势诡谲多变，陈伟智以《虎纹少女》的尴尬处境为例：电影虽有敏感内容，但拿下坎城大奖属于国家荣耀，国家要用它报名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就得在国内公开放映才符合资格，最后只好删减多处、限量上映。而截至目前，《五月雪》依然没能在马来西亚本地上映；《富都青年》则虽有上映也遭删减——尽管三部电影都在台湾院线有足本完整放映，《富都青年》更获得在台票房佳绩，存在审查的国度上，讲述本土故事的电影总是未必能被本土观众看到，跨海的银幕因此有其存在的另一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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