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富都青年》《五月雪》《虎紋少女》三部在去年備受關注的馬來西亞電影再有「好戲」。三部電影同時出現在香港亞洲電影大獎提名名單；其中《虎紋少女》代表馬來西亞出戰了今年奧斯卡的「最佳國際影片」；而《富都青年》也剛在3月中舉辦了在台票房突破1億新台幣（約2400萬港幣）的慶功宴，該片寫下馬來西亞電影在台票房史上難得佳績；在香港票房也達港幣300萬，刷新在港馬來西亞電影的票房紀錄。
這些都是去年的聲勢延續，正是這三部作品令「馬來西亞」突然一躍成為2023國際與華語影壇的熱門關鍵字。先是《富都青年》在年初的瑞士佛瑞堡影展、烏迪內遠東電影節接連獲獎；然後是《虎紋少女》在5月坎城影展奪得國際影評人週單元「最佳影片」，創下馬國坎城拿獎影史紀錄；之後《五月雪》在9月的威尼斯影展獲得「電影藝術獎特別提及」；而《富都青年》與《五月雪》又雙雙出現在年尾金馬六十的提名與獲獎名單上。
與獲獎與票房光環一併引人關注的，是這三部片皆是與台灣合製。台灣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台灣電影委員會等機構出現在製片方名單中，金馬創投、台灣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等項目也伴隨了製作過程，主創人員中也包括吳慷仁、萬芳等台灣演員及其他台灣工作人員。
放眼華語影壇，在中港合拍片大勢衰落、台港甫現合作之際，台馬合拍片也形成一波矚目潮流，三部片的亮眼成績中，台馬合作的因素又佔什麼位置？我們專訪了《富度青年》導演王禮霖與《五月雪》導演張吉安，講述他們拍攝的故事，也訪問了其他業界人士來講述台馬合作的前因與現狀。
馬華導演：不一定要拍華語片
近年亦有很多馬來語動畫、動作片由華人擔任主創，是因香港導演林超賢的動作與爆破指導是馬來西亞人，把拍攝《長津湖》、《紅海行動》等大片經驗帶回馬來西亞，促成目前馬來西亞動作片質量的成長。
馬來西亞電影自1970年代起因族群政治轉向「馬來化」。華語片佔本土電影年產量（40-50部）的1/5，與華裔人口比例相似。馬來電影向來是電影市場上的強勢商品，其中鬼片和動作片較有國際輸出潛力。
異於商業片，千禧年之際的電影數位化趨勢帶動獨立創作，湧現一股「大馬電影新浪潮」，華裔影人如陳翠梅、何宇恆、李添興、胡明進等在其中佔重要位置。但因實際情況，未能凝聚出足夠的美學共識，終為曇花一現。至2010年，華裔導演周青元的《大日子》與歌手阿牛自導自演的《初戀紅豆冰》大為賣座，創造了本土華語商業賀歲片風潮，成為數年間馬國華語片主流。但近五年來華語片再度衰落，與馬來電影票房相比極為懸殊。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華裔導演也不一定都拍華語片，而越來越有不同的發展路線。大馬傳媒人陳偉智跟記者講到，華裔導演拍非華語電影愈加常見，「馬來西亞華人分受中文或英文教育，像《虎紋少女》導演余修善，本身中英混血，受英文教育，這樣背景常見兩種路線，一是去拍馬來語片，二是像《餓鬼食堂》導演曹維駿，受英文教育但拍中文片。」也有海外發展如楊毅恆，2017年以華語片《阿奇洛》獲得東京國際影展「最佳導演」後，便以拍攝日本作品為主。
有趣是近年亦有很多馬來語動畫、動作片由華人擔任主創，陳偉智講這是因香港導演林超賢的動作與爆破指導是馬來西亞人，他把拍攝《長津湖》、《紅海行動》等大片的經驗帶回馬來西亞，才促成目前馬來西亞動作片質量的成長。
金馬獎：十年前的一個轉折
「所有中文電影獎中，馬來西亞媒體報導最多的是金馬獎，越來越多（馬來西亞）影人參與金馬，已成國內年度電影大事。」
國際合拍方面，其實新、馬本是最緊密夥伴，為何與台灣也開始熱絡？除了馬來西亞華人多年來台學習、工作、生活的直接經驗，台灣片也持續出現在馬來西亞銀幕，《富都青年》製片張煒珍與記者回憶自己就是初中時，在檳城華人會館資助的校園放映中看到《戀戀風塵》、《桂花巷》、《巧克力戰爭》等經典台灣電影，埋下她來台灣拍電影的種子；而更直接的影響，陳偉智認為是金馬獎的帶動。
「金馬五十（2013）的結果很重要，那年最佳新導演、最佳劇情片給了陳哲藝《爸媽不在家》，女配角給楊雁雁，這是一個轉折；讓星馬的電影人覺得金馬有照顧到他們。」而第二年，王禮霖就帶著自己監製的首部電影企劃案《分貝人生》參與金馬創投，抱回百萬新台幣首獎。馬國電影圈這才理解何謂創投，亦開始踴躍參加。張吉安首作《南巫》就是2018年的金馬入選企畫案。
2019年金馬獎則創下最多馬來西亞影人入圍紀錄（共11位，入圍13項），其中僅《夕霧花園》即9項提名。這些在馬來西亞本土也都引起迴響，「所有中文電影獎中，馬來西亞媒體報導最多的是金馬獎，越來越多（馬來西亞）影人參與金馬，已成國內年度電影大事。」
而台灣公部門也積極推動，如前所述，《五月雪》和《虎紋少女》都獲得文策院「國際合作投資專案計畫」支持；《五月雪》還拿到台北市影委會「國際影視攝製投資計畫」的挹注。而在2023年，星馬電影報名金馬獎達62部，為史上最多。《富都青年》製片張煒珍認為原因是疫情三年內大家累積的作品解封後便傾巢而出。
但當然政策、獎項抑或創投，雖則這些機制輔助與機遇開拓，馬來西亞華語片能夠最終突破本土，在台、日、歐美受到關注，根本上還是要回到電影人的才華和努力。
王禮霖：在台灣做外勞，明白移工之苦
在新北市樹林區，「那是我人生第一個冬天，寒流來，冷死了，冰冷的房間，陰暗的角落，濕濕的棉被⋯⋯好在菲律賓外勞朋友給了很多溫暖扶持。」
對許多業界人士來說，王禮霖是新導演，卻是圈中一個「老」名字。他本是唱片及藝人經紀，旗下藝人2009年出道後卻面臨華語唱片市場大崩壞的末期。為讓藝人能轉職演戲，王禮霖接觸偶像劇製作，再轉至電影，監製推出《分貝人生》、《樂園》、《我和我的賽車老爸》等。
他不只拍馬來西亞電影，也拍台灣電影，過程中促成馬來西亞業界與台灣或海外主創的交流。第一部片《分貝人生》由馬來西亞導演陳勝吉執導，但邀請到張艾嘉主演，講述本土貧窮的故事，「馬來西亞很多貧窮家庭，我曾經過年時拜訪一個印度家庭，門打開卻看見裡面有個華人小朋友，爸爸說當年發現這名沒有身分證的棄嬰，不忍心就帶回家養大。」底層人群無私的愛的力量，由此對他有著微妙吸引力。
電影上映翌年，他大病一場，躺醫院想「如果明天我就走了，人生有什麼遺憾？」他於是跟製片夥伴張煒珍說自己想做導演了，未幾一則新聞啟發他寫下《富都青年》，一對沒有身分證的兄弟在移工聚居老社區裡求生的故事。
故事中無血緣的兄弟（吳慷仁、陳澤耀飾），都是由馬籍父親和移工母親生下，在馬來西亞，若父母沒有合法婚姻登記，孩子就領不到身分證，「很多外籍勞工生下孩子，爸爸或媽媽跑掉了，產生沒有身分變成違法的逾期逗留。NGO統計這類無身分者有30萬人，而滯留在馬來西亞的非法外勞更可能有幾百萬人。」張煒珍說。
對移工有強烈的同理心，因王禮霖也曾是其中一員。他大學畢業後從事廣告設計但遇到工作瓶頸，在台灣做人力仲介的姊姊建議他來台轉轉。1999年1月，他拖著行李來到台灣新北市樹林區，成為鐵工廠外勞，「完全脫離我原本舒適圈，那是我人生第一個冬天，寒流來，冷死了，冰冷的房間，陰暗的角落，濕濕的棉被，我的第一晚是這樣的。好在菲律賓外勞朋友給了很多溫暖扶持。」兩年工作合約，他半年就匆匆離開，但那段經歷是重要啟蒙，讓他見到不同族裔之間的愛與關懷。
王禮霖監製的電影裡，《分貝人生》談貧窮，《迷失安狄》以跨性別者為主角，自己編導的《富都青年》則將底層、移工、戶籍、身障、性別這些他長期關注的議題集合一處，而無論什麼標籤，人物在追求的都是「身份」和「平等」。「疫情時政府發援助金，有身分證的人可以去領，沒身分證的人怎麼辦？他們明明就是在馬來西亞出生，哪裡都去不了，但就像這片土地的幽靈，是隱形的。」
這讓王禮霖想到，如果故事中的哥哥不能說話，無聲的控訴感會更強烈，於是加入哥哥是聾啞人的設定，無聲代表了所有類似遭遇的人。也因種族和宗教背景，LGBT+群體在馬來西亞處境亦相當困頓，「每次在報紙上看到他們賣淫、被警察掃黃，都是馬來人和印度人居多，因為回教信仰，他們的家庭不會接受，在社會上也不會被公平對待，我們找到一位印度人，他念醫科，可是醫院就因為他變性而不請他，馬來西亞在80年代後身分證性別不能更換，這是我們國家很難解的問題。」
台馬合作：講述馬來西亞草根故事
「在馬來西亞拍中文賀歲片很容易籌資，但拍這種議題的就很難，我還是希望至少讓全世界知道馬來西亞發生這些事情。」
《富都青年》故事主場景「富都」，是馬來文「Pudu」音譯，華人慣稱「半山芭」，也是《五月雪》中「五一三」事件的發生地。英殖時期，那裡曾是如台北車站之於台北般重要的交通樞紐，沒落後成為華人中下層及移工謀生之地。王禮霖描述當周圍都發展出高樓大廈，富都還保留以前老社區的樣子，有個分成室內跟戶外的菜市場，後巷都是殺雞檔，聚集很多合法非法的外籍移工、孤獨老人、貧窮家庭、跨性別者。
籌拍過程中，他們要觀察此地一天內不同面貌：貨車從晚10點開始繁忙出入，凌晨3、4點各商鋪前製作業，早上開張到中午12點後慢慢收攤，傍晚熟食小吃攤亮燈營業，到晚上又響起卡拉OK。張煒珍則被勾起當時的記憶，「找投資的過程很辛酸，有一天在富都一個貧民區做前製，但又要趕去拜訪投資方，我們就開車到很富裕的地區，那間屋子有落地玻璃、望出去是吉隆坡雙子星，談到資金後，又得再趕回去富都。」來回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路上的五味雜陳至今記憶鮮明。
此外，劇組還專訪了無身分證者及提供救助的NGO，研讀政府與法律機制；也聯繫上一名被判死刑後又獲特赦的更生人，詳細了解死刑犯在監獄裡的日常生活，片中與受刑人對談的法師亦是真實人物；而警察掃蕩非法居留者的過程，王禮霖身邊就有實際案例可以參照，他家裡印尼清潔女工的丈夫面臨過同樣狀況。
「在馬來西亞拍中文賀歲片很容易籌資，但拍這種議題的很難，我還是希望為這些事帶來關注和提醒，雖然無法透過一部電影就得到很好的解決方案，或是讓政府馬上改變，但至少讓全世界知道馬來西亞發生這些事情。」王禮霖把《富都青年》視為「族群與社會」電影三部曲計畫的起點，他2016年在台合夥開設電影開發公司，計畫未來繼續撮合台馬兩地的電影人才（如《富都》的美術便是台灣人蔡珮玲），挖掘馬來西亞最草根、貼地的故事。
五月雪：在台灣找到演員
「跟本地演員接洽後，大家一聽到『513』都拒絕了。」2020年，張吉安攜《五月雪》參加金馬創投，台灣製片方建議他，找台灣演員就沒有這方面顧慮，最終順利邀來萬芳飾演「阿英」，終於聚合了14個女人的生命血淚。
與王禮霖曾以外勞身分來台灣不同，張吉安紮根馬來西亞本土，他針對華人社群的鄉音考古、田調採集計畫，已不間斷做了十餘年。電影系畢業後他曾在影音出版公司當剪接師，負責把流行韓劇激烈或太久的接吻和床戲鏡頭剪掉，再送電檢局審批、出版DVD。數月後張吉安越剪越愧疚，自己念電影學創作，卻把人家作品剪得七零八落。辭職後，他也想拍家鄉稻田和農民，講土地被剝削的故事，但題材毫無商業價值，不知從何下手，大學老師建議他把電影放一邊，先做導演功課。
於是2005年起，張吉安晚上到電台做廣播，白天做社區營造、地方藝術節，一邊進行田調採集。「很多人田調有目的性如為了拍電影，可是我不會去想『這可以拍成電影嗎？』、『這素材有用嗎？』」採集中每遇到一位老人家，他便花五六個小時，陪對方吃飯聊天，錄音機一直開著，問他們對在地歌謠的記憶，從語言的變遷推論他們何時下南洋；採訪到尾聲，他才會附加一個問題──你有遇過513事件（1969年5月13日爆發於吉隆坡半山芭的種族衝突，受難者多為華人）嗎？「我怕問得太早，他們不願意談，採訪就泡湯了。十人裡只有兩三個願意說，其他人仍會覺得這很敏感，這種恐懼還是揮之不去。」
十多年來，張吉安已蒐集400多人的移民故事，大部分移民趕在馬來西亞1957年獨立前入境，才易申請公民，故以年份推算這批人已80多歲了。「社群網路盛行後，採集變得更加謹慎，老人家開始用手機接收中國資訊，中國生產很多歌謠、順口溜、戲曲，老人家看過就會學，發音也被影響。我2019年去重新採訪，就發現他們的記憶不再是原生態了。」採集告一段落後，疫情降臨，世界的停擺對他來說卻似禮物，終於有大把時間分類、編寫資料，豐富的素材讓他靈感迸發、寫了好幾個劇本，「存量應該還可以拍10部電影，想到就很開心。」
而讓他決心拍出513事件的契機是在2009年。他在雪蘭莪州做社區營造時，意外在雙溪毛糯麻瘋病院後山發現了「513」受難者的亂葬崗，他想採訪墓碑的後代家屬，但怎麼找人？他便每年清明節跟5月13日前後直接蹲點，等待來掃墓的親人出現。一位吉隆坡總教區的主任修女陪他一起，「她是我的聽眾，早上七點開始坐在那裡，她知道我做這件事白天都不吃飯，還煮便當給我，我很感謝她。」蹲點十幾年，整理出14位女性家屬的口述資料，張吉安原想拍紀錄片，可她們連拍照都不願意，只能將構想轉成劇情片，於是有了《五月雪》的雛形。
「本來要拍14個女人經歷『513』後如何生活，需要找會講福建話、客家話、廣東話的馬來西亞人，跟本地演員接洽後，大家一聽到『513』都拒絕了。」張吉安意識到行不通，開始把人數從14減到9，再到5個，又變3個，最後剩2個。資深舞台劇演員蔡寶珠願意演戲班班主「竇娥」，但還差一個。2020年，張吉安攜《五月雪》參加金馬創投，台灣製片方建議他，找台灣演員就沒有這方面顧慮，最終順利邀來萬芳飾演「阿英」，如此終於聚合了14個女人的生命血淚。
半山芭與台北車站：難道這就是命運
與52年前《負心的人》女主角湯蘭花見面，請她協尋電影拷貝，「她二話不說就答應，原來她2000年到吉隆坡參加教會活動，有人認出她並告訴她，有個親戚當年看了她的電影就沒了命，她才知道大華戲院發生的事，也一直想為此盡點心力。」
《五月雪》以兩日時空（1969年5月13日及2018年5月13日）做為結構，講述橫跨49年的「513」傷痕，引用古書《馬來紀年》裡中國皇帝喝下蘇丹洗腳水解咒的神話、雜劇《竇娥冤》中六月飛雪的典故。與前作《南巫》相同，政治隱喻、傳說、戲曲、宗教、女性主角是張吉安電影的必備元素；《南巫》採取許多非人的如昆蟲、石頭的低角度觀點，《五月雪》延續這樣的美學，分鏡甚至更少更精簡。
其實「513」事件當天，半山芭地區真的搭了一座戲台，準備一連三天酬神戲。12日《六國大封相》，13日《六月雪》，14日預計演《白蛇傳》。張吉安自嘲拍的是「文獻電影」，場景中廣告牌、戲班擺設、戲服怎麼吊，都考究自書籍或老照片；很多服裝道具是真實文物，化妝櫃就是他個人收藏的。2008、2009年，他曾在吉隆坡茨廠街發起反捷運徵地的捍衛老街藝術計畫，向社區老人家蒐集舊文物，「我有一個小倉庫跟鄉音館專門存放這些，我家就是一個資料庫。」
而片中出現老電影《桃花泣血記》，是因為戲班所屬的福建社群在那個年代，十分愛看來自香港和台灣的廈語片，這部戲在50年代被香港翻拍成廈語片，60年代被台灣翻拍成台語片，後來也在大馬翻拍成了馬來西亞版本，所以《五月雪》才特意放進馬來西亞版《桃花泣血記》片段，足見考據之細膩。
「513」當天的半山芭，有兩齣戲同時上演，一是酬神戲台上《六月雪》，二是大華戲院放映的台灣電影《負心的人》（1969）。「『負心的人』後來變成『513』的同義詞，去半山芭採訪老人時，他們說誰誰誰那天看完《負心的人》出來就被亂槍掃射，屍體被載到別的地方埋葬，說當年那些政客都是負心的人。」
為重現這條重要線索，2021年張吉安來台擔任金馬評審時，約了52年前《負心的人》女主角湯蘭花見面，請她協尋電影拷貝，「她二話不說就答應，原來她2000年到吉隆坡參加教會活動，有人認出她並告訴她，有個親戚當年看了她的電影就沒了命，她才知道大華戲院發生的事，也一直想為此盡點心力。」
而《五月雪》最後，萬芳演唱的主題曲〈五月的人〉，就借用了一段〈負心的人〉歌曲段落：「問西風，問白雲，難道這就是命運。」電影也順利剪進《負心的人》幾個畫面，包括當年的台北車站。與台灣合製的《五月雪》，於過去於現在，都和台灣有著絲絲牽連。
本土電影審查與跨海放映
無論《富都青年》或《五月雪》，歷經艱辛完成電影後，在馬來西亞上映前還有一道難關：電檢局審查。張煒珍闡述馬國映演現實：「做議題電影不知道能不能上映；能上的話也不知道要剪多少。所以做這種片更要考慮國際市場，從開案方向就要決定，包括需要不同地區的合作，因為絕對不可能靠馬來西亞本地票房回收。」
陳偉智表示，「馬來西亞電檢局最主要的問題，是由內政部管理而非文化部，兩種角度非常不同。」當中最易踩到紅線的是政治意識形態，包括涉及馬來亞共產黨或「513」。2019年由馬籍導演廖克發執導的台片《菠羅蜜》，就因觸及馬共議題而遭馬國禁演；至於「513」，近年討論已多，不再那麼禁忌，「以前曾有一部以馬來人角度拍的513電影，電檢制度其實有很多灰色地帶，如白人接吻是OK的，但馬國人不行，因為這不是我們的文化。」
而近年審查標準雖有放寬，但仍會隨馬來西亞政治局勢詭譎多變，陳偉智以《虎紋少女》的尷尬處境為例：電影雖有敏感內容，但拿下坎城大獎屬於國家榮耀，國家要用它報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就得在國內公開放映才符合資格，最後只好刪減多處、限量上映。而截至目前，《五月雪》依然沒能在馬來西亞本地上映；《富都青年》則雖有上映也遭刪減——儘管三部電影都在台灣院線有足本完整放映，《富都青年》更獲得在台票房佳績，存在審查的國度上，講述本土故事的電影總是未必能被本土觀眾看到，跨海的銀幕因此有其存在的另一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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