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爆争议：呼吁加沙停火是“反犹”？当死亡威胁、消失的贴文随之而来

第74届柏林影展（2月15日-2月25日）在首位非裔女性评审团主席露琵塔・尼咏欧（Lupita Nyong’o），颁发金熊奖给法籍塞内加尔裔女导演玛蒂・迪欧普（Mati Diop）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告一段落。她的得奖作品《达荷美》（Dahomey）记录了法国政府返还殖民时期掠夺自贝南（旧名达荷美）之文物过程，带出了反思殖民主义、文物归属、机构批判等在当代相当迫切的议题。

正如导演迪欧普在颁奖典礼现场所说的“文物返还，是正义之举。”（To restitute is to do justice.）而柏林影展颁奖典礼上那由两位非裔女性交付金熊奖座的时刻，蔚为佳话，政治性的象征意味浓厚，不仅意图彰显柏林影展一向自诩的政治批判立场，也为即将在本届结束后卸任的节目策展团队，划下一个句点。

导演死亡威胁与一则消失的贴文

“种族屠杀就是种族屠杀。我们都是共谋。从我们未解的纳粹历史到当前的种族屠杀，我们（德国）总是在历史上站错边。但要改变我们的未来，一切都尚未太迟。”

然而，正当外界以为一切都随著金熊奖的颁发而尘埃落定的时候，颁奖典礼上发生的场景，却掀起另一道轩然大波。以《Direct Action》获得柏林影展纪录片特别提及奖与奇遇单元最佳影片的导演之一班・罗素（Ben Russell），戴著象征支持巴勒斯坦的围巾（kufiya）走红毯，并于得奖感言中表示加萨走廊正遭遇种族屠杀。

而由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四位导演共同拍摄的《No Other Land》，获得柏林影展最佳纪录片与全景单元（Panorama）观众票选奖最佳纪录片。影片记录了巴勒斯坦裔的导演巴塞尔・阿德拉（Basel Adra）在约旦河西岸的家园 Masafer Yatta，经年累月遭受以色列军队破坏而导致人民居无定所、经历不人道对待的定居式殖民过程。

颁奖时刻，当巴塞尔和另一共同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上台领奖时，尤瓦尔对著镜头与台下观礼的群众愤慨地说道：身旁的巴塞尔与他年纪相仿，但巴塞尔是巴勒斯坦人，因此与身为以色列人的自己遭受著不同待遇——巴塞尔受到军法的治理，但他则是享有法律保护的公民，拥有投票的权利，但巴塞尔却连移动的自由都受到限制，此等种族隔离（apartheid）的恶法，必须被终止，以色列对加萨走廊的占领必须停火。

此发言获得在场观众的喝采。然而，德国媒体与社群媒体上对于“反犹”的“猎巫行动”随之展开。2月25日，《明镜周刊》以“与加萨走廊齐心同在，对哈玛斯保持缄默”为标报导（Solidarität mit Gaza, Schweigen zur Hamas）、《时代周报》则写道“政客批评柏林影展上的反以色列言论”（Politiker kritisieren antiisraelische Äußerungen auf Berlinale）。

有镜头拍到坐在现场观礼的柏林市长韦格纳（Kai Wegner）和文化部长罗斯（Claudia Roth）这一幕发生时鼓掌的画面，进而引发持保守立场的德国政客反弹。德国基民党（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和自由民主党（Free Democratic party）等纷纷提出，德国政府应该撤除提供给柏林影展的1290万欧元资金，并要求文化部长罗斯请辞以示负责。

为了灭火，柏林市长韦格纳在颁奖典礼翌日，立即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发生在柏林影展颁奖典礼上的事，是不可接受的相对性言论（intolerable relativisation）。反犹主义在柏林没有生存的空间，就算是艺文圈也毫无例外。”而文化部长罗斯亦公开表示颁奖典礼上的发言乃是“片面性地仇视以色列，未提及哈玛斯的恶行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发文声明她在典礼上的鼓掌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而是恭贺以色列导演。

至于以色列导演尤瓦尔在颁奖典礼上呼吁加萨走廊停火的发言，则被以色列媒体指控是“反犹主义”，他和家人甚至收到不明人士的死亡威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柏林影展全景单元的官方社群帐号发布了一则贴文，内容写道“种族屠杀就是种族屠杀。我们都是共谋。从我们未解的纳粹历史到当前的种族屠杀，我们（德国）总是在历史上站错边。但要改变我们的未来，一切都尚未太迟。”并以一张骑在马背上的男子，一旁有著“从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的字样作结。这则贴文，立刻在社群间广传，声援巴勒斯坦的人们欣见影展总算对此议题正式表态。

然而，这则声援巴勒斯坦的贴文迅速被下架，改以另一则声明指出：官方的社群被骇了，该则带有“反犹主义”言论的发文并非来自影展；同时在官方新闻稿中回应颁奖典礼现场的争议，“电影人的发言乃是其言论自由，不代表影展。”并表示骇帐号是犯罪的行为，影展官方已声请检调单位展开侦查。

猎巫行动正要开始

如去年11月在 IDFA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发生的那种大规模影人撤片以声援巴勒斯坦，并抗议机构的缄默与面对社会现况的虚伪态度之行动，未在今年的柏林影展重演。但仍有部分影人响应“STRIKE GERMANY”运动，逾200位电影人连署吁求以色列停火。

事实上，柏林影展面临的政治危机早已酝酿多时。由艺术总监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与执行总监玛丽埃特・里森贝克（Mariette Rissenbeek）领军的柏林影展“双总监”团队，从2019年上任至今，陆续经历了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影视市场变动、纳粹黑历史的政治风暴，也经历了团队组织与节目内容的革新改造。而就在一切变革才正要浮现果效之际，柏林影展却于2023年8月，向外抛出一剂震撼弹，确认现任团队于五年任期届满后将不再续约，也就是说，本届柏林影展将是其最后一届。

现任团队不再续约的原因有许多，但迄今最为人所知的说法乃是艺术总监卡洛．夏崔安不愿意接受德国文化部辖下的主管机关Kulturveranstaltungen des Bundes（KBB）对其节目内容的介入——即使德国文化部每年提供柏林影展约1200万欧元，约占影展整体预算1/3的补助，但对一个强调艺术与文化之创造性的影展组织来说，若需要向行政单位呈报所有在内容规划与艺术上的决定，对其专业度的呈现将会是一大干涉。换句话说，此即德国政府单位对于影展团队的不信任。

而此面向只是冰山一角，更多在台面下隐而未言的，还包括部分业界对卡洛．夏崔安与首席选片人马克培安森（Mark Peranson）过于“小众艺术电影”的美学取向有所微词、看不惯执行总监玛丽埃特・里森贝克的作风，总括而言，其实是原有的权力与资源板块结构面临推移之际，所产生的各种作用力与异议声浪。毕竟要在国际政治时局如此晦暗的此刻，以外国人的身分于德国政府眼下做事，并非易事。

而这些从五年前策展团队上任后就持续潜在的伏流，遇上德国当前危脆跌宕的政治氛围，就更显得风波不断。影展开始前一个多月，印度裔美籍导演Suneil Sanzgiri便宣布自柏林影展撤片，以示抗议那些保持缄默、犬儒、受制于保守势力的德国文化机构，抛砖引玉地希望更多电影人跟进；与此同时，2月初在柏林举办的Transmediale新媒体艺术节，亦有多位艺术家、策展人宣布退出，对德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封锁声援巴勒斯坦人士之举，表达愤怒之意。

也是约在2月，柏林影展传出消息，谓将邀请极右翼政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德国另类选择党）参与开幕典礼时，有超过200位国际电影工作者连署，对影展的政治立场表达愤怒之意；英国马来西亚华裔艺术家陆明龙（Lawrence Lek）亦宣布退出参与柏林影展新锐营，以此杯葛柏林影展容忍极右翼政党之举。

面对电影与艺文圈的反弹，影展官方迅速做出判断、灭火，于全数片单正式公布之后发布新闻稿，宣布将拒绝邀请极右翼政党人士参与开幕活动，以表示柏林影展坚持反对该政党之反犹主义、仇视伊斯兰教，反移民的立场。

尽管如去年11月在 IDFA 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发生的那种大规模影人撤片以声援巴勒斯坦，并抗议机构的缄默与面对社会现况的虚伪态度之行动，未在今年的柏林影展重演，但仍有部分影人与影展工作人员响应“STRIKE GERMANY”运动，逾200位电影人连署吁求以色列停火，并运用各种在影展曝光的场合呼吁——无论是映后公开讨论、在 EFM 市场展悬挂抗议布条，还是共同发表公开信，谴责向来以批判时政为傲的柏林影展对以色列在加萨走廊之不人道行径的默不做声。

应该怎么定义“反犹主义”？

电影人们发现德国社会因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深重罪恶感，而拒绝细致区分“反犹”与“控诉以色列政府”，使得同情巴勒斯坦受难者、批判以色列的行迳，在当前德国的语境下变得相当敏感。

对不少谴责以色列政府在加萨走廊之军事行动的电影人来说，柏林影展官方的态度是令人失望的。影展未对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走廊面临的屠杀现况，做出直接的政治表态与活动规划，至少未曾像两年多前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侵略时，那般迅速且多次表态与乌克兰团结一致抵抗侵略的立场，并规划大型论坛讨论乌克兰、伊朗等受压迫影人的现状，组织官方的红毯抗议活动等；在俄乌战争开打两年后的今天，柏林街头许多地方、影展的影厅现场，依然可见声援乌克兰的黄蓝旗帜。

关于巴勒斯坦现况的影展官方活动，仅有“TinyHouse Project”，于主展场波兹坦广场搭建一间贴有“来聊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海报的临时小屋，连续三天，巴勒斯坦运动人士Ahmad Dakhnous和德籍犹太裔艺文工作者Shai Hoffmann在小屋里展开对话，邀请大众一同参与讨论，认识以巴的历史与现况。

此计划出发点虽美善，但对照到加萨走廊平均有每天超过Ｘ位巴勒斯坦人因以色列军队而亡的急迫时刻，柏林影展身为拥有如此多国内外资金、聚焦国际媒体目光的艺文平台，只调度如此微小的资源公开讨论此议题，作为回应德国政府对以色列不遗余力的军火支持，实是杯水车薪；而空间窄小同时只能容纳6名参与者，被论者批评关于巴勒斯坦的议题在德国只能在“小房子”里关起门来讨论。

这些争议其实都关乎一个非常基本、但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该怎么定义“反犹主义”？柏林市议会前阵子才通过一项条款，要求任何接受官方补助的各文化机构与艺文工作者，都要依照“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IHRA）的规范，不得做出“反犹主义”之举。而在该定义下，控诉以色列政府之行径很容易被解读为“反犹”。

因此，许多声援巴勒斯坦的电影人单纯希望在加萨走廊发生的战事能即刻停火，遏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长期迫害，却发现德国社会因著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深重罪恶感，而拒绝细致区分“反犹”与“控诉以色列政府”，使得同情巴勒斯坦受难者、批判以色列的行迳，在当前德国的语境下变得相当敏感。再加上现今的言论在社群传播的效应，随时都可能如滚雪球般一发不可收拾。

妥协中可以找到“剩余（进步）价值”？

艺术即政治，艺术从来不是生来便独立自由的，而是必须争取、不怕弄脏手，必须认清在这公共性不断被私有化、资本化，各种危机蔓生的时代，懂得以协商、权衡、斡旋、弹性的外交姿态，站稳阵脚，捍卫进步的价值。

柏林影展遭遇的波澜，令人不免联想到本届影展特别选映的一部重量级纪录片《exergue – on documenta 14》，此为柏林影展史上片长最长的电影，影片长达14小时，记录了 2017年第14届德国卡塞尔文件展财务状况惹议的经过。

希腊导演狄米崔．阿瑟迪斯（Dimitris Athiridis）费时9年拍摄与制作，影片娓娓道来由波兰鬼才策展人亚当．修姆纪克（Adam Szymczyk）担任艺术总监的策展团队，如何决定让这历史悠久的德国艺文盛事首度在双城举办（雅典、卡塞尔），如何邀请许多来自非西方的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思考去殖民的意义，如何与不同的机构组织政府单位协商斡旋；以及如何在国际政治动荡的时刻，面对铺天盖地来自保守势力的抨击与质疑，最终被安上让文件展大幅赤字的历史罪名。关键的问题当然远不只是财务而已。

《exergue – on documenta 14》带出的经历，与柏林影展当前面临的危机有可以并置讨论的高度相似性，包括因为战乱而迁徙的移民难民，成为德国社会在新自由主义下经济与政治失衡的代罪羔羊；两极化的政治光谱，碎片化的资讯取得，仇视性的言论透过嗜血的媒体与被演算法掌控的社群流窜，使得很多议题难以被妥善地认识与讨论。特别是放置在德国纳粹历史的社会脉络下，使得“反犹主义”的指控像是紧箍咒般，箝制著人们。而当有人试图对现况提出批判与挑战时，便会面临保守势力——特别是与国族主义、资本主义挂钩的右派势力的强力反制。

在文件展的情况是：为什么要将德国纳税人的钱用在雅典，为什么要邀请这么多“无法赚钱”的来自全球南方的艺术家；而在柏林影展的情况便是：领著政府补助的艺文机构怎么可以在政治立场上与官方不同调、给钱的单位有权力过问与监督内容。

艺术即政治，艺术从来不是生来便独立自由的，而是必须争取、不怕弄脏手，必须认清在这公共性不断被私有化、资本化，各种危机蔓生的时代，懂得以协商、权衡、斡旋、弹性的外交姿态，站稳阵脚，捍卫进步的价值。

如卡塞尔文件展、柏林影展这类大型的艺文机构与展会，其预算来源来自公部门与私人赞助，该如何在其间保有自己声音的同时，仍能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发挥艺术的影响力。如文件展策展人亚当．修姆纪克在纪录片中说的，当你决定参与其中时（指文件展），就注定会有一定程度的妥协。然而，如何在妥协中找到“剩余的（进步）价值”，而不是全数拱手让人，是极具挑战性但关键的任务。

面对外界更为残酷的现实，艺术到底能做到／无法做到什么？艺术的场域是享有特权且优渥的，凭什么艺术拥有这些资源？艺术能对现实产生什么改变？这不仅是《exergue – on documenta 14》向观众抛出的提问，也是柏林影展留给观众的课题。当《No Other Land》的导演巴塞尔面对被以色列军队摧残的家园时，他多次想要放弃拍摄；巴塞尔在映后时说道，在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此刻，他也想过放弃参加柏林影展，和家人在一块，但是他来了。

站在柏林影展《No Other Land》的放映现场，上百位观众齐聚一堂专注地观看著眼前由摄影机纪录下的约旦河西岸现实，映后与两位导演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以色列导演尤瓦尔描述他高中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后，自此改变他看待巴勒斯坦的观点；他和伙伴巴塞尔在拍摄《No Other Land》的过程中，身为以色列人的他总还有家可以回去，面对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一次又一次地自问与被问：为什么？这些“为什么”，成为认识与理解的动力。而也唯有不同阵营的人们展开对话，一切才有变化的可能。

后记

“悲痛是普世的。为某阵营的伤亡而哀悼，不代表我们不能同时为另一阵营的伤亡而悲伤。”

就在这篇文章完成后不久，柏林影展艺术总监卡洛．夏崔安（Carlo Chatrian）与首席选片人马克．培安森（Mark Peranson）于2024年3月1日，在各自社群媒体上发表了独立于机构的个人声明，特别是针对近日柏林影展在巴勒斯坦相关议题上引发的风波表示个人立场：

“我们拥护电影，电影并不属于任何政党，既不属左派也不属右派。我们相信电影能团结人民、凝聚共识的力量。影展的这十天，是人们沟通与对话的场合，然而当电影落幕、当沟通与对话的形式被政客与媒体以另一种形式占据时，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将之转变为‘反犹主义’的控诉，以达成其政治意图。（中略）我们与所有受到直接与间接威胁的电影人、评审、影展嘉宾站在同一阵线，不对我们做出的选片判断后悔。”

该声明呼吁哈玛斯释放人质，同时也呼吁加萨走廊的停火，“悲痛是普世的。为某阵营的伤亡而哀悼，不代表我们不能同时为另一阵营的伤亡而悲伤。”此外，该声明期许柏林影展能够继续作为“自由世界之窗”——所有的电影都能在这里播放，所有的与会者都能表达各自的政治立场。

最后并引用安妮法兰克教育中心总监梅隆・孟德尔（Meron Mendel）的话作结，“将那些片面地批评以色列和持激进政治立场的人描述为反犹主义是错误的⋯⋯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必须学习接受这样的辩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