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阿姆斯特丹：社运低潮期的白纸周年纪念现场

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1 “Classic”的中国人

12月8日下午三点，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的游客熙熙攘攘，马路和商铺张灯结彩，圣诞氛围浓烈。这里是老城区的最中心，四周被王宫、教堂、国家纪念碑和高端百货连锁商店包围。一对对伴侣举起手机，背对著身后高大又古老的建筑自拍。东北角法轮功摊位的阿姨正向路人散发传单。一大群时不时向天空飞旋又落地的鸽子吸引了上前合影的游客。

去年11月27日，下著小雨的夜晚，这个广场的最中央举行了一场哀悼乌鲁木齐火灾逝者的活动。现场人很多，大多穿著深色雨衣，有人觉得以“乌泱泱”来形容也不为过。许多人是在三百多人的Telegram大群中闻声而来的。他们围成圈，地上放了蜡烛和鲜花，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维吾尔族人。那时大家听说，荷兰超市里的白色黄色菊花都卖空了。而那一晚，因不满现场的一面东突厥斯坦旗帜，肢体冲突也在个别汉人男生和维人间发生，最后由荷兰警察介入。（延伸阅读：要喊甚么口号？诉求是谁的诉求？从阿姆斯特丹到台北，海外声援者的困惑）

一年后，广场南面靠近马路的边缘，一辆深红色面包车安静地停在这里，两名男性在车内外忙碌著。他们把一面写著“不自由 毋宁死”六个黑色大字的白布挂在车身上，又在车前的桌上摆了些宣传册。这是“白纸续写：人权车旅在欧洲”（以下称为“车旅”）活动在阿姆斯特丹这一站的展览现场。

但驻足停留的人很少，广场上也没什么亚裔面孔。下午四点以前，只有五六个人过去张望攀谈，或在白布上留言。两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留下自己的语言，一名白人男性写下了“Free China!”。但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射在更有趣的事情和娱乐上。广场东边，围观杂技表演的人站了里外几层。红色面包车前不自觉地被留出了一片空地，这里与街头表演之间有著一条过于明显的分界线。

“孤单”，是在下午四点出头来到这里、远远看到面包车的大陆女生阿君的第一感受。“不能用‘小’来形容这个车，只是它在偌大的水坝广场上，其实不是很显眼。”她说。

这场巡游欧洲的“车旅”是由英国“China Deviants”、“德国民主墙”、法国“自由广场”、《莽莽》杂志等几个海外中国青年社群联合举办的白纸运动周年纪念活动。他们从10月初开始征集“公共议题”和“社会行动”相关的艺术创作，计划用卡车装运展品，在欧洲几大城市举办流动的展览。

今年11月24日，乌鲁木齐火灾一周年当天，艺术展在伦敦正式开幕。之后又于12月5日和6日在巴黎展出。12月8号这天，“自由广场”的两名成员蒋不和米尔，开著这辆红色面包车，从巴黎来到了第三站的阿姆斯特丹。之后他们还将去往柏林、华沙、布拉格、慕尼黑、米兰和里昂。

面包车前的小桌上，挂著一件印满“铁链女”相关微博的背心，这是由一群深圳女工在一名艺术家的指导下制作出来的。还有一本介绍这件背心制作过程的小册子，一本去年世界各地白纸抗议中出现的“乌鲁木齐中路”标牌图集，以及一些以“新青年”“德先生”“鲁迅”等革命元素创作的卡片。面包车的后箱中则挂了十部手机和一部平板电脑，以数字化的形式展出部分投稿作品。

车旁的黑色音响循环播放著十九首投稿诗歌，以平静的声音述说那些创伤，在嘈杂的广场上，只有靠近了才能听清：“我的身体长满了眼睛，我的鸡皮疙瘩起来了，我想裹上一块布，他们却把我的布拿下，我这才发现那些不是眼睛，是一个个洞，是他们的眼睛刺在我皮肤上的洞......”“为了我们每月都痛一次的经血，一定会拧断独裁者的阴茎......”

夜幕在下午四点多开始降临阿姆斯特丹，至五点时，天空几近全黑，路灯也已亮起。这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展览已进行了两个小时，至少有十五个人来过。蒋不对此很满意了，已经超出他们的预期。“我们觉得来五个人都不错了。”

过去这一年，蒋不的确观察到很多海外的中国社群的积极性在明显消退，愿意组织的人没那么多，参加活动的人也变少。巴黎中餐厅里的年轻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社会问题，而是转为聊恋爱八卦和找工作，但前者是蒋不去年在餐馆里频繁听到的话题。“最直观的原因可能是解封了，痛彻心扉或者最深入骨髓的那个问题没有了。”蒋不说。

“但更深层的原因，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只是临时出来关心了一下政治，但他没有系统性地关注这个问题，他觉得更多的事跟他没关系，他又变回了一个很classic（典型）的中国人。”

2 社运低潮期

11月中旬，这场“车旅”开始前，我们访问了主办方的成员，包括英国China Deviants的Apple和Kyle、巴黎自由广场的蒋不，以及德国民主墙的Erwin等人。他们都在海外留学过，或仍在求学，或已毕业。

这是几个年轻的社群。China Deviants在去年10月29日英国伦敦声援北京四通桥和彭载舟后建立。过去一年，他们举办过多场抗议、游行和展览。德国民主墙和《莽莽》杂志也诞生于2022年白纸之后。法国自由广场最早在2021年“六四”开始行动，至今有过八九次的线下示威和多次艺术展、电影放映。

“车旅”是他们在一次头脑风暴中提出来的白纸周年纪念形式。德国民主墙的Erwin说，他们希望能以卡车为载体，把各个国家、各个城市的大家串联起来，就像在欧洲大陆的白纸上画下新的痕迹。

公开征集作品以来，他们收到六十多份投稿，约四成来自中国大陆，其余来自欧洲和北美。但在活动前，由于安全的顾虑，近一半身处中国大陆的创作者撤回了参展的决定。他们在伦敦和巴黎租了展览场地，两地分别展出三十多份和二十多份作品。和伦敦、巴黎相比，阿姆斯特丹等其他城市只有车上载得下的有限展品，规模显然相形见绌。

尽管安全问题是中国的社会运动普遍面临的困境，但蒋不认为，实际上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社会运动的低潮期继续延续行动，维持社群的热情。当中国国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事件出现时，他们在海外的行动是一个更消沉的状态。

来荷兰之前，他们的预期并不高。没有任何当地社群和他们对接活动，而他们在这里也没有熟悉的人。他们联系过一些性少数权益相关的社群，但对方不太感兴趣。由于没有当地的电话和地址，他们迟迟未能向警方报备。因此，这一站的海报、地点、时间是在展览开始的两天前才确定和公布的。在当地学生的好友圈中，转发这一活动的人也不多，信息扩散并不强。

但在其他城市，要么是当地社群主办，例如伦敦、巴黎和柏林；要么有社群与他们对接，帮他们提前报备活动，他们只要在约定时间到现场就好。尽管柏林没有租赁场地的展览，但蒋不说，当天的活动会很有趣。12月10日，正好是国际人权日，他们将开著这辆车在队伍前头，除了当地的中国社群，还有维人、港人朋友一起游行。而阿姆斯特丹，是所有目的地中规模最小的现场。

在China Deviants的组织者Apple看来，低潮期是一个很自然的社会运动现象。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他们要做的便是在海外积极建立公民社会，运营社群。她说，抗议和公民社会是需要同时存在的，社会事件产生的情绪引导人们去抗议，而后者则要长期地存在，以维持行动的可能性，让更多人觉醒。

今年年初，自由广场和英国、德国、北美的几个社群第一次联合，尝试在白纸运动之后，再以一个新议题去唤醒大家对行动的意识和热情。于是，他们在李文亮医生逝世三周年时，在各自的城市举办活动。

在巴黎，他们做了一次现场表演。每个人轮流喊出一个中国政治犯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名，接著由一个扮演警察的人捂住他们的嘴。最后“警察”捂不住了，大家便齐声念出更多名字。但现场来的人不多，只有二三十个人，在巴黎中心的一个小广场上。现场还有一群叙利亚人在示威，他们各自站在广场的两个角上，互相望著对方。“我们像世界的孤儿一样。”蒋不说。

这一年来，蒋不认为他们最大的成长，是当面对每次活动没有上次人多、没有以前积极时，还能继续在这个低潮下做些事情。无论是China Deviants过去做的许多沙龙活动，还是自由广场在巴黎的艺术展览和影展，“都是在抗争低潮期我们尝试去延续这个抗争的力量，继续抗战的一种方式。”蒋不说。这次艺术展览，也是他们在社会运动低潮期的一个发声形式。

在阿姆留学的大陆女生阿君一直很关注白纸周年的活动。她在阿姆斯特丹和乌特勒支的大学内，看过有人张贴的纪念白纸一周年的海报，但这都是个人行为。荷兰本地的中国社群并没有组织任何活动，甚至这次“车旅”也是其他国家的社群成员顺路捎来的。

阿君是荷兰一个酷儿女权社群的协作者。她们今年也没有组织纪念，因为组织者大多是刚踏入职场的青年，只能把有限的精力投放在自己选择的重点议题上，即性别多元和女权。她也听说过，以前的荷兰并没有由中国面孔组成的线下大规模行动。

阿君觉得，与其问今年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纪念活动、为什么荷兰没有中国社群去做这些事情，不如说“去年这么多人集结起来，它是个例外”。

去年11月27日晚，阿君在水坝广场上参与了全程。在悼念火灾逝者的荷兰Telegram大群中，大家从四面八方被“白纸”这个议题所吸引进来。那时，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出于对丧生者遭遇的不公的愤怒。

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参与过线下行动，也有人不戴口罩、没有墨镜便来了现场。稍有经验的人自主地协调现场，有人分发口罩，有人让大家让出一条可以上前献花和蜡烛的通道，有人带头喊口号。“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戴口罩。”阿君说。

她觉得，今年的冷清才是这里的常态。“它（去年）那么多人出现，其实是一个惊喜，一个意外。”

3 弱共识的社群

许多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并不希望被冠上“白纸青年”或“白纸一代”的标签。

在白纸运动中，社群内的矛盾和不合是常有的。口号要怎么喊，在线下示威中充满争议。

去年，阿君所在的荷兰Telegram群组中，除了那份对封控的共同不满外，大家七嘴八舌，想法各异。那不是一个由“同温层”组成的舒适区域。阿君在群里见过有人发黄色图片，尽管对方是想抨击某个事件、某个个体，但还是以一种厌女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对其他社群价值观的不够信任和不敢苟同，也让荷兰的一些中国女权团体没有与“车旅”活动对接和合作。看到活动宣传时，由于双方缺乏沟通，阿君在一些问题上仍打着问号。她思考过，如果这又是一次以“民主运动”为基础的活动，那其中的性别多元和女性权益会占多少？

“我个人可能有点先入为主，我要承认。但它并不是空穴来风。”阿君说，很多线下民运场合都对性别议题不敏感，甚至发生过厌女、性骚扰的现象。过去自己的经历，以及看到其他社群伙伴的经验，都让她产生了应激反应。这也是她们没有承接这次“车旅”在荷兰的活动的原因。

不过12月8日这天下午，阿君在现场也看到了和女性权益相关的艺术作品。她觉得，如果能提前知道这些，对这次展览内容有更多了解，她们也会更信任对方。可惜的是，这个沟通一开始并没有建立起来。

“白纸这样一个议题形成的社群都是很弱共识的。”蒋不说，他们很多东西都有争议，是左还是右，要激进还是保守。“其实不需要形成一个那么强的共识，因为这就是民主，或者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嘛。每个人都有自己关注那个领域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蛮好。不一定要形成‘一定要团结’‘一定不能有不同声音’。”蒋不说。

不以集体意识为行动的前提，是这些海外中国年轻行动社群内的默契。Erwin在柏林认识的许多朋友，不是很愿意形成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也不太在意要拥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去代表这个群体，而是更强调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标语、标志和诉求。

当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时，他们又同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有不同的感情，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共鸣。Apple觉得，越是能够兼容这两者，才越是一个社群该有的样子，“不然就会重复共产党那种‘集体仪式感’，‘去个人化’。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就是把人变成机器，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Erwin发现，社群之外，大家逐渐找到了各自更加关心的议题，无论是不同族裔的人权问题、中国劳工问题，还是女权和性少数群体，并投身进去。

对于整个社群来说，他们关注的也不止是中国内部的抗争，他们关心的议题变得越来越多，延伸至所在的欧洲本土、世界范围所关注的事情上。就如Apple所说，他们不仅希望这次“车旅”活动让更多人关注白纸运动本身，让那些失去希望或已不再行动的人重聚，也希望向国际社会展现白纸运动和他们这一代人的存在——他们的关注点不单单是反对清零政策，如今他们还提出了更多诉求。

作为年轻一代行动者，他们与维吾尔人、港人、藏人的社群连结，也关注乌克兰、伊朗、巴勒斯坦的行动和示威。他们向港人学习请教如何申请游行示威，如何组织更多活动，也在去年组织白纸示威时收到了他们的安全措施建议。这一年，Apple所在的China Deviants被多次邀请去维人、藏人、港人的活动上演讲或讨论。这次“车旅”在伦敦的开幕式上，他们也邀请了藏人、维人等代表来演讲。

Erwin所在的社群也会参加德国当地团体的集会，他们自行制作标语或横幅，与当地活动组织者探讨如何一起行动，对方也很愿意让他们站在队伍前列。例如在Friday for Future这个气候相关的活动上，他们引入了西藏环境破环问题、藏人环境保护者受到的人权迫害问题。而在三八妇女节上，他们也对白纸运动中被捕的许多青年女性的安全和待遇问题提出担忧，以及对其他被逮捕的女权行动者的声援。

由此，许多参与过白纸运动的年轻人，并不希望被冠上“白纸青年”或“白纸一代”的标签。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他们参与过的其中一个行动而已。

4 “中国抗争者”

“什么是中国人，我是不是中国人？为什么维人不是中国人？”

在一年前的白纸运动中，不止是厌女话语让部分参与者感到烦闷，身份认同、地缘政治也成为一些冲突的导火索。

阿君记得，去年阿姆斯特丹悼念活动上，那名男生和维人产生肢体冲突后，活动被警察要求不能再继续进行。有人和警察沟通，称双方已经被拉开，不会再打架，他们可以分开各自悼念。

“好巧不巧，这个汉人男生在分开悼念的时候，他不仅骂人家是恐怖分子，他还来了一句，‘是中国人就往另一边走’。”阿君回忆说。那天发生了对在场许多中国留学生来说很“新”的困惑：“什么是中国人，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应该要去那边吗？为什么维人不是中国人？”在这个民族情绪浓烈的场域中，大家也仿佛被要求做出对立的立场。于是有些人离开了现场。

当天阿君六神无主。她要和维人站在一起吗？可是她又是以怎样的立场和他们站在一起呢？最后她也去了“中国人”的那个悼念圈子。她不知道现场会有什么风险，“你能做的就是在你的伪装下继续伪装——你是一个来参加悼念活动的大陆人。”

但在与其他群体正常相处、没有冲突的状态下，我们是否可以点明“中国人”身份？“中国人”有没有可能不携带任何党国意识？在过去一年的行动中，这群在社运低潮期努力做些事情的年轻人，会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

“很可惜，我们的祖国承受了很多的诅咒，我们因为自己国家的政府而恶名昭著，而我们又同时没法摆脱那种很沉重的传统，比如性别不平等，或者是古代对于皇帝的崇拜。现在很不幸的是中共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都给玷污了。”China Deviants的Kyle说，因此要让别人明白，中国人有自己的历史叙事，不是由中共控制的、而是由自己书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人。

Kyle认识一些伊朗朋友，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很自豪，同时又痛恨国家的政府。“我们的祖国好像也是面临著非常类似的情况。我们当然是有引以为豪的文化，但是如果这些东西跟威权主义政府以及传统文化里一些很糟糕的地方绑在一块的话，那就是很抱歉的情况。”

蒋不认为，对于观众来说，强调行动者的“中国人”身份是重要的。尽管他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认同国界、国籍这样的概念，但当他参与一个与中国相关的行动时，他还是想强调“中国人站出来了”这一含义。“台湾人、香港人都会不满（这个体制），都会不喜欢，但中国人更少见一点。（因此）在系统内去反抗它的力量，会更强大一点。”

Apple也会向欧洲本地认识的其他族群的人介绍自己为“Chinese activist”（中国行动者）。

“很多人仅仅将白纸运动理解成反核酸、反封控，但白纸运动是我们这个年轻世代，第一次线上走到线下，公开对这个政权说不的重要记忆。”他们在“车旅”的官方Instagram帐号上这样写道。

这群年轻抗争者也很注意自己所出生、成长的那个国家对维吾尔人、香港人的伤害。这也是象征著中共的五星红旗不会出现在海外的中国青年示威中的原因。“这个旗，无论你举出的时候你持有什么立场，他们看到这个旗子可能会有PTSD（创伤后遗症）。”蒋不说。Kyle补充道：“问题在于，历来的一些（海外）游行活动里，凡是举五星红旗的很多都是小粉红，而且是极其aggressive（有攻击性的）那种。”

但蒋不说，如果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行动，有人举五星红旗、唱《义勇军进行曲》，这种情况又不同。去年4月，在上海防控政策严密又不可抗衡地继续运行时，中国国歌的第一句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确成为了人们向外呐喊的传声筒，而后毫不意外地成为微博无法搜索的敏感词。去年11月25日晚，火灾的第二天，许多乌鲁木齐市民走上街头，集体要求“解封”，而现场流传出的影像中，也有挥动五星红旗的群众。

Apple也觉得需要结合国内的情况去理解他们。她提及，中共当年以社会运动建立起来的，而他的曲风和标志，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一些抗议的元素。

5 落幕

围观的人在五点半以后多了一些，到场的大多是酷儿和女性。十多个人，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有人主动向路过的白人介绍活动目的，有人点起了从家里带来的两支蜡烛，有人上前写下留言：“我们将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释放黄雪琴 释放王建兵”“remembering is a form of resistance（记忆是一种抵抗）”......

蒋不和米尔从车里搬出一套可以投影的幕布，想放些投稿的短片。几个女生上前去帮忙，把幕布架起来。广场上有风，一个男生把自己的自行车架在幕布旁抵著，成为了展览的一部分，还有女生把音响拖到另一端压住幕布。东西倒了，几个人跑过去扶，传单掉了，有人上前捡起来。蒋不觉得，这是活动最好的地方。“有点社群的感觉了，我们就是草台班子嘛，这不是一个精致的展览，但大家玩得很开心，也找到了同温层，就好了。”

有白人男性过来和围观的人闲聊。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能理解他们的诉求。听到这些，小C觉得还蛮欣慰的，至少终于有非华人面孔的人站在那里看，并且知道他们在表达什么。他又说，“你们来到这里很远，很不容易”，说阿姆斯特丹很好，虽然人有点冷、天气也冷，但可以让大家在这里发声。

即使小C觉得这是一个事实陈述，但她又想，他未必知道她们在这个异乡生活会面临的非常多具体的困难，“并不能把我现在的生活和在中国的生活进行比较。”

小C忘了在什么语境下，白人男性提了一嘴“但朝鲜更不好”。“这些白人，他了解到世界的苦难以后可能会关心一下，但他可能把这些当作自己生活的养料，来安慰自己说，自己的生活还不错。”小C说，尽管她是认同他说的那句话的。这也是她有时面对比中国人的处境更加危险、困难的人时，会产生的一种负罪感，好像自己把别人的经历当作养料。

六点多，有女生提议唱歌。她大声唱了“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米尔拿出要在柏林游行用的鼓在一旁敲击伴奏。与去年白纸运动正盛时，手机里流传的各地示威抗议影像相比，略显寂寥。围观的人并没有增多，很多路过的人转头瞄了一眼又匆匆离开。

后来，大家又放了由这首歌改编的《女人之歌》，去年上海封控时被封禁的短片《四月之声》，和香港独立乐团“My Little Airport”的《宅女，上街吧》。活动在音乐中慢慢落幕，十多个围观的年轻人慢慢向四周散去。

“能做多少做多少，慢慢来吧。”蒋不觉得，当他们把所有的期望降到最低，这时候只要有一点成果，就很满足了。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这四个小时中陆陆续续过来围观、停留的人大约有三十五人左右。尽管远低於伦敦的一百多人、巴黎的六七十人，但他说，“今天真的很开心，来的人远远超过我预期。”

“可能会有朋友说，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其实我非常关注政治议题，但是，不好意思，当时你就是不在。我没有否认你不关心或怎样，但你没有show up（出现）。”阿君笑了笑说。

（蒋不、阿君、Apple、Kyle、Erwin、小C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