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六届区议会选举将于12月10日举行,这是区议会自1982年面世以来,泛民主派首次绝迹的选举。
民主党副主席、前区议员伍凯欣是无法入闸的一员。“讲个笑话你听,其实有些党友不知道我是副主席,哈哈!”总是笑脸迎人的她加入民主党17年,自言个性并不鲜明,身上不带半点政治明星魅力。若非香港翻篇,她以为一辈子能守在上环东华区,自由自在做自己的社区工作。如果有党友出选立法会,她便当个忠实的“地区桩脚”,保送党友入局,直至退休。
“地区桩脚”是香港政党政治的用语。自九七主权移交后,香港只剩区议会和立法会两层议会选举架构,1990年代后,各政团开始派出全职的党干,有计划地抢夺地区阵地,政党的区议员成为更大规模选举,如立法局选举的“桩脚”。现在选举改制,泛民入闸无望,散落在地区的民主派“桩脚”也要暂时从区议会退场。
在泛民离场前,我们访问曾尝试入闸参选但被拒的泛民主派人士,包括见证38年区议会沿革的独立民主派陈琬琛,前年在宣誓风波中辞职、如今入闸被拒的民主党正副主席罗健熙与伍凯欣,以及走温和民主民生路线、民协元老谭国侨和新生代郭伟诚。随泛民主派政治人物大洗牌,他们挟各自的理由尝试向新选制敲门,但遭遇挫败后,未来区议会还有进场的意义吗?
“自取其辱”VS“亲试制度不公平”
伍凯欣今年40岁,刚好生于区议会面世后的一年。大学选课时,她曾想过当社工,但又想赚钱养家,最后折衷方案是选择较快毕业、同由“社会”开头的“社会政策”学系。2006年大学毕业后,她传了许多求职信,最后只获民主党中西区区议员郑丽琼办事处回复,自小在中西区长大的她,由此成为民主党议员助理。她输过两趟选举,做了11年地区工作,在2017年终于当选区议员。
花11年换来一个区议员议席,时任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曾受访谈起伍的经验难以复制,“如果你让每个年轻人都像Bonnie(伍凯欣),要等11年,可能很多人就会有问号了。”但伍凯欣不介意,她说她的政治抱负就是“做区(做地区工作)”。
伍凯欣第一天上班,随前辈去开法团会,“当时法例也不知道,第一天开会就打交,好像拍戏。”中上环有不少单幢唐楼,她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协助法团开会,写会议记录,解答法例疑难。一次,法团开会后有疑似黑社会人士殴打屋苑经理,“是不是有那这么大的利益呢?然后我开始多看了法例,知道多一点”。
法团涉及钱,是教懂她人性利害与社区工作的课室。面对年纪较大的业主,她又学会把整章《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印刷成书,每次细读法例、指出问题。
17年来,她开过逾一万个法团和居民会议。纵然会议大同小异,但她在重复的日常中看到意义,“开个会好像立刻看到成果,不如争取巴士线那么漫长,这个也是最切身的需要”。她认为那是她最实在、最快看见成效的地区工作,逐渐,街坊视她为家人,开会也会煲汤给她。
一些人会视区议会为进入立法会的跳板,但她清楚自己不适合立法会。“排队尾没有所谓,我又不一定要做,但如果放我在名单上有帮助,我会去做。”只想继续做区的她,去年底接过民主党副主席一职,“其实是因为我们没什么人。”伍凯欣尝试用笑声掩过这个政治现实。
而政治现实也是,在乱局中继续做区的抱负很快被中断。
上届区议会选举正值2019年反修例运动白热化之时,泛民主派“民意海啸”历史性攻占区议会选举86%议席。国安法后,港府于2021年修改法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同时指拟订“负面清单”,若议员宣誓被判无效,或被追讨全数薪水,触及2021年泛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
继选出行政长官的选举委员会、立法会选举,港府今年再公布修改区议会选举制度,重新整合现有选区,直选议席锐减至不足100席,其余355个议席均为地区间选及委任,直选议席比例相较1982年首届区议会成立时更低。今后参选人需获“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 “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每会各三名委员提名,及获得选区不少于50名选民提名才可入闸,而“三会”成员全由政府委任。
特首李家超指,要将区议会聚焦民生议题、去政治化,维护国家安全,确保爱国者治港。
两个月前,民主党召开记者会,党主席罗健熙宣布派六人参选改制后的区议会选举,争取三会提名入闸。名单包括罗健熙在内的五名辞职前区选员伍凯欣、叶梓杰、潘秉康和黎熙琳,以及现任区议员朱子洛。当天,只有伍凯欣伴主席罗健熙走到台前。后来,《明报》政情专栏“闻风笔动”文章指记者会安排“零落”,反映民主党自知无法入闸。
有党友质疑,为何要参与一场失去公民提名的选举,亦有网民事后到社交媒体专页斥责伍凯欣。“自取其辱”这四个字,是部分民主派支持者对泛民参与2023年区议会的评语。
伍凯欣不解为何大众不谈有人被剥夺选举权,只谈参选者自取其辱。“其实我知道参选是没有机会,但是我去试就是想告诉人们,这个制度有多么的不公平。一些有做过议员的人,一些受到市民认同的人,都因为这个制度拿不到入场券,参加不了——这个是需要告诉大家的。”
她说,“我知道有很多种面对这个制度的方法,可以冷处理,我躺平吧,我什么都不做了。但是这样做对社会是不是好?”
对于有人批评民主派应杯葛选举,罗健熙直到今天也认为民主党是否留在制度里,是需要实证而尚未有办法实证的事。“我觉得如果市民最后选择,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制度里面,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知道市民的想法 。”网上意见与他实际面对街坊的意见南辕北辙,他当时希望通过选举实证市民的看法。
他说,“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服膺于民意,市民认为我们需要存在,我们才可以存在多年。所以今天我们明知道有一个机会,市民可能不会同意你或者赞成你,但是都要去。我觉得这个选择是一个服膺于市民的选择。”
最终,伍凯欣把参选愿景寄给127位区内“三会”成员,争取提名,惟零回复、零提名。有人说得非常坦白,“今次民主党冇得参选㗎喇,你唔好参加啦(这次民主党没法参选的,你不要参加吧)。”
被中断的新生代接棒计划
10月30日,一切尘埃落定,有意参选的传统泛民主派全数未能入闸。民主党六人名单均得不到足够三会成员提名,另一传统政党民协派出郭伟诚与周启廉参选,同样未能取得提名。
老牌泛民政党民协主打温和民主民生路线,地区桩脚和社区工作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优势。民协总干事郭伟诚指,他们除透过三会秘书处发了117封邀请信予三会委员外,亦透过民协元老谭国侨等向相熟的三会委员索取提名。
郭伟诚归纳出对方的三种回复:不方便、不在香港、提名已经给别人。“直接白字黑字回复我是零,透过前辈有零星回复。”他曾在网上找三会成员的联络,若对方是小学校长,他便直接致电学校,最后同样不获任何回复。
现年29岁的郭伟诚是民协最年轻的一批成员,他曾在民协元老、前深水埗区议员谭国侨的大坑东办事处任议员助理,被视为谭的接班人。
社工毕业的郭伟诚出身自基层单亲家庭,妈妈当侍应养大他和弟弟。2014年他升读明爱社工课程,甫开学便遇上占领运动。那个年代,各种政治抗争路线百花齐放,他来到深水埗实习后,决定投向民协。他表示,因为民协政治光谱偏左,是偏向基层、贴地的政党,“我从小住公屋,会觉得选一个和我的身份贴近、气场贴近的政党组织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历年来,政党视区议会为培养政治人才之地。民协曾尝试过培育过无数人,有人等不及接棒离席;原党领导层前主席施德来、前副主席何启明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他们获保释后辞退党职。谭国侨原计划2024年退休,把选区“交给”郭伟诚,但社会现状一再打断交棒的如意算盘。
郭伟诚由2018年起帮谭国侨助选第六届区议会,当时正值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大批政治素人赢得区议会议席。那一年,做地区工作的资历与胜算无必然关系,郭落区一年,“我不是见到有机会才去的那种人,我的目标方向是看著第六届区议会,即使它的游戏制度转了,我的目标都没有变,我就照去了。”他仍决定继续助选,想著可以用四年完成接棒工作。
但2019年后,香港的政治形势进入新纪元。国安法后的宣誓风波下,最终200多名区议员辞职,49人在宣誓后仍遭当局DQ(取消资格)。
民协谭国侨也在风波中辞职,30多年历史的大坑东办事处被连根拔起。郭伟诚说,自己当时第一个感受是迷茫,第二个感受也是迷茫。他进退维谷,“这对有志继续在社区工作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震撼。谭国侨办事处在大坑东的位置30几年,这里是一个民协的老巢。当2021年7月失去了老巢,对整个民协,甚至我的打击是十分之大。”
但一切变天之前,民主派在议会也非一帆风顺。当新任区议员提出回应社会议题的议案,如反对《基本法》23条等动议,经常不获官员理会。前公民党、资深区议员陈琬琛虽因38年议会经验被推举成主席,他曾被质疑经常把敏感议题押至会议最后,迁就民政处,没有风骨。
身为区议会主席,陈琬琛承认当时协调年轻议员与官员有困难。他认为,“要政府官员配合回应我们的问题,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有时专员都会觉得这些问题上会时,他们会离席。有些议题经我跟官员谈过后,由原本不给上会的,都可上到会去谈。”但面对官员离席,区议会主席亦无能为力。
同样处于浪里的伍凯欣,也感受过2019年后当区议员的制肘。“大部分时间都是疫情,所以其实跟以往的议会运作,已经很不同。原来会突然间不借场给我们开会的?原来我们想讲的文件,会不让我们谈的?”过往社区有活动,民政专员会经 WhatsApp 告知,后来她向官员发短讯查询疫情封区、检疫安排,也不再获回应。“ WhatsApp给他,他不回复,或者是再问他一句,他只回复没有补充,变相做得很吃力。”
面对更激烈的政治环境变化,她从民主党前辈甘乃威和郑丽琼身上学习得来的应对官员技巧,亦不再奏效。宣誓风声传出前,伍凯欣就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事情都谈不成?这个是不是继续为市民服务的唯一方法呢?
老将回顾,区议会兴衰沿革
现任荃湾区议会主席陈琬琛是少数宣誓成功的泛民区议员,但他同样无法入闸。
他盘踞梨木树38年,是全港任期最长的泛民主派区议员之一,2007年组织小商舖击退领汇(现领展)收购商场,是他最广为人知的政绩。另一方面,他手提电话24小时 on call。2000年代中港婚姻盛行,梨木树时有虐妻个案。邨内基层新移民妇女遭家暴后致电求助,他与同事常常凌晨4时赶回办公室,连夜找庇护之家收容街坊。
疫情期间,他不分地区替求助者购买饭菜和药物,把物资挂在闸门,亲睹街坊开门取物资后才会离开。“如果你要计较就做不到了,你一定要觉得人家最需要的是你帮忙,而你去帮。不要说因为选票,因为那时我帮的,大部分都不是我选区的人。”最严峻时,他妈妈确诊被送进急症室,却遇上街坊连续致电他两次,称家中缺粮,非常饥饿。最后太太鼓励他,“妈妈都希望你帮人,不如你上去吧”,他才离开医院去买菜。
陈琬琛先后加入过民主党和公民党,至2021年6月,他退出公民党,以独立民主派身份挨过区议会宣誓风波。当日选择宣誓,他解释第一自己要完成任期,第二是若留下可帮街坊,为何不留下来?因此,当被问及在部分反对声音下,为何仍会积极争取三会提名?他同样指是因为街坊,而非为了个人获得什么,“完全是在帮街坊角度去想。”
然而,现无党派、长年主打民生议题的他,最后只取得两张三会提名。“我想大家都要面对的⋯⋯新的环境,新的制度,只不过是怎样去尽自己的能力。直到今年年底,我们都会尽能力去服务到最后的一天。”
“新的制度”出自陈琬琛的口,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说服力,因他见证过区议会的兴衰沿革。
八十年代,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在即,港英政府于1981年抛出《地方行政白皮书》,把选举引进香港地区行政。18区区议会翌年正式成立,区议会虽然仅属地区咨询组织,但它比立法局更早出现直选议员。其时,二十出头的陈琬琛在梨木树当社工,辅导邨内的青少年。1985年第二届区议会选举,陈琬琛在街坊支持下首次出选,打开他往后从政30多年的政治生涯。
陈琬琛步入政坛时,“泛民主派”的概念还没成型。1986年,逾千名香港市民在红磡高山剧场聚首,争取1988年立法局引入地区直选。这场聚会被称为“高山大会”,在这群人里,有190人签署了“一九零”方案,订出争取未来立法局要有一半直选议席的目标。司徒华认为,支持这方案的人就是日后被称为“民主派”的始祖.
陈琬琛也曾出现在这个历史场合。他受访时答得谨慎,指年代久远,记忆已很模糊,“唔好讲住啦依家(现在不要谈了)。”
在陈琬琛的梨木树办公室墙上,一张区域市政局合照,背后藏著香港的政制变迁。1995年,正值盛年的他成为区域市政局与区议会双料议员,那是决策权在民选议员手上的年代。
在昔日的三级议会制中,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属中层议会。每年政府拨差饷收入予两局自行决定用途,两局各有过百亿独立财政储备。陈琬琛指,当年区域市政局有权决定在哪里兴建社区设施、街市租金等民生事务,而区议会则是地区咨询组织。
但至1999年,前特首董建华宣布“杀局”。陈琬琛至今仍认为杀局可惜,“因为看到区域市政局在议会的中层架构,实在是做到事、帮到市民的”。泛民主派亦一直认为杀局影响深远,断绝政治人才的晋升阶梯。
亲历政制改变,陈琬琛体会区议会只剩咨询功能的限制。“相对区域市政局当然有差别,刚才说有决策权的东西,都是透过区域市政局就能决定,让政府去执行。” 不过,他并不全盘否定区议会作为咨询架构的功能。“回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主要做民生工作,透过听居民的意见,去争取一些民生的改善。”像是梨木树邨内俯拾皆是的长椅子,就是他因应屋邨内逐渐老去的选民,逐寸逐寸争取回来的。
由下而上的居民运动,还可能吗?
在政治形势转变的当下,“做区”推动居民认识社区、关心政事,还有可能吗?
虽然区议会被定位作咨询架构,但其先于立法局有直选成分的特质,曾被视为“民主发展的实验室”。七、八十年代香港居住环境恶劣,催生出强大的居民反抗运动。当时社署拨款予社福机构做邻舍组织工作,一批社会派大学生投身基层,组织街坊抗争,冯检基是其中之一。1983年,冯检基偕李植悦于深水埗参选市政局,透过选举动员街坊,揭露社会问题,并游说居民组织成员参选区议会。这是民协1986年的创党背景。
社工出身的谭国侨谈起民协创立时、为街坊赋权的社区模式说,“社工的角色应是组织居民去empower、充权,培养政治力量,让他们可以 speak for 他们的需要。我应在旁边 support 还是我应参政时站在前面代议,那是一个 debate。”
随八十年代居民运动的衰落,九十年代起区议会选举开始政党化,区议会选举变成政党抢夺资源的战场。2000年代,“社区福利主义”成为主流,政党和团体透过在地区上办大量活动和分发“蛇斋饼粽”,成功吸纳大批基层街坊。
直至2014年雨伞运动后,公民社会提出要打破局限,“深耕社区”。民间出现《社区公民约章》,提出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组织,突破被约化成“议会抗争”的社区政治,从而建立有意义的社区生活和新的政治文化。
伍凯欣感受过民主派路线的分歧。2017年她身在的选区补选,有相对独立、素人出身的街坊组织曾提出推荐候选人参选。伍凯欣自嘲走“老土做区路线”,但她说,自己做区是应社区议题去组织居民共同关心社区,例如发放问卷收集意见,当中也有由下而上组织街坊的面向,她认为两者只是展示的方式不同。最终她代表泛民出选,以125票之差击败建制派候选人。
而民协成功透过社工赋权形式,培育街坊投身民主运动参政的路,近年亦愈见困难。民协深水埗支持者甚至不知道政制变了,不知道民协无法参选。最近两个月,每天仍有老街坊问郭伟诚,郭伟诚何时拉票?今年选举号码是多少?谭国侨则解释,这是年老街坊和民协互相信任的关系,当他们见到民协举旗,便会觉得要去投票了。他认为,当选民年老,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郭伟诚认为,即使民协模式在未来制度下会越来越式微,但他仍然相信透过充权,让街坊知道自己的权益,从而觉得自己有能力争取权益的路不会断。“困难,但不是没得做。”他以关注大坑西重建的居民组织为例,他们在李家超上任后亦到过礼宾府请愿。“去表达诉求、约官员,约立法会议员等,都是居民组织运动。只不过,有没有八十年代的人数那么多?那么激进或者浩荡?那就缩小规模,总有办法可以做到。”他说。
政治洗牌后,还可以“又倾又砌”?
与伍凯欣、郭伟诚两人不同,仍有议员身份的陈琬琛最近忙著向街坊说再见。每次陈琬琛走出办公室,总有街坊走近拉著他聊天。他说将来若有街坊求助,会尝试在没身位的情况下帮助。他在梨木树的人气不虚,屋邨经历重建,街坊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自1998年起,他每次区选得票按年上升。
这种扎实的社区关系与支持度,吸引过无数政党向他招手,把他放在立法会选举名单的第二名。陈2004年加入民主党,曾护送李永达重返立会。四年后,转投公民党的他成为党内少见的公屋桩脚,他排在张超雄名单第二位,但同样与立法会无缘。立法会四年一届,政治人物错过一届便要再等。陈琬琛前后足足等了12年,始换来一个获推荐参选立法会的机会。
2016年,陈琬琛获公民党推荐参选超级区议会,任职护士的太太拿出自己的200万港元公积金支持他参选。然而,当年多达九张名单争夺五个议席,泛民因为协调失败,总共多达六张名单出选。为顾全大局,支持度排名最后三位之一的陈琬琛宣布弃选。最后他得票不足三万,太太的公积金付诸流水。
他仍然记得当年致电太太,告知她弃选决定时,仍在深水埗为他拉票的太太一时难以接受,当场嚎哭。七年后,他也必须离开区议会,比原先计划提早退休。对于际遇,65岁的他说,自己看化了。
民协党主席廖成利曾预言,民协在无议席的情况下将进入“沙漠期”。郭伟诚认为谈资金问题前,不如先思考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有没有人?面对地区工作的老巢消失,他自己也曾很迷茫,“我曾经有想过要继不继续走这条路。”最后他在谭国侨与街坊开导下,决定继续走下去。
郭伟诚说,希望做一个在沙漠里坚持走的人,“我希望在没有议席的情况下,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仍然愿意和民协、和街坊一起走过这条路。我有一个 commitment 在这里,加上对街坊的 commitment、对民协的 commitment、对社区的 commitment。”
未来,民协仍会对进入区议会有希望吗?民协内部认为,今次选举红线是一视同仁不让泛民入闸,民协也不过是线内的一员。郭伟诚比较乐观,他不认为民协未来会持续地被拒诸门外,“另外一个因素是建制竞争太过激烈,我们都会判断他们自己也‘分赃唔匀’,民主派就一定没有机会入闸。这是一个选举的决定,大于政府甚至是中央需要赶尽杀绝民协,这个是我们的判断。”
自2021年辞任区议员后,人人负担不同,有民主党人转型,去找工作养家。罗健熙与伍凯欣各自留在原有选区,继续社区服务。罗健熙始终相信,最重要的是自己和街坊之间的关系。“在现在的情况底下可以做到的有限服务,有资源当然可以做多一点,没有资源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 efficient,或者没有那么 effective 都未定的,但是我觉得仍然都可以做到。”
温和泛民主派过往一直对中央政府“又倾又砌”的沟通态度,当民主派全面被拒入闸,是否宣告“又倾又砌”的路线告终?身为民主党主席,罗健熙表示,这两三年大家也疑惑,究竟有什么路行得通?以往看似可行的路,现在又好像不是很可行。“大家都要继续去再摸索,我又不会很快就断定,说有什么是一定能行。”他认为这一刻还没法说清楚,但唯一确定的是在国安法下,大家要很小心去做判断。
去年民主党选副主席,伍凯欣见没人举手,犹疑过自己有没有能力胜任,后来觉得一人计短二人计长,“算了,豁出去啦,不要紧啦,不懂就问人吧。”过去两年,伍凯欣靠著积蓄续租原有办事处经营杂货店,不时借场供区内法团开会。这决定对她不无影响,今年业主拒绝续租,“那我就不租了,我做网店……不可以你要我跪下,我就跪下,我不是这样的人”。只是未来她仍要和街坊另觅场地开法团会。
这趟最短的选举工程里,她一直记得一件事。民主党元老刘慧卿与杨森曾到提名街站支持她,当时他们被自由党与民建联的街站夹著,有街坊突破重围跟她说:“我以为民主党解散了。”事后她一直反省,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我做得够好的话,那个地方是我扎根的地方,市民没理由不觉得民主党在那里。所以我就想,如果有机会受访,我希望说多一点。我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民主党还在,我们还有人。”
社區服務是很難很難的事 謝謝一直在堅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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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幻想 走進黑暗
你萬一選上做得好,是“新香港”制度的成功,做得不好,是反對派搞搞震。現時港人最好的做法,即是移民或是北上消費,成全一個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