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2022年人权新闻奖风波︰保住了FCC会址，失却了新闻自由

中环下亚厘毕道和雪厂街交界，几个西装笔挺的人在一栋气派的红砖建筑外等计程车。有人在簷篷下躲雨、抽烟，突然一个提着公事包的人向电话小声咒骂，大概是没人接单。这些中环精英未必知悉，这栋位于他们身后的古旧建筑，一再成为新闻自由的风眼。

在国安法生效、香港传媒业经历重大整顿后的2023年，座落于港府物业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迎来一张新租约，当中包括容许港府马上赶走租客的国安条款；续约期由7年变3年。FCC总算保住了会址，然而有得也有失：FCC举办了25年人权新闻奖，却于2022年那一届，因涉煽动案的立场新闻获得9个奖项，董事会担心颁奖会招至法律后果，人权新闻奖在最后一刻遭煞停。

这座建筑上的“FCC”三字，代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41年前，俱乐部进驻这个地址，但出入会所的人里，记者始终是少数；更多的是来自商界和法律界，身穿商务装束的附属会员。

这个既非工会，亦不单是私人俱乐部的组织，正如外国记者一样，在香港有其特殊地位︰在九七主权移交前后，标示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差异；同时是殖民和冷战时代目光的载体。

人权新闻奖于2023年复办，并于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得奖名单，但主办单位不再是FCC；FCC现任主席瑞凯德（Keith Richburg）亦将于6月退任。端传媒访问多名FCC会员，重组2022年人权新闻奖的风波，并一窥他们对FCC未来的想像。

不可逆转的伤害

人权新闻奖于1995年成立，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记者协会（记协）及FCC共同筹办。奖项最初的标志，是一幅被锁链包围的香港地图，而锁链又被“人权新闻奖”字句折断。

亲手设计这个标志的美籍记者Francis Moriarty于1989年来到香港，很快便成为FCC会员，后来他曾出任董事会，亦是人权新闻奖多年的中坚。“我想指出压迫，同时指出压迫会被打破。”他把标志的草稿带到中环威灵顿街一家印刷公司，自掏腰包制作第一批奖座 ，几年后才向FCC董事会申请继续筹办人权新闻奖的资金。

Moriarty说，当时众人都感到九七主权移交带来的不稳定性，决心要在1997年前开设这个奖项，展开一场“共同的冒险”，他说︰“我们一直都知道（这奖项）终有一天可能会被收掉。”

翻查记录，早年的评审除了知名媒体人和人权运动家，还有社会各界菁英，包括研究香港教会历史的夏其龙神父和前行政会议成员胡红玉，亦有来自法律界的名誉资深大律师陈文敏、资深大律师梁冰濂，以及因2019年民主派初选案、正被还押的法律学者戴耀廷。

根据以往的报名表格，关于法治、新闻自由、揭露公权力被滥用，以及任何包括在《世界人权宣言》下范畴的报导，只要和香港以及亚洲有关，即符合参赛资格。表格列明筹办奖项的目的“是要提高大众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并点出这些基本自由正面对的威胁”。早年的参赛作品五花百门︰有关注香港主权移交后会否恢复死刑的报导，亦有采访亚洲难民和跨境中港家庭的专题。

发起人亦在表格中强调，奖项不单是为了表扬推进大众对人权议题认知的报导，亦是要向最高水平的新闻工作致敬︰“人权新闻奖的得奖者达成了一项独特的专业成就。”Moriarty说，人权新闻奖是颁发予记者的奖项，从来不牵涉所属机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避免有机构禁止记者参赛。比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记者，就曾于2009年以一组关注孟加拉环境的图片特写得奖；亦有中央电视台北美分部的记者获奖。

Moriarty本来预想主权移交后，人权可能会变成禁忌议题，却发现每年参赛作品数目不跌反升，由主权移交前的200多份报名升至高峰期约700份。除了像《南华早报》从一开始就样积极参与的报章，亦有本来不参与的主流电视台陆续参赛。Moriarty见证着人权新闻奖由一个地区性奖项，变成国际知名的指标，以及作者会在书本中列出的殊荣，感到鼓舞。

转变则在Moriarty于2017年回流美国后来临︰2022年4月，FCC决定取消该年的人权新闻奖。身兼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中心总监的FCC主席瑞凯德（Keith Richburg），当时指决定源自国安法带来的威胁，为了避免误堕法网，董事会最终决定取消奖项。新闻稿中并未提及得奖者。

端传媒向多名FCC会员查询事发经过，包括参与奖项筹办工作的人员，他们均指是在后来的会员大会上知悉，董事会是在得知评审将给予立场新闻9个奖项后，才临时决定消取颁奖。

立场新闻6名高层或前高层于2021年12月29日被国安处拘捕，同日立场新闻停运。前总编辑钟沛权钟沛权、前署任总编辑林绍桐及网站的注册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涉发布17篇煽动文章，及后被落案起诉一项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

瑞凯德的行径亦受到会员质疑，他曾向董事会表示，已取得法律意见，指如常颁奖可能会招来执法行动，例如FCC资金可能会被冻结、会址会被查封、董事会成员亦可能会被捕。

在董事会决定煞停新闻奖后，成员才发现瑞凯德声称取得的法律意见，只属与律师非正式交流。事后瑞凯德拒绝透露律师身份，唯指其一位曾参与国安法案件。亦有数名会员透露，其中一位是专门处理遗产的律师，指不解为何瑞凯德不询问更了解国安法的法律人士。

还有一个冲突点，是瑞凯德说自己没有知会中国外交部驻港官员。但在会员追问下，他又改口承认曾向中国驻港官员传达煞停新闻奖的消息。结果最少8名FCC新闻自由小组成员在这次风波中辞去职务，瑞凯德则在同年董事会换届选举中，在无竞争下以26票连任主席。

至2022年12月，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宣布，将联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美国重启人权新闻奖。新一批奖项将于2023年5月发出，届时亦会正式肯定2022年的得奖者。但对部分会员来说，取消奖项已经对FCC信誉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投放了很多时间和能量，因为我相信它，所以（人权新闻奖）结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切身的事情。”Moriarty说。他亦指，将人权新闻奖转移到美国，正揭露问题的核心︰“到底FCC是否一个记者俱乐部？它支持新闻自由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很多记者聚头的聚餐会？它的宗旨是什么？”

FCC定位的拉扯

2022年12月1日，瑞凯德在社交媒体上贴出FCC下亚厘毕道2号会址的照片，又写道：“仍是世界上最好的酒吧”。这句说话，无独有偶地道出令不少会员——包括Moriarty——纠结的地方︰FCC在当下香港的定位是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在20多年前就存在。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CC）一部名叫《Of All the Gin Joints》的纪录片，拍下了九七主权移交初期的FCC。画面配上会所酒吧，旁白说︰“在新的香港，不是每个在外国记者会的人都尊重记者这份工作。”

当时记者们正在酝酿罢免时任主席，但一名律师会员显然觉得这与自己无关。“这是一个记者俱乐部，董事会被记者控制……我想你也知道，记者总是介意许多其他人不在意的蠢事。”他说。同枱的酒伴则指，真正将钱带进俱乐部的，正是他们这些不是任职媒体的附属会员（Associate member）。目前附属会员的入会费是港币45000元，比记者的3850元高10倍以上。

根据入会申请表格，申请人须得到两名FCC会员推荐入会，当中包括一名外国记者会员。入会后的月费为港币1200元，而为了吸纳更多会员，合资格的记者享有3年月费优惠。

2005年出任主席的Ilaria Maria Sala解释，FCC于50年代开始租用固定会址，为吸纳更多会费来应付租金，遂设立附属会员制度，让并非任职媒体的人加入。加上外交官（Diplomat） 和公司（Corporate）名额，记者占的比重就进一步缩小。

到2022年初，2355名会员中，只有236位外国记者和140位本地记者，而公司及附属会员则达1639人；会员中约四分之三是男性。主席瑞凯德说，因为最近有部分会员离港，目前人数减少至约2000人，但强调仍有不少入会申请，所以数字时常浮动。

虽然记者会员人数较少，但在会员大会上，外国记者的票值较高，1票等于25票，加上会章列明董事会成员须有过半为外国记者，故在FCC的事务上，外国记者始终有充分话语权。

根据FCC会章，董事会一共有17席︰主席必须由外国记者出任，2个副主席中，有一名外国记者，另一人可以是本地记者或附属会员。另外8席由外国记者出任，加上2位本地记者和4个附属会员。会章又列明，董事会成员不受薪，也不可从中得益。

多名受访者均指出，FCC会员之间，一直存在拉扯︰任职媒体的会员，期望FCC能更像一个倡议团体，勇于就影响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发声；附属会员则希望记者会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空间，认为应避免作出惊动政权的举措。

除了身份定位，Sala说另一个未解的矛盾，是FCC和本地社群的距离。她曾在会所策划一场也斯的展览，首次公开展示这香港诗人的一些摄影作品。当时Sala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她认为也斯是最能代表香港的诗人，开幕礼亦吸引了她感兴趣的香港作家和知识份子到场。却在此时，一名外籍会员经过，向Sala问道︰“这家伙是谁？”

“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香港诗人，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回想，Sala觉得自己高估了部分会员对香港文化的认知。另外一场关于本地政治漫画的展览亦不受外籍会员欢迎，也有人不满她于展览开幕礼期间，开放会所供外人进场参观。

Sala觉得FCC会员之间，对于如何介入本地社群，以及介入程度要有多深，一直未有共识。对某些人来说，透过慈善晚会，和官员打交道，成立一些奖学金就足够了；亦有人像自己一样，期望将本地文化以及香港人，带进FCC。

或许Sala对FCC最初的印象——充满冷战和殖民色彩，始终保持“外来者”身份和视角——到今天依然成立。而最能够在物理上展现这些特质的，就是FCC在中环亚厘毕道2号的会址。

身处政府物业的掣肘

香港的外国记者会，来自日占期间的重庆，最初由一群不满蒋介石政府的外国记者于1943年成立，抗议国民党不愿透露与日、共两军交战的资讯。国共内战后期，FCC先是跟着国军迁移到南京，最终在1949年被占领上海的共军驱逐，逃难到香港。

虽然今天的FCC不愿被视为一个倡议团体，但在1949年它就曾游说英国领事介入两名外国记者被国军拘捕并判处死刑一事，后来亦成功救出两人。期后亦常就外国记者在中国大陆以及亚洲工作受干预、阻挠或被拘捕的事发声。2003年，FCC董事会和员工亦曾参与反对23条立法的游行。

根据由会员书写的历史，外国记者抵达香港后，先在中环一带的咖啡室聚头，直到一群曾为FCC工作的华人由上海来到香港，才正式租用港岛半山旭龢道的一个单位作为会所。随着人数增长，FCC亦曾入主港岛半山干德道41号A一座大宅，直到1961年搬到上环李宝椿大厦后，因财政困难，曾短暂结业。

80年代，FCC会所身处现已拆除的中环Sutherland House内。因租金大幅上涨，时任主席去信港督麦理浩求助，在港英政府安排下于1982年搬进下亚厘毕道和雪厂街交界的牛奶公司旧址，即今天的会所。较鲜为人知的是，现在由本地记者运作的香港记者协会（下称记协），亦曾短暂于同一地址运作。

当时记协只分配到一个狭小的地下室，要到茶楼才有足够空间开会。1985年，记协考虑到工会形象，不宜一直寄人篱下，就开始租用湾仔一个单位作办公室。到90年代，有见主权移交带来的政治不稳定，记协执行委员会发起“一人一砖”运动，集资购入湾仔骆克道一个单位作为永久会址。

这次的分道扬镳，种下了FCC和记协两个记者组织今天截然不同的走向。

身处政府物业的FCC，过往须每7年更新租约。Sala说每次都有人猜想FCC会否被踢走，但最后总能平安过渡。真正的危机要到2018年才来临︰当时FCC邀请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到场演讲，事件旋即遭建制派公开评击，但活动最终如常举行。

事后，主持活动的FCC副主席马凯（Victor Mallet），其工作签证不获香港入境处续期，他以旅客身份访港同样被拒入境，记协质疑香港政府是否向FCC“秋后算帐”。同时，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连番追击FCC，亦多次提到政府有权终止租约，着会员“不能忽视失去目前会所的可能性”。

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媒体环境急速改变。《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两家媒体先后被冻结资金，多名高层被控国安法或煽动罪。记协亦受到舆论压力，甚至有亲中报章派人跟踪记协主席陈朗升。因此有不少人忧心，FCC在2022年租约到期后，会否失去会所。

至2022年12月，瑞凯德发信至会员，指政府愿意和FCC签定新的3年租约，记者会短期内“得到保障”。瑞凯德说，FCC会址新租约期由7年缩短到3年，而且租金贴近市值价格。资料显示，由2016年至2018年间，FCC会址的月租为55万港元，而在2020年至2022年间，上升至平均每月69万元。

政府亦在新的租约列明，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即时要求记者会搬走，不设通知期。瑞凯德指不介意新条款，因为记者会不打算挑战国安法，过去也有条款容许政府踢走犯法的租客。

瑞凯德又指，考虑到现址的维修开支，董事会可能不会接受短于3年的租约，宁愿把钱花在一栋新的楼上。“如果他们提出1、2年的租约期，我们大概会说︰不了，谢谢。”

“有问题的得奖者”

多年来FCC能够以低于市值的价钱租用中环会址，被前特首梁振英指是一种特权，但几名受访者向端传媒表示，这份租约同时是政府钳制FCC的手段，甚至有人形容它为一颗“糖衣毒药”。

因人权新闻奖事件辞任FCC董事会的外国记者Andrew（化名）说︰“它是缠绕外国记者会的鬼魂，（煞停人权新闻奖）当然和租约有关。”他指控瑞凯德在会议上引述非正式的法律意见，提出续办新闻奖有机会带来资金被冻结和失去会址等“末日处境”，误导董事会作出取消奖项的决定。

他后悔没有即场提出疑问，只能事后在会员大会追问瑞凯德，但这已无法逆转取消新闻奖对FCC名誉造成的伤害。“令我抓狂的是，（在这件事中）记者会不是一个受害者，记者会是压迫（新闻自由）的同谋，因为在没有明确威胁的情况下，它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政府设下的红线。”

有份筹办2022年人权新闻奖、当时亦在董事会上的Andrew说，从来没有人直接要求记者会停办新闻奖，唯当时董事会对有外国记者从中国大陆被赶走感到忧心。“这百份百是记者会的决定。”

瑞凯德反驳指控，说取消人权新闻奖的决定和租约无关。“这纯粹是自保，是为了俱乐部、甚至是为了我自己。”他确认FCC从未收到直接威胁，或被要求取消人权新闻奖。

瑞凯德亦指批评者是慷他人之慨︰“那些提出不满的人，他们不是董事会主席，警察来的时候不会拘捕他们。他们勇于拿我的（人身）自由去冒险，说我们应该做这、做哪，当他们没有个人风险（When they have no skin in the game）。”

根据FCC会员向端传媒提供2022年5月30日周年大会的录音，瑞凯德曾就撤销人权新闻奖一事向会员报告。他先提到香港中文大学不再处理奖项的行政工作，以及记协主席陈朗升提议不再将记协列为赞助人；加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亦已结束香港分部，意味着FCC成为了人权新闻奖的最后一个筹备单位。

而记协主席陈朗升则向端传媒指，FCC考虑到当时记协面对一定风险，主动提出独力筹备人权新闻奖，事前亦得记协同意。他说不能怪责FCC的决定，唯对方应及早通知记协，让记协想办法应对。

时任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院院长的李立峰回应​​端传媒查询，指学院在2018年开始负责人权新闻奖的行政工作，至2021年9月，学院考虑到人手问题，决定集中资源处理中大新闻奖，不再向人权新闻奖提供服务。

尽管如此，FCC依然聘用了一名行政人员，以支援评审继续工作。在决定煞停人权新闻奖前，瑞凯德说他请该行政人员留意人权新闻奖的评审结果，指示他尽早知会有机会招惹麻烦的事项。瑞凯德指对方在4月传达立场新闻一共在9个项目中得奖，该行政人员又认为很有可能会触发警方调查记者会。

瑞凯德续指，他将这些关于“有问题的得奖者（Problematic winners）”的消息先后带到新闻自由小组和董事会面前，随后向3名律师索取“口头和书面上”的意见。他引述法律意见，指若然FCC向因煽动罪受查的机构发奖，可被视为“支持、推广、歌颂”相关罪行，有机会被冻结资金，董事会最终以15比1票决定煞停人权新闻奖。

“有些人觉得这会削弱我们作为新闻自由守护者的位置，但董事会有责任依俱乐部的利益行事，”瑞凯德在会上说，“我觉得我们为俱乐部作了最好的决定。”

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多名会员要求瑞凯德交代法律意见出处，亦有人认为他未有给予董事会完整的资讯。瑞凯德则指律师要求他以不记名（Off-record）方式引述他们的意见，拒绝透露他们的身份，但承认没有在这件事上花钱，亦说明律师是透过口头、通讯软件和电邮提供意见。

在前主席陈翡（Florence de Changy）的质问下，瑞凯德亦承认多次与中国官员沟通，唯一切内容必须保密，不可向在场会员透露。

陈翡：“在下决定之前（你有否联络中国官员）？”
瑞凯德：“有。”
陈翡：“在下决定之后？”
瑞凯德： “没有。”

陈翡再追问，而瑞凯德的回应令场内会员起哄。

陈翡：“你有没有在董事会决定取消人权新闻奖之后，通知外交部？有还是没有？”
瑞凯德：“有。”
陈翡：“你刚才说没有。”
瑞凯德：“我没有这样说，我说我没有和他们开会。”

场内马上有人反驳瑞凯德的言论，喧哗中有工作人员要求发言的人道出自己的名字和会员号码，以作记名之用。在一片喧闹声中，有人揶揄︰“看谁现在又介意要记名发言了。”

会上亦有附属会员发言，指应为俱乐部的将来作长远打算︰“我知道人权新闻奖是很重要的事……但在会章中没有列明这是我们的目的（Mission）。”她显然不同意部分会员对人奖项的执着，“时代是会改变的……我们要思考这俱乐部是应否在不同的情况下存活。”语毕，有人拍手。

回忆这场会议，Andew说他钦佩直接和瑞凯德对质的会员，但他亦担心FCC将成为政权的白手套︰“透过签定这份租约，继续栖身在政府物业中，它容许政府说︰你又怎可以说我们正在打压新闻自由呢？看，在最好的政府土地上，我们有一座美丽、支持新闻自由的记者会。”

殖民地哨站的幻想

虽然下亚厘毕道2号的外貌依然保有旧时设计，据Sala说，室内可见的几乎都是由FCC增添或修复的。

FCC会员显然对这栋建筑物爱护有加，单在过去7年，就花费1400万港元去维护这栋于19世纪末落成的新古典建筑物。2006年，FCC亦曾聘请建筑师重建屋顶，并拆除二楼室内天花，增加天然采光，让访客能看见原来的梁柱，以及屋顶上的砖瓦。会址在2009年被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评定为一级历史建筑。

在FCC于2022年出版、纪念进驻下亚厘毕道会址40年的刊物亦提到：“对很多会员来说，这里有家的感觉。”

但对Sala来说，这栋建筑不只隐含了白纸黑字的历史，外国记者这特殊身份亦构成了会址的个性，并且在物理质面展示出来。她提到在二楼餐厅里的假窗，上面挂了帆船在海中飘荡的照片，虽然充满殖民色彩，却是在近年翻新时增添的，在她眼中是一种虚构。

“（FCC）有一个殖民地哨站的幻想，虽然在香港的殖民地哨站早已消逝，但你可以坐在FCC的酒吧，幻想自己是（英国间谍小说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她说，这种思想在冷战时期入会的人身上尤其牢固，而他们尤其依恋现今会址。

类似的目光，亦记录在一本名为《The The Hong Kong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的小说中。作者Anthony Spaeth曾是亚洲时报（Asia Times）的编辑，亦曾是FCC会员。

虽然故事架设在香港等亚洲城市，但主角尽是外国人。作者对香港的描述流露出东方主义和殖民视角︰“属于我的殖民地，耀眼又肮脏的香港。”在他眼中，海港在闪烁，灯光是“东方的”，潮湿的天气为故事增添异国风情。

Spaeth笔下的外国记者有自吹自擂的小混混，或沉默寡言的冷战英雄。他又写道︰“如果香港不曾存在，记者也会把它创造出来”，仿佛这座城市的历史，该由路经此处的外国记者定论。

对Sala来说，这种优越感一直存在，但香港局势早已不再是冷战时期的隔岸观火，外国记者会的房东也不再是港英政府。“在过去20年间，香港已经变了，新闻业也变了……但FCC好像不愿接受这些改变，因为这里的殖民气氛制造了一些可供人怀缅的过去。”

“没有这栋楼，FCC也可生存下去”

香港政府在2022年底和FCC签定新租约，顿时缓和会员对失去会所的恐惧，但这亦意味着，董事会很快又要面对同一问题了。身处美国的Moriarty说，政府将租约期缩短至3年的意图很明显︰“这是一个讯息：你该作好准备（离开）了。”

他说FCC早就该自资购入一个永久会址。根据2021-22年财政年度报告，FCC总资产为港币3300万港元，当中包括1700万元现金，以及600多万元的物业及设备。Moriarty认为FCC有能力置业，虽然可能不及现址气派，但避免了今天因租约而生的问题。

与其坐等3年租约到期，瑞凯德说记者会应考虑中环一带其他物业。他说其他私人俱乐部，如香港美国商会和Soho House，也在中上环找到合适的物业。

Andrew提醒，其实FCC的历史里有不少漂泊的日子。“FCC不是一栋建筑物，它是个概念，”Andrew 说，“很多人不明白，就算没有这栋楼，（记者会）也可以生存下去。”他提到北京的外国记者会，一直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活动，亦没有一个固定会址。

要是FCC倒闭的话，现存资产将如何处理？虽然FCC在本质上是一家有限公司，但会章列明，FCC结束后不得像一般公司，将资产分配给“股东”，而是要将其转移到其他“有类似目的之机构”。会员在FCC结束前，可以指定受益机构，要是没有指定，程序则由一名高等法院法官进行。若法官认为没有机构适合接收FCC资产，可改为将其拨作慈善用途。会章亦列明，该会不可以用经济或行为，支持将FCC工会化的行动。

还有一个问题，是未来该由谁出任主席。根据FCC会章，主席需由外国记者会员（Correspondent member）出任，而外国记者的定义为︰“他们主要的职责，是以新闻工作方式，代表主要观众群在香港外的新闻机构”，他们的收入须过半来自相关工作。

有会员指，过去两年均有传媒机构禁止员工出任FCC主席，以免招来额外风险。因此主席选举竞争并不热烈，只有瑞凯德愿意接手。即将退休的他亦说，自己不会再角逐主席之位，指处理好记者会的新租约后就“够了”，意味着2023年6月将会有新主席入主FCC董事会。

他说接任的人要努力修补会员之间因取消人权新闻奖而生的撕裂，并且透过其他活动说服人FCC仍坚守新闻自由立场︰“人权新闻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核心使命。”

FCC会变成“餐饮会所”吗？

2023年1月，FCC的酒吧里一切如常。挂在一角的照片中，有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上海FCC见面的画面。瑞凯德说，要是这两个人可以在记者会聚头，或许意见再不同的人也可以。

离开董事会后，Andrew说自己甚少在会所现身，尽管这是2016年抵达香港后，上司带自己去的第一个地方。Andrew说当时自己马上爱上这里的气氛，但人权新闻奖的事令他对记者会感到厌恶，甚至考虑退会。“事实是（记者会）越来越少会员是记者，而附属会员也不想它成为一个倡议团体。如果我们不是要行使（记者）的集体力量，为何要有一个记者会呢？”

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Sala和Andrew都预料，FCC会变得更像一个餐饮会所，难以在新闻自由上作较大的争取。但瑞凯德不同意︰“我们仍在发出不受中国外交部和香港政府欢迎的声明，我们的午餐会仍然有支持和反对中国（政府）的演讲者……那些说我们会变成只是一个餐饮会所的人，应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2022年5月，FCC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两张全体员工在下亚厘毕道2号外的合照，请大家“找不同”。两张照片中，员工都戴着口罩，各自面对2003和2022年的SARS和Covid-19疫情，而红砖楼亦是始终如一。“新闻自由在2022那张缺席”，有人留言。

或许终结不一定伴随巨响，而早在呜咽声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