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张婉婷专访：用十年纪录香港千禧世代之后，她想做飞机师

张婉婷总想要一场冒险。

从小，她就有这种向往。比如，长久以来，她想学驾驶飞机，至少是小型飞机。罗启锐对她说，你驾驶小型飞机死定了，你这个“大头虾”（粗心大意）。

张婉婷有汽车驾驶执照，常常从清水湾寓所飞驰电挚出行。她自认驾驶技术非常稳定，不过两年来闯过两次红灯，被扣了十分。接下来她要上一些强制性驾驶课程。

她向罗启锐保证，如果是驾驶飞机，自己一定会小心留意屏幕，地面指挥等等。毕竟，驾驶飞机是可能会死的。

罗启锐似乎并不相信。每次在张婉婷想将学驾驶这个念头付诸实践的时候，罗启锐总是告诉她一则当时发生不久的飞机事故：“John Denver死了！”；“John Kennedy的儿子死了！”他不想张婉婷学驾驶飞机。

张婉婷没有去学，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她写了《玻璃之城》，让舒淇在电影里坐进了驾驶舱。张婉婷将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女主角身上，在拍摄时也趁这个便利，在旁一边拍摄一边近距离看着舒淇学驾驶，算是曲线圆了梦。请来的教练说可以教她，她还是没有学。“我现在老了，”她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肯收我（做学生）。”

“但反正罗启锐也走了，我可以做飞机师，没人可以阻止我。”

任何人也不能真的阻止张婉婷做任何事，比如，母亲对她说电影界“男盗女娼”，丝毫没有影响她对电影行业的观感；比如，《秋天的童话》拍摄期间，手头没有敞篷车，她坚持停拍也要连夜锯掉手头一部车的车顶；比如，《宋家皇朝》无法过审，她不认识任何官员，执意只身上北京“上诉”；比如，用十年时间跟拍一群学生，做成一部纪录片。

从2011年起，张婉婷用十年时间追踪并记录了十一位英华女学校的同学，拍成了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当时的校长提出这个建议，说的是跟拍六年，最后剪接权完全给张婉婷。张婉婷觉得这个建议很有前瞻性，心想拍出来一定会很好看，兴奋地答应了，“如果在十年前你就想要要拍那么久，中间遇到那么多困难，要拍摄剪接几十万小时的素材，那就死定了。你不能想。”

拍摄电影需要逐步走，逐年逐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她说。

Part 1

十五岁那年，张婉婷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没有在人前流过一滴眼泪。

父母都出身自家道中落的富裕之家，张婉婷出生之后，父亲带着一家人从大家庭搬出，一直住在医院道。旁边住了很多倒垃圾为生的清洁工，被称为“垃圾馆”。张婉婷很喜欢住在这里。

入读英华，并非要力争上游。张婉婷说“古时候”没有名校或不名校之分，母亲让她读英华，因为离家近，走路可以上下学。张婉婷喜欢读书，喜欢唱歌，学校生活过得开心而充实。

父亲的去世是她遭遇的第一个变故，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父亲生前还有债务。母亲一直做主妇，从未工作过。亲戚们劝张婉婷不要再读书，出社会做事。

母亲问她怎样打算，张婉婷想继续读书，也想继续住在医院道。乐观的母亲根本没有任何怀疑就答应了，自己也开始穿胶花。母亲依旧如常生活，温柔淡定；学校知道了她的遭遇，将所有能给的奖学金都给了她，还帮她介绍兼职。有一位外国老师请她补习中文，实际是借机帮她，但怕直接给钱会伤害她的自尊心。

张婉婷一共教五份补习，两份夜校。母亲十分信任，从此再也没有管她。张婉婷的同学当时每一个都不准夜晚出门，她每天忙到十一点才回家，母亲也只是问，累不累，想不想吃宵夜。

“家庭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不加以影响。”家庭赋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最大的信心，最大的支持。张婉婷成了一家之主，负责很多家里的大事。她开始相信，任何困难只要努力去做，没有什么过不去。即便无法解决问题，也可以走另一条路。

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里人，从未质疑过她的决定，塑造了张婉婷乐观的性格。虽然她自认常常“虾碌”（出错，出糗），却一直非常自信。在那个艰难时期，每逢其他人交给她任何工作，或者教她学习新的东西，她都是一个行动派，立刻就做，从未怀疑过自己做不到：“哪会做不到呢？有工作，就有钱赚，就会说『做到』，无论如何也要『做到』。”

阻碍是整个人生都会不断面对的事，张婉婷自小已经习惯了阻碍。小时候发生那些不开心的事，她当然不再记得了，人生这么惨，张婉婷向来都尽量不去记得不开心的事。“Touch wood，”她敲敲桌子，“我没有遇到过不能面对或者不能解决的事。”

人们常问张婉婷在拍片期间是否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形，她不喜欢讲。拍片注定是惨的。拍学生作品时惨，她心想只要等自己变成大导演，呼风唤雨，一切就会好起来。谁知她在这一行做得愈久，问题就愈多，愈难以解决。只要期望愈简单，收获就会愈多。拍《给十九岁的我》时，她只求拍完，学校允许放映即可。如今大家的回响对她来说都是惊喜，“所以我怎么可能记住惨事？”

进入电影行业之后，她还是常常回英华女校看看。只要学校有需要她帮忙的地方，她都义无反顾地参与。

Part 2

张婉婷也沮丧过。

大多数时候，人们听到她讲话的腔调，看到她的神态，都飞扬且轻盈，似乎一切都是好事。

《给十九岁的我》记录下了几位同学的十年青春，也纪录下了张婉婷的沮丧。中学一年级时，所有拍摄对象都雀跃不已，等到中三中四，不少同学进入了叛逆期，每个人都不留余地骂了张婉婷，她被骂到想找一个洞钻进去。同一年，邀约她拍纪录片的校长突然要退休，张婉婷和拍摄伙伴们好像突然变成了“孤儿仔”。后来才知道，当时校长患了癌症，需要养病。

那个阶段终于过去了。张婉婷把自己变成一个树洞，等同学们把她当作死物，虽然语气依然很恶，但到底变得畅所欲言了。既然自己也是这部片的参与者，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她也认定自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树洞，就是她在这部纪录片中的角色。

剪片的时候，她放了一个麦克风在旁边，一边剪，一边讲出自己即刻的心声。于是，拍片十年的沮丧和心酸，不少也夹杂其中。

张婉婷在BBC兼职时，主力参与纪录片拍摄。BBC的风格，教导工作人员要做墙上的苍蝇——a fly on the wall，远远地看过去，完全不可以放自己的意见，追求客观的极致。到了Michael Moore，不仅自己出镜，还要骂人，每一部作品都非常有观点与角度。面对纪录片如今百花齐放的形态，张婉婷不想自己变成一个冰冷的观看者，也不想为电影加上预先设置的冰冷的VO，最后她的声音，成为了纪录片中一个特殊的视角，也如同她其他作品一样，从细节里流露出丰沛的情感。

她是那个场域中间的环境音，回应着同学们的遭遇，也试着撇除主观的看法，不去批评当事人的行动。在一次采访中，张婉婷说这部纪录片是她要向这一代年轻人献上的最高敬意。这一代人有太多更复杂的情境要面对。事前没人想过，《给十九岁的我》记录下了同学们对2019-2020年香港社会剧烈变化的感受。

Part 3

那些旁人看不到的沮丧，张婉婷用食物来解决。

无论任何事情发生，张婉婷只要一吃大餐就开心。制片一见到她在片场拍摄不顺利，或是不开心，就对她说拍快点，拍完请她吃大餐。张婉婷立刻就来了精神，很快振作拍完收工，马上成行。

《宋家皇朝》被审批指点得不成样子，她一个人去北京争取。但没人知道怎么争取，也不知道找谁说。行内人对张婉婷说建国以来就没有人争取过。联合制作的电影厂有人告诉她，去争取之后可能被剪更多。她坚持以个人身份去了北京，一定要让自己的这部片成功上映。

张婉婷从来不哭，在北京吃了一次闭门羹，被告诫不要再去。想到自己可能辜负所有人，电影预算又拍得这样贵，她坐在计程车内哭得一塌糊涂。回到酒店，她稍微冷静了一些。既然已经来了，她不信没有结果，打定主意要天天去有关部门哀求。想到这里，她就去了西餐厅吃扒，从头盘吃起，吃到甜点，还喝了酒，立刻开心了。

第二天，她真的按原地计划，又再去求情。白天苦等苦求，晚上就去大吃大喝疗愈自己。如此反覆一个月，负责人实在不胜其扰，不仅把她介绍给上级，还教给她一些应对的方法。每晚的大餐支撑着张婉婷，终于找到有关人士讨论到了实际可行的办法，让《宋家皇朝》免于被禁止上映的命运。

“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真的要多走一步，或者走两步。不要一直说绝望，一定不要，一定不要让你自己绝望。”

这一段经历她讲过多次，但少有提到食物对她的拯救。她还源源不绝地向我介绍英华女校小食部的精彩。访问之前她已经大快朵颐，“可惜你来迟一步，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炸鱼蛋、炸烧卖、炸鸡翅膀、炸鱼柳、薯蓉、肠仔、炒饭、炒面⋯⋯”

张婉婷什么都喜欢吃。

Part 4

《给十九岁的我》故事说到某一节，同学们要考虑志愿。主流意见很清晰，一定是读医，虽然后来未必人人都走那条路。

与张婉婷中学时已相差很远，“当时我们没有大志。”她同班之中只有一位读医，后来做了医生，已经非常特别。她相信自己的那个世代，大家真的是为兴趣而读书。

她热衷合唱团，自己搞乐队，也喜欢运动。她打垒球打到职业水准，曾经代表南华会参加国际赛事。最频繁的阶段，张婉婷每个星期要练五次球，周末就比赛，晒得很黑。母亲为女儿取名婉婷，希望她婷婷玉立，斯斯文文。看到她那时的样子，母亲生气地说：整个北角除了泥工之外，最黑的就是你！

张婉婷曾经觉得自己有天份做全职做运动员，或者也可以做音乐。她在学校组的跳豆乐队，曾经有跟钻石唱片签约的机会。母亲更反对了，一万个不想她参加唱片公司支持的比赛。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做全职运动员或者音乐人都不是可靠的出口。只有一条路，就是继续读书。

很多中学同学想着毕业之后就嫁人，通常认识第一个男朋友，就嫁了，她当时觉得这样太笨了。毕业之后做什么好呢？张婉婷讨厌朝九晚五的工作，于是想做记者，英文报章比较高薪，她便报读英国文学。另外再加心理学，张婉婷以为心理学就是，一看别人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谁知心理学真的是一门科学，需要解剖，要做问卷调查，还要计算样本数据，“计到我想死。”

张婉婷的记者梦很快就转向，为了见到偶像彼得奥图，她要去布里斯托大学读戏剧。这段经历正式开启了她当电影导演的可能。当时她并没想过，后来去纽约大学深造后的一部学生作品，获得方逸华投资，然后在香港做商业发行，还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肯定。电影说的是当时风头正劲的移民潮，那几年很多人为了留在美国，假结婚成为了家常便饭。

她自己的所有经历见闻，都和她的电影紧密关联。纽约求学的阶段放进了《非法移民》和《秋天的童话》；在围村帮BBC拍纪录片的收获后来变成了《我爱扭纹柴》的养份；港大读书的感悟写进《玻璃之城》；《七小福》《岁月神偷》和《三城记》，要么是她和罗启锐成长的时代故事，要么是她们父母辈成长的时代故事。

她和罗启锐交往多年，事业与生活皆紧密相连，但没有结婚。

Part 5

中学时，张婉婷曾有一次独木舟历险记。一位爱惜她的老师带她参加团契，一群人划独木舟，在目的地露营过夜再回程。她根本不会划独木舟，老师便以一贯信任的态度即场教她。教完一群人就出发了。

初段没有异样，直到张婉婷遇到了逆流。无论怎么划，她只是在原地打转。老师分身不暇，只能先随大队继续前进。张婉婷一个人划着划着，太阳要下山了。

她以为对面的灯光就是方向，正要努力前进。谁知天黑以后，整个海都亮起了灯。

失了方向，张婉婷想，不如找一个荒岛吧。她想找一个岛，住一晚，就像鲁宾逊。那一本当时她钟爱的冒险故事。终于在小说变成现实之前，水警找到了她，差点告她不开灯行驶。

罗启锐肯定知道这个故事。

也许不经意间，她早就开始冒险了。有的人冒险是因为太多束缚，张婉婷不是，她一早拥有了很多人恨而不得的自由。被管束的人只能偷偷地冒险，张婉婷的自由是公开冒险。

十六岁起“周游列国”，张婉婷是说自己早已接触过不同阶层的工作，补习，夜校，接待，还做过“工厂妹”。工厂里面清一色都是女人，但每一条生产线都有一个男性看管。她的姐妹说：“你不可以穿无袖衣的。”看管走来走去地张望，有人穿无袖衣，就会被偷看。张婉婷当时很小，觉得偷看有什么所谓呢？但从此就懂得要小心“咸湿佬”，为了保护自己哪些事情不要做，哪些事情要做。她提早开始面对这个社会奇形怪状的人，慢慢也不会大惊小怪，她发觉这个世界有很多“畸形”人。

电影是她书写和记录各种人的方法。

她不想停下来，又启动了新的拍摄计划，想将罗启锐生前念念不忘的剧本搬上大银幕；也计划和新导演合作，监制黄绮琳和黄锎的新片。张婉婷成长在那个所谓“东方荷里活”香港，获得了许多机会。但如今一切似乎又在变化中，很多人北上之后遭遇困境，又回到香港，重新作为基地。香港电影的票房又再掀起高潮，张婉婷多数时候只想看到这些积极之处，相信电影导演还大有可为。

至于自己，她开始学跳舞，华尔兹和探戈，如果可能，就做世界冠军。

除此之外，“我是认真想做飞机师！”

“你有没有看过《小王子》那本书？”

张婉婷说，因为圣埃克苏佩里经常在天上飞行，所以看到的东西是超然物外的。做人不应该经常在地面，应该在天空上望下来，才会看到另一个全新的角度。

去拍照的路上，张婉婷和同伴讲起私人飞机失事。最无法控制的莫过于在有人烟的地方，不小心就伤及他人。但要是在海上，一切也很好。

访问笔录：卢侃儿

Wardrobe support: Chanel
Hair & Makeup: connielai
Venue: 英华女学校 / Ying Wa Girls’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