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婉婷專訪：用十年紀錄香港千禧世代之後，她想做飛機師

張婉婷總想要一場冒險。

從小，她就有這種嚮往。比如，長久以來，她想學駕駛飛機，至少是小型飛機。羅啟銳對她說，你駕駛小型飛機死定了，你這個「大頭蝦」（粗心大意）。

張婉婷有汽車駕駛執照，常常從清水灣寓所飛馳電摯出行。她自認駕駛技術非常穩定，不過兩年來闖過兩次紅燈，被扣了十分。接下來她要上一些強制性駕駛課程。

她向羅啟銳保證，如果是駕駛飛機，自己一定會小心留意屏幕，地面指揮等等。畢竟，駕駛飛機是可能會死的。

羅啟銳似乎並不相信。每次在張婉婷想將學駕駛這個念頭付諸實踐的時候，羅啟銳總是告訴她一則當時發生不久的飛機事故：「John Denver死了！」；「John Kennedy的兒子死了！」他不想張婉婷學駕駛飛機。

張婉婷沒有去學，卻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後來她寫了《玻璃之城》，讓舒淇在電影裡坐進了駕駛艙。張婉婷將自己的感情寄託在女主角身上，在拍攝時也趁這個便利，在旁一邊拍攝一邊近距離看著舒淇學駕駛，算是曲線圓了夢。請來的教練說可以教她，她還是沒有學。「我現在老了，」她說，「不知道有沒有人肯收我（做學生）。」

「但反正羅啟銳也走了，我可以做飛機師，沒人可以阻止我。」

任何人也不能真的阻止張婉婷做任何事，比如，母親對她說電影界「男盜女娼」，絲毫沒有影響她對電影行業的觀感；比如，《秋天的童話》拍攝期間，手頭沒有敞篷車，她堅持停拍也要連夜鋸掉手頭一部車的車頂；比如，《宋家皇朝》無法過審，她不認識任何官員，執意隻身上北京「上訴」；比如，用十年時間跟拍一群學生，做成一部紀錄片。

從2011年起，張婉婷用十年時間追蹤並記錄了十一位英華女學校的同學，拍成了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當時的校長提出這個建議，說的是跟拍六年，最後剪接權完全給張婉婷。張婉婷覺得這個建議很有前瞻性，心想拍出來一定會很好看，興奮地答應了，「如果在十年前你就想要要拍那麼久，中間遇到那麼多困難，要拍攝剪接幾十萬小時的素材，那就死定了。你不能想。」

拍攝電影需要逐步走，逐年逐年，走著走著，就走完了。她說。

Part 1

十五歲那年，張婉婷的父親去世了。母親沒有在人前流過一滴眼淚。

父母都出身自家道中落的富裕之家，張婉婷出生之後，父親帶著一家人從大家庭搬出，一直住在醫院道。旁邊住了很多倒垃圾為生的清潔工，被稱為「垃圾館」。張婉婷很喜歡住在這裡。

入讀英華，並非要力爭上游。張婉婷說「古時候」沒有名校或不名校之分，母親讓她讀英華，因為離家近，走路可以上下學。張婉婷喜歡讀書，喜歡唱歌，學校生活過得開心而充實。

父親的去世是她遭遇的第一個變故，家裡沒有了經濟來源，父親生前還有債務。母親一直做主婦，從未工作過。親戚們勸張婉婷不要再讀書，出社會做事。

母親問她怎樣打算，張婉婷想繼續讀書，也想繼續住在醫院道。樂觀的母親根本沒有任何懷疑就答應了，自己也開始穿膠花。母親依舊如常生活，溫柔淡定；學校知道了她的遭遇，將所有能給的獎學金都給了她，還幫她介紹兼職。有一位外國老師請她補習中文，實際是藉機幫她，但怕直接給錢會傷害她的自尊心。

張婉婷一共教五份補習，兩份夜校。母親十分信任，從此再也沒有管她。張婉婷的同學當時每一個都不准夜晚出門，她每天忙到十一點才回家，母親也只是問，累不累，想不想吃宵夜。

「家庭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對我不加以影響。」家庭賦予了她最大的自由度，最大的信心，最大的支持。張婉婷成了一家之主，負責很多家裡的大事。她開始相信，任何困難只要努力去做，沒有什麼過不去。即便無法解決問題，也可以走另一條路。

無論是學校的老師還是家裡人，從未質疑過她的決定，塑造了張婉婷樂觀的性格。雖然她自認常常「蝦碌」（出錯，出糗），卻一直非常自信。在那個艱難時期，每逢其他人交給她任何工作，或者教她學習新的東西，她都是一個行動派，立刻就做，從未懷疑過自己做不到：「哪會做不到呢？有工作，就有錢賺，就會說『做到』，無論如何也要『做到』。」

阻礙是整個人生都會不斷面對的事，張婉婷自小已經習慣了阻礙。小時候發生那些不開心的事，她當然不再記得了，人生這麼慘，張婉婷向來都儘量不去記得不開心的事。「Touch wood，」她敲敲桌子，「我沒有遇到過不能面對或者不能解決的事。」

人們常問張婉婷在拍片期間是否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形，她不喜歡講。拍片注定是慘的。拍學生作品時慘，她心想只要等自己變成大導演，呼風喚雨，一切就會好起來。誰知她在這一行做得愈久，問題就愈多，愈難以解決。只要期望愈簡單，收穫就會愈多。拍《給十九歲的我》時，她只求拍完，學校允許放映即可。如今大家的迴響對她來說都是驚喜，「所以我怎麼可能記住慘事？」

進入電影行業之後，她還是常常回英華女校看看。只要學校有需要她幫忙的地方，她都義無反顧地參與。

Part 2

張婉婷也沮喪過。

大多數時候，人們聽到她講話的腔調，看到她的神態，都飛揚且輕盈，似乎一切都是好事。

《給十九歲的我》記錄下了幾位同學的十年青春，也紀錄下了張婉婷的沮喪。中學一年級時，所有拍攝對象都雀躍不已，等到中三中四，不少同學進入了叛逆期，每個人都不留餘地罵了張婉婷，她被罵到想找一個洞鑽進去。同一年，邀約她拍紀錄片的校長突然要退休，張婉婷和拍攝夥伴們好像突然變成了「孤兒仔」。後來才知道，當時校長患了癌症，需要養病。

那個階段終於過去了。張婉婷把自己變成一個樹洞，等同學們把她當作死物，雖然語氣依然很惡，但到底變得暢所欲言了。既然自己也是這部片的參與者，也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她也認定自己是其中的一個角色。樹洞，就是她在這部紀錄片中的角色。

剪片的時候，她放了一個麥克風在旁邊，一邊剪，一邊講出自己即刻的心聲。於是，拍片十年的沮喪和心酸，不少也夾雜其中。

張婉婷在BBC兼職時，主力參與紀錄片拍攝。BBC的風格，教導工作人員要做牆上的蒼蠅——a fly on the wall，遠遠地看過去，完全不可以放自己的意見，追求客觀的極致。到了Michael Moore，不僅自己出鏡，還要罵人，每一部作品都非常有觀點與角度。面對紀錄片如今百花齊放的形態，張婉婷不想自己變成一個冰冷的觀看者，也不想為電影加上預先設置的冰冷的VO，最後她的聲音，成為了紀錄片中一個特殊的視角，也如同她其他作品一樣，從細節裡流露出豐沛的情感。

她是那個場域中間的環境音，回應著同學們的遭遇，也試著撇除主觀的看法，不去批評當事人的行動。在一次採訪中，張婉婷說這部紀錄片是她要向這一代年輕人獻上的最高敬意。這一代人有太多更複雜的情境要面對。事前沒人想過，《給十九歲的我》記錄下了同學們對2019-2020年香港社會劇烈變化的感受。

Part 3

那些旁人看不到的沮喪，張婉婷用食物來解決。

無論任何事情發生，張婉婷只要一吃大餐就開心。製片一見到她在片場拍攝不順利，或是不開心，就對她說拍快點，拍完請她吃大餐。張婉婷立刻就來了精神，很快振作拍完收工，馬上成行。

《宋家皇朝》被審批指點得不成樣子，她一個人去北京爭取。但沒人知道怎麼爭取，也不知道找誰說。行內人對張婉婷說建國以來就沒有人爭取過。聯合製作的電影廠有人告訴她，去爭取之後可能被剪更多。她堅持以個人身份去了北京，一定要讓自己的這部片成功上映。

張婉婷從來不哭，在北京吃了一次閉門羹，被告誡不要再去。想到自己可能辜負所有人，電影預算又拍得這樣貴，她坐在計程車內哭得一塌糊塗。回到酒店，她稍微冷靜了一些。既然已經來了，她不信沒有結果，打定主意要天天去有關部門哀求。想到這裡，她就去了西餐廳吃扒，從頭盤吃起，吃到甜點，還喝了酒，立刻開心了。

第二天，她真的按原地計劃，又再去求情。白天苦等苦求，晚上就去大吃大喝療癒自己。如此反覆一個月，負責人實在不勝其擾，不僅把她介紹給上級，還教給她一些應對的方法。每晚的大餐支撐著張婉婷，終於找到有關人士討論到了實際可行的辦法，讓《宋家皇朝》免於被禁止上映的命運。

「在你最絕望的時候，真的要多走一步，或者走兩步。不要一直說絕望，一定不要，一定不要讓你自己絕望。」

這一段經歷她講過多次，但少有提到食物對她的拯救。她還源源不絕地向我介紹英華女校小食部的精彩。訪問之前她已經大快朵頤，「可惜你來遲一步，不然有很多東西可以吃，炸魚蛋、炸燒賣、炸雞翅膀、炸魚柳、薯蓉、腸仔、炒飯、炒麵⋯⋯」

張婉婷什麼都喜歡吃。

Part 4

《給十九歲的我》故事說到某一節，同學們要考慮志願。主流意見很清晰，一定是讀醫，雖然後來未必人人都走那條路。

與張婉婷中學時已相差很遠，「當時我們沒有大志。」她同班之中只有一位讀醫，後來做了醫生，已經非常特別。她相信自己的那個世代，大家真的是為興趣而讀書。

她熱衷合唱團，自己搞樂隊，也喜歡運動。她打壘球打到職業水準，曾經代表南華會參加國際賽事。最頻繁的階段，張婉婷每個星期要練五次球，週末就比賽，曬得很黑。母親為女兒取名婉婷，希望她婷婷玉立，斯斯文文。看到她那時的樣子，母親生氣地說：整個北角除了泥工之外，最黑的就是你！

張婉婷曾經覺得自己有天份做全職做運動員，或者也可以做音樂。她在學校組的跳豆樂隊，曾經有跟鑽石唱片簽約的機會。母親更反對了，一萬個不想她參加唱片公司支持的比賽。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做全職運動員或者音樂人都不是可靠的出口。只有一條路，就是繼續讀書。

很多中學同學想著畢業之後就嫁人，通常認識第一個男朋友，就嫁了，她當時覺得這樣太笨了。畢業之後做什麼好呢？張婉婷討厭朝九晚五的工作，於是想做記者，英文報章比較高薪，她便報讀英國文學。另外再加心理學，張婉婷以為心理學就是，一看別人就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

誰知心理學真的是一門科學，需要解剖，要做問卷調查，還要計算樣本數據，「計到我想死。」

張婉婷的記者夢很快就轉向，為了見到偶像彼得奧圖，她要去布里斯托大學讀戲劇。這段經歷正式開啟了她當電影導演的可能。當時她並沒想過，後來去紐約大學深造後的一部學生作品，獲得方逸華投資，然後在香港做商業發行，還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肯定。電影說的是當時風頭正勁的移民潮，那幾年很多人為了留在美國，假結婚成為了家常便飯。

她自己的所有經歷見聞，都和她的電影緊密關聯。紐約求學的階段放進了《非法移民》和《秋天的童話》；在圍村幫BBC拍紀錄片的收穫後來變成了《我愛扭紋柴》的養份；港大讀書的感悟寫進《玻璃之城》；《七小福》《歲月神偷》和《三城記》，要麼是她和羅啟銳成長的時代故事，要麼是她們父母輩成長的時代故事。

她和羅啟銳交往多年，事業與生活皆緊密相連，但沒有結婚。

Part 5

中學時，張婉婷曾有一次獨木舟歷險記。一位愛惜她的老師帶她參加團契，一群人划獨木舟，在目的地露營過夜再回程。她根本不會划獨木舟，老師便以一貫信任的態度即場教她。教完一群人就出發了。

初段沒有異樣，直到張婉婷遇到了逆流。無論怎麼划，她只是在原地打轉。老師分身不暇，只能先隨大隊繼續前進。張婉婷一個人划著划著，太陽要下山了。

她以為對面的燈光就是方向，正要努力前進。誰知天黑以後，整個海都亮起了燈。

失了方向，張婉婷想，不如找一個荒島吧。她想找一個島，住一晚，就像魯賓遜。那一本當時她鍾愛的冒險故事。終於在小說變成現實之前，水警找到了她，差點告她不開燈行駛。

羅啟銳肯定知道這個故事。

也許不經意間，她早就開始冒險了。有的人冒險是因為太多束縛，張婉婷不是，她一早擁有了很多人恨而不得的自由。被管束的人只能偷偷地冒險，張婉婷的自由是公開冒險。

十六歲起「周遊列國」，張婉婷是說自己早已接觸過不同階層的工作，補習，夜校，接待，還做過「工廠妹」。工廠裡面清一色都是女人，但每一條生產線都有一個男性看管。她的姐妹說：「你不可以穿無袖衣的。」看管走來走去地張望，有人穿無袖衣，就會被偷看。張婉婷當時很小，覺得偷看有什麼所謂呢？但從此就懂得要小心「咸濕佬」，為了保護自己哪些事情不要做，哪些事情要做。她提早開始面對這個社會奇形怪狀的人，慢慢也不會大驚小怪，她發覺這個世界有很多「畸形」人。

電影是她書寫和記錄各種人的方法。

她不想停下來，又啟動了新的拍攝計劃，想將羅啟銳生前念念不忘的劇本搬上大銀幕；也計劃和新導演合作，監製黃綺琳和黃鐦的新片。張婉婷成長在那個所謂「東方荷里活」香港，獲得了許多機會。但如今一切似乎又在變化中，很多人北上之後遭遇困境，又回到香港，重新作為基地。香港電影的票房又再掀起高潮，張婉婷多數時候只想看到這些積極之處，相信電影導演還大有可為。

至於自己，她開始學跳舞，華爾茲和探戈，如果可能，就做世界冠軍。

除此之外，「我是認真想做飛機師！」

「你有沒有看過《小王子》那本書？」

張婉婷說，因為聖埃克蘇佩里經常在天上飛行，所以看到的東西是超然物外的。做人不應該經常在地面，應該在天空上望下來，才會看到另一個全新的角度。

去拍照的路上，張婉婷和同伴講起私人飛機失事。最無法控制的莫過於在有人煙的地方，不小心就傷及他人。但要是在海上，一切也很好。

訪問筆錄：盧侃兒

Wardrobe support: Chanel
Hair & Makeup: connielai
Venue: 英華女學校 / Ying Wa Girls’ 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