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反抗：北京南郊青年的地下一周

“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

过去的一周，我们或在现场、或在屏幕看到一场迅速、激烈、中心化的运动。很多人的参与其实是在网络完成的，人们看新闻、发社交媒体、在聊天群里守望相助。其中不少人的肉身其实还在被封的小区之内，他们怀着内疚在地下空间进行弱者的反抗，不能去现场示威，就在网络支持。他们的参与也总是被原子化的处境影响，有责任感，也有情绪，有正面对峙，也有行为艺术般的地下不合作。此次来自留地作客的是两位困在北京南郊居民小区的媒体人，本文由两位合写而成，记录了过去一周那些琐碎但并非没有意义的瞬间。

11月24日 一个人的发疯

我是突然得知小区被封的。

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关注过北京的疫情动态。我住在北京南郊，这里人口稀疏，没什么商场和写字楼。即便有疫情也零零星星，不像朝阳、海淀等人口密集区那样遍地开花。当我的朝阳同事讨论囤菜的时候，我只是淡然一笑，表示南郊人根本无需操心吃饭问题，现在就去街对面吃麦当劳。

到小区门口，两个保安挡住去路。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本小区虽无阳性病例，但已经被诸多高风险小区包围，为保证居民安全，小区实行出入证制度，只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保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能够用“单位证明”来申请出入证，从而进出小区。

这段日子居家办公，我每天靠外卖和料理包生活，足不出户。要不是突然想吃麦当劳，怕是直到明年都不知道小区经历了一次封控。保安大爷称：封控已有两三天，群里也通知过。我听完更加生气，在这小区住了一年多，居委会都没把我拉到群里。

在我要求下，居委会工作人员把我拉到了小区微信群里。回家刚进群就看到名为《致居民的一封信》的文件，其中写道：“为有效控制外来疫情传播，请广大居民理解支持，配合做好防疫工作，不走亲访友，不全家聚集，平安居家一周，换来本小区的后续安全。”

这张落款为xxxx居委会的无盖章文件让我想起最近的一些小道消息：北京有些小区已经通过抗议的手段完成了解封。于是我在群里回了一句：“还要居家一周？”不满的居民不止我，有人抱怨因小区封控无法上班，有人要求居委会提供上级部门文件，有人直接表明“平安居家一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符合二十条吗？我们的自由权被严重侵犯了。”

不过，南郊小区中老年人居多，许多居民本就没有出行需求，要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群里沉默不语。400多人的微信群，翻来覆去就七八个人在抗议，居委会工作人员看我们不成气候，也没有回复的意思。慢慢地，另外几位抗议者疲倦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群里“发疯”。我批量转发朝阳区众小区解封的视频，复制粘贴论述低风险小区封控不合理的文案，声称居委会让我们居家的行为是违法的，建议大家效仿朝阳群众，到小区门口聚集抗议。

但理我的人不多，居民们关心的问题是：

今天下午的核酸在哪里做？

小区里卖的白菜多少钱一斤？

世界杯开始了，体育彩票在哪里买，该押哪个队赢？

我转而寻求“青天大老爷”的帮助。我给12345（北京市市民服务中心）、12320（北京卫健委）、12388（中央纪委）等部门打了49个电话，还在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报网站上留言，控诉我们区党委书记置“二十条”、“九不准”于不顾，公然与中央政府对抗。

他们都说已经转达有关部门，让我“等回电”。

11月25日 上等人也转发了

没有回音。

这两天倒是养成新习惯，看“末日求生”类网文——城市突然被瘟疫席卷，周围人变成丧尸，主角也不能幸免于难。但主角总会重生归来，凭借这两年对抗新冠疫情的经验，囤够粮食，苟活到末日结束。

其实早在今年5月，北京就已封控了一个月——当然我们的社区书记说那是静默管理，一遍遍强调从未封城。我们“只不过是天天做核酸，不能出小区，抢菜全靠手速，外卖快递全停”。自此其实我也有囤粮的习惯。现在我租的屋子里，5升一桶的饮用水有20瓶，大米、面粉以及水果、肉食罐头足够吃半年。

但网文里封锁是暂时的，未来还有希望。现实并非如此。

因为毕业于外语院校毕业，我微信里一千多位好友中，有大半在国外学习工作。国内信息封锁，我却近水楼台了解到国外的情况。相比之下一开始我不理解，在中国，一场小感冒为何能让三千多万人的城市说封就封；一年下来，再无知也懂了：这场驯化还没成功、具有“党性”的疫情怎么能说停就停？

现实已经足够苦闷，不看点爽文还怎么活。但网文没有新的连载，我打开朋友圈又回到现实。但这次是当头一棒。朋友圈被乌鲁木齐火灾案刷屏，又一场人祸来了，身处新疆或者在媒体工作的好友一遍遍更新着最新细节：小区外有门禁，消防车进不来；楼门有遮挡，人出不去。我义愤填膺，转发他们发布的信息，很快，其他好友也把信息和愤怒接力传递下去。

可马上出现的官方通报中，一切又“反转”了：小区没有门禁、楼门没有封堵，消防车可以在小区内畅行。而之前大家发的内容已经看不到了，视频是“违规”的、照片都是“捏造”的。夺走至少10条人命、本可以制止的火灾，在官方话语里，成了活该。

我失眠了，从凌晨挣扎到上午十点。愤怒、悲伤与焦虑轮流拎着我的精神，让它被迫保持清醒。瘫在沙发上，手指机械地刷着屏幕，眼神却无法聚焦。眼前无章法闪过的，是从今年4月上海封城，一桩桩一件件防疫导致的“人灾”。乌鲁木齐火灾，地理位置和我隔得很远，但从内在运转的逻辑来看，它们离我越来越近。

我住的小区人口稠密，停车场位置不足，门口的车辆把小区通往外界的两条干道层层围住；一栋楼每层三部电梯，两个楼梯，却密集挤着几十家住户。一旦真有火情，谁能逃得出来？在北京，这样为“青年打工族”而打造的“青年公寓”附满了每个小区。只要摊上就逃不过。爱咋咋地吧。我睡着了。

晚上七点醒来，打开手机，连着滑动几屏都是一篇名为《路是通的，他们不跑》的推文——讽刺乌鲁木齐的官方通报。我感到意外的是，参与刷屏的人中，有些竟然是母校中东语言学院的学生和老师。

这个学院的威名，我早有耳闻。今年，伊朗女性发起摘掉头巾运动，为此付出生命代价，该院师生点评：“这是美国挑起的内乱，人们被利用了，要尊重国家信仰”。再早些时候，俄乌打仗，他们发言：“这是美国挑起的战争，乌克兰被利用了，俄罗斯是受害者。”

该院学生与我闲聊时吐槽，学院书记的战狼风格才是一顶一，时不时在朋友圈里把柴静等记者拉出来骂，任何指出种花家（内地社交平台对中国的美誉，中华家的谐音）半点不好的都是美国的反动势力。总之，凡事必发言，发言必纳粹。该院朋友和我解释，这个学院的教育就是如此。上文化课，三句不离美国，提到那张著名的难民儿童在海边遇难的照片，也总说是美国导致的结果。学生天然对难民儿童有的同情与怜悯，转而变成了对美国的敌视。老师们丝毫不提联合国决定支援叙利亚平定战火时，中国都投的是反对票。

对这个学院，我敬而远之，这一年来拉黑不少人。还有一些没删掉的，是半年不发朋友圈的学生以及动不动就岁月静好的老师。可这次，她们也加入刷屏浪潮。其中有个教授，此前在朋友圈反讽柴静纪录片《穹顶之下》，刚刚却转发了一篇标题很有力量的推文：《当前，我们迫切需要重建社会秩序》。那篇文章的作者指出，疫情下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无边界的程度。

放在一年前，这文章是教授自己都要骂的。

还有位老师，上课时衣服从不重样，昂贵面料让人猜不出价格。许多女学生崇拜她。小道消息说她家境优越，在国外留学十年，老公是国内某个学科的扛鼎人物——这些条件，足够让她不食人间烟火了。她的朋友圈每天分享的无外乎是幸福生活，有些饮食材料，我看了半天认不出。可今天，她也连着转了数篇关于“北京小区封控”和“新疆火灾”的推文。

连她们都在动摇。之前贵州大巴车上那27条人命都没唤起她们的“良知”，难道量变终于促成了质变？我思考了一阵，茅塞顿开：她们住在北京，同样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封控。是铁拳打到了自己，才终于醒悟了一些。

但这还是好过还在装聋的人。我点开其他几个男教师的朋友圈，有的显示半年可见，有的这几天还在岁月静好，感恩戴德。

11月26日 被统治的艺术

终于接到一通电话，可惜，打电话来的是我们街道的警察。

警察同志直呼我的大名，对我进行“法宣”，要求我以后不要在群里发布“不正能量的”、“没有用的”东西。我权衡一下，被封在小区还是比被关进监狱强，便服从指挥，在小区群里彻底闭嘴。

既然小区解封无望，我只能想办法搞到出入证了。但名单上的“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保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这些要求，我一个都不符合。偶然打开申请出入证的小程序一看，发现如果需要“外出就医、取药”，也可以破格申请出入证。

众生皆有病，谁能说我是健全人？我搜到离家最近的医院，花60块钱在网上挂了精神科专家号，声称自己最近精神状态不稳定，疑似双相障碍，需要去进行检查，否则有自残自杀的风险。上传预约挂号的截图没多久，我就获得了出入证。

刹那间，我开始怀疑之前抗争的意义：明明只要谎称有精神病就能获得自由，何必像个正常人一样争取权利呢？不得不说，这种解决方案和思考模式蕴含着一种“老中智慧”：煽动抗议推翻制度，没人支持你；举报投诉践行制度，没人回应你；但你可以选择找到制度利益的漏洞，然后在不完善的制度下生活——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被统治的艺术”。

拿着精神病患者的出入证，大步昂首走出小区大门之后，我却没能感受到久违的自由：全区暂停堂食，有的店直接“躺平”，关门大吉，没有一家店是我能进去的。我只能绕着小区走来走去，活像一个巡查封控状态的领导。

最终，我决定买杯咖啡喝，结果被告知就算是外带，也需要出示核酸检测证明。问题来了，我们小区附近的常态化核酸检测亭都已经被撤销，小区里又只在早7点到早10点提供核酸检测服务，那是一个我还没醒的时间。我只能搜索下载了一个“北京健康宝模拟版”的地下软件，输入我的姓名，上传我的照片，核酸阴性一天的绿码就此生成，甚至还有配套的“绿码，核酸一天”的音效。我战战兢兢地出示虚假的绿码，提着焦糖玛奇朵回了家。

进屋打开手机，朋友圈又变了。

上海的年轻人走到乌鲁木齐中路，举起白纸。白纸的创意，源自于《路是通的，他们不跑》这篇推送的接力。这篇推送被官方删除后，其他公众号陆续转发。原文是简体中文，被屏蔽了，就换繁体中文再发，或者英文，或者摩斯密码。有一个最绝的，全篇马赛克，没有一个字，俨然变成了对抗“审查”的艺术。朋友们孜孜不倦地转发、评论：“就算空无一物，我们也知道说的是什么”。

我在北京，连小区也难出去，但至少我能转发。只有先“看见”，从意识上有了改变，才能做出些行动。毕竟，曾经的#metoo运动，也是从“说出来”开始的。我把朋友圈当成扩音器，转发着我看到的这些消息。以往，我会屏蔽政见不同的家人和朋友，避免争执。但这次我全部打开，让他们也能看到。

朋友分享一个微信群的二维码给我，请加入者把疫情以来的所见所闻分享在群里。我们的物资囤得足够多了，稀缺的是真实信息。那个群组的名称是“大声说吧，都说出来”，我想也没想就进了群。

刚开始的聊天还算正常，群友真诚分享着身边的例子。直到某位自称出版了十几本书的作家进来。当时正谈到“伥鬼”这个话题，“伥鬼”是今年热议的词汇之一，指“为虎作伥的人”。有人发了一条视频，几个“大白”轮番殴打居民。那位作家发表了一句自相矛盾的话：“上面的本意是好的，下面的人执行有问题；下面的人也很为难，都是上面要求的。”从语气看，她确实是这样想的，不是反讽制度。另一个群友瞧不下去，说：“都遭受铁拳了，就不要为虎作伥了。”

这句话引燃了作家，张口而出“你有病”，接着用肮脏词语展开骂战。我支援被骂的群友，保持着“讲道理、不骂人”的风范。尤其意识到那位作家是女性，我小心提醒大家：“简中词汇很多都带有辱女性质，是以女性的生殖器官做文章的。别用这些词汇骂战。”谁知“简中”一词戳中作家另一位同伴的爱国神经，张口骂我们“傻逼”。

我想回嘴，忍住了。这个话题过去，讨论回归正常。但没过多久，作家又开麦了：“武汉初期防疫，是满分试卷。”武汉的朋友忍不住回她：“前期有了病例都遮遮掩掩瞒报，这才导致了外溢，你忘了李文亮？”

对方反击：“觉得不好，那你滚去美国吧。”

群里又有一点就着的气氛。我憋了一个晚上，其他人也没再说话。作家与另外两个吹捧她的人眼见获得了话语权，在群里说话没遮拦，吹了一阵自己的作品，就交流起了隐秘的性事话题。和疫情有关的消息停止了流通。

这不行啊。想了想今天走到上海街头的人，忽然有了决心，在她们聊起岛国成人电影的时候，我站了出来：“你们开始聊下流话题了？”

作家讽刺：“哪来的圣母婊，给你送去日本吃核废水。”另一个男性同伴为她撑腰，展开以亲戚为攻击半径、以性爱为攻击手段的国骂。到这里，我长呼了一口气，你们先骂的，我可不讲基本法了。我把以往的“对骂套路”都搜刮出来，一股脑喷射出去，“为什么这个作家每次说话你都出来帮腔啊，你们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主仆关系”。自从有了女性主义意识，我很少用这些套路骂人，毕竟中国的文化氛围里，骂人都是侮辱对方家庭的女性成员。但这次，就算不为这个群，也要为自己泄愤。我越骂越有劲，对方没有新的词汇，打字也不够快，只一直重复一句经典骂人台词“我x你x”。我讥讽：“你的十本书是AI写作自费出版的吧，骂人的词语都这样缺乏，好好提升一下你小学函授的学历吧。”

这话一出，对方退群。另外两个人眼看主心骨没了，只@群主要求把我这个“没素质的”踢出去。我不怒反笑，接着骂他们，直到他们慢慢泄气不再发言。

自从没了素质，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

半小时后，群主言辞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只讨论与疫情相关的话题，至于已经退群还想再进来的那位作家，不会再邀请她进来。群里又开始正常讨论。

群里有几个人接连加了我微信好友，对我表示感谢，说我让他们获得了一些勇气，也让群里重新有了正常交流。我没能去到前线支援那些抗议的人，但在后方，我还是做了些什么的。

在这些人面前，用正当的方式没用，就得发疯。

我挺自豪。

11月27日 南郊的愧疚

我隐约听到风声，说今晚亮马河见。

选择亮马河作为据点确实很智慧：这里毗邻三里屯和使馆区，是年轻人、新中产和所谓“境外势力”的交叉点。此地交通方便，附近的十号线几乎环绕北京城一周，各区的“别有用心之人”都能共聚一堂。

但我并没能参与当晚的活动，一是因为没有核酸检测证明，坐不了地铁；二是因为住在遥远的南郊，去亮马河光坐地铁就要一个半小时，骑车要3个小时，走路就更不必说了，估计等我到，警察都开始清场了。

南郊的房子便宜宽敞，代价则是与北京割裂。以社会运动举例，大家可能会选择在亮马桥示威，在天安门静坐，在大学里游行。但绝不会有人建议说：要不明天去房山区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集会吧？南郊没有地标性的建筑，更没有与之匹配的大众文化，就算有人在卢沟桥上举了张白纸，路过的大爷大妈应该也只会把他当成找活儿干的日结工。

针对小区封控的抗议也能体现出这种割裂，南郊小区的解封进度总是滞后。当南郊居民意识到居委会没有执法权的时候，朝阳群众已经通过报警走出小区大门；等到南郊居民终于可以出入，朝阳群众已经开始了“保卫阳性患者居家隔离权”的新议题。

割裂在这几天带来的是愧疚感。住在城里的同事和朋友早早走出小区，不约而同前往现场，而我只能在朋友圈转发现场的视频和文章。有人说，这也是一种“赛博参与”。但我总会思考：万一他们被抓了呢？万一他们被事后清算了呢？万一发生流血事件了呢？那么在南郊小屋的安全地带里支持他们的我，其实有点“鸡贼”——因为这种支持无需承担任何风险。

好在凌晨三点左右，同事和朋友们都安全地回到了家。

11月28日 号不想要了？

周一了，网络连线，上班开选题会，同事们默契地对昨晚的活动只字未提，报的选题也与游行抗议、乌鲁木齐或新冠疫情没有关联。作为中国媒体人，大家都清楚“线”在哪里。在新闻媒体发布“越线”的内容，不会改变这个社会，只会改变你所在公司的存续状态。事实上，“越线”的内容根本也发不出来。

晚上，一位在高校读新闻学研究生的同学问我，是否知道今晚活动地点在哪，他准备去拍摄结课作业。我联想到上海人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两天，举一反三：“会不会还是在亮马桥？”同学说其实已经到亮马桥了，却发现被警察和警车层层包围，不知道的还以为在办警察集会。

我到推特上搜了一下，看到消息称今晚据点是海淀黄庄，四通桥的下一站，便如实转达。同学犹豫了一会，打了40块钱的快车到了现场。过了一会发语音骂我：“你们这组织有内鬼啊，这海淀黄庄也全是警察，密密麻麻的。”

我只能表示：“要不你拍密密麻麻的警察吧，也是我们中国的美丽风景线。”

另一方面，对于抗议的污名化“虽迟但到”了。朋友圈陆续出现《现场有坏人》和《警惕颜色革命》两篇洗地文，通篇以“理性、客观、公正”的姿态，指出全国各地的抗议行动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

我仔细浏览这一天的朋友圈，将转发这两篇文章的好友删掉。又截图转载了一条评论：“乌鲁木齐的火灾你装聋作哑，上海年轻人被集体围殴时你不发一言，现在倒是站出来呼吁大家站在大局观了，你装什么装？”

这一周来我格外暴躁。从前我总抱有“求同存异”的心态，大家接受教育不同，接收的信息也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当然各异。现在我慢慢懂得，有些问题的分歧是观点不同，而有些观点，不是观点，是没有人性的排泄物。我将这几天的感受编辑出文字，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篇几百字的长文，呼吁大家在信息封锁时期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让它尽可能多地传递下去。

2019年，我还没在媒体工作，也没有主动翻墙获取信息的意识，关于“香港抗议潮”，只能从官媒口里看到只言片语，无外乎是“香港废青焚烧老人”等单向报道。直到去香港学习的朋友们分享了境外媒体的报道以及他们自己的真实见闻，我才意识到，不能困在信息堡垒中。这次，我也想影响仍处在“蒙昧”中的朋友们。

在这条长文结尾，我呼吁大家守望相助，并提出如果看了我这几天日均十条的朋友圈仍然“保持中立”，请双删。发出不到一个小时，它就成了我按赞最高的朋友圈。平时没有交集的网友，或者此前在学校没说过两句话、这几天也没发表任何评论的同学也纷纷在朋友圈下留言，“真心感谢你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加油，互相鼓励”。还有人只是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我们心照不宣。

我最好的朋友在体制内工作，我俩相处时都大大咧咧，很少煽情，那天他很不寻常地对我说：如果不是你，可能我还什么都不知道，沉浸在那个氛围里。他给我发来手机截图，他的朋友圈里，同样在体制内工作的同事、同学对火灾漠不关心，转发起两篇洗地文倒是来劲，还居高临下地评论：“长点脑子吧你们”（指上海抗议潮中的年轻人）。
几天来，大家的表达欲格外旺盛，爱憎也格外明显。许多人陆续在朋友圈里表明心迹，与“伥鬼”割席。有位朋友甚至问：中共还要执政吗？我看了一惊，这个疑问在中国是绝对不能提的，寻衅滋事还是好的，打成卖国贼都有可能。我们一边赞同他的勇气，一边担心他的安危，纷纷留言劝删：号不想要了？

为了躲避国内审查，我们早就用telegram添加了好友，敏感信息全在那里交流，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复我，刚刚去参加深圳游行了，怕被警察检查手机，就删掉了境外通讯软件。接着又感叹，警方事先得知了游行计划，层层把守，抗议没开始就结束。随后，他删掉了那条朋友圈。

我突然觉得荒诞。闹来闹去，又是境外势力又是武装封锁，结果只是争个“哀悼”普通人的权利，还失败了。我们连个在朋友圈里发言的权利都是奢求。联想到了国内的女性运动。共青团中央等官媒甚至发文，认为国内的极端女性主义已成毒瘤，但国内的女性是在争取什么呢？在网络平台上接力转发倡议，争取高铁售卖卫生巾，争取针对女性的拐卖、家暴获得重视，被炸号了就注册重来。对比国外女性为争取参政议政的权力而游行，“极端”这个词真是在此地被重新定义。

11月30日 赛博转移

新的一天，新的朋友圈。

火灾案和抗议潮都已经过去，今天刷屏的消息，是一条名为“根据法律规定，警察有没有权利检查路人的手机”的文章。答案当然是没有。但我下意识想到了一个官员此前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你提法律我都想笑”。

不过，联想起昨天和朋友的对话，我知道出事了。打开Twitter和telegram，许多人提示，上海、北京等地，已经有警察在随机拦住路人检查手机，一旦看到已经被内地屏蔽的境外软件，就会拉去盘查。

我此前就有准备。在电商平台买了不用实名登记的英国手机卡，把以前的苹果手机还原设置，用新手机号来注册谷歌邮箱，并且注册苹果id——苹果手机加外国电话，这是一个前辈教我的。华为手机下载不了翻墙软件，即使能下载，也还会受到无处不在的监视：看黄色网站时，会收到短信提醒；保存在手机里的黄色图片，会莫名其妙消失。有个同学在上海抗议现场录音，隔天，录音文件就莫名其妙损坏了。而国内的手机号和邮箱注册苹果id时，会储存在“云上贵州”，同样不保险。

但在购买英国号卡前，我注册telegram和Twitter时接收验证码都是用国内的手机号，运营商一扫描就能知道我下载了这些。到时候怎么打掩护？我想出一条方案：把重要的信息都移到另一台英国号卡的手机上，不带出门，也不添加陌生好友。这台手机依然保存telegram等软件，但重要信息全部清空，如果遭到盘问，就说是用来下载黄色电影的。毕竟，性是正当需求，他们这些人不可能没看过黄色电影。想到这里，我心生一念，在Twitter上关注了许多重口博主。来吧，就看你敢不敢看！

但与此同时我还在担忧。英国卡是国内的电商平台购买的，电商平台全部实名，如果非要查手机号，他们还是能锁定的。现在的大陆手机号我用了十几年，过往的照片有几千张，根本不能全部从贵州储存系统转移到国外的云盘，想查他们还是能查的。

但——他们也许忙不过来吧，毕竟我只是一个想自由获得信息、畅快聊天的普通人。

11月30日 – 12月1日 江泽民大概的确已经死了。

下午三点左右，twitter上开始传，说江泽民好像去世了。

我没当回事，江泽民的死讯几乎已经成了每年互联网谣言的保留节目。我还小的时候，我爸的手机接到垃圾短信，点开之后就一句话：“国殇：江泽民去世”。但转头江泽民就出现在电视荧幕里。

后来“膜蛤文化”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我的高中同学们甚至会在平时说话的时候夹杂一些相关用语，比如“搞个大新闻”、“图样图森破”、“续一秒”，而江泽民与伊丽莎白女王、基辛格等人的寿命赛跑，也成了“膜蛤”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因此，每逢中国举办各大会议、阅兵、庆典，不少网民关注的就只有一件事：江泽民是否还活着？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本能觉得不过是又一次针对前国家元首的死亡诅咒。就像twitter热评里说的：江泽民每年都死一回，就算不死，也被你们念叨死了。

但下午四点半，手机里所有App都突然开始推送江泽民去世的消息。这时我才意识到，江泽民大概的确已经死了。江泽民的死，就像吴亦凡的案子一样，瞬间抹杀了其他所有议题，成为了互联网讨论的唯一焦点。至少在他去世后的这一天，似乎不再有人关心疫情和抗议，所有人都开始回忆有关江泽民的一切。

除了爱国主义者在认真悼念，“恨国党”也在他身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立场。有人翻出他各类才艺表演的视频，感慨他是一个“有人味儿”的国家领导人；有人说是他让《泰坦尼克号》一刀未剪上映，借此怀念文艺环境相对宽松的过往；有人发布他用多国语言演讲的视频，试图讽刺当今的领导人连中文都会念错。

其实这是一种刻奇。正如微博上有博主说，“在江的时代，异见人士的血一滴都没有少流。”如今网友们怀念江，也不过是“都靠同行衬托”。朋友圈里前些日子一言不发或是只敢暗戳戳说点隐晦话的人活了，很多是80后和70后。他们转发着纪念江泽民的meme图，遥祭自己逝去的青春。有人甚至叫出“黄金十年”的口号。好几个人开始了“从我身上看懂（过去）中国”的朋友圈口述史，把自己求学、工作、发迹的高光点细细道来，每一步都离不开“在民国受过完整教育”的江总书记的功劳。

同时传来的还有广州解封的胜利号角，江湖人称“第一枪”；虽然还有些没删干净的视频，上面保留着广州人在城中村的巷战影像。有一种见好就收的智慧愈演愈烈，前两天收敛着不更新的八卦公号又开始说话了，当然他们不敢关注刚被判刑的吴亦凡。更多人发着和世界杯有关的信息，以及中产常见的吃喝美照。少数人还在坚持，转发一些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为众人抱薪者”的文章，或是追问“广州/北京到底解封没有”。

我并不怀念江泽民。

我只是默默转发了《可惜不是你》，一小时后发现这首歌已经被禁止转发。

12月2日 寻找核酸

我也是突然得知小区解封的。

没有文件，没有通知，甚至没有群里的一则消息。我走到小区门口，盯着穿红马甲的社区工作者问道，我们小区解封了吗。她说，你往外走，保安不拦你，就是解封了呗。

我按下按钮，走出大门，保安甚至没看我一眼。

南郊那些不上网的大爷大妈们恐怕很难理解这种180度的政策转向：一周前，整个社会还对“密接、次密接”噤若寒蝉，巴不得把涉及疫情的整个小区都装进方舱。一周后，哪怕你就住在阳性病例隔壁，也无需进行核酸检测，就能大摇大摆地走上北京街头。

但我走出小区后的第一件事，还是找个核酸检测亭做核酸。最近心情很差，决定约朋友去密云水库看看风景。朋友劝我做一下核酸：万一经过收费站的时候查呢？万一需要坐地铁呢？

小区附近的核酸检测点已经关闭，街道指定的做核酸地点距离我有五公里。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穿着羽绒服和秋裤，戴着头戴式耳机，听着Apple Music随机播放的电台音乐，朝那里骑去。到了之后发现已经围了一大圈人，大家盯着检测亭外墙上的一则通知，上面写道：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此核酸检测点需要进行风险排查和消杀，暂时关闭。

我查找地图，顶着寒风，骑车前往一个又一个核酸检测亭，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暂时关闭”。眼看时间快到晚6点——核酸检测亭下班的时间，我只能郁闷地骑回了家。

到家打开手机，看到一则推送：

北京：自12月5日起，公交、地铁不得拒绝无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的乘客乘车。

到处找核酸做的我，就像满清最后一个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