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来过的房间》：如何书写不一样的澳门故事

犹记得去年初来台湾，在金马影展看到《花果飘零》，澳门的景致出现在大银幕时的感动，唤起好多对城市地方的记忆。今年金马也把另一部澳门电影带来台湾，《海鸥来过的房间》入围三项金马提名，它不止让我看到熟悉的澳门，更在其中看到一种对澳门人状态的深刻描写，这种描写非常稀见，尤其在过去的澳门电影中很少看到。

在台湾要和朋友谈澳门电影很不容易，要么是他们不知道澳门有电影，要么就只知道澳门的故事都和赌场或娱乐有关，或是充满葡式风景的旅游布景板。对于他者而言，澳门总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无论是官方论述，还是历史记忆，澳门这个城市好像总离不开黄赌毒的主题，葡殖时期下的烟花场所地下赌庄，到回归后赌业名正言顺成为经济支柱，从无名小城变成东方拉斯维加斯，奢侈旅游更是官方的大论述。因而在文化符号上，电影也挪用这些特色，塑造着外地人，甚至澳门人观看和理解自身城市的形象。从早期荷里活电影里的异国东方赌城，到作为香港电影中黑帮警察徘徊之地和避难的后花园，再到赌权开放大量商业类型合拍片，作为豪华赌城主题的布景板，澳门一直都是以一种比较单向，平面刻板的形象存在于影视作品之中。

近年开始有本土的“澳门电影”出现，如本地导演徐欣羡的《骨妹》或陈雅莉导演的《马达莲娜》，她们所描绘的澳门，也都离不开赌场或因赌业直接关联而生的故事。述说与赌业有关的故事的确很重要，尤其由本地导演书写，更能提供一个内部人的角度，去重新诠释澳门与赌业之间的关系。但这篇想要谈的，是今年作为澳门电影代表的《海鸥来过的房间》，它最特别之处，正是其电影故事不单与赌场没有直接关系，更是连任何可见的赌场元素都没有拍摄到，但它依然是一部非常能反映现今澳门状态的电影。

我在戏院观赏完的首个瞬间，有一份微妙而强烈的感觉，这电影深深捕捉到一种非常澳门的状态，但这种状态难以言说，除非你是曾在澳门生活过，或有过很亲近的澳门朋友，才能明白那种洋溢于城市空间及人们之间的一种状态，我试着借《海鸥来过的房间》来描述这种状态，以及电影如何借其角色，剧场文本，去梳理这种状态。

《海》来自澳门土生土长导演孔庆辉花近八年时间酝酿的作品，也是他的首部剧情长片，故事看似简单，但处处充满巧思，大胆及创意之处，剧情聚焦在一位灵感枯竭的作家，与一位渴望成名的剧场演员之间的关系，实质透过二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发掘其内心世界，来言说一种复杂的澳门人状态。

电影中几乎八成的场景都发生在室内，尤以演员租住作家的房间为主，其次是排练演出的剧场空间和作家上班的办公室。主角们总身处室内，我们仅能透过几场看房的窗户看到澳门城市，角色们游走在不同的门门框框的空间内，甚至几场稀少的户外场景，摄影机也选择对准那些看不穿的街道，而更有趣的是，这些可见的场所，都和一般外界想像澳门的旅游形象无关。

2003年赌权开放以后，澳门经济急速起飞，赌权开放带来金碧辉煌的新建筑，城市里不乏新盖好的华丽商店，豪宅和精致房子，地产业也因而一度兴旺，然而导演却安排他的主角作家是那种旧区放租的小房仲，他的办公室是传统细小的，出租的房子是旧街老房子，客源是老街坊，甚至是外籍移工，孔庆辉在视觉上完全排除了辉𤾗一面的澳门印象，借角色穿梭日常无趣的职业，深入本地人居住的环境肌理，交待故事发生的场所。

作家多年没有写作，虽然是房仲，但上班处理的都是繁琐令人厌恶的事情，带客人走看一间间老房子，为移工租客解决住屋问题，听街坊的碎碎念等等，这些琐碎极为无聊的日常生活细节，微细到放在大银幕之上你甚至会怀疑是否需要，可正是这些捕捉到属于澳门平凡大众里的沉闷，这些重复单调，空洞的日常，映衬出这座城市的细小无趣，密集但无甚交流的人们，这个闷热无聊的地方，还可以发生什么事？连想找来写作的题材都无从下手，但也正是这种最无聊的日常生活，勾划出这个地方及人们的特色。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之下，谈创作瓶颈或性向压抑的处理也变得有趣。以往谈论中产创作者遇到创作瓶颈的电影，在欧洲甚至日本已看过不少，但当这样的故事放置在现今的澳门社会脉络来看，却和其他同类型的电影有着不同的意义。澳门这个小城市因赌业连带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及消费主义，赌业税收让澳门人的生活富裕起来，物质上我们终于不再匮乏，但是对于想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事情呢？

这样就可以回到电影中另一个很重要被借用来建构故事的剧场文本—契诃夫的《海鸥》。《海鸥》写于十九世纪，故事围绕一群俄国乡下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透过极度日常化的细节与对白，呈现他们对理想、创作、生活，以及爱情的内心世界。十九世纪的俄国迎来工业革命后不久，从农奴土地生产变成工厂经济，城乡、贫富与阶层的差距越发呈现，但政治发展仍保留沙皇传统专制，加上西欧的革命风潮不断，社会开始弥漫一股压抑躁动，有人欲想打破传统但又无计可施。这背景描述起来和赌权开放后的澳门十分相似，澳门市民从昔日工厂的劳动工作，转移投入赌业相关行业，大量的高级娱乐场所、餐厅、展演文化场所，就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让本地人容易寻得薪资及环境都较好的工作，城市开始繁荣起来，从前羡慕香港才有的大型琐商店也争相开业，澳门人一下子的物质享受层次变得很高。但在这背后也渐出现问题，城市人口过量，赌徒问题加剧，本地人对外籍移工的排外，物质主义旅游至上被过于重视等等，当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中谈论的话题开始只能是什么新餐厅开幕，到那里消费购物时，我们渐渐地察觉到，澳门人的思想层次追不上物质的进步。忽然而来的丰富收入，形成一种美好的假象：澳门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我们一直以来的安分守己是对的。

长久以来存在着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因为富裕而得到改善，尤其当我们看到花费大量资源但产出很多空洞无物的“文化”活动，当我们看到用心经营的文化空间不合理地被打压，当我们看到天鸽风灾发生后整个社会的混乱，当我们看政治打压加剧下沉默的大众，当我们看到疫情政策下政府与人民的反应，甚至是看着发生近在咫尺的香港事件时，澳门人除了口袋装满了，面对动荡和灾难时，心灵和思想上的应对呢？

而作为本来就更容易敏感的创作人或知识分子，我们意识到我们身处于繁华之境，但心灵却是空洞无物。当拥有了资源以后，我们也有一些渴望，但发现努力并不能得到回应，这种压抑的状态和契词夫中《海鸥》的人物状态是甚为近似，无论它是放置在作家的创作上，还面对着无法接受同性恋的社会，澳门人都同样没有一个可以对外或对内言说的空间，更谈不上行动或改变，我们不是麻木不仁，我们无法对香港视而不见，我们对于疫情政策深感愤怒，但我们无法诉说。加上过去的历史及政治长期失语的因素下，不善表达且安于现状的公共性格，以及其模糊不清的身份，在这些多重交叠的因素及社会巨变之下，澳门知识分子内心的复杂层面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及能被了解的。

有了这些对澳门社会发展的背景理解下，就能明白导演如何在电影上努力尝试呈现这种复杂的内心，在不用直接描述的方式下（其实也无法直接描述），尝试巧妙借用一个创作焦虑的作家，和一个逃避面对内心的演员，用看似最无关痛痒的日常细节，去诉说澳门人的复杂心理状态。

这电影正好反映出，澳门人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没有表达的机会或更多是不敢表达，隐藏在心内良久不能说的秘密，慢慢变成一种习惯，像何一唱被家人多年误会自己与女性友人谈恋爱，但他也无意去坦白自己同志的身份，在被男友责怪他总“活在谎言的世界”里一样，澳门人不懂表态变成不敢表态，而这种偶然的不适应，并不阻碍我们过上不错的日子，所有人都好像没有问题似的，但真的是这样吗？这种压抑不会自动消失，它慢慢内化成为一种性格，成为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也如前面提到角色总身处在一层层框架之中，众多的门窗框架，是一座内心走不完的迷宫，人在里面久了，也忘记了自己被困着。“有时候我连自己想什么都不知道”这不单止是周迅生作为作家/创作者的焦虑，也同时是澳门人对自身社会，认同的集体焦虑和压抑。

而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在创作《海》时，即使他花了多年时间去创作剧本，也借用到《海鸥》作为本文基础，但他在开拍前毅然决定把多年写好的剧本弃掉，在没有完整剧本的情况下去开拍，他找来与角色高度相似的人物，借由真实人物所具有的性格特质，和他们一起发掘内心，发展故事，拍摄的过程像纪录片一般，戏里戏外的角色身份是重叠的，这种方式更是把澳门人本身的特质真实地融化于角色与故事之中，强化了一种澳门的真实感。

因此回到电影与《海鸥》的剧场本文互文上，两者的互文性并不是直接在情节或角色上，而是在其去情节化的形式，在其同样借物质裕足但现实苦闷无法宣泄的中产知识分子的故事类比当下社会现实，人物压抑又无可奈可的心理状态作互文。而我也很喜欢导演在电影结局中把海鸥的意象稍为改写，如果契诃夫笔下的海鸥曾是被动的，被杀死做成标本的死物，电影中本来要饰演死亡海鸥的演员何一唱，在结局时的脱轨及行动，有可能是导演对澳门人的一种期待吗？

最后我想到在金马影展上看到的另一部作品，是马来西亚导演Yasmin Ahmad的《木星的初恋》，故事甚为简单轻盈，透过一对小恋人在乡间的日常互动，以小见大地把族群、文化、社会等问题融入其中，让我能对马来西亚电影有一种别开新面的想像。书写澳门的故事也是，从来不只有一个方向或角度，惊喜看到像《海鸥来过的房间》这样的电影，不必强调黄赌毒的刻板印象，也能深刻描绘出具澳门特色的电影，当然这并不一定全然是作者的意图，但作者的印记和色彩在创作是总会有意无意地渗入作品之中。而作为观众，也不用只有一种诠释，无论你看到的是纯粹一个创作者焦虑的故事，或是对同志身份的探索等等，都仍有很多可以讨论和想像的空间。《海鸥来过的房间》正为澳门电影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提供给澳门人及外地人，一个对澳门更多元的想像及理解。

（黄小雅，澳门电影工作者，现身处台湾学习，希望借书写介绍更多“澳门电影”给华语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