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近十年的张美，近年逐渐感受到社会平静水面下的暗潮。
她和朋友搭电梯，两人说中文，同乘的日本男生用日语嘀咕，中国人真吵。另一次是在地铁站，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女子告诉她，日本媒体现在都被中国人和朝鲜人控制了。张美问消息从哪来，回答是网上都有。尽管过去日本互联网上一直有排外言论，但张美觉得是近两年才真正落在现实生活中。
让张美深感不安的转折点是今年7月。一个叫“参政党”的极右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异军突起，斩获14议席——这个数字在三年前的选举中仅仅只有1席。这个成立于2020年的政党打出“日本人优先”口号，党首神谷宗币承认，灵感来自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泉忠观察日本政治30余年，他对端传媒表示，今年是他首次看到“外国人”成为日本国会选战的重要议题，而参政党的崛起速度，在过去30多年来颇为少见。
尽管参政党的影响力还难下定论，不过，参政党带动的“外国人议题”的热度折射出日本社会的关注点。压力之下，石破茂政府也在不断收紧政策，于今年7月宣布成立负责外国人政策的事务机构“与外国人有序共生社会推进室”，以应对外国劳工和旅客面对的社会问题；紧接着又在8月颁布收紧“经营管理”签证的修正案，提高外国创业者的赴日门槛。
日本经济近年疲软，民众挣扎于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消费税，与此同时游客数量屡创新高、移民数量持续增长。张美认为，这使得一些日本人把矛头指向了外国人。日本的社交媒体上持续出现对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排斥性发言。
“以前日本也有一些排外主义的言论，之前大家可能觉得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张美说，“但现在，有人堂堂正正地把它讲出来了，一些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心声被表达出来了”。
突出的政坛黑马
走在日本街头，尤其是住宅区，会发现许多户主会将支持的政党海报张贴在自家房外，像一种不打扰邻人但立场鲜明的静默声援。
政党的标语是了解日本政党面貌的日常切口。“有责任管理这个国家”，来自日本现任执政的自民党。“说到的就会做到”，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口号。“真正的改革”，源自左派政党日本共产党。而诸如“未来”“幸福”“希望”这些泡沫般的词汇，也时常被写进政党或候选人海报里。
相比于飘渺的承诺，越来越多人被一张颜色、立场强烈的橘色海报吸引。海报上没有诸如减税、教育投资的主张，而是用引人瞩目的黑色大字写着“日本人优先”、“不要再破坏日本了！”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币位于画面右侧，他抿着嘴角、表情严肃，佩戴和海报底色相同的橘色领带，下垂的双手紧紧握拳。
这个附着着右翼色彩的政党在今夏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匹政坛黑马。
“日本的物价和关税是一开始就受到关注的议题，而外国人政策的议题应该是七月初才出现的，它比较晚成为热门话题，但后劲十足，很快变成几乎所有政党都必须处理的话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泉忠观察，外国人政策成为了今年参议院选举的大热话题，这背后反映出民众的抱怨。
日本ANN新闻统计分析了选举公示后社交媒体X（Twitter）上一周内的贴文，其中关于“外国人问题”的帖子约304万条，热度远超其他议题。接下来依次是“消费税”（147万）、“减税”（121万）、“关税”（83万）和“加薪”（64万）等。
外国人话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兴政党“参政党”带动起来的。选举宣传期间，参政党议员称“外国人在日本被优待”，并以“日本人优先”为标语，提出“丰富日本人”“保护日本人”“培育日本人”三个诉求，每个诉求下设税收、医疗和教育等不同政策，其中一条明确写“反对过度接纳外国人”。此外，在参政党的宪法草案中，包含恢复天皇主权制、提升军费等主张。
在最终的参议院选举结果中，旗帜鲜明的参政党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在本次改选的125席位中，一举斩获14议席，仅次于自民党、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而现任的执政联盟自民党和公明党共获47席，总席位未过半数，首相石破茂因此遭遇下台危机。
林泉忠观察，在此次选举中的外国人话题上，日本政治光谱出现了明显裂隙，一派主张和外国人共生融合，如立宪民主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另一派如自民党、公明党等主张有效管理，参政党则进一步要求限制。
23岁的Leona中学时从大陆到英国留学，去年来到日本读研究生，Leona将参政党定位在近年各国保守派崛起的浪潮中，“全世界都在收缩的情况下，日本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外国人争议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在日本生活了九年的方雨，今年在使用X时看到越来越多排外言论，指向的主要是中国人。游客的行李箱挤占电车、在餐厅大声说中文，相比于上前提醒，一些人选择拍下来发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
网络上的排外情绪在现实中也汇聚成一股力量。典型一例是Youtuber网红的原田将大，他通过指责中国游客攻击奈良的鹿而走红。尽管他拍摄的视频中，当事人是否真的在攻击鹿，以及是否为中国人都遭到质疑，视频仍收获高赞，他本人也在今年奈良市议会选举中当选市议员。
“魔法词汇”
在今年4月，共同通讯社的一项舆论调查中，受访者对参政党的支持率仅1%。6月前后，参政党开始主推“日本人优先”的口号，候选人也多次表达“外国人被过度优待”的观点。7月，共同通讯社针对选举的舆论调查显示，参政党的支持率达8.1%，仅次于自民党。
“魔法词汇”——在《朝日新闻》的采访中，关注新兴政党与选民心理的大阪经济大学副教授秦正树如此形容“日本人优先”这个口号。
“即使选民不了解具体的政策内容，也会将这一口号理解为‘这是对日本人有利的事情’。”秦正树在上述访问中表示，“尽管‘为了日本’原本应是所有政党的基本立场，但‘日本人优先’的表述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其他政党都是在推行损害日本人的政策。这种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主张获得了不少支持。”
除了上述提及的游客问题，参政党支持者的不满情绪也指向在日生活的外国人。例如，在网络上流传的“外国人抢夺日本人福利”的言论。
今年在日本硕士毕业的方雨，即将留在日本工作。网上的言论让她焦虑，有时整夜都睡不着。有人说“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拿到驾照”“日本人花大笔钱学驾照，中国人只要做十分钟题目就能拿到驾照’”，方雨留言解释：你们说的是在本国有驾照的人，他们本身是有驾驶资格的。她把自己花几十万日元学驾照的配车券一一摊开，拍照传给对方。
外国人交通事故的新闻也引发网络讨论，加剧了对外国人取得日本驾照的质疑。在X上，一条超过三万浏览的日文帖子写道，“外国驾照转换日本驾照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又有一名日本人被中国司机撞死”。一些贴文质疑外国人取得日本驾照的程序太宽松。
根据日本警察厅对外国驾照的规定，全球有29个国家地区的驾照持有者在日本可以免考、直接转换日本驾照，其中不包含中国，在名单之外的国民除了出示本国驾照外，需参加包含10道题目的“交通规则知识考试”，以及“技能驾驶考试”，即路考。
《朝日新闻》的报道显示，据日本警察厅对2024年外国人交通事故统计，外国司机造成的交通事故为7286起。该数字在过去五年增加30%，并占去年日本交通事故总数约2.5%。其中中国司机以1697起位居榜首，其次是韩国人（1227起）和巴西人（1065起）。不过，据日本法务部的数据，2019年和2024年日本的在留外国人人数也增加了28%。由此看来，很难判断外国司机事故的增加，究竟是因为在留外国人增多，或是替换驾照制度“太宽松”。
诸多细节问题未被厘清，已经在网络上蔓延开的情绪让方雨不安。“我开车会觉得压力很大，如果遇到事故，是不是新闻会立刻针对我外国人的身份，然后大肆报道。”
同为留学生Leona认为，排外情绪在各国都不罕见，而参政党懂得利用假消息、阴谋论来创造和煽动民众的不安，转化为选票。
Leona和方雨都提及一个令他们愤怒的传言，“外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优待”。根据东京新闻报道，东京选区参政党的新候选人SAYA（さや）在7月的街头演讲中说，“我无法接受现在的外国人优惠政策。中国的硕士课程留学生，一年能拿到290万日元的补助”。
上述报道澄清了其中的事实错误，记者推断SAYA说的补助是指日本的SRING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最多可支付290万日元，但SPRING并不针对硕士，而是博士生。同时，该奖学金并不区分国别，如去年该奖学金获得者共一万多名，有60%是日本学生，外国学生占40%。报道还指，政府另设有国费留学生制度，2024年资助的国际学生有9304人，仅占国际学生总数的2.8%，其中受到资助的中国学生为617名。但根据文部科学省2024年的调查，在大学和研究生院就读的中国学生人数约为9万人。这意味着，实际上只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得到SPRING和政府资助的留学项目支持。
今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决定，SPRING奖学金中占比最高的生活费补助，将在2026年起停止对外国留学博士生发放，只限定给日本博士生。很难说这个变化是否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位国立大学教授认为，这个决定非常突然，事先未咨询各方意见。事后，多所日本大学公开了对政策的反对信，但并未动摇政府态度。
在张美看来，“外国人优待”的争议掩盖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参政党造谣可以张口就来， 但是其他持反对意见的政党比如共产党，就要花很多功夫澄清，为什么外国人没有被优待，或者为什么我们要跟外国人一起共生。这导致其他例如物价这种更加重要的议题，在选举中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难以置信”，这是京都大学硕士生日比野真帆对奖学金改革的第一反应。在消息出来后，作为校园报记者的她在大学报上撰文，批评该政策。“由于博士生在日本很难找工作，特别是文科博士，读博士的日本人越来越少。”日比野说，她指出外国留学生是日本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比野反对参政党，在SNS上流传的排外言论让她感到危险。
日比野告诉我，京都大学周边一带自由派氛围浓厚，她身边也没有支持参政党的朋友。日比野曾在大学附近的一家四川料理店门口看到参政党海报，她对此印象深刻。
“为了日本的下一代”
参议会选举过后，八月某个工作日，我来到日比野提到的四川料理店。下午三点，正是店铺的打烊时间，老板收拾好剩余餐具。店外的侧墙上贴着参政党海报，鲜亮的橘色在大学附近格外显眼。
店里的招牌菜是担担面和麻婆豆腐。担担面像是日本拉面的做法，带有浓厚汤底；麻婆豆腐削减了四川的麻和辣，透出菜式本地化后多出的甜味。
店由夫妇二人经营。60岁的丈夫杉谷是掌勺人，身型瘦削，甩面动作利落。53岁的妻子真理子负责为客人点餐，礼貌疏离。杉谷听闻我说海外也关注日本选举，笑着说“真开心”，并爽快答应了采访请求。
我们在仅有的一张四人餐桌上坐下，真理子倒来茶水。店内空间窄长，多数是吧台位，前几年在台位后方的墙上也贴着参政党的海报，这在日本餐厅内罕见。现在店内海报已经撤下，“参政党不需要我们再多宣传，”老板解释。
参政党于2020年建党，杉谷和真理子从2021年开始支持，属于早期的支持者。在此之前，杉谷和真理子对政治并不关心，曾随大流投票给自民党。参政党的出现让他们有了参与政治的想法。
杉谷现在担任参政党在滋贺県大津市的地区分部长，帮助参政党举行地方演讲活动，有时为了办活动不惜减少店铺经营时间。
今年，夫妇二人都感受到参政党的人气明显增加。前几年，他们在店里贴参政党海报时，几乎没有客人听过这个党。“这次很多人跟我们说，‘参政党很活跃’‘参政党拿到很多票，好厉害’这样的话”，真理子笑着说。
在杉谷和真理子看来，参政党的最大优点在于“敢说真话”。“无论是日本或其他国家，政府通常不告诉国民真实的事情，其他政党和传统媒体通常有企业赞助，但参政党没有，因此参敢于向人民公开真相”。真理子说。
他们最初被参政党吸引，是关于新冠疫苗的言论。党首神谷曾质疑新冠疫苗的副作用被弱化，主张接种疫苗需谨慎考虑。参政党对医疗、健康议题往往持怀疑态度，但没有确凿证据，被许多人视为阴谋论。在杉谷和真理子看来，这是参政党不被资本操控，敢于说真话的的例证。
许多人将“日本人优先”与排外主义勾连。杉谷却不认同“排外主义”的说法。
“‘日本人优先’不是排除外国人，而是反思外国人的福利制度。”杉谷解释，“过去自民党的政策过于优待外国人，现在日本的很多年轻人身处困境，政策应该先帮助他们”。
优待政策指什么？杉谷想了想，他提起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奖学金帮助多过对本国学生，“外国人也更容易得到日本人的驾照”，真理子在一旁补充。这些消息是他们从网络上看到。
杉谷告诉我，自己投身政治活动，并非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是出于对年轻一代的愧疚心。他问了我的年纪，然后讲起自己的人生。
他出生于1960年的昭和时代，和真理子同是京都人。那时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社会氛围兴盛自由。但那样的日子没有持续下去，在他的记忆里，1995年是转折点，日本社会跌入谷底，沉入泡沫经济破灭的萧条期。同年，日本接连发生阪神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等事件。
杉谷的双手合握放在桌上，语调中少有情绪，只是平静地陈述。
“过去三十年来，日本社会都被不好的政策破坏了，”他说，“例如日本的股票自由化，当时媒体说这是好政策，日本人可以买国外的股票，实际是国外的人买日本股票，现在日本许多企业也都是外资公司，日本人努力勤勉地工作，赚的钱都流向国外。”
在杉谷看来，日本的衰落是自己这代人的责任。“昭和时代之所以很好，是因为上一个世代的努力让我们过上好时代。现在世代的衰败，恰恰是我们这代人放弃了争取。”
他也感受到如今日本年轻世代的压力和沮丧。“支持参政党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是希望创造一个年轻人也可以拥有希望的日本，”他说，“我们必须保护象征着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杉谷和真理子有三个女儿，都是二十几岁的年纪。
我想到参政党常用的动员口号——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在《朝日新闻》的出口调查中，参政党的重要支持者是日本的就职冰河世代，即当年在经济萧条期就业，如今约40到50多岁的人群，也正是现在的父母辈，支持者中的男性占六成。家庭主妇成为参政党的争取对象，参政党多名议员自称是普通家庭主妇出身，中田あい是其中之一，她表示自己是为了孩子而参与政治，“我会集结母亲的力量来改变日本政治”，她在推特上写。
“参政党的候选人很多是诸如家庭主妇的普通人，他们想改变现状，为了国民努力。这一点可能会鼓舞年轻人，或许他们也会想来参与改善政治。”真理子接过话头，她认为家庭主妇的参政象征着希望。不过在这一点上，中国留学生方雨视之为参政党的“狡猾”，她认为参政党在利用家庭主妇长期不被看见的“委屈”，来提高支持率。
那么，又如何理解参政党主张恢复‘天皇主权制’呢，我问。参政党将对天皇的强调放在宪法草案的首章。外界倾向将参政党和欧美右翼党的策略类比，但细看参政党的草案，会发现许多日本过去的家族观念、家族国家论的影子。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难免会联想起日本二战的军国主义思潮。
杉谷的回答却十分理想主义，他怀念过去以天皇为中心的社会，“不是天皇在人民的上方，而是在中心，”他向我强调用语的区别。在杉谷的眼里，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有着以和为贵、相互尊重的精神，他用“大和魂”来形容这种精神。
“现在日本的社会流行着西方的个人主义，让人们变得分裂，年轻人的生活也很辛苦。但以前的日本不是这样的，日本原本是重视家族传统的国家，那时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也像一个大家族。”杉谷说。
在杉谷和真理子的理想图景里，不时出现“和谐”这个词。“我们支持参政党的目的不是让党派的势力扩大，而是通过参政党来参与政治，改善日本社会。”他们请我不要误会：这些主张无关对立，而恰恰是为了和谐。
“不只是日本，世界上的各国都应该有和平的精神，人民可能才更富有和幸福。”桌子对面，夫妻二人神色认真地说着，“摆脱对立是很重要的事，取消个人或国家的对立，世界上的年轻人也要合作，这样的世界会变得更好”。
采访结束，我起身向夫妻二人道谢。离开之前，我指向放在桌边的塑封菜单，问这里的担担面和麻婆豆腐与四川的做法有什么区别。
“这是日式的担担面，有汤，”真理子看向菜单，“中国的担担面没有汤，麻婆豆腐也会更多油，放很多花椒。”
“麻婆豆腐和担担面有日本的做法吗？”“对，是日本的做法。”真理子重复了两遍。
“日本人优先”，谁是日本人？
京都餐馆里一碗改头换面的四川担担面，是多重文化融合的投影。类似的情况还在于，参政党“日本人优先”的口号中，“优先”一词是以片假名写成的英语外来词“first”。这也是日语中上万个外来词中的一个。
在铃木隆昭看来，这种跨文化的杂糅性也体现在“日本人”的概念里。
铃木在大学读中国历史的博士，他形容身边朋友多是自由派，铃木也不例外，他关注性别议题，包括日本的性少数权利和选择性的夫妻别姓。在此次选举的全国区投票中，他投给了支持性别平等的立宪民主党，地方选票则投给了传统左派日本共产党的候选人。
在离四川餐馆一公里的咖啡馆里，我和铃木隆昭见面。咖啡馆在大学附近，店里零散坐着看书或用电脑的学生。铃木穿花纹短袖衬衫，个子高瘦，笑起来有些腼腆。
“我不喜欢‘日本人优先’的说法。”铃木对我说，“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首先要考虑‘日本人’的界定是什么，这个界定就很难做，比如在日朝鲜人或混血儿，他们算在哪一方。”
在参政党的宪法草案中，对国民的定义为父亲或母亲是日本人，母语是日语，“且有一颗重视日本的心”，归化者和非母语者被排除在外。草案另规定，归化者在未满三代之前不得担任公职。
“只按照‘是不是日本人’来判断一个人的人权，这种文化会让人窒息。如果祖辈是外国人，可能会担心‘我算不算日本人，‘我会不会被排斥’。”铃木说。
他以在日朝鲜人为例。据2024年的统计数据，在日朝鲜籍人有2.3万人，韩国籍人则有近41万人，其中不包含已归化入日本籍的人。在日朝鲜人的出现有历史原因，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半岛上许多人移居日本，多项研究估计二战刚结束后，在日朝鲜人达200多万人。随着南北朝鲜各自建国，在日的朝鲜半岛人需选择是否加入韩国籍或归化日本，一些拒绝入韩籍和归化的人维持着“朝鲜籍”，由于日本不承认北朝鲜为合法政府，在日朝鲜籍实则为无国籍。
多族群的问题是日本社会长期的争议点。日本的右翼团体“不允许在日外国人特权市民会”（Zaitokukai，简称“在特会”）主张废除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等外国人的特别永住资格，并在2010年前后多次在日本的朝鲜学校周边抗议游行。
在日朝鲜人以外，日本的埼玉县自九十年代来居住着无国籍的库尔德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日的库尔德人约2000到3000人，2023年开始日本的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对库尔德人的仇恨言论，指责库尔德人让当地犯罪率升高。但当地警方数据显示，库尔德人的犯罪比率只占极小部分。
“日本在过去一直相信自己是单一民族，这个议题在九十年代就开始被讨论，一些学者提出日本并不是单一民族，例如在日朝鲜人在法律上是外国人，但也常住日本。”观察日本社会多年的林泉忠解释，“更严格地说，日本还有阿依努民族、琉球民族，他们和大和民族并不相同”。
在林泉忠看来，不同族群的争议根源在于，日本文化一直保有“日本是单一民族”的想象，这种想象与当前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严重错位。林泉忠续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建立起单一民族的国家叙事，在海外殖民时期也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将殖民人口视为需要被教化的他者，这种排他性的族群认同在今天仍未完全消除。
也有学者认为，单一民族叙事恰恰是在二战后被强调。九十年代，历史学家小熊英二在《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中指出，近代帝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对不同族群的态度更倾向于同化，强调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是同宗族的“大同思想”。排他性的想象实际是二战战败后日本失去殖民地，社会氛围变保守内缩后的产物，据今日时间并不遥远。总结战前到战后的历史，小熊认为在国势衰弱时，日本社会用单一民族论自保，国力强大时则倾向“混合民族论”。
尽管不认同“日本人优先”的说法，但铃木告诉我，自己的姐姐曾被这个口号吸引。铃木姐姐经营一家有自然教育性质的民宿，主要面向日本青少年，在这类民宿退房时需自己打扫房间已是惯例。今年的大阪万博博览会期间。铃木姐姐将民宿开放给了外国游客，住宿规矩用外语写在说明纸上，但一些外国客人退房时仍然留下狼藉。也因此，选举期间，铃木的姐姐一度觉得“日本人优先”的口号有道理，但在了解参政党的具体政策后作罢。
“她在工作的过程中觉得很辛苦，出现对外国人不信任的心态，”某种程度上，铃木可以透过姐姐理解口号支持者的心情，“一些人在和外国人交流的过程中，遭遇语言或文化差异的问题，然后会想，如果没有外国人的话，自己的生活会更顺利。”
不过，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张美并不觉得，这样的口号可以保护所有“日本人”。她指出参政党过往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发言，例如党首神谷曾在演说中称“让大家不断工作没问题，但是能够生孩子的也只有年轻女性”“高龄女性不能产子”，被部分民众批评为用生育价值定义女性，引发街头抗议。东京大学经济学者山口慎太郎在《朝日新闻》的采访中评论，过往研究表明把“少子化”归因于“女性就业人数的增加”的设定并不成立。
“参政党的这个口号不是只排除外国人，还有可能包含所有不赞同他们的人，我觉得他们其实优先的是日本男性，然后是健康的、有生产力的人，哪怕是日本人，也完全可能被他们抛弃，变成非国民、次要的人。”张美说。
共生
作为九十年代的留日学生，在台湾国际政治学者林泉忠的记忆里，外国人争议不是日本的新话题，在八九十年代，日本社会就有“外国人让犯罪率升高”的争议。
不过，那时日本的外国人比例远不如今日，学日语也是外来求学、移居者的当务之急。求学时期，如果在电车里听到远处有人讲中文，他会有意无意靠近多听两句。今日不同，东京电车里随时能听见中文。
这也意味着，日本面对的外国人议题是另一番景象。两个月前，林泉忠从前日本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处听说，在东京文京区的公立幼儿园在近年出现许多中国学童，其中不少孩子连同父母都不懂日语，导致校方无法和家长沟通。
“现在一个新的现象是，即便不懂日语好像也能在日本生活得很好。很多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也被带来日本。”林泉忠观察大量的华人移民在疫情后来日本，许多人看重的是日本生活的便利性，带着资产来买房、育儿，没有学日语的迫切性。
关注中国议题的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也有类似观察，她告诉端传媒，与过去的华人移民不同，如今许多移居日本的华人移民虽然经济条件优越，但缺乏日语能力，没有意愿融入日本社会。
她发现随著网络商务和翻译软件的普及，一些移民可以进行简单的日文对话，买房租房也可通过中文服务的房地产中介，有些地方出现专为中国人打造的经济圈，但这“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种族隔离’”，也会让在日中国人和日本人出现误解和矛盾。
“我认为我们也不应该袖手旁观，看著邻国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人们遭受政治迫害。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处境如此艰难的人们提供更多支持。”阿古说。但另一方面，她认为新移民也应该主动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政府和民间机构需要帮助外国人融入社会。此外，阿古也认为日本需要外国劳动力来应对其日益下降的出生率。
在对于外国人的抱怨声中，有一些是真问题。例如外国投资者在日本买房或推动部分地区房价上涨，日经中文网的报道曾指出东京圈的房价持续升高，买家中有相当比例是外国人，报道援引三菱UFJ信托银行对房地产开发商的调查，指2024年度下半年在东京都多区售出的住房中，有六成开发商表示外国人的购买比例达到两至四成。
林泉忠强调，这是日本房地产政策的问题，并非外国人的个体责任。“即便不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可以在日本买房，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有限制或不被允许的，我不反对用法规来合理化（这些行为），但日本社会需要警惕陷入对外国人的歧视。”
张美认为，如今的排外情绪，投射的是社会对日元贬值、物价和税收上涨，生活压力大的失望感。她在东京读书和工作了十年，如今在日本就职于一家外企公司，相比起“被优待”，她觉得自己实则付出了很多：“我们也和日本人一样缴税和保险费，这些钱也在帮日本养老年人。而且很多人是青壮年来日本工作，用到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都很少。”另一方面，外国人在日本遭遇许多结构性限制，诸如相当多的房源不租给外国人，再比如，即便今年拿到永居，作为外籍的张美仍然没有投票权。
伴随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日本急需外国人来维持社会运转，政府也出台一系列引进外国人的政策，但在张美的感受中，自民党的政策更像是“把外国人当作资源和劳动力”，并没有考虑如何促成文化共生。以日本的特定技能实习生制度为例，该制度主要招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劳工，许多是日本人不愿做的“3K工作”（kitanai肮脏、kiken危险、kitsui辛苦）。但该制度被多次曝光存在外国劳工被收走护照、强制加班、薪资低于最低标准等问题，缺乏基本的工作环境和人权保障。
选举期间，李美在东京举办一场小型“抱团”活动，邀请对现状不安的人一起讨论，参与者有中国人、美籍华人、台湾人，也有日本人。活动中一个人的提议让张美印象深刻：跟身边的日本人多交流，告诉他们自己的现实处境，用自己的经历去反驳网上的谣言，“让人们知道外国人不是一个很脸谱化的现象，而是身边具体的人”。
这也是方雨在实践的方式。选举结束后，她卸载了推特，不再看网上的言论。现实世界里，她有许多反对参政党的日本朋友，他们曾经一起做反对标语，在参政党议员的街头演说前举牌抗议。现在方雨更注重和周遭的日本朋友分享生活经验，“比如我去哪个驾校，怎么考日本驾照，让别人了解我的生活，我觉得这才是沟通的窗口”。
与中国人的结识和交往，让铃木隆昭选择学习中国历史。本科时的铃木隆昭认识了来自中国的交换生，二人结成语伴，教彼此中文和日语，后来一起去中国旅游。铃木此后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在研究生和博士期间选择研究中国史。
“我希望外国人看了这次选举结果后，不要觉得‘日本人在排除外国人’。参政党虽然获得票数，但只是一部分。如果因此觉得不舒服，或者认为日本讨厌外国人，会没有建设性的讨论。”铃木说。在他看来，很多情绪最初源于日常的裂隙，例如游客和当地人之间无意识的冒犯，但这样的裂隙可以被及时的沟通弥补。
那天，在咖啡馆里，我和铃木的采访是用中文进行。铃木语速很慢，有时他会停下很久，思考如何用中文表达。他的用词很简单，也很准确。
“日本人和外国人、外国游客，如果可以更积极和彼此沟通，这可以化解很多小的不满。即便不能说英语，也可以用翻译软件。”他顿了顿。“跟对方说谢谢，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的话，也要说抱歉。”
张美还会继续在日本工作和生活，对她来说，政治参与不只有投票，她继续组织着公共讨论，跟排外的声音争夺话语空间，“我会跟他们战斗下去。”
（张美、方雨、Leona、铃木隆昭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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