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小聚回顾:“台湾认同”之后,中国威权阴影下的公民民族主义

媒介的部落化、人们实际的公共生活萎缩、缺乏共同语言、象征以及公共记忆,这些将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发展造成难关。
2022年10月15日,台北,端传媒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邀请两位特约撰稿人谢达文和黄哲翰,回顾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威权下台湾共同体的想像与未来。
台湾 公民社会 政治 民族主义

台湾双十国庆,总统蔡英文以“四大韧性”为主题发表演说,指出台湾以韧性渡过疫情考验,未来也将在经济、产业、社会,以及民主、国防与战力上打造更具韧性的国家。

事实上,在美中两国进入“新冷战”以来,面对中共威吓进逼,尤其在各式资讯战、经济战等有别于传统军事侵略的“无声侵略”下,不少论者纷纷呼吁台湾社会必须建立“韧性”(resilience)与之相抗。韧性是什么?从根本层面来看,韧性得以在民主国家处于合法性危机时,透过公民社会的参与进行修复;韧性也是指向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

回顾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以中研院学者吴叡人所言,2014年318学运为公民民族主义的高峰,那么八年后,在台湾内部历经政治环境变迁、外在国际政治也洗牌重组下,这波公民民族主义在到达高峰且趋于成熟,继而社群媒体成为人们日常接收讯息、参与公共对话与讨论的主要媒介后,台湾人又该如何在新媒介上构筑属于自己的民族梦?

在风起云涌的318学运八年过后,端传媒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邀请两位特约撰稿人谢达文和黄哲翰,用数据与哲思对谈,回顾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威权下台湾共同体的想像与未来。

时间:10月15日

主持人:许伯崧(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

讲者:

谢达文(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黄哲翰(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院博士毕业,国际专栏作者)


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
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

五个台湾社会的小故事

中国认同的降低,不是一个政府从上而下灌输的现象,更好的解释是台湾民众逐渐不再崇尚中华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决定,以及共同借由投票实现民主的历史记忆。

谢达文首先表示,有人会质疑在当下社会分裂、面对外部侵略威胁的时候,没有必要谈公民民族主义。他认为没有办法就价值争议定论,但可以先处理事实层面的问题。在端小聚上,他从五个角度呈现台湾不同世代和族群的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和对话的可能性;而这些角度奠基在一个主轴上——台湾有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公民民族主义。

谢达文说明,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比率,在过去20年大幅下降,而且每10年即减少三分之一。日前他在端传媒发表〈中国认同在台湾还有市场吗?都是“台独教育”惹的祸?〉一文,以中央研究院“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发现从2000到2020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从45%减少到22%,成为“小众”的身分认同。

而此情况又是跨族群的。以逻辑回归模型分析,谢达文指出,除了第一、二代外省人仍有较高机率抱持中国认同,第三代外省人、闽南和客家人还有原住民的中国认同机率都少于三成。

对此,有说法指2014年学运、2016年蔡英文上台和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事件促成中国认同减低,同时也有把中国认同降低,直接归因至1997年台湾国中采用国立编译馆出版的《认识台湾》教材,开启所谓“台独教育”的说法。不过,谢达文则否认该说法,他认为从数据分析观察,中国认同早在2000至2010年明显降低,而其中减少中国认同的不只有受《认识台湾》教材教育的80世代,70世代的减幅更为剧烈。

谢达文解释,中国认同的降低,不是一个政府从上而下灌输的现象,更好的解释是台湾民众逐渐不再崇尚中华文化,而又有多年共同生活、做公共决定,以及共同借由投票实现民主的历史记忆,这些因素叠加起来,造就现在的情况。

谢达文另引述〈如何让“炎黄子孙”开始“认识台湾”〉一文,补充说明“台独教育”并非中国认同下降的主因。他分析,1997年后使用《认识台湾》教材的几届,在2003至2005年间的台湾认同比往届高逾一成。然而,到了2009至2015年间,使用不同课纲的世代,对台湾认同的比率已经没有显著差异。

谢达文再从第三个角度讲解数据:台湾社会的身分认同,是否已经上升到选举主轴的层次?在他的文章〈民主、进步、辣台派?数说谁是蔡英文支持者〉中,他指台湾整体人口中三分之二支持台湾“若能和平应独立”,而其中支持蔡英文的比率是56%,未达到压倒性多数;台独态度对支持蔡英文与否的影响并不绝对。

此外,他说蔡英文的支持者有62%认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体制”,但只高于非蔡英文支持者15%。而且,蔡英文支持者对言论自由和多元价值的认同比率,也未与非支持者的比率形成明显差异。

第四个角度是台湾民众是否愿意为国而战。他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指,台湾民众有四分之三“愿意为国家而战”,比韩国、和俄乌战争前的乌克兰比率更高,而此比率在台湾不同族群间没有显著差异。其中,若以1到10分评分,对台湾民主化给予及格(7到10分)评价,以及自豪感高者战斗意愿更强,但即使在两种评价下给出低分的人,最少也有六成愿意为国而战。

最后,谢达文指台湾社会的分裂程度,未达到存在“alternative facts”(另类事实)平行宇宙的程度。他另外使用国立政治大学的选举调查,分析台湾五家电视台的观众认知、价值差异。

他说明,数据显示不同政党立场与色彩的电视台,观众对两岸关系紧张程度、对民进党统独倾向的看法没有明显差异。各台观众对蔡英文政府的满意度不同,但即使是TVBS和中视/天,对疫情间蔡政府的满意度,也分别有75%和50%。他说这些评价有“改变和软化”的空间,不同立场的人沟通仍有可能。

国际专栏作者黄哲翰。
国际专栏作者黄哲翰。

身份政治取代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不是悬空的,而是衔接过去历史的修复式讨论”,必须让社会一起讨论过往的历史,也思考将来的去向。

黄哲翰则于日前发表的〈新媒介上的台湾民族梦——如何面对社群离散与身份政治的挑战?〉一文中,反思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和未来可能。谈到写文章的动机,他说由于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关注国家韧性,而公民民族主义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基础,但他个人对公民民族主义发展的却有些疑惑。

黄哲翰在端小聚上,分享自己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认同历程。他表示,从小自己一直是学校的党国模范学生,他对台湾的认同,则是在千禧年代初上政治大学新闻系林元辉教授的“现代文选”课上,读到白色恐布时期的文学,并认识到文章的历史脉络,被“真相”震惊而萌芽。

台湾社会的自我认同,也在约莫同时的2000至2008年间萌生。不过,前总统陈水扁执政后期,民进党因陈水扁的密帐丑闻爆发,导致民进党作为民主代言人的形象黯淡无光、执政合法性也出现危机。

黄哲翰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政治人物于是把台湾认同视为挽回民意的手段,“爱台湾”的口号嚷嚷上口、到几乎泛滥的程度,当时社会对这样的形式手段也渐感反感。黄哲翰说,这段期间即便自己对台湾仍抱持认同,但难掩对政治失望与落寞的心情而变得冷感。到德国求学后,他说自己甚至想“跟台湾的事情切割”。

2008到2012年间,因应全球化危机的挑战,台湾从曾经的经济奇迹,变得成长缓慢,部分民众开始对民主有所怀疑,甚至觉得民主腐败。同时,不少人开始对中国的发展有所期望,黄哲翰将其形容为“经济发展的民粹主义”,和“政治的犬儒主义”。

然而,马英九政府的政策往中国靠拢后,在已普遍形成台湾认同的社会引起张力。台湾民间的社会力量逐渐取代民进党,纷纷提出政治异议,形成一股有力的在野监督力道。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社会摆脱过往撕裂状态,逐渐得出共识,终在2014年318学运成就跳脱蓝绿政党政治的新世代,从过往依附于血缘、文化、族群的民族主义,走向捍卫民主宪政的公民民族主义。

黄哲翰表示,318学运的重点不仅仅是“冲立法院和行政院”,而更是对整体社会外围的影响。虽然学运时身在德国,他观察到身边一些原本对政治冷感的朋友,也在脸书转发相关贴文、发起讨论。他惊讶“原来彼此对台湾都还是关心的”。之后,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德国参与示威声援台北现场,也自组读书会,大家开始关心台湾身份认同与历史。

黄哲翰说,依据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员吴叡人的见解,318学运时是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高峰,是最成熟的时候,而且趋势不可逆。在吴叡人看来,这种民族主义能解答“民主”和“民族”的两难,能团结共同体,但又不需有排外性的内外区分,因为认同的是自由民主的宪政价值。

黄哲翰解释,公民民族主义“不是悬空的,而是衔接过去历史的修复式讨论”,必须让社会一起讨论过往的历史,也思考将来的去向。不过,在2016年后,台湾社会又再次就不同议题分裂,加上中国威胁造成的亡国感,让民族主义不再依附公共意识,而成为身分政治的表态与再确认。

现在台湾社会有“奶茶共同体”、“台积电护国神山共同体”等想像,然而黄哲翰认为这些都不是稳定的共同体内涵,因为不具有整合力,内容注定要不断更迭。此外,他也观察到,目前的台湾认同,透过“抗中”来凝聚身分的态势明显,他认为这是反射性的认同。目前媒介的部落化、人们实际的公共生活萎缩、缺乏共同语言、象征以及公共记忆,这些将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发展造成难关。

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许伯崧。
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许伯崧。

图卡、公共领域、想像的共同体

图卡也有好处,但就像麦当劳一样,社会不能只有麦当劳,也不能只有图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沟通,没办法建立公共讨论。

主持人、端传媒台湾新闻主编许伯崧补充,民族主义学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体》中提出,共同体的想像必须透过传播媒介才能形成,印刷术的问世、报纸的普及,使得人们得以透过大众媒介共读、共思、共感因而想像彼此共存。然而,在社群媒体当道的现代,眼前主流社群媒体如TikTok、小红书、Instagram、脸书甚至是YouTube,催生出各式百花齐放的KOL与自媒体,碎片化与各自独立的分众市场,使得共同体的想像趋於单一并碎裂化。

他回忆,2014年的时候公共书写和对话气氛鼎盛。当时人们写解释性的文章,经常会被说“写得太简单了”;不少文章也动辄上万字。这和现在讲求快速传达资讯的情形截然不同。

许伯崧解释,他同意快速传达资讯的重要,图卡与懒人包在社群媒体的传播形式与资讯乘载要求下,能够符合快速与即时的目的,但他也提醒,“要了解公共议题,不能只有message,要有information。”他认为,媒体从业员得思考,内容产制除了快速、易入口、甚至冲刺点击与触及数字外,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哪些事情?“还原事件的脉络并对议题提出观点,此刻便显得十分重要。”

现场有观众问及,以眼下台湾的内外挑战来看,社会讨论公民民族主义的空间是否已经非常小?黄哲翰表示,他认同在危难关头,不一定有余裕去讨论公民民族主义,“面对外敌入侵的急难关头,一定是说‘爱台湾’。”但他也提醒,既然现在有余力,就要尽量努力实践公民民族主义的理想。

谢达文对现在将就资讯快速传递的模式,如图卡等评价参半。他说,“图卡也有好处,但就像麦当劳一样,社会不能只有麦当劳,也不能只有图卡。只靠快速易入口的沟通,没办法建立公共讨论。”

另名观众指出,现在人们很难在网路平台上连结彼此,达成公共讨论。黄哲翰同意,但认为现在正是线下连结的好时机,正如当天的端小聚一样,未来应该要有更多面对面的公共活动。

谢达文则提醒,社运团体、媒体、智库和政治人物要共同努力。不论是发掘、制定、追踪还是分析议题,他说“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讲故事”,各方的主动参与不可或缺。台湾有争取同婚和种种社会改革的历程及未来愿景,这些故事要靠大家共同交流和讲述,才能促进公民民主主义发展。

2022年10月15日,台北,端传媒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邀请两位特约撰稿人谢达文和黄哲翰,回顾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威权下台湾共同体的想像与未来。
2022年10月15日,台北,端传媒和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邀请两位特约撰稿人谢达文和黄哲翰,回顾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历程,以及在中国威权下台湾共同体的想像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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