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奥斯卡入围名单看新趋势：“美国的奥斯卡”变成“世界的奥斯卡”？

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日前公布入围名单。Netflix出品之作《犬山记》（The Power of the Dog）领先群雄，获得最佳影片、导演等12项提名。年度商业制作《沙丘》（Dune）以10名居次。《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则以7项提名位居第三。

本文将深入评析奥斯卡近年推动制度改革如何重塑入围名单，以及串流媒体的出现又是如何影响奥斯卡决策。整体而言，这份名单开列的相当稳健而适切，许多选择都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值得再三咀嚼。

影后名单：令人跌破眼镜

事实上，对许多影迷来说，这些作品的整体成绩或许是其次。最佳女主角的战况反而让人格外瞩目，大家更好奇在《史宾赛》（Spencer）当中饰演黛安娜王妃（Princess of Wales）的克莉丝汀．史都华（Kristen Stewart）究竟有没有机会闯入奥斯卡。之所以成了悬念，是因为她早期看来势头最稳，却在演员公会奖与英国金像奖连提名也没有。

克莉丝汀．史都华过去凭借《暮光之城》（Twilight）系列为人所知，虽然有广大粉丝基础，但其演技常被嘲讽是“面瘫”。不过近年她在欧陆电影重获新生，在《星光云寂》（Clouds of Sils Maria）当中的精湛演出，让挑剔的法国人都不得不低头，破天荒地将凯撒奖颁发给她。大家只是在等，什么时候她才能获得奥斯卡垂青？

前几日英国金像奖公布名单，选了六人，就是没有克莉丝汀．史都华，而且《史宾赛》更是提名挂零。一说是英国人对饰演黛妃的人选比较高标准，未必能接受一个美国人诠释她。也或许片中将王室庄园描写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让仍然拥戴王室的英国人感到情绪复杂（依照2021年民调，还是有63%英国人支持君主立宪制）。

《史宾赛》更是提名挂零，一说是英国人对饰演黛妃的人选比较高标准，未必能接受一个美国人诠释她。也或许片中将王室庄园描写得有如“鬼店”的作法，让仍然拥戴王室的英国人感到情绪复杂。

结果奥斯卡最后还是选了克莉丝汀．史都华，似乎证明美国的确是落难王族的栖居之所，这点梅根（Meghan, Duchess of Sussex）应该心有戚戚焉。

不过开出的影后名单依然令人跌破眼镜，因为原先几乎包办所有主要风向球奖项提名的女神卡卡（Lady Gaga）最后竟没能以《Gucci：豪门谋杀案》（House of Gucci）提名。然而平心而论，《Gucci》并不是一部杰出之作，女神卡卡饰演的古驰夫人起初以积极姿态获取所爱、争取权位，有不少好戏，展现现代女性面貌。但当她后续发觉自己遭到抛弃，就成了卡通化角色，情感全写在脸上，可看性顿失。

改革：奥斯卡成功摆脱老白男？

不过这或许也是导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立下的电影基调，杰瑞德．雷托（Jared Leto）在片中的表演如是，所呈现的不过是极其刻板的义大利腔。换句话说，《Gucci：豪门谋杀案》在奥斯卡遭受的冷遇（仅存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一项提名）也像是一种提醒，要美国人不要再自以为只要是白人都能演。将一群义大利人改成英语发音这般美国中心思维，恐怕已经不再受到欢迎。

许多人读到这里或许大惑不解，质疑“奥斯卡不就是美国人的奖吗？”

其实这个观念其实已然过时。2017年，“奥斯卡太白”（#OscarsSoWhite）声浪席卷影坛，主办奥斯卡的影艺学院随即大刀阔斧推动改革，首要就是大量增加更多不同国籍、族裔的会员加入。这让“美国的奥斯卡”逐渐变成“世界的奥斯卡”，改革除了基于政治正确考量，当然也有其实用性的商业权衡。毕竟如果有能力广纳全球观众，自然也能让奥斯卡的品牌价值得以扩充。

就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全面改革的背景也是对串流媒体崛起的因应。随著Netflix等串流平台在全世界获得海量观众之后，实体发行的限制被打破，使得非英语的优质影视内容形成一阵炫风，连美国人自己的观影习惯也逐渐产生改变。为了欣赏好作品，美国人也不再介意观看字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电影等于好莱坞”的思维已经过时，奥斯卡作为领头羊，要走向世界更是必然。

改革迅速在2020年就收到成效，韩国电影《寄生上流》（Parasite）破天荒地成为史上首部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在同一年，《寄生上流》也获得了最佳国际影片殊荣，而这个奖项过去数十年都叫“最佳外语片”。影艺学院显然深知既然观众已经是全世界影迷，“外语”之称自然就太过美国自我中心。

近年美国媒体依然聚焦在国内奥斯卡收视率等等数据，借此表达奥斯卡是如何江河日下，殊不知这种判断仍有其局限。就今年奥斯卡奖的入围名单，便可知道奥斯卡已经打破了过往的地域性、或者俗称“老白男”（老人、白人与男人）的品味局限，选出了更多国际作品，更面向世界。《Gucci：豪门谋杀案》这种过时、冒犯义大利人的作品，自然会遭到扬弃。

增加更多不同国籍、族裔的会员加入，让“美国的奥斯卡”逐渐变成“世界的奥斯卡”，改革除了基于政治正确考量，当然也有其实用性的商业权衡。

以这个面向来看，今年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无疑是日本电影《在车上》（Drive My Car）的成就。该片至少在入围阶段闯下斐然成绩，提名最佳影片、导演、改编剧本与国际影片殊荣，导演滨口龙介更成为继1965年的勅使河原宏和1985年的黑泽明后，史上第三位提名最佳导演的日本籍导演。

这部作品没有黑泽明式的日本文化奇观，而且片长更长达近三小时。故事就是在描写一个丧妻男对自我情感的探索，这绝非好莱坞热爱的高概念（High concept）作品。滨口龙介也不像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一样是美国影坛熟知的外国导演。

换言之，《在车上》的好成绩，比《寄生上流》更能显示奥斯卡的变化。因为《寄生上流》就本质上还是一部好莱坞品味之作，从HBO立刻出手制作美国版影集就能察知。但《在车上》如果拍成美国版，却是难以成立。

《时代革命》止步，奇迹来自不丹

当然，纽约影评人协会奖等奖项的多方肯定助澜有功，加上疫情封锁也导致许多拥有资源的英美电影无法砸钱做公关活动（虚有其表的电影往往特别倚赖宣传战），使得像《在车上》这样低调的非主流电影有空间窜出。不过奥斯卡数年下来的方向转变才是真正原因。除了《在车上》之外，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烂的人》也惊奇入围最佳原创剧本，这再再彰显奥斯卡已经改头换面。

此外，今年非英语电影的代表还包括首部在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影片、外语片与动画片三项，完成“大三元”傲人成绩的丹麦电影《漂浪人生》（Flee）。华裔导演洁西卡．金顿（Jessica Kingdon）的纪录片《登楼叹》（Ascension）则是今年唯一的华语片代表（虽然该片没有任何旁白与采访画面），导演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的中国诗人郑泽，她借用他的诗名作为片名，片中则表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化面貌。

在最佳动画短片一项也出现了一部奇作《The Windshield Wiper》，片中不断辩证爱的意义与价值，其中一段貌似呈现了一位坠楼轻生的香港少女，不知导演是不是有意表现对香港人处境的关注？

遗憾的是，去年荣膺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时代革命》（2021）则早已止步，连15强短名单都未能进入。但这并不意味著美国人对香港人不表同情或者作品本身有何硬伤，毕竟在没有北美主流片商与串流平台公关资源支持的情况之下，作品本来就容易遭到忽视。

这种矛盾情形再次凸显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赛制的局限。由于奥斯卡将代表权交给各国政府决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围或得奖的作品都是“符合该国政治正确”的作品。

不过今年也有一项奇迹出现，来自不丹的《不丹是教室》（Lunana: A Yak in the Classroom）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过关斩将，成功闯入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这也是不丹电影有史以来首次闯入奥斯卡。据报不丹电影委员会还是为了报名奥斯卡才仓促成立，想当然耳没有资源去推动《不丹是教室》角逐奥斯卡。

平心而论，《不丹是教室》本身称不上是足堪名列影史殿堂的杰作，无论就表演抑或剧本创作都显得朴拙。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份难得一见的真诚与朴实和远东奇观，触动了参与评选的委员，这个选择也可以视为奥斯卡对这个电影未开发国家的鼓励。该片也与台湾有些渊源，导演巴沃．邱宁．多杰（Pawo Choyning Dorji）是台湾女婿，她与妻子、同时也是该片制片赖梵耘共同完成了这部作品。

不过吊诡的是，成功获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原创音乐的西班牙电影《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却未获最佳国际影片奖提名，原因是《平行母亲》根本没有被西班牙推派申奥。据传西班牙方面不派《平行母亲》，可能与其议题触及独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时代后的转型正义议题有关。

姑且不论这是不是事实，这种矛盾情形再次凸显了最佳国际影片奖赛制的局限。由于奥斯卡将代表权交给各国政府决定，使得每年真正入围或得奖的作品都是“符合该国政治正确”的作品。表面上愿意给反对派存在空间的普丁（Vladimir Putin）没有阻挠批判政府的《缠绕之蛇》（Leviathan，2014）参加奥斯卡，但其它国家可就未必拥有如此“雅量”，来自中国、香港、伊朗的异议作品恐怕永远无法登上奥斯卡殿堂。

如果奥斯卡希望自己能继续扩增国际影响力，“最佳国际影片”可能是下一个值得在规则上动刀调整的项目。

《犬山记》：可会上演“公主复仇记”？

回到美国今年的本土制作，也出现了有趣的怀古现象。7项提名的《西城故事》改编自1957年的百老汇歌舞剧，但最富国际影响力的版本则是1961年的电影版。10项提名的《沙丘》则改编自196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1963年开始连载）。同样惊喜提名最佳影片等四项大奖的《夜路》则改编自1946年的同名小说。三部作品过去都有过电影版本。

《沙丘》中影射的西方与中东关系已是老生常谈，不过又是一个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与《与狼共舞》与《阿凡达》差异不大，它的优点在于科幻奇观，而非叙事上的突破。

虽然三部作品都堪称为2021年的年度佳作，不过却都有题材过时之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西城故事》和吉勒摩．戴．托罗（Guillermo del Toro）的《夜路》显然都不是太具有当代性的电影，没有与现代观众形成深刻的对话。而《沙丘》中影射的西方与中东关系已是老生常谈，不过又是一个西方救世主崛起故事，与《与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1990）与《阿凡达》（Avatar，2009）差异不大，它的优点在于科幻奇观，而非叙事上的突破。

反观新西兰导演珍．康萍（Jane Campion）一样怀古，改编了一部1967年出版的小说、故事背景设在1925年的《犬山记》，却成功找到了当代性的诠释角度。片中描述对阳刚气质的尊崇何以造成男人的性格扭曲，而受害的可不见得是外貌与性情阴柔的男性。班奈狄克．康柏拜区（Benedict Cumberbatch）以内敛演技所诠释的深柜牛仔一角第二度问鼎奥斯卡影帝，获奖大概也是稳当。

如果没有太大意外，《犬山记》很可能在今届大获全胜，并成为史上第一部在奥斯卡夺魁的Netflix电影（即便这是一部完全不适合用电脑或手机欣赏的作品）。在28年前，珍．康萍以《钢琴师和她的情人》（The Piano）败给史匹柏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这回狭路再相逢，终于是时候上演“公主复仇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