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学大崩坏？令恶品味充斥香港公共空间的“元凶”

疫情后全球旅游业停摆至今。两年间，许多人事物改头换面。若今日到访香港，游客会发现铜锣湾时代广场的罗素街钟楼自年初拆卸后，到今年8月已由一处蓝色标志取而代之，相关外墙则变成一块巨型电子屏幕，无间断闪烁着不同广告。

时代广场建于1994年，自原址电车厂拆卸后，钟楼一直是该处地标，它设计独特，中空大钟内挂上多个小铜钟，其中24个由荷兰公司设计，大小不一，可由电脑控制，奏出各种音乐。尤记得8月蓝色标志新设计一出，香港网民笑称标志似足手机游戏Pokémon Go补给站，认为新设计与广场格格不入，成为一时新闻热话。

一个时代的地标无声无色逝去，取代物拔地而起，却彷似格格不入，回顾近年香港地景变迁，似已见怪不怪。城市的形象，本是一场权力游戏。有说香港城市美学已随城市身份、状态变迁加剧崩坏，只是这一切起于何时？都有哪些表征？因何被判定为美或不美？背后制度、人事原因又是怎样？我们制作香港美学专题，一探究竟。

高登论坛曾出现一篇帖文，盘点“香港十二眼冤地标”，回应热烈。其中金紫荆雕像与一系列社区地标入选，包括状似居蛇的湾仔金龙、变作垃圾池的深水埗电脑主板、深井好似鸭子的烧鹅、荃湾恍似祭品的金元宝⋯⋯网民批评地标工程浪费金钱，设计丑陋，只为吸引大陆游客。

被贩卖的城市

无论你是否来过香港，尖沙咀海傍景色想必不会陌生。旅客会在此看见幢幢商厦高耸入云，标示香港作为购物天堂与金融中心的身份。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争相在维港两岸挂上广告板，夜色璀璨，东方之珠应合海波闪耀，照亮星光大道上多少叱咤一时的香港娱乐业全盛期歌星影星。

这是官方想要呈现的香港形象。

“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香港的官方和民间形象，都是建基于流行文化和产业。”社会文化学者陈慧燕说。“要探讨香港的城市形象，必须由经济起飞之前讲起。”1950年代，大陆政局动荡，大批资本家南下避难，令香港制造业兴起。1966年，亚洲第一处购物商场便是尖沙咀海运大厦。在此基础上，香港经济于1970年代起飞；流行文化工业随之冒起，歌曲、影视剧输出亚洲各地，同时输出的，也有香港的城市形象。至198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快，已发展地区工业迁至内陆边陲及发展中国家，大城市则转型为以旅游、服务、金融，甚至教育及医疗产业等第三产业为主。

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香港故事”。因著全球化，所有城市都可能成为世界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此过程中，城市如香港随可向外倾销货品，但转型之后，一个城市所售卖的，就是城市形象本身。 文化研究学者马国明曾于《全面都市化的社会》一书指出，在这样的前提下规划城市，目的只是为了促进经济效益和发展。政府、财团、游客的价值观和期望，纷纷投射在城市形象之中。

也是这本书指出，香港的城市整容，由是变成“一种崇尚新奇、名称响亮、美轮美奂、瑰丽堂皇、优哉游哉的生活型态”，出现在海滨、公共空间、历史建筑、市政府各处──一个城市最值钱的地方。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由英国移交中国当日，金紫荆广场开幕，中国国务院赠予香港特区政府一朵“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贴金铜雕从此落座湾仔会议展览中心新翼，香港的城市景观也从此不再一样。据Google景点评论，来港游客部分认为在金紫荆广场能观赏海景，是称一处打卡圣地。但翻开本地新闻，每年7月1日在广场举行升旗礼，总会有民间团体到场示威，表达对政治或民生的不满。

香港的城市整容，由是变成“一种崇尚新奇、名称响亮、美轮美奂、瑰丽堂皇、优哉游哉的生活型态”，出现在海滨、公共空间、历史建筑、市政府各处──一个城市最值钱的地方。

眼冤地标

游客观瞻与本地民情的裂隙于这些年持续发展。香港热门网路论坛“高登”，2013年初曾出现一篇帖文，“盘点香港十二眼冤地标”，回应热烈。贴文中金紫荆雕像与一系列社区地标入选，网民批评地标工程浪费金钱，设计丑陋，只为吸引大陆游客。

究竟一座城市的地标，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座城市的形象？被代表的城市形象，又来自何种城市构成的向往？在社会充分讨论、以致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民众已发现“地标＝形象”的这种设计思维，由官方景点逐渐渗入到香港社区日常。

2003年， 也是因SARS期间香港惨淡，政府提出星光大道计划希望推动旅游业、振兴经济的那一年，也有一条“蟠龙汇瑞”的金龙雕像现身湾仔街头，由时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揭幕，耗资300万港元，后因担心铜身氧化变黑，身贴数万港元金箔。其构思一飞冲天，象征龙马精神，带旺地区经济。只是金龙因位于行人过路口，造型上未能飞舞，蜷曲于座上若冬眠巨蛇。

同年，因应大陆开放“自由行”，为吸引更多内地旅客购物，荃湾区议会、商会及民政事务总署，以荃湾区内街道“珠宝店林立”为名，兴建“荃湾珠宝金饰坊”，获政府列为本土经济发展项目。四大珠宝商包括周生生、德生、六福及周大福珠宝金行赞助项目40万港元，于众安街树立三支半宝石柱，柱上各有一个金元宝，落成之时亦曾被笑是拜祭使用的“元宝、蜡烛、香”。

2004年12月，深水埗也出现一处地标，该区区议会本土经济及旅游工作小组于地铁站出口附近空地，竖立了一块电脑主板，名为“香港数码之源”，由民政事务总署及深水埗区议会共同设计，耗资约192万港元。由于深水埗有多处电脑及电子产品商场，地标原意是推广深水埗成为代表香港IT文化的社区，然因设计不周，底座凹陷水糟旋即成为垃圾池，加之位于繁忙路口，常被市民认为阻街。2021年5月，区议会通过拨款将正式拆除该地标。

这一股自金紫荆、星光大道推衍至社区的地标兴建潮流，于2008年再扩大，时任特首曾荫权为表尊重地区民意，下放权力，每年由政府拨款三亿港元进行小型地区工程。2013年，时任特首梁振英更将金额加码至每区一亿港元。

结果，小白象工程空群而出。

“一个城市本就具有复杂丰富的个性，但自上而下建立形象的过程，往往只会选择单一面向，目的只是为了提升城市的市场价值。” 城市形象因此沦为样板式口号或建筑，并非建基于本土风貌，更遑论保育历史文化，亦未能令市民的集体回忆和归属感有效参与整个过程。

身边的小“白象”

2009年，金鱼雕塑游入俗称“金鱼街”的旺角通菜街，这里集聚金鱼售卖商铺，街口的巨型雕塑双鱼对望，凸眼珠极具塑胶感，网民在《盘点香港十二大眼冤地标》一文形容是“画公仔画出肠（画小人连肠子都画出来，指没必要的具象）的悲剧”。

2010年，花费77万港元的巨型烧鹅雕塑飞入深井，却被眼利市民发现鹅髻遍寻不获，加上颈不够长，更似一只鸭。负责工程的区议会表示，这是一头守护深井及青龙头的“天鹅”。塑造生物可能比较困难，铸造玉石会否更容易？同年，香港玉石商会出资从缅甸购入重达四吨的大玉石，座落于佐敦的玉器街。然而随年月洗礼，玉石铺满灰尘，引来网民质疑灰尘太多有碍观瞻。

兴建地标此一盛事，各区不甘后人，2014年，香港仔旅游事务处为吸引游客到访，大洒3亿港元，美化鸭脷洲海滨长廊，加建渔港特色建筑。其中一座灯塔于2014年落成，花费40万港元，纯白外形甚为吸引。开幕时却发觉塔内空心，只在墙身设有楼梯，游人不可入内登塔观望，曾有受访市民怒批设计“有得睇、冇得上”，“嘥料又嘥钱。”

落成后常为市民诟病的香港各区地标建筑潮，来到2021年仍未停歇，今年5月，观塘海滨音乐喷泉开幕，造价5000万港元，然喷水效果及造型均未如预期，水柱起伏单一，曾有受访市民认为“家中的花洒（莲蓬头）比较劲（厉害），情愿睇（看）自己家中的花洒。”

“一个城市本来就具有复杂丰富的个性，但是自上而下建立形象的过程，往往只会选择单一的面向，目的只是为了提升城市的市场价值。” 陈慧燕解释，城市形象因此沦为样板式口号或建筑，并非建基于本土风貌，更遑论保育历史文化，亦未能令市民的集体回忆和归属感有效参与整个过程。香港艺评人何庆基也曾于2013年于《南华早报》撰文，点名批评湾仔金龙及深井烧鹅为城市景观带来视觉污染，呼吁政府停止制造大而无当的东西。

假如金龙没有金

城市的形象由谁主导？政要人物？资本权贵？抑或专业人士？即使香港政府会就城市规划议题举行公众咨询，也不时出现冒名意见，兼之咨询期短，咨询人数不足，咨询文件难以索阅，一直以来这些“公众咨询”都被区议员及民间团体批评为“假咨询”。这样的情况下，民间意见难以左右政策，结果，公共空间的设计和运用便多数只是反映政要与权贵的意欲和品味。

一直以来这些“公众咨询”都被区议员及民间团体批评为“假咨询”。这样的情况下，民间意见难以左右政策，结果，公共空间的设计和运用便多数只是反映政要与权贵的意欲和品味。“假如设计时以市民为本，公共空间就不会沦为一场权力游戏。”

从公共艺术角度，设置公共雕塑作品，需要顾及空间与环境的营造。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副教授何兆基博士曾于《香港公共雕塑与城市景观》一文指出，“制造雕塑的过程牵涉公共资源的分配，以展示艺术品的方式设置于公共空间，变成城市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难免引人咎病。”到底城市需要更多呼吸的空间，还是需要所谓雕塑填满空间？何兆基认为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件放置于公共空间的雕塑，如何能够成为大众心目中的艺术品？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的AT&T广场的“云门”(Cloud Gate）塑像可谓“成功”例子，它由英国艺术家Anish Kapoor创作，外形像一豆荚，外壳由168个不锈钢板组成，表层抛光至镜面，反射蔚蓝和云朵，表面风景每一秒都在变幻，令远在天边的景色，突然在地上触手可及。因著这些特色，雕像甫开幕即成为芝加哥热门地标，不仅吸引游客，也吸引当地市民及艺术爱好者，时代杂志形容为“游客磁铁”和“非凡的艺术品”。

“为什么人们会重视美感？我们可以尝试从哲学理解何谓美。”香港艺术家张韵雯说，她的作品曾於伦敦、芬兰及威尼斯等地展出。一件事物的美感，与其功用无关。美感判断既有主观成分，亦有普遍成分——亦即共鸣。“在我看来，湾仔金龙不是一定不好。我比较在乎金龙能否在情感上牵引大众，抑或只是一种权力展示。”金龙令张韵雯想起祖母，那一年她结婚，祖母送她一条巴掌般粗大的金腰带。“祖母觉得送孙女一条金腰带，是一件美事，是一种心意，正如金紫荆永远盛开也是祝福香港的心意，只不过祖母的心意与我一直理解的美学，实在太不相符。”

张韵雯再举一例，厨师为客人煮了一桌满汉全席，但客人原来是素食者，就算美食当前也是错配。“假如厨师真的想客人享受食物，应该做一个全素版。假如设计时以市民为本，公共空间就不会沦为一场权力游戏。”她说。

例如，既以“金”为香港富贵意象，而根据《2019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此城有逾109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占全港人口15.8%，创45年新高，也是先进国家及地区之中，贫富最悬殊的地方。“金龙能否像快乐王子的雕像一样，将身上的金箔分给香港的贫穷人口？”张韵雯说。

“香港政府需要在意识和机制上，明白设计主导的重要，才能看得见美学。” 根据香港政府现时分工，无论工程大小，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统筹，也就是社区地标兴建是由工程方面牵头主导。而香港一向喜欢去比较的对象新加坡，社会角色设计中工务工程是为规划服务，而非去主导规划。外国政府规划新发展区时，多数聘用建筑师或城市设计师作为舵手。

城市规划需要设计主导

“美学不只讲外观，还要讲创意和动机。”建筑师陈翠儿说，她是香港建筑中心董事，也是香港建筑师学会副会长。为什么香港会出现这么多被不少市民批评为丑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标？“区议会的产物一向都是相当震憾。”她认为香港十八区各有特色和文化，本该可以启发不同设计，“创意需要从内在形成，从原本的土壤生长，移植是绝不可行。”

按政府近年设计的海滨，经常出现各种雕塑，有真人，有卡通公仔（卡通人物），也有装置艺术。“打卡位是令人开心，但是海滨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在设计上应该要有所突破。”陈翠儿说，“香港政府需要在意识和机制上，明白设计主导的重要，才能看得见美学。”

在香港一向喜欢去比较的对象新加坡，社会角色设计中工务工程是为规划服务，而非去主导规划。香港城市设计学会主席陈祖声也曾在访问中表示，外国政府规划新发展区时，多数聘用建筑师或城市设计师作为舵手。

但根据香港政府现时分工，无论工程大小，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统筹，也就是社区地标兴建是由工程方面牵头主导。陈翠儿评论，“就连明日大屿填海都一样，一个只着重施工是否可行的安排，怎会讲究城市规划和设计？”

作为香港建筑师学会副会长，陈翠儿一直致力于公共层面推广设计主导的文化，机会终于去年出现。因全球暖化导致水位上升，位于大埔滘的潮汐站需要重建。天文台台长支持并首次联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建筑署以及香港建筑学会，举办建筑设计比赛。

对土木工程拓展署而言，潮汐站只是一项小型工程，按惯例兴建的话，短时间内已可完成，政府部门职员并不明白，为何要大费周章举办比赛──直到他们收到45份参赛设计。“他们惊觉，兴建一个简单的潮汐站，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种做法。”陈翠儿笑说。土木工程拓展署发放新闻稿，称赞参赛作品质素高，令团队留下深刻印象。

得奖作品名为“冰山一阁”，设计参考冰山形态。除了在外形上希望公众关注气候暖化，实际设计也预留了空间兴建一层“阁楼”，天文台的仪器可以放在高处，就算水位上升也不怕水浸。设计考虑到永续发展，即使要面对风吹雨打，也能使用数十年。

香港建筑师学会陈习甚多，陈翠儿也略有微言，但是她依然尝试在自己的岗位，于公共层面推广专业的比赛文化。潮汐站评审团由有份参与的政府部门与建筑师学会组成，平衡设计创意与实际操作的意见份量。“比赛制度公平、公正、公开，评审团有公信力，参赛和得奖作品就总会达到一定水平。”

“问题是，官员有无反思房屋政策如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室内设计能否顾及不同人士的需要？市民住得舒适吗？生活得健康吗？政策着眼点似乎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Architecture starts with an “A”

“建筑师讨论城市设计时，最重要的对象是人和环境，美丑反而是其次。特别是设计公共空间的时候，应该思考一个人在实际上如何运用空间？在精神上如何感受空间？”建筑师陈翠儿说，“Architecture without Art is only a building.”她说。那么，艺术于我们的时代而言又是什么？张韵雯认为，2021年普立兹克建筑奖的两位得主，Anne Lacaton与Jean-Philippe Vassal的得奖作品，正好解释在当今世界议题及人类状况中，“艺术就是人文关怀。”

法国政府原本打算拆除战后兴建的公营房屋，改建造价较高住宅。建筑师Anne 与Jean-Philippe却以“永不拆除、移除或更换，永远以增建、改造及再用先行”为一直以来的建筑哲学。得知重建计划后，他们反建议改造法国波尔多大公园区（Grand Parc, Bordeaux）的公屋群，并提出，根据原有建筑结构，拆除受风化侵蚀的外墙，同时向外增建逾四尺的露台，使用大量透光玻璃，令美景不会被石屎（水泥）墙挡住。增建及改造计划，一来可以让住户保留原本生活，维持邻里关系；二来能以较低成本确保建筑物安全，改善住户生活。相比拆除重建，改造只需1/3经费，工程在两星期内完成。

而关键的不同在于，筹备计划时，两位建筑师亲自访问各家住户，将众人愿望融合于设计之中。“我认为这是相当高层次的艺术成就，整个项目尊重环境，既能保存历史，又能改善人们现时的生活，迎来更美好的将来。”张韵雯说。

说起公屋，少不免会比较香港现况。今年10月初，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发表网志，题为《增量提速 全力推进公营房屋供应》。文中提及香港房屋委员会采用了各种技术提升效率，包括“组装合成”建筑法，试用机器人进行内外墙壁油漆，引入“建筑信息模拟技术”（BIM）改善地基设计等，目标是增加公营房屋的供应数量。

此举虽然著眼于希望尽速解决公屋短缺问题，但这对“快、靓、正”的做法，在张韵雯眼中却有重大缺失：“问题是，官员有无反思房屋政策如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质素？室内设计能否顾及不同人士的需要？市民住得舒适吗？生活得健康吗？政策着眼点似乎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丹麦的Superkilen公园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解答。这座公园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北部Nørrebro社区，区内居民来自60多个国家，种族与文化差异相当高。2012年，当地政府启动形象改善工程，希望建造一个公园，连结社区。规划设计的时候，团队举办多个工作坊与居民对话。区内摆放了108件装置，所有物件都是按居民提议后以一比一的比例复制，部分装置甚至是由居民坐飞机返回故乡，亲手将代表自己文化的产物带回这个公园。

每一件装置，仿佛都在安慰大家，乡愁有很多种，但是你不是孤单一人。在异乡，流散的人们找到新家，也能寻回故乡。

“怎样的土㚂，怎样的机制，才会尊重创意和艺术表达？韩国在军事独裁统治的年代，整个城市都非常沉闷。”

有一个年代 是特别沉闷

“怎样的土㚂，怎样的机制，才会尊重创意和艺术表达？”陈翠儿说，“韩国在军事独裁统治的年代，整个城市都非常沉闷。”她分享了两个例子.

1980年5月18日，韩国爆发光州民主化运动，最后被军队血腥镇压。之后数年，受难者家属团体依然坚持举行追悼活动，直到1987年再次触发大型示威。国际奥委会当年表示，假如韩国形势未有缓和，奥委会很有可能取消汉城的奥运主办权，军政府在国内外压力底下妥协，韩国开始民主化进程。

当时的韩国出版业陷入困境，悦话堂出版社总经理李起雄牵头，与一群业内人士筹备兴建一个出版产业园区。考察过三十多处地方，最后选址距离首尔40分钟车程的京畿道坡州市，建立“坡州出版城””（Paju Bookcity）。

坡州市位于朝韩陆上军事交界处，本是一片不毛之地。李起雄与业内人士集资86亿韩元，以建构“国家文化产业基地”为愿景，游说政府加入。民间努力五年，政府终于1994年批出土地，拨款85亿韩元，以及为进驻园区的公司提供税务优惠。进驻公司可以买地建造办公室，园区内目前已有300多间公司，由激荡创意、编辑校对、排版设计，以至印刷订装，全部可以一气呵成，为业界节省成本和时间。

在坡州出版城附近，还有一个Heyri艺术村，由出版商人Kim Eun Ho于2001年建立，如今已是全球十大创意艺术园区之一。园区只容许艺术文化人买地起屋，现有超过500位艺术家进驻，包括音乐家、摄影师、艺术家、电影制作人等等。创始团队与进驻的艺术文化人组成委员会，制定和审议园区发展计划。

“我第一次参观时觉得非常震憾，园内随便一幢建筑物参赛都应该会得奖。”陈翠儿说。园区就像现代建筑的露天博物馆，每一栋建筑都别树一帜。园区内的建筑物需要配合自然环境兴建，楼高最多三层，除了起居住所，其中一层必须是公共空间，可以是工作坊、展览空间或餐厅，让公众可以参与。每年举办的展览和演出，吸引超过150万旅客人次到访。“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城市，能够展现和欣赏多元才有美感。”陈翠儿说。

“如果围栏可以被兴建，日后亦可以被拆下。”

尾声：公民？政府？设计师？是谁定义了“门常开”

法国理论家及社会学家Henri Lefebvre于1991年提出“社会空间”的概念，指出空间具有三层意义，分别是管治者规划的空间，最终看得见的空间，以及人们透过日常生活所呈现的空间。“如何运用和呈现空间，最终会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影响原本的规划。”陈慧燕说。

香港政府总部的设计口号是“门常开、地常绿、天复蓝、民永系”，2011年启用后，政总前地及周边的公共空间，成为各种公开活动及公众集会的场地。2012年，学民思潮发起反对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运动，于政府总部及周围举行集会，最高峰曾有12万人参与，政府总部东翼前地从此被称为“公民广场”。

2014年7月，政府围封公民广场，限制市民只准于周日及假期举行公众活动，而且必须在事前获得行政署批准。此举导致黄之锋发起重夺公民广场行动，后来触发雨伞运动。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之后，政府总部一带屡次成为示威地点，发生大量冲突。警方至今仍在政总外围架设水马阵，政府也在公民广场旁边的花圃加装一人高度的围栏，以及在横跨夏悫道的行人桥加设铁丝网。

这项政总“门常开”的设计曾于2014获建筑国际奖 ，政府兴建围栏包围公民广场之后，建筑师严迅奇曾在《华尔街日报》专访中表示失望，他认为公园是一个公共空间，本可让人示威，也可让人庆祝。设计理念是希望政总内的人员，可以看见公园内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围栏可以被兴建，日后亦可以被拆下。”严迅奇曾如此期望。

公共空间本来就是由人和建筑物组成，无论是旅游景点、社区地标、公营房屋抑或是政府总部，从文化研究、艺术还是建筑角度出发，无不指向同一结论──美感判断源自人，重视人的设计才有可能展现美感。一个城市的美学崩坏，缘于人，也毁了人。

在眼下的香港，当一般市民参与公共空间决策与设计的通路愈加受到阻碍，如何坚持众人参与之美？请期待本文下篇，探讨香港民间如何于这乱世内，令坚持美丽也成为一种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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