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美學大崩壞？令惡品味充斥香港公共空間的「元兇」

疫情後全球旅遊業停擺至今。兩年間，許多人事物改頭換面。若今日到訪香港，遊客會發現銅鑼灣時代廣場的羅素街鐘樓自年初拆卸後，到今年8月已由一處藍色標誌取而代之，相關外牆則變成一塊巨型電子屏幕，無間斷閃爍着不同廣告。

時代廣場建於1994年，自原址電車廠拆卸後，鐘樓一直是該處地標，它設計獨特，中空大鐘內掛上多個小銅鐘，其中24個由荷蘭公司設計，大小不一，可由電腦控制，奏出各種音樂。尤記得8月藍色標誌新設計一出，香港網民笑稱標誌似足手機遊戲Pokémon Go補給站，認為新設計與廣場格格不入，成為一時新聞熱話。

一個時代的地標無聲無色逝去，取代物拔地而起，卻彷似格格不入，回顧近年香港地景變遷，似已見怪不怪。城市的形象，本是一場權力遊戲。有說香港城市美學已隨城市身份、狀態變遷加劇崩壞，只是這一切起於何時？都有哪些表徵？因何被判定為美或不美？背後制度、人事原因又是怎樣？我們製作香港美學專題，一探究竟。

高登論壇曾出現一篇帖文，盤點「香港十二眼冤地標」，回應熱烈。其中金紫荊雕像與一系列社區地標入選，包括狀似居蛇的灣仔金龍、變作垃圾池的深水埗電腦主板、深井好似鴨子的燒鵝、荃灣恍似祭品的金元寶⋯⋯網民批評地標工程浪費金錢，設計醜陋，只為吸引大陸遊客。

被販賣的城市

無論你是否來過香港，尖沙咀海傍景色想必不會陌生。旅客會在此看見幢幢商廈高聳入雲，標示香港作為購物天堂與金融中心的身份。來自世界各地的企業，爭相在維港兩岸掛上廣告板，夜色璀璨，東方之珠應合海波閃耀，照亮星光大道上多少叱吒一時的香港娛樂業全盛期歌星影星。

這是官方想要呈現的香港形象。

「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香港的官方和民間形象，都是建基於流行文化和產業。」社會文化學者陳慧燕說。「要探討香港的城市形象，必須由經濟起飛之前講起。」1950年代，大陸政局動盪，大批資本家南下避難，令香港製造業興起。1966年，亞洲第一處購物商場便是尖沙咀海運大廈。在此基礎上，香港經濟於1970年代起飛；流行文化工業隨之冒起，歌曲、影視劇輸出亞洲各地，同時輸出的，也有香港的城市形象。至1980年代，全球化進程加快，已發展地區工業遷至內陸邊陲及發展中國家，大城市則轉型為以旅遊、服務、金融，甚至教育及醫療產業等第三產業為主。

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香港故事」。因著全球化，所有城市都可能成為世界中心，城市之間的競爭變得激烈，此過程中，城市如香港隨可向外傾銷貨品，但轉型之後，一個城市所售賣的，就是城市形象本身。 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曾於《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一書指出，在這樣的前提下規劃城市，目的只是為了促進經濟效益和發展。政府、財團、遊客的價值觀和期望，紛紛投射在城市形象之中。

也是這本書指出，香港的城市整容，由是變成「一種崇尚新奇、名稱響亮、美輪美奐、瑰麗堂皇、優哉遊哉的生活型態」，出現在海濱、公共空間、歷史建築、市政府各處──一個城市最值錢的地方。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由英國移交中國當日，金紫荊廣場開幕，中國國務院贈予香港特區政府一朵「永遠盛開的紫荊花」，貼金銅雕從此落座灣仔會議展覽中心新翼，香港的城市景觀也從此不再一樣。據Google景點評論，來港遊客部分認為在金紫荊廣場能觀賞海景，是稱一處打卡聖地。但翻開本地新聞，每年7月1日在廣場舉行升旗禮，總會有民間團體到場示威，表達對政治或民生的不滿。

香港的城市整容，由是變成「一種崇尚新奇、名稱響亮、美輪美奐、瑰麗堂皇、優哉遊哉的生活型態」，出現在海濱、公共空間、歷史建築、市政府各處──一個城市最值錢的地方。

眼冤地標

遊客觀瞻與本地民情的裂隙於這些年持續發展。香港熱門網路論壇「高登」，2013年初曾出現一篇帖文，「盤點香港十二眼冤地標」，回應熱烈。貼文中金紫荊雕像與一系列社區地標入選，網民批評地標工程浪費金錢，設計醜陋，只為吸引大陸遊客。

究竟一座城市的地標，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一座城市的形象？被代表的城市形象，又來自何種城市構成的嚮往？在社會充分討論、以致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民眾已發現「地標＝形象」的這種設計思維，由官方景點逐漸滲入到香港社區日常。

2003年， 也是因SARS期間香港慘淡，政府提出星光大道計劃希望推動旅遊業、振興經濟的那一年，也有一條「蟠龍匯瑞」的金龍雕像現身灣仔街頭，由時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揭幕，耗資300萬港元，後因擔心銅身氧化變黑，身貼數萬港元金箔。其構思一飛沖天，象徵龍馬精神，帶旺地區經濟。只是金龍因位於行人過路口，造型上未能飛舞，蜷曲於座上若冬眠巨蛇。

同年，因應大陸開放「自由行」，為吸引更多內地旅客購物，荃灣區議會、商會及民政事務總署，以荃灣區內街道「珠寶店林立」為名，興建「荃灣珠寶金飾坊」，獲政府列為本土經濟發展項目。四大珠寶商包括周生生、德生、六福及周大福珠寶金行贊助項目40萬港元，於眾安街樹立三支半寶石柱，柱上各有一個金元寶，落成之時亦曾被笑是拜祭使用的「元寶、蠟燭、香」。

2004年12月，深水埗也出現一處地標，該區區議會本土經濟及旅遊工作小組於地鐵站出口附近空地，豎立了一塊電腦主板，名為「香港數碼之源」，由民政事務總署及深水埗區議會共同設計，耗資約192萬港元。由於深水埗有多處電腦及電子產品商場，地標原意是推廣深水埗成為代表香港IT文化的社區，然因設計不周，底座凹陷水糟旋即成為垃圾池，加之位於繁忙路口，常被市民認為阻街。2021年5月，區議會通過撥款將正式拆除該地標。

這一股自金紫荊、星光大道推衍至社區的地標興建潮流，於2008年再擴大，時任特首曾蔭權為表尊重地區民意，下放權力，每年由政府撥款三億港元進行小型地區工程。2013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更將金額加碼至每區一億港元。

結果，小白象工程空群而出。

「一個城市本就具有複雜豐富的個性，但自上而下建立形象的過程，往往只會選擇單一面向，目的只是為了提升城市的市場價值。」 城市形象因此淪為樣板式口號或建築，並非建基於本土風貌，更遑論保育歷史文化，亦未能令市民的集體回憶和歸屬感有效參與整個過程。

身邊的小「白象」

2009年，金魚雕塑游入俗稱「金魚街」的旺角通菜街，這裡集聚金魚售賣商鋪，街口的巨型雕塑雙魚對望，凸眼珠極具塑膠感，網民在《盤點香港十二大眼冤地標》一文形容是「畫公仔畫出腸（畫小人連腸子都畫出來，指沒必要的具象）的悲劇」。

2010年，花費77萬港元的巨型燒鵝雕塑飛入深井，卻被眼利市民發現鵝髻遍尋不獲，加上頸不夠長，更似一隻鴨。負責工程的區議會表示，這是一頭守護深井及青龍頭的「天鵝」。塑造生物可能比較困難，鑄造玉石會否更容易？同年，香港玉石商會出資從緬甸購入重達四噸的大玉石，座落於佐敦的玉器街。然而隨年月洗禮，玉石鋪滿灰塵，引來網民質疑灰塵太多有礙觀瞻。

興建地標此一盛事，各區不甘後人，2014年，香港仔旅遊事務處為吸引遊客到訪，大灑3億港元，美化鴨脷洲海濱長廊，加建漁港特色建築。其中一座燈塔於2014年落成，花費40萬港元，純白外形甚為吸引。開幕時卻發覺塔內空心，只在牆身設有樓梯，遊人不可入內登塔觀望，曾有受訪市民怒批設計「有得睇、冇得上」，「嘥料又嘥錢。」

落成後常為市民詬病的香港各區地標建築潮，來到2021年仍未停歇，今年5月，觀塘海濱音樂噴泉開幕，造價5000萬港元，然噴水效果及造型均未如預期，水柱起伏單一，曾有受訪市民認為「家中的花灑（蓮蓬頭）比較勁（厲害），情願睇（看）自己家中的花灑。」

「一個城市本來就具有複雜豐富的個性，但是自上而下建立形象的過程，往往只會選擇單一的面向，目的只是為了提升城市的市場價值。」 陳慧燕解釋，城市形象因此淪為樣板式口號或建築，並非建基於本土風貌，更遑論保育歷史文化，亦未能令市民的集體回憶和歸屬感有效參與整個過程。香港藝評人何慶基也曾於2013年於《南華早報》撰文，點名批評灣仔金龍及深井燒鵝為城市景觀帶來視覺污染，呼籲政府停止製造大而無當的東西。

假如金龍沒有金

城市的形象由誰主導？政要人物？資本權貴？抑或專業人士？即使香港政府會就城市規劃議題舉行公眾諮詢，也不時出現冒名意見，兼之諮詢期短，諮詢人數不足，諮詢文件難以索閱，一直以來這些「公眾咨詢」都被區議員及民間團體批評為「假諮詢」。這樣的情況下，民間意見難以左右政策，結果，公共空間的設計和運用便多數只是反映政要與權貴的意欲和品味。

一直以來這些「公眾咨詢」都被區議員及民間團體批評為「假諮詢」。這樣的情況下，民間意見難以左右政策，結果，公共空間的設計和運用便多數只是反映政要與權貴的意欲和品味。「假如設計時以市民為本，公共空間就不會淪為一場權力遊戲。」

從公共藝術角度，設置公共雕塑作品，需要顧及空間與環境的營造。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副教授何兆基博士曾於《香港公共雕塑與城市景觀》一文指出，「製造雕塑的過程牽涉公共資源的分配，以展示藝術品的方式設置於公共空間，變成城市景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難免引人咎病。」到底城市需要更多呼吸的空間，還是需要所謂雕塑填滿空間？何兆基認為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課題。

一件放置於公共空間的雕塑，如何能夠成為大眾心目中的藝術品？美國芝加哥千禧公園的AT&T廣場的「雲門」(Cloud Gate）塑像可謂「成功」例子，它由英國藝術家Anish Kapoor創作，外形像一豆莢，外殼由168個不鏽鋼板組成，表層拋光至鏡面，反射蔚藍和雲朵，表面風景每一秒都在變幻，令遠在天邊的景色，突然在地上觸手可及。因著這些特色，雕像甫開幕即成為芝加哥熱門地標，不僅吸引遊客，也吸引當地市民及藝術愛好者，時代雜誌形容爲「遊客磁鐵」和「非凡的藝術品」。

「為什麼人們會重視美感？我們可以嘗試從哲學理解何謂美。」香港藝術家張韻雯說，她的作品曾於倫敦、芬蘭及威尼斯等地展出。一件事物的美感，與其功用無關。美感判斷既有主觀成分，亦有普遍成分——亦即共鳴。「在我看來，灣仔金龍不是一定不好。我比較在乎金龍能否在情感上牽引大眾，抑或只是一種權力展示。」金龍令張韻雯想起祖母，那一年她結婚，祖母送她一條巴掌般粗大的金腰帶。「祖母覺得送孫女一條金腰帶，是一件美事，是一種心意，正如金紫荊永遠盛開也是祝福香港的心意，只不過祖母的心意與我一直理解的美學，實在太不相符。」

張韻雯再舉一例，廚師為客人煮了一桌滿漢全席，但客人原來是素食者，就算美食當前也是錯配。「假如廚師真的想客人享受食物，應該做一個全素版。假如設計時以市民為本，公共空間就不會淪為一場權力遊戲。」她說。

例如，既以「金」為香港富貴意象，而根據《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此城有逾109萬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佔全港人口15.8%，創45年新高，也是先進國家及地區之中，貧富最懸殊的地方。「金龍能否像快樂王子的雕像一樣，將身上的金箔分給香港的貧窮人口？」張韻雯說。

「香港政府需要在意識和機制上，明白設計主導的重要，才能看得見美學。」 根據香港政府現時分工，無論工程大小，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統籌，也就是社區地標興建是由工程方面牽頭主導。而香港一向喜歡去比較的對象新加坡，社會角色設計中工務工程是為規劃服務，而非去主導規劃。外國政府規劃新發展區時，多數聘用建築師或城市設計師作為舵手。

城市規劃需要設計主導

「美學不只講外觀，還要講創意和動機。」建築師陳翠兒說，她是香港建築中心董事，也是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為什麼香港會出現這麼多被不少市民批評為醜陋得不堪入目的地標？「區議會的產物一向都是相當震憾。」她認為香港十八區各有特色和文化，本該可以啟發不同設計，「創意需要從內在形成，從原本的土壤生長，移植是絕不可行。」

按政府近年設計的海濱，經常出現各種雕塑，有真人，有卡通公仔（卡通人物），也有裝置藝術。「打卡位是令人開心，但是海濱是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間，在設計上應該要有所突破。」陳翠兒說，「香港政府需要在意識和機制上，明白設計主導的重要，才能看得見美學。」

在香港一向喜歡去比較的對象新加坡，社會角色設計中工務工程是為規劃服務，而非去主導規劃。香港城市設計學會主席陳祖聲也曾在訪問中表示，外國政府規劃新發展區時，多數聘用建築師或城市設計師作為舵手。

但根據香港政府現時分工，無論工程大小，皆由土木工程拓展署統籌，也就是社區地標興建是由工程方面牽頭主導。陳翠兒評論，「就連明日大嶼填海都一樣，一個只着重施工是否可行的安排，怎會講究城市規劃和設計？」

作為香港建築師學會副會長，陳翠兒一直致力於公共層面推廣設計主導的文化，機會終於去年出現。因全球暖化導致水位上升，位於大埔滘的潮汐站需要重建。天文台台長支持並首次聯同土木工程拓展署、建築署以及香港建築學會，舉辦建築設計比賽。

對土木工程拓展署而言，潮汐站只是一項小型工程，按慣例興建的話，短時間內已可完成，政府部門職員並不明白，為何要大費周章舉辦比賽──直到他們收到45份參賽設計。「他們驚覺，興建一個簡單的潮汐站，原來可以有這麼多種做法。」陳翠兒笑說。土木工程拓展署發放新聞稿，稱讚參賽作品質素高，令團隊留下深刻印象。

得獎作品名為「冰山一閣」，設計參考冰山形態。除了在外形上希望公眾關注氣候暖化，實際設計也預留了空間興建一層「閣樓」，天文台的儀器可以放在高處，就算水位上升也不怕水浸。設計考慮到永續發展，即使要面對風吹雨打，也能使用數十年。

香港建築師學會陳習甚多，陳翠兒也略有微言，但是她依然嘗試在自己的崗位，於公共層面推廣專業的比賽文化。潮汐站評審團由有份參與的政府部門與建築師學會組成，平衡設計創意與實際操作的意見份量。「比賽制度公平、公正、公開，評審團有公信力，參賽和得獎作品就總會達到一定水平。」

「問題是，官員有無反思房屋政策如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室內設計能否顧及不同人士的需要？市民住得舒適嗎？生活得健康嗎？政策着眼點似乎與『人』本身沒有直接關係。」

Architecture starts with an “A”

「建築師討論城市設計時，最重要的對象是人和環境，美醜反而是其次。特別是設計公共空間的時候，應該思考一個人在實際上如何運用空間？在精神上如何感受空間？」建築師陳翠兒說，「Architecture without Art is only a building.」她說。那麼，藝術於我們的時代而言又是什麼？張韻雯認為，2021年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兩位得主，Anne Lacaton與Jean-Philippe Vassal的得獎作品，正好解釋在當今世界議題及人類狀況中，「藝術就是人文關懷。」

法國政府原本打算拆除戰後興建的公營房屋，改建造價較高住宅。建築師Anne 與Jean-Philippe卻以「永不拆除、移除或更換，永遠以增建、改造及再用先行」為一直以來的建築哲學。得知重建計劃後，他們反建議改造法國波爾多大公園區（Grand Parc, Bordeaux）的公屋群，並提出，根據原有建築結構，拆除受風化侵蝕的外牆，同時向外增建逾四尺的露台，使用大量透光玻璃，令美景不會被石屎（水泥）牆擋住。增建及改造計劃，一來可以讓住戶保留原本生活，維持鄰里關係；二來能以較低成本確保建築物安全，改善住戶生活。相比拆除重建，改造只需1/3經費，工程在兩星期內完成。

而關鍵的不同在於，籌備計劃時，兩位建築師親自訪問各家住戶，將眾人願望融合於設計之中。「我認為這是相當高層次的藝術成就，整個項目尊重環境，既能保存歷史，又能改善人們現時的生活，迎來更美好的將來。」張韻雯說。

說起公屋，少不免會比較香港現況。今年10月初，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表網誌，題為《增量提速 全力推進公營房屋供應》。文中提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採用了各種技術提升效率，包括「組裝合成」建築法，試用機器人進行內外牆壁油漆，引入「建築信息模擬技術」（BIM）改善地基設計等，目標是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數量。

此舉雖然著眼於希望儘速解決公屋短缺問題，但這對「快、靚、正」的做法，在張韻雯眼中卻有重大缺失：「問題是，官員有無反思房屋政策如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室內設計能否顧及不同人士的需要？市民住得舒適嗎？生活得健康嗎？政策着眼點似乎與『人』本身沒有直接關係。」

丹麥的Superkilen公園則或許可以作為一個解答。這座公園位於哥本哈根市中心北部Nørrebro社區，區內居民來自60多個國家，種族與文化差異相當高。2012年，當地政府啟動形象改善工程，希望建造一個公園，連結社區。規劃設計的時候，團隊舉辦多個工作坊與居民對話。區內擺放了108件裝置，所有物件都是按居民提議後以一比一的比例複製，部分裝置甚至是由居民坐飛機返回故鄉，親手將代表自己文化的產物帶回這個公園。

每一件裝置，彷彿都在安慰大家，鄉愁有很多種，但是你不是孤單一人。在異鄉，流散的人們找到新家，也能尋回故鄉。

「怎樣的土㚂，怎樣的機制，才會尊重創意和藝術表達？南韓在軍事獨裁統治的年代，整個城市都非常沉悶。」

有一個年代 是特別沉悶

「怎樣的土㚂，怎樣的機制，才會尊重創意和藝術表達？」陳翠兒說，「南韓在軍事獨裁統治的年代，整個城市都非常沉悶。」她分享了兩個例子.

1980年5月18日，韓國爆發光州民主化運動，最後被軍隊血腥鎮壓。之後數年，受難者家屬團體依然堅持舉行追悼活動，直到1987年再次觸發大型示威。國際奧委會當年表示，假如韓國形勢未有緩和，奧委會很有可能取消漢城的奧運主辦權，軍政府在國內外壓力底下妥協，韓國開始民主化進程。

當時的南韓出版業陷入困境，悅話堂出版社總經理李起雄牽頭，與一群業內人士籌備興建一個出版產業園區。考察過三十多處地方，最後選址距離首爾40分鐘車程的京畿道坡州市，建立「坡州出版城」」（Paju Bookcity）。

坡州市位於南北韓陸上軍事交界處，本是一片不毛之地。李起雄與業內人士集資86億韓元，以建構「國家文化產業基地」為願景，遊說政府加入。民間努力五年，政府終於1994年批出土地，撥款85億韓元，以及為進駐園區的公司提供稅務優惠。進駐公司可以買地建造辦公室，園區內目前已有300多間公司，由激盪創意、編輯校對、排版設計，以至印刷訂裝，全部可以一氣呵成，為業界節省成本和時間。

在坡州出版城附近，還有一個Heyri藝術村，由出版商人Kim Eun Ho於2001年建立，如今已是全球十大創意藝術園區之一。園區只容許藝術文化人買地起屋，現有超過500位藝術家進駐，包括音樂家、攝影師、藝術家、電影製作人等等。創始團隊與進駐的藝術文化人組成委員會，制定和審議園區發展計劃。

「我第一次參觀時覺得非常震憾，園內隨便一幢建築物參賽都應該會得獎。」陳翠兒說。園區就像現代建築的露天博物館，每一棟建築都別樹一幟。園區內的建築物需要配合自然環境興建，樓高最多三層，除了起居住所，其中一層必須是公共空間，可以是工作坊、展覽空間或餐廳，讓公眾可以參與。每年舉辦的展覽和演出，吸引超過150萬旅客人次到訪。「一個地方或者一個城市，能夠展現和欣賞多元才有美感。」陳翠兒說。

「如果圍欄可以被興建，日後亦可以被拆下。」

尾聲：公民？政府？設計師？是誰定義了「門常開」

法國理論家及社會學家Henri Lefebvre於1991年提出「社會空間」的概念，指出空間具有三層意義，分別是管治者規劃的空間，最終看得見的空間，以及人們透過日常生活所呈現的空間。「如何運用和呈現空間，最終會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的行為，影響原本的規劃。」陳慧燕說。

香港政府總部的設計口號是「門常開、地常綠、天復藍、民永繫」，2011年啟用後，政總前地及周邊的公共空間，成為各種公開活動及公眾集會的場地。2012年，學民思潮發起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於政府總部及周圍舉行集會，最高峰曾有12萬人參與，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從此被稱為「公民廣場」。

2014年7月，政府圍封公民廣場，限制市民只准於周日及假期舉行公眾活動，而且必須在事前獲得行政署批准。此舉導致黃之鋒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後來觸發雨傘運動。2019年爆發反修例運動之後，政府總部一帶屢次成為示威地點，發生大量衝突。警方至今仍在政總外圍架設水馬陣，政府也在公民廣場旁邊的花圃加裝一人高度的圍欄，以及在橫跨夏慤道的行人橋加設鐵絲網。

這項政總「門常開」的設計曾於2014獲建築國際獎 ，政府興建圍欄包圍公民廣場之後，建築師嚴迅奇曾在《華爾街日報》專訪中表示失望，他認為公園是一個公共空間，本可讓人示威，也可讓人慶祝。設計理念是希望政總內的人員，可以看見公園內發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圍欄可以被興建，日後亦可以被拆下。」嚴迅奇曾如此期望。

公共空間本來就是由人和建築物組成，無論是旅遊景點、社區地標、公營房屋抑或是政府總部，從文化研究、藝術還是建築角度出發，無不指向同一結論──美感判斷源自人，重視人的設計才有可能展現美感。一個城市的美學崩壞，緣於人，也毀了人。

在眼下的香港，當一般市民參與公共空間決策與設計的通路愈加受到阻礙，如何堅持眾人參與之美？請期待本文下篇，探討香港民間如何於這亂世內，令堅持美麗也成為一種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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